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诱惑下的知识分子—再忆马汉茂教授（2009旧作）

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气质紧密相连的问题，所以，大约从七三年开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成为我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九九零年，我到鲁尔大学马汉茂教授那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时候，它是貫穿我一生的主要研究题目之一。为此，我经常和马汉茂教授谈论知识分子问题。

我当然是把马汉茂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来看待的。这一点特别对我这个刚刚从中国出来不久的人来说，是不会怀疑的。然而，没想到有一天在我和他谈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半开玩笑地说出一句话，知识分子问题的确很复杂！我算不算？教授是否算是知识分子，还是有争议的！

马汉茂教授的这句话，以及其后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所遇到的一些描述困难，促使我几年以后试图重新定义（用Intellectuls），来考证区别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在，在纪念马汉茂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时候仔细想来，作为有着固定的历史及思想含义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无论教授这个职业是否算是知识分子，马汉茂却是一个具有典型知识分子特点的人。

一八九二年出现的这个“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概念，它指的是那些为追求观念，以思想为生活的人，那些不断审视他所在的社会，及其现存价值的人。它明显地区别于那些以知识和技能作为工具或商品谋生的（Intelligent）各类人员。

马汉茂的职业虽然是教授，但是他让我感到，他其实和我一样，是一个耽于知识和精神问题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够拘泥于技术细节，沉溺于重复性工作的人。

在纪念会上，他的两个妹妹说，马汉茂少年时代，喜爱弹钢琴，还会吹管乐，喜爱动手做一些乐器之类的东西。这就让我更加感到，他充满艺术气质，生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特殊气质，使得他生来就被夹在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而这个思想和现实，在我，在马汉茂，都更加尖锐地显现在精神气质与政治的冲突中。在我，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中，在马汉茂，则是因为他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工作，以及他自己的个人生活让他同样摆脱不掉政治的束缚，政治的困扰，甚至迫害。

我还活着，还在“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中挣扎。这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有义务、责任，有能力继续做一些努力。而他，大约是因为生活在更自由的西方，因而选择了另外一条摆脱这无谓的、困扰的途径。

……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原来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忆在鲁尔大学与马汉茂教授交往的日子（2009）

（永远的怀念——忆马汉茂教授之一）

我认识并且和马汉茂教授交往十年，如今他去世离我们而去又是十年。

十年交往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些什么，十年分离又让我们感到失去了什么？这组成了我二十年，甚至可以说终生对他的怀念。

我和马汉茂教授交往的那十年，是非常特殊的十年。他从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是人生中最成熟的十年，生命的顶峰。而对我，四十岁到五十岁，这十年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作为一个从封闭社会，从极权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这十年是特殊的，无论从生命还是精神和知识的意义来说，它都是进入一个人最有创造力时期的十年。

本来这个“时期”对一般社会的人来说，是已经进入完全成熟的时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却由于生长在一个黑暗的时期，一个病态社会，各方面的彻底转变，知识框架的建筑却还在进行。然而这却正是第三世界，尤其是来自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共性。谁没有感觉到这点，这方面的变化，就只能够证明他缺乏基本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还停留在共产党教条的文化世界。

我是从一九六九年冬天开始，从感情上、思想上全面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开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等哲学问题，思想问题的研究探索的。

第一个十年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认识论、思想方法的探索，以及相应的各方面知识，数理、文史、外语的学习准备时期。

第二个十年是知识框架、以及认识论、哲学基础的完成时期。

认识马汉茂教授，到他那里工作的时候，正好是我第三个十年的开始。这十年是我基础工作完毕，真正全面进入研究和创作时期。在我和马汉茂教授的十年交往中，他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影响。可以说我在他那里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他潜在的影响。正为此，马汉茂去世的时候我感到极度的悲痛，在今天纪念马汉茂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更感到这十年和马汉茂教授的交往，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意义。

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字语言”的变化。

到马汉茂教授那里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彻底转化，其中包括对近代哲学问题的把握，数学和理论物理、外语基础的奠立，我的思想已经基本上走在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思想路上。但是我必要说的是，正是在马汉茂教授那里，我走完这个过程的最后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