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川粉——五四導致的蛻化變異

21世紀最荒誕的圖畫

起自五百年前的文藝復興，導致思想解放、啟蒙運動，導致政教分離的政治社會變化。它當然也會同時導致對它的反動。

五百年來，各種返回中世紀的努力一天也沒有中止過，尤其是在歐洲及其後人所在之處。發生在二百年前的羅馬化運動，Romantik，即是作為對於啟蒙運動、政教分離帶來的社會變化的反動的產物。

最近二百年來這一返回中世紀的羅馬化的反動，在文化思想上和政治上從沒中止過，且越演越烈。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就是這一羅馬化運動的一種極端化的政治及社會結果。

作為近代化結果而產生的美國，當然不會對此免疫。今天在美國川普掀起的這個浪潮，這種白人至上、基督教至上，宗教及族群問題重新返回社會及政治的傾向，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對於五百年前發生於歐洲的近代化潮流的反動。

正因此，對中世紀的反思，從蒙昧的幼年狀態、昏睡中醒過來的過程，一直在歐洲人及人類中繼續。人們清醒地看到，啟蒙和反啟蒙的對抗依然在繼續，並且對人類來說依然有著根本性的意義——不進則退。

在這個意義上，黃川粉們最愚蠢、全面地顯現了反啟蒙運動中的一切特點，甚至荒誕到不惜辱罵自己及自己的祖宗。

它包括幾乎可說是可笑地推崇休謨、康德們一直努力擺脫的神學教條思想方法，吹捧已經被徹底拋棄的政教合一，鼓吹已經回到個人的宗教信仰再次社會化、政治化，以及狂熱地擁護反多元存在的一黨、一群、一種思想、一種文化的獨大。

為此，黃川粉典型地顯現了作為“羅馬化運動”——Romantik，而不是啟蒙運動——enlighten的“結果”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來在中國文化及社會中帶來的物種退化！
——北京人話，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

2020.6.27

新文預告：“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

繼去年關於五四百年紀念的討論，本週我已經完成“五四文化傳承中的“散裝標籤”及“余英時先生悖謬”問題——對話余英時先生”一文，全文近一萬五千字。正在考慮如何發表，敬請對思想問題有興趣網友關注，有好的建議的朋友亦請和我聯繫。內容概述如下：

本文以對話余英時先生為題，即以探討余英時先生的方法、知識、知識框架及思想為線索，對五四以來文化傾向及文化傳承進行了質疑。

作者認為，繼承所謂五四傳承的學者治的是西學，因此他們首先必須對自己的理論及概念在西學中的研究狀態有充分的了解，可惜不是如此，他們只是把概念當作標籤來使用。

其次涉及內容，即知識和理論，余英時先生推崇的庫恩理論告訴我們文化不可比，不可通約。因此這使得這些五四傳承者陷入悖謬境地——如果形而上學前提改變了，那進行的就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如果談論文化發展，那麼可以說五四繼承者和中國文化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西學的一支，並且是很糟糕的一支。

文章認為，洪謙先生對於馮友蘭新理學的批評性分析可謂西學之中國問題的典範；而陳寅恪、錢穆和鄧之誠先生對中學的認識及治學可謂中學的典範。

全文目錄如下：

一．五四百年紀念及對話問題的提出

二．方法問題對話——“散裝標籤”與“桶裝標籤”

三．知識問題辨析及庫恩理論帶來的陷阱

3-1.知識問題辨析——知識框架與知識厚度

3-2.知識問題辨析——沒有一個統一連續平面的西方，只有不同範疇及規範的知識系統

3-3.知識及知識論外延的問題

四．余英時先生與中學——知識與文化問題以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4-1.“余英時先生悖謬”

4-2.規範問題的對話及余英時先生悖謬

五．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文化問題的關係
（2020.6.19 德國·埃森）

孟煌和他的畫作《板橋水庫》

當代中文不僅有知識精英一說，而且還有百年來西來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一說。但是在我思想日趨成熟後發現——這都是需要質疑的。

就五四後的中國的事實是，某類知識分子是在社會存在中品質、操行乃至作品都是最壞的一批人；就最近三十年的事實是，大部分大陸的詩人、藝術家及所謂知識精英，繼承了這部分知識人的傳統，不僅沒有操守而且教養及作品也如江河日下，極為粗製濫造，經不住思索探究。他們在知識和社會中的存在和為生，一是靠依附壟斷了權力的權勢，以及社會的封閉性、不流動性；二是靠矇騙隔了一層文化、不了解、不懂得中文世界情況的西人的拉扯，出口轉內銷的反向影響。

