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是把马汉茂 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来看待的。这一点特别对我这个刚刚从中国出来不久的人来说，是不会怀疑的。然而，没想到有一天在我和他谈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半开玩笑地说出一句话，知识分子问题的确很复杂！我算不算？教授是否算是知识分子，还是有争议的！
一八九二年出现的这个“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概念，它指的是那些为追求观念，以思想为生活的人，那些不断审视他所在的社会，及其现存价值的人。它明显地区别于那些以知识和技能作为工具或商品谋生的（Intelligent）各类人员。
马汉茂的职业虽然是教授，但是他让我感到，他其实和我一样，是一个耽于知识和精神问题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够拘泥于技术细节，沉溺于重复性工作的人。
在纪念会上，他的两个妹妹说，马汉茂少年时代，喜爱弹钢琴，还会吹管乐，喜爱动手做一些乐器之类的东西。这就让我更加感到，他充满艺术气质，生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特殊气质，使得他生来就被夹在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而这个思想和现实，在我，在马汉茂，都更加尖锐地显现在精神气质与政治的冲突中。在我，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中，在马汉茂，则是因为他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工作，以及他自己的个人生活让他同样摆脱不掉政治的束缚，政治的困扰，甚至迫害。
我还活着，还在“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中挣扎。这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有义务、责任，有能力继续做一些努力。而他，大约是因为生活在更自由的西方，因而选择了另外一条摆脱这无谓的、困扰的途径。
……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原来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九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他刚刚作为德国外长根舍的顾问访问过中国，我见到他，不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仲维光，很丢人，是吧？”“一个教授居然和政治人物纠缠到了一起！”这令我十分诧异。我诧异的不是他陪同根舍访问，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和我一样，有这种好奇心和干预心，我诧异的是他居然能够如此冷静地拉开距离看待这件事情。
同样在他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获知，王容芬的丈夫就是由于根舍在那次访问中，向中国外交部明确提出他来德国的事情，才得以来到王容芬的身边。我当然相信，这件事情如果马汉茂 教授没有陪同根舍访问中国，大约不会如此顺利。但是他在见到我的时候，却没有沾沾自喜地说这个结果，而只是自嘲。
他真的是接触政治，甚或可以说喜爱政治，但是他也知道，或者说天性里就深深地感觉到，“政治、政治人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九八年深秋，我陪旅德中华学术联谊会邀请来访的台湾翁松燃 教授去他家做客。在聊天中，他对于捷克哈威尔总统对德国政治人物，及德国社会文化的吹捧非常不以为然。联系到德国的排外现象，他说，如果再来一个经济危机，德国再次选举出一个希特勒类的人物上台也是非常可能的。他的敏感、清醒、超然让我吃惊！
马汉茂对他所研究、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公开批评很少，然而，就是这个对政治的感觉和认识，肯定会使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些被政治污染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九零年，由于八九年东欧的胜利，使得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公开化。他少有地公开批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他以在国内“极负盛名”的严家其的《首脑论》为例说，这本书前几页居然选有大量和各国首脑等政治人物的合影，这在西方是令人奇怪的。因为这对于一位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来说其实是一种嘲讽。看一本书的水平如何，只要看它的注解、索引就可以知道。然而，这本《首脑论》的注解、索引却大多数是不能在学术著述中引述的。
我当然知道，他的这种批评实际上基于他的专业，以及他对中国的热爱。八十年代，欧洲人非常关心中国的变化和发展，马汉茂也非常愿意让德国人看到中国，并且能够从他的研究和介绍中有所得，有所借鉴。对于中国国内产生轰动效应的很多文学作品，他都想立即翻译成德文，如高行健的作品就是他最早介绍到德国来的。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些小说，写出五十页，居然还什么都没有发生，都是东拉西扯的说教，这怎么可能，人性哪里去了？“小说”哪里去了？
