谈如何学习及认识西方学术流派 ——与青年学人问答之一

洪谦先生留赠给他唯一承认的学生的照片

照片后洪谦先生给还学文的题字

有年轻学人来信问我：
先生，早安。小舸有一事不解，德国的历史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有何异同，两者有什么关系，两者是同属于一个传统中的吗。还有那个法国的年鉴学派，这三个学派在思想与研究方法上，是同一类同一倾向的吗？

维也纳学派和他们之间有何区别呢？

我认为，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回答牵扯到普遍性的基本治学问题，以及对于西来的各类思想如何认识及学习问题，因此，希望通过这个问答让所有年轻学人注意这些问题。

德国的历史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关系。前者是十九世纪具有近代德国思想传统特点的历史学派，后者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后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特点的社会学思想学派。当然二者的特点可说都具有黑格尔的思想传统。由于我在治学上首先强调方法和认识论问题：让人知道你能够说什么，不能够说什么，你用的是什么方法，所以我不接受这样的学派，尤其是他们把他们的观点专断教义化后。为此，我接受波普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人，如阿多诺、哈贝马斯的批评性的评价：他们的很多观点和行文说的是昏话、黑话。

至于法国历史年鉴派，其实和年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个杂志名。他们那种综合治史的方法，我也不看好。他们把心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综合到一起治史，如果不说出为何如此，此间具有确实的可以证实、证明的联系，那就很有些东拉西扯了。治史，或者说做学问如果是求知，求清楚，那就要面对史实，挖掘史实，解析这史实有几分可以相信；并且要了解、认识自己使用的概念的性质、来源及构造。治史、治学，不仅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而且要让人知道自己的走过的脚印究竟有多深多浅。

为此，治史、治学最忌讳的一是以论带史，即意识形态化，另一是文青式文学性的捕风捉影、云山雾罩。文学是要抒发自我，为此你的自我无论是什么，包括昏话、胡话当然都有抒发的理由，但是如果你把昏话、胡话当作治史、治学，甚至当作真理，那就不仅是情何以堪，甚至是损害了人类的求知，让人厌恶憎恨。

治史、治学的这两个忌讳，我由于是在共产党的真理部教育下长大，在封闭中成长，所以这两个恶习在年轻时都有，克服它，去除它我几乎花费了半生的努力。而这两个忌讳几乎可说是我这一代人的特质。

谈民进党的党国一体化倾向——蔡英文把台湾政局带进深渊

網上有人議論說，蔡英文不懂權術，撕裂臺灣，把國民黨推向大陸，害了臺灣。但是在我看來，如果針對目前的臺灣局勢，蔡英文，或者說如今民進黨的問題不是“權術”太多，而是極為嚴重的“黨國化”傾向。這個“黨國化”傾向其實就是共產黨所具有的、並且徹底地實施了的傾向。而今天的蔡英文及其民進黨，則不過是在臺灣的民主社會，民主機制中強力推進而已。但是人們不應該忘記，希特勒正是利用民主上臺，然後逐漸徹底黨國化，並且最後走向極權的。而共產黨的不同不過在於利用暴力上臺，在暴力後立即徹底地進行黨國化而已。

“黨派化”走向“黨國化”，我認為，這是當代“民主制國家”的最大的陷阱！趙少康在他的節目中問，為什麼今天的民進黨如此眾口一詞、黨同伐異，而當年國民黨甚至在老蔣年代都沒有能夠如此？其原因及區別正在於此。

我在臺灣的談話節目中看到，除了郭正亮等少數的民進黨人，是較為含蓄地支援民進黨的錯誤及其帶有極端惡質傾向的黨同伐異的政策外，其他人都幾乎可說是一種口氣，一個模式地支援，直可說是黨派打手。這尤其是民進黨中的那些外省子弟。因為相比較，民進黨中的老一代領導人，如呂秀蓮，就顯得對價值和民主有非常多的尊重，讓人一眼看到價值高於黨派。堅持了基本的價值，現行的法制高於政治，這樣的人的“台獨”是具有深厚的民主訴求，敞開心胸的、具有文化和族群包容的“台獨”，這樣的台獨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大陸人都能夠接受。

回過頭來說，民進黨為什麼會走向封閉的被黨派毒化的道路，因為民進黨的中生代，及八十年代末期後成長起來的這一代，幾乎是依靠意識形態化，族群政治化道路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真的是和大陸紅衛兵一代，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德國青年一代類似。因為是靠著世俗化的宗教情緒走向權力的，所以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別的。這在那些外省第二代的身上尤其明顯。我曾經在大陸經歷過強調階級，階級路線，老子反動兒混蛋，講究出身的時代。那時很有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公開擁護這個口號，承認自己是狗崽子，甚至親手打死自己的父母。我驚奇地發現，民進黨人中的外省第二代，或者說，這隔海、隔著時代的兩類人，竟然在長相、神氣上都極為類似。為此，它甚至讓我再次感到，四十歲前的相貌是父母給的，四十歲後的相貌真的是修來的。

再谈党文化毒雾中的八九六四问题

——重发“六四及当代中国知识界的盲点”一文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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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发表于一三年六四前的文字，主体实际上是写于一二年的一封信。这封与友人讨论六四的信件本来只是想作为一个备忘录留给后人，而并没有期望说服我的同代人能够接受这些看法，因为我的经历让我早就明白，对于在共产党的封闭环境中被真理部造就的这两代人，如果不曾对真理部灌输给他们的思想及方法产生反感、怀疑及反省，无论你怎么跟他们说、写什么，都是对牛弹琴。

使用这个成语我必须要说的是，尽管我受尽真理部，创建者们及其子弟肆无忌惮的压制及打击，但是在文章中使用“对牛弹琴”这类侮辱性的语言还是第一次。为此我在心里问自己“是否妥当”。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的话给了我底气：“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令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纳粹。”（雷蒙•阿隆-1982，回忆录）

在我看来，真理部的子弟，那些在文革后一方面继续反传统，以真理部的那类“论”来代史，另一方面却对共产党充满感情、对其改革的充满甜蜜幻想的所谓知识人；那些一心想爬上共产党的船的人；那些至今还沉浸在在当年作为真理部的子弟所享受到的待遇，还在充满美好地回忆在共产党真理部的卵翼下意气风发地“改革”图强的八十年的人；真的是不如“牛”！所以我写下了这篇备忘录。

这篇备忘的文字之所以在一三年发出，则是因为那两年接二连三的接到一些同辈和前辈人去世的消息，它刺激了我。谁也不知道苍天给你写下的寿数，我自己的思想经历让我感到，即使提前发表我会在我这一代人引起更强烈的痛恨、让我更为孤独，但是为了让下一代人能够不必在黑暗中摸索，再走无谓的弯路，还是应该早日发表。我希望，我的追求和努力能为下一代人的思索道路提前铺上一块石，让他们可以直接看到真理部雾霾中的问题，从我的身上走过，所以二〇一三年六四我发表了这个备忘录。现在不觉又过了五年，北京制造的物质和精神的雾霾，不仅没有退去的迹象，而且变化形式依然在中国及世界上蔓延。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发表这篇文字，希望下一代人由这个问题进入对于八九六四，对中国当代历史灾难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