但是孟煌及其畫作，卻不屬於這個群體、這一範疇。他認真地以自己的感覺、自己認同的良知，用自己的畫筆及顏料呈現這個世界，呈現他的經歷及感覺和思維。他的畫，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越來越呈現出他不同於同代人的重量及高度。

這幅他為了紀念1975年造成三十万人受难的油畫作品作品《板橋水庫》，将近18米长，3.5米高。在我看來，無論其構思，還是用色、線條，還是作品所呈現的氣氛和厚度，都決定了它一定是一幅在當代佔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一定會成為一幅談當代藝術無法繞過的作品。

今年八月是河南板橋水庫災難四十五週年，板橋水庫造成幾十萬人死亡，上百萬人無家可歸。可這樣一個發生在四十五年前的災難，竟然被共產黨政府在當時封鎖得嚴嚴實實，甚至至今人們得到依然是官方所指定的、允許出現的數字。

我不相信人的命就那麼不是命。那幾十萬冤死在水下的鬼魂，他們沒有家人親友的吊祭；我擔心這樣的事情在大陸各地、尤其是在三峽等地，在我親友居住的地方隨時會再次發生。藝術家之所以付出那麼大的心血繪製如此巨幅的油畫，也是為了痛悼歷史、警示世人。為此，在夏日來臨、水旱疾疫再次嚴重地威脅人世的時候，我把這幅十八米長的作品分四段掃描複製出來，並且貼在網上，布奠星空。

儘管掃描的照片無法詮釋出作者貫注于作品的感情和氣韻，但是我相信，單憑直感，人們就可以想象到畫家為了這幅作品所付出的精神和體力、物力。為此，我希望有朝一日，這幅畫能夠在世界各地展覽，讓人們能直接從中參透人生、人世！

2020.6.16

茲事體大——近期涉及王康文化思想問題評述薈萃

按：我在谷歌搜索中無意中看到，徐水良先生費心把我的幾個貼收集在一起，發在了《獨立評論》上，首先要感謝水良先生，其次因為上那個網站的人不多，既然集了起來，為了供更多的人方便地參考，我把它轉到我的博客。

為了讓閱讀者有進一步思索空間，在此特別告訴讀者，我涉及到這個問題的除了這幾則短評外，還有兩篇文字也是針對於此有感而發：一篇是“沒有文化傳統的人，是極為可憐的人！”，它發表於五月十六號，另一篇是“弗格林研究中的俄羅斯文化歷史問題——談來自俄羅斯問題的廣義及狹義啟示”，它發表於六月一號。現在為大家方便，也作為附錄附在後邊。

我和五月二十八號辭世的王康先生並不認識，我的這些帖討論的是我這一代人的文化思想問題，歷史問題；我有感和悲哀的是我這一代人，甚至尤其是我自己，所以我用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總是在問我自己：我誠惶誠恐地，努力地活了幾近一生，究竟活了些什麼？是否“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引自陳寅恪先生語），甚至欺世盜名。

我這一代人在精神思想和知識上的教訓究竟是什麼？讓我內心感到撕裂的是，由於我這一代人的問題，不良，這些年惡濁更是瀰漫，所有我那一代人的問題及傾向不僅平移到下一代人中，甚至還在擴大。為此深感——茲事體大！

茲事體大！因為這些問題竟然不僅牽扯到對於“國士”、“民族脊梁”、“時代的靈魂”等的具體內容的理解，而且已經涉及到後人對這些提法的定義性的理解問題了。“國士”、“民族脊梁”、“中國的良心”、“時代的靈魂”、“布衣學者”、“民間思想家”……這祖宗傳下來的語言指謂變味了、變質了、變性了！這中文還能夠無誤地使用嗎？這寄寓文字的文化的承傳難道不會徹底地成為濫傳了嗎？這難道不是自然孳生的真理部的孽種——徹底地繼承了、繼續了真理部的“新話”改造工程？

這真的又是我這一代人起自文化大革命時的對於文化的褻瀆的繼續的明證。我實在是不願意我這一代人一輩子的工作，永遠只是褻瀆嚴肅正經的傳統文化——除了破壞就是敗壞。
茲事體大，這問題非常嚴重，所以才覺得必須提出來。——2020.6.3 維光按

徐水良：仲維光先生有关王康的几则评论，供参考 2020-05-29 09:09:40

仲維光@ar2652006328

知識分子反共不僅是因為政治，而更因為共黨制度影響了生活方式、求知方式，精神和自由創造的可能。一個人如果不接受共黨而沒有感到自己的知識框架及知識需要改變，沒有對自己過去的知識氣味感到厭惡，一直在那裡大話連篇地啟蒙別人，那這個人不可救藥！