我听了，只有苦笑，我知道，一方面的确那个社会的“人”、“性”都被扭曲了、消失了；另外一方面作家自己也都是被扭曲的、变态的，他们已经习惯于意识形态化的空话了。
他曾经多次试图翻译被誉为中国良心的巴金的《随想录》，为此，他也多次对我谈到他的不解。他说，我看了很多遍，结果依然发现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几乎很少有价值的内容与反省！
他担心他的理解有误，所以多次问我，是不是如此？我当然理解他的困惑，因为到八十年代初期为止，在世界其它地区对共产党及其社会的罪恶，知识分子的反省作品已经汗牛充栋。单只是苏联，帕斯捷尔纳克的苦恼，肖斯塔科维奇的痛苦，索尔仁尼琴的开掘，布罗斯基的感触，甚至如爱伦堡、叶甫图申科、艾特玛托夫这类作家都为人们展示了一些不同层面的现象、问题与反省。然而刚刚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残酷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在生死线上挣扎过的巴金，却仍然没有真正的、稍微纯粹一些的“人性”的觉醒，而这样的东西居然在中国轰动，这的确匪夷所思，是那个社会以外的人的所无法想象的。
由于方励之事件的社会政治影响，马汉茂曾经以最快速度在德国出版了德文版的《方励之文集》。但是也是在翻译出版的同时，他同样多次对我说，对德国人来说，方励之没有说出任何新意，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看法。中国的知识界的这种情况，如何向德国人解释呢？我知道，马汉茂看到的现象，提的问题没有错，但是同时我也知道，这正是中国社会与知识界更应该反省的地方。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会如此？
这一切当然不仅反映在巴金等人身上，也反映在我们每一个那个社会的批评者，也就是所谓异议人士身上。甚至可以说很多“形式”在异议人士身上或许比在正统社会的精英们还要严重。因为这类异议人士还没有“权力”，还没有“成就”。
最近十年，打着诗人、作家的招牌的人甚至推广了比“合影”更为流俗的做法。腐败，嚣张地在知识界蔓延。一张照片，一个报纸报道，就会被“知识分子”们利用电子网路的便利，群发给所有人，并且无耻地加上“欢迎张贴、传播、宣传”。
但是我仍然不认为这是最严重的，这不过是一些还没有上场资格的雏儿。我认为可以说严重的是，到二零零六年，我在国内的一位老师居然还写出《怀念知识分子的知心者胡耀邦》，如此命题，近乎荒谬内容的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且不说这个“知心者”指的是一位已成历史定论的极权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即便指的是民主社会的一位政治领导人，也是极其令人尴尬、厌恶的一种称谓。这篇文章收在苏绍智、陈一谘、高文谦主编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明镜出版社）一书中。这一年距离严家其 先生的《首脑论》一书的出版已经二十多年了。作为政客、幕僚陈一谘、高文谦编出这样的文集无可厚非，但是作为自认为知识分子，一个曾经在共产党社会之前受教育，又经历了共产党黑暗，并且所谓有所反省，最近三十年又经历了开放的知识分子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在是让人欲哭无泪。
这是正常社会的知识分子所绝对不可能写出来的文字。这是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并且血液中流动着共产党的文化精神的产物。只有在极权社会，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才会无论什么都从政治上考虑，甚至把知识分子养成了以政治为阶梯，以政治为荣，以政治人物为虎皮的精神状态。
政治已经不仅困扰，而且扭曲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以及肢体！这就是毛泽东的所谓共产党的政治已经把这类知识分子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相信，他们自己或许可能真的已经失去了感觉到这些的能力。因为对此我自己有深刻的体会。例如当马汉茂 先生批评严家其 先生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反省过自己。虽然我从七零年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就绝对不会、也的确从来没有再写过一行如“知心者胡耀邦”中那样的文字，但是我对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认识，对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关系的认识却还没有扩展到西方社会、一般社会，还没有那么清晰。
认识到这一点，事后看可能会感到是容易的，因为你只要稍微翻看一下六十年前中文书，翻看一下时下世界各国学者的著作就可以看到。然而认识到这一点，我的经历告诉我又是不容易的的，因为我花了三十年才看到，而有些人至今还是看不到！
在这里我必须加一句，也正为此，这些年我的写作都是力求说得牙白口清，并且具名具姓，一是为表示我负责；二是我知道不如此，人们就不会看到这个问题；三是问题严重到使我感到最有效地使社会，使知识界感到这个问题，才是最负责的办法。君不见，二十年过去，至今“商女”，隔江犹唱“后庭花”！所以实不得而为之，只能向那些师长，同仁告罪。
