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在谷歌搜索中無意中看到，徐水良先生費心把我的幾個貼收集在一起，發在了《獨立評論》上，首先要感謝水良先生，其次因為上那個網站的人不多，既然集了起來，為了供更多的人方便地參考，我把它轉到我的博客。
為了讓閱讀者有進一步思索空間，在此特別告訴讀者，我涉及到這個問題的除了這幾則短評外，還有兩篇文字也是針對於此有感而發：一篇是“沒有文化傳統的人，是極為可憐的人！”，它發表於五月十六號，另一篇是“弗格林研究中的俄羅斯文化歷史問題——談來自俄羅斯問題的廣義及狹義啟示”，它發表於六月一號。現在為大家方便，也作為附錄附在後邊。
我和五月二十八號辭世的王康先生並不認識，我的這些帖討論的是我這一代人的文化思想問題，歷史問題；我有感和悲哀的是我這一代人，甚至尤其是我自己，所以我用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總是在問我自己：我誠惶誠恐地，努力地活了幾近一生，究竟活了些什麼？是否“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引自陳寅恪先生語），甚至欺世盜名。
我這一代人在精神思想和知識上的教訓究竟是什麼？讓我內心感到撕裂的是，由於我這一代人的問題，不良，這些年惡濁更是瀰漫，所有我那一代人的問題及傾向不僅平移到下一代人中，甚至還在擴大。為此深感——茲事體大！
茲事體大！因為這些問題竟然不僅牽扯到對於“國士”、“民族脊梁”、“時代的靈魂”等的具體內容的理解，而且已經涉及到後人對這些提法的定義性的理解問題了。“國士”、“民族脊梁”、“中國的良心”、“時代的靈魂”、“布衣學者”、“民間思想家”……這祖宗傳下來的語言指謂變味了、變質了、變性了！這中文還能夠無誤地使用嗎？這寄寓文字的文化的承傳難道不會徹底地成為濫傳了嗎？這難道不是自然孳生的真理部的孽種——徹底地繼承了、繼續了真理部的“新話”改造工程？
這真的又是我這一代人起自文化大革命時的對於文化的褻瀆的繼續的明證。我實在是不願意我這一代人一輩子的工作，永遠只是褻瀆嚴肅正經的傳統文化——除了破壞就是敗壞。
茲事體大，這問題非常嚴重，所以才覺得必須提出來。——2020.6.3 維光按
茲事體大，這問題非常嚴重，所以才覺得必須提出來。——2020.6.3 維光按
徐水良：仲維光先生有关王康的几则评论，供参考 2020-05-29 09:09:40
仲維光@ar2652006328
知識分子反共不僅是因為政治，而更因為共黨制度影響了生活方式、求知方式，精神和自由創造的可能。一個人如果不接受共黨而沒有感到自己的知識框架及知識需要改變，沒有對自己過去的知識氣味感到厭惡，一直在那裡大話連篇地啟蒙別人，那這個人不可救藥！
從紅衛兵到川衛兵，基督教衛兵，都依然是紅衛兵！
仲維光@ar2652006328
王康可謂是紅衛兵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他一生的心態、語言、思維方式及知識框架，甚至“人生的努力及經歷”，都停留在紅衛兵年代。
他沒有在67年獲得紅衛兵的聲名，卻終於在90年代中期後得以補課，在21世紀融進60年代末期流向社會、青春期的紅衛兵群體，從此停留在那個階段並且在這種氣氛中辭世。令人唏噓
仲維光@ar2652006328
的確如此！一方面如日中天，如習、王，一方面正在離去，如王康、陳子明！但社會還在受紅衛兵一代的折騰。
我關心的是知識，可以去看看，習近平的曬書單，陳子明的曬書單，王康的曬俄羅斯等各類大話，都是一個路子的狗屁不通的大話！
一個具有悠久歷史，13億人的中華文化，讓如此爛的東西橫行，是時代的恥辱！
仲維光@ar2652006328
這留言讓人哭笑不得！
我說的是：知識分子1.要讓人知道他是無知的，2.不是社會的良心，是職業中的一種，3.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分子，4.可能有一批人是最壞的人。
那種把知識分子作為良心的提法是基督教世俗化提法——知識分子作為教士的替代物出現在社會中。中國傳統文人的標誌是承擔，先天下之憂而憂。
仲維光
@ar2652006328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王康和我一代，他的知識框架及作為是典型的真理部後代，不過沒有機緣到黨內。這類人不少，搞了一輩子文化革命，辭世依然缺少知識！荒腔走板地亂彈琴一生，在鬧劇中離去！
我這一代，紅衛兵一代是被共黨從精神到肉體徹底蹂躪了的一代！竟致死不知，叫我怎能不感悟自傷、欲哭無淚！
附錄1：沒有文化傳統的人，是極為可憐的人！（發表於2020.5.16）
—仲維光—
沒有文化傳統的人，是極為可憐的人！
被一位網友提醒今天是五一六。一九六六年的這一天正式開啟文化大革命。這讓我想到，大陸人文化的感覺事實上是從五四開始失去的，文革不過是階段性的大爆發。我們這代人以降是沒有文化感覺的人，非常具體地體現了究竟什麼是徹底意識形態化。對此我體會很深，這幾代人既缺乏基本的傳統文化修養以及隨之而有血肉相連的愛，更沒有那種失去了之後的痛！說白了，他們的心神是被一種世俗宗教——“政治”統治。這當然包括異議人士，他們基本上都不是因為文化，而是因為偶然的政治原因跌入異議的。