從紅衛兵到川衛兵，基督教衛兵，都依然是紅衛兵！

仲維光@ar2652006328

王康可謂是紅衛兵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他一生的心態、語言、思維方式及知識框架，甚至“人生的努力及經歷”，都停留在紅衛兵年代。

他沒有在67年獲得紅衛兵的聲名，卻終於在90年代中期後得以補課，在21世紀融進60年代末期流向社會、青春期的紅衛兵群體，從此停留在那個階段並且在這種氣氛中辭世。令人唏噓

仲維光@ar2652006328

的確如此！一方面如日中天，如習、王，一方面正在離去，如王康、陳子明！但社會還在受紅衛兵一代的折騰。

我關心的是知識，可以去看看，習近平的曬書單，陳子明的曬書單，王康的曬俄羅斯等各類大話，都是一個路子的狗屁不通的大話！

一個具有悠久歷史，13億人的中華文化，讓如此爛的東西橫行，是時代的恥辱！

仲維光@ar2652006328

這留言讓人哭笑不得！

我說的是：知識分子1.要讓人知道他是無知的，2.不是社會的良心，是職業中的一種，3.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分子，4.可能有一批人是最壞的人。

那種把知識分子作為良心的提法是基督教世俗化提法——知識分子作為教士的替代物出現在社會中。中國傳統文人的標誌是承擔，先天下之憂而憂。

仲維光

@ar2652006328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王康和我一代，他的知識框架及作為是典型的真理部後代，不過沒有機緣到黨內。這類人不少，搞了一輩子文化革命，辭世依然缺少知識！荒腔走板地亂彈琴一生，在鬧劇中離去！

我這一代，紅衛兵一代是被共黨從精神到肉體徹底蹂躪了的一代！竟致死不知，叫我怎能不感悟自傷、欲哭無淚！

附錄1：沒有文化傳統的人，是極為可憐的人！（發表於2020.5.16）

—仲維光—

弗格林研究中的俄羅斯文化歷史問題 ——談來自俄羅斯問題的廣義及狹義啟示

世界上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共產黨國家出在俄國，而這就讓任何稍微有思想的人在談到、更不要說吹捧俄國文化的時候都要謹慎且心有所疑。

究竟極權主義共產黨的出現和俄國文化有什麼關係？俄國共產黨政權的出現說明了什麼？這些問題我想對於任何不是共產黨的人來說不是問題。因為它甚至從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共和國一建立，就被提出來，這包括當時的共產黨陣營的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它被思想界可謂整整討論了一百年。

最近，筆者在研究弗格林的政治化宗教問題的時候，又再次從弗格林研究的方向接觸到這個問題。鑒於在中文界的“某類”人對於俄國文化的提法極為荒腔走板，所以在此先把我關於弗格林問題介紹文章中所涉及到的這方面內容介紹出來。

弗格林明確地認為，人道主義（Humanismus）、啟蒙主義（Aufklaerung）和現代化（Moderne）是產生現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及國家的基礎，是歐洲歷史所獨特具有的標誌性的節點。因為人道主義導致的是人的無限膨脹，並且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啟蒙主義導致人“以人的思想產生的意識形態取代了神的啟示、超越塵世的超越真理”，而現代化則試圖以塵世的事物取代人對於救贖、超越世界的終極存在的追求。這三個因素導致了二十世紀人類中的一部分人，以階級、種族及國家等代替了神及神聖，把人作為工具的黨團及國家的產生，即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集團的誕生。這三個集團犯下了巨大的罪行，為這個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戰爭、階級、種族屠殺、環境破壞等災難。

為此，弗格林明確地認為，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誕生搖籃是西方的歐洲。

由於這三個犯罪集團，最先產生、勢力最大並且影響最持久的是俄國共產黨，那麼弗格林的這個看法對於俄國是否也適用，很自然地就成為弗格林的研究者們的重要課題。這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俄國，俄國是否屬於歐洲的一部分？為什麼極權主義最開始的突破，成為現實是在俄國發生的？

但是這個對於西方，或者說一般社會的研究者來說的問題，對於中國的某類所謂知識人來說卻不是如此，在解答上面的問題前，它面臨的是另外性質的三個問題：

第一，這類所謂知識人不認為共產黨的搖籃是西方歐洲，尤其是“共產黨是基督教文化的獨特產物”這個結論。馬列主義教科書教導的一元史觀使得他們徹底地反對傳統的思想，永遠把共產黨問題完全歸結於所謂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