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对于左派知识分子来说，一百年来已经成为历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我和马汉茂 教授交往的十年中，他给了我很多启示，很多经验、教训。无论“知识分子”是否包括 教授，马汉茂从本性上说都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
他，不安分而敏感、带有很强艺术家的气质；
他，渴望从事知识和精神的探索，却又无法离开现实；
他，介入政治，但无法忍受政治带来的混乱，政治人物的单调与弱智，实用和极端。
正为此，他接触每一种政府，却不会成为每一种政府的附庸；他好奇地介入每一种政治，却不能投入每一种政治；他清楚政治，也清楚自己被干扰的学术。
在这种困扰下，马汉茂为我们，或者说为我留下了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两难问题，一个汉姆莱特式的问题——知识分子与政治，介入还是不介入？介入，又究竟应该到哪里为界？
尽管和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马汉茂相比，这个问题对于第三世界，极权主义专制下的知识分子更为尖锐，更令人困惑，但是它的存在却是普遍的，永恒的。
“政治”困扰着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介入政治是困扰、痛苦，离开却又不可能。因为你无法绝对地离开，绝对的离开是另一种痛苦的煎熬，一种对于道德和知识的真正的生命力、人活着的责任的远离。这一切，马汉茂的用他自己的追求、痛苦，以他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想让人格不分裂，只有清楚地遵守两条规范，道德的和学术的，忍受现实的痛苦，贫困和寂寞！
其实历史在这方面，就在我们身边留下了很多的具体的例子。马汉茂当然是一个，但是中国的黄万里、陈寅恪，乃至洪谦都是在政治的困扰下，不失底线的典范。
我曾经读过黄万里 先生九十年代就三峡问题给中共领导人的信，以及其它的文稿，因为右派问题经历过地狱般的生活的黄万里 先生，对领导人居然没有任何虚套的，社会流行的话语。有事谈事，清楚简练，其语言之干净，精神之超脱，居然看不到五十年共产党统治改造的任何痕迹，这让我肃然起敬，高山仰止。
我曾经和性格经历与黄万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位知识分子，著名分析哲学家洪谦接触过。他是一个性格极为内向的人，没有明显的、明确的反抗，但是也没有任何“屁”话、“党”话。他的确曾经在五六年写过一篇带有屁话的对于哲学家马赫的介绍文章，但是他为此后悔终生，多次公开表示不会再做第二次。由于有了这个教训，后来他再也没有写过这类昧心的批判文章。
黄万里、陈寅恪、洪谦，让我深切地感到：高山所以风雨无损，流水所以尘腐不染，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实的学术训练和道德根基。他们坚守了这两条底线。
坚守这样两条底线当然绝非易事，黄万里付出的代价是生活的坎坷艰难，而洪谦付出的则是由于精神和内心饱受蹂躏和折磨的痛苦。
这个普遍的问题，永恒的问题，生活在民主社会的马汉茂的当然也不可能彻底绕开这生命中，生存中的矛盾，汉姆莱特式的问题。
马汉茂是在德国最先为中国政府翻译《毛泽东选集》，最先出版《邓小平文集》的漢學教授，在中国政府的眼里，最早他是被拉拢对象，可用之人。可最终马汉茂还是远离政治，远离政府。这就和当今的黑伯勒（Heberer，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教授）、顾宾（Kubin，波恩大学汉学教授），和其他不少汉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不但因为谴责六四，那千年暴行，而且因为对专制文化、政治的分析、批评，被中国政府牢牢地封锁在中国之外。就在马汉茂被封锁，被打击的时候，一些汉学家用对专制政府的绥靖与合作换取中国大学的名誉教授与支持，用取悦和直接、间接的歌颂换取中国使馆的宴请和交流。
专制不仅用直接的打击，而且用乡愿的沼泽淹没，摧毁这敏感的，风中孤独摇晃的芦苇。
不错，十年前的六月八日 ，政治摧毁了生命，吹灭了风中闪亮的蜡烛。然而，政治的困扰、迫害却让我们看到，马汉茂，最终是作为一个极权专制政权的仇敌逝世的。而这，就注定了他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景仰！注定了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就是黑伯勒们自己也明白，任何为专制政府涂脂抹粉，得到专制政府好处的人，是绝对不会有好名声的。他的后代和亲友都将永远会分享他的恶名。
专制不仅用直接的打击，而且用乡愿的沼泽淹没，摧毁这敏感的，风中孤独摇晃的芦苇。
不错，十年前的
马汉茂在十年前的六月八日 去了，是在无奈与痛苦中去的，是在怀疑与反省中去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去的！
他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无尽的怀念！
政治迫害着我们，困扰着我们：
我们是在和风车斗，还是在和现实斗，抑或是在现实中挣扎……
一个百年来的问题，一个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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