異議人士是一群沒有文化靈魂的人。你從沒有看到過他們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后對文化的痛與愛，從六六年的“五一六”到八十年代末期的“河殤”，一切都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口號。如今，這尤其反映在一部分異議人士及海外的華人所鼓譟的基督教及其文化上。它們根本不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而是一種黨文化陰影下，貼了基督教標籤的意識形態。這種東西讓西方人感到十分陌生，乃至驚訝。這些人及他們所製造的現象和時下的西方社會格格不入。如果套用這類人愛聽的比喻：，把西方尊為馬，而中國是驢，那麼用我的話說，他們則是騾子——一個短暫的，借了西方物質力量出生的、沒有生育能力的動物。或者具體說，在意識形態的試管中雜種生出來的動物，是不具有“有生命力的文化”的動物。我所說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指的是植根於生活方式中、自然生出的傳統文化。它和植根於政治中，觀念口號中的文化、意識形態化的文化，有著根本的區別。這樣的一群被徹底意識形態化的人，在我看來不過是披著人皮的、沒有血肉的、人的基本感情，被非黑即白的政治徹底統帥的動物。
這類人的軌跡，從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開啟的信奉人間上帝——毛澤東、共產黨，到輕易地轉向所謂基督教，五十多年如一日，沒有具體的文化感情及生活方式，只有意識形態。因此，他們早已經失去了生活能力、演出能力，他們所呈現給我們的戲劇的只是鬧劇！留下的也只是一種被利用的動物的笑柄！
一言以蔽之，以政治及意識形態為自己生活方式的人，沒有文化傳統的人，是一個極為可憐的人！
這是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乃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為我們中國人留下的教訓。
2020.5.16
附錄2：弗格林研究中的俄羅斯文化歷史問題（發表於2020.6.1）
——談來自俄羅斯問題的廣義及狹義啟示
—仲維光—
世界上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共產黨國家出在俄國，而這就讓任何稍微有思想的人在談到、更不要說吹捧俄國文化的時候都要謹慎且心有所疑。
究竟極權主義共產黨的出現和俄國文化有什麼關係？俄國共產黨政權的出現說明了什麼？這些問題我想對於任何不是共產黨的人來說不是問題。因為它甚至從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共和國一建立，就被提出來，這包括當時的共產黨陣營的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它被思想界可謂整整討論了一百年。
最近，筆者在研究弗格林的政治化宗教問題的時候，又再次從弗格林研究的方向接觸到這個問題。鑒於在中文界的“某類”人對於俄國文化的提法極為荒腔走板，所以在此先把我關於弗格林問題介紹文章中所涉及到的這方面內容介紹出來。
弗格林明確地認為，人道主義（Humanismus）、啟蒙主義（Aufklaerung）和現代化（Moderne）是產生現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及國家的基礎，是歐洲歷史所獨特具有的標誌性的節點。因為人道主義導致的是人的無限膨脹，並且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啟蒙主義導致人“以人的思想產生的意識形態取代了神的啟示、超越塵世的超越真理”，而現代化則試圖以塵世的事物取代人對於救贖、超越世界的終極存在的追求。這三個因素導致了二十世紀人類中的一部分人，以階級、種族及國家等代替了神及神聖，把人作為工具的黨團及國家的產生，即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集團的誕生。這三個集團犯下了巨大的罪行，為這個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戰爭、階級、種族屠殺、環境破壞等災難。
為此，弗格林明確地認為，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誕生搖籃是西方的歐洲。
由於這三個犯罪集團，最先產生、勢力最大並且影響最持久的是俄國共產黨，那麼弗格林的這個看法對於俄國是否也適用，很自然地就成為弗格林的研究者們的重要課題。這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俄國，俄國是否屬於歐洲的一部分？為什麼極權主義最開始的突破，成為現實是在俄國發生的？
但是這個對於西方，或者說一般社會的研究者來說的問題，對於中國的某類所謂知識人來說卻不是如此，在解答上面的問題前，它面臨的是另外性質的三個問題：
第一，這類所謂知識人不認為共產黨的搖籃是西方歐洲，尤其是“共產黨是基督教文化的獨特產物”這個結論。馬列主義教科書教導的一元史觀使得他們徹底地反對傳統的思想，永遠把共產黨問題完全歸結於所謂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
第二，對他們來說，基督教、西方是個符號，凡是中國西邊的，涉及上帝的白種人及其文化都是符號化的基督教文化，都是西方。俄國在中國的西方，他們和歐洲，以及西歐思想文化沒有區別，或者說就是有區別，那種區別中國人也是可以不考慮的。
俄羅斯和西方一樣是中國人的明燈——指路的燈塔，無論過去，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還是現在八九年蘇聯解體之後。
第三，為此，這類精英就毋須認真思索基督教和東正教的區別，斯拉夫文化、哲學思想究竟意味著什麼。廣袤的歐洲社會，東歐、西歐、南歐、北歐，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偉大的歐洲”。他們看不到歐洲人所注意到的那種政治、社會及其文化的不同，也感覺不到這個不同的重要性。亦或更進一步說，他們已經失去了看到和感到這問題的能力，你就是對他們說了，他們也依然是置若罔聞。
這三種思想傾向的認識，當然對西方來說匪夷所思，因為除了《一九八四》等書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清楚地說明它外，在學界基本上沒有人研究它們，揭示它們，所以歐洲不清楚在中國有這樣的迷霧，但是它卻是千真萬確地存在於大陸目前的所謂知識精英中，包括那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等人，三百年殖民地說，徹底反傳統說可謂是非常典型的讓歐洲人目瞪口呆的觀點。當然，這三個問題由於筆者有親身經歷，因此看來很簡單——都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真理部長期推行的非黑即白，把一切簡單化、反歷史思想的結果。
關於俄國文化、歷史和政治的各種特點是否毫無異議，毫無矛盾地屬於西方、屬於歐洲？我在研究討論弗格林思想的時候，看到弗格林的研究者們強調，真正了解、關心這個問題的，尤其是有所研究的人立即就會發現：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定位十九世紀的俄國在所謂西方和斯拉夫之間的位置究竟是怎樣的，過去已經進行的哲學的討論早就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因為在歷史上，俄國的文化發展經常和歐洲是分裂地發展的。由於俄國的東正教教會從根本上具有自己特點，以及俄國遼闊的領土，這使得定義俄國的文化變得非常困難。和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的中國所謂讀過幾本翻譯作品的人不同，在歐洲人的眼光中看到的不是俄國和歐洲的類似性，而是，俄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的巨大不同。
事實上不僅在俄國以外，在歐洲有這個問題，在俄國知識分子內部，俄國文化究竟是屬於歐洲的一部分，歷史究竟是否是歐洲歷史的一部分也一直爭論的很激烈。這一爭論一直持續到八九年柏林墻倒塌、東歐集團解體、蘇聯共產黨政權崩潰後。直到現在，無論在歐洲各國的知識界還是在俄國的知識界，它都依然沒有一個大多數人認可的最終的答案。
研究弗格林的學者發現，對於這個問題，實際上在十九世紀，俄國的親斯拉夫哲學（Slavophile）的奠基人（Ivan Basil`evic Kireevskij，1806-1856）明確地提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俄國文化時代，它源於俄國的東正教教會，它們的發展選擇的不是歐洲近代和現代歷史的道路，而是一條獨特的、自己的道路。為此，弗格林的研究者們指出，如果他以及其他的那些親斯拉夫哲學家的分析及看法是正確的，那麼弗格林關於極權主義的解釋模式及論斷運用到俄國的時候，就遭遇到極為嚴重的挑戰。
與此同時，這問題同時又讓人們看到，弗格林提到的人道主義、啟蒙思想和現代化正是經過十八世紀的開放、十九世紀初期由俄國一部分朝向西方的知識分子，因為感到俄國沒有這個傳統而倡導引入的。對於這個歷史現象，研究弗格林的學者進一步提出：對於俄國來說，馬克思主義是那些羨慕及朝向西方的知識分子引進到俄國，強加給俄國民眾的？還是由於某種原因，俄國本來就和歐洲一樣，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乃至包括弗格林所說的人道主義、啟蒙、現代化等傾向本來就是俄國意識的核心？
所有這些問題導致了弗格林的研究者們明確地指出，“所有這些問題指向的都是，把俄國的文化和西歐文化等同看待是過分簡單的看法，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為了說明這種複雜性及它廣泛地存在，弗格林思想的一些研究者同時進一步談到，看到這點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不一定要通過專門的研究才能夠發現。關於上述俄國歷史及文化問題的爭論，德國學者達姆（Helmut Dahm）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俄國思想的特征》（Grundzuege russischen Denkens. Persoenlichkeiten und Zeugniss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Muenchen, 1979）就說過：這並不是一個深奧的、隱藏的問題。誰如果想了解這些爭論的內容及文獻，那麼只要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群魔》就可以非常清楚了。
它顯而易見還如前所述，兩個世紀以來，這些問題反復地在各個領域中，在社會現實中出現，尤其是一九八九年柏林墻東歐集團崩潰後，可以說它比以往更為明顯地出現在俄國及歐洲。研究者發現，新的問題依然和二百年前的舊的問題密切聯繫，歐洲和俄國在對極權主義和共產黨問題的研究中再次面臨：
八九年蘇聯解體後俄國的未來——是重新回到了歐洲，走一條和歐洲一樣民主的路，還是在民主化路上，在八九年之後他們還是會走第三條道路。
對此，在九零年後出版了十八年五十期現在已經封刊的《過渡》雜誌上，以及還在出版的專門研究東歐問題的學術雜誌，《歐洲思想和當代史論壇》《FORUM für osteuropäische Ideen- und Zeitgeschichte》都一直在討論。《歐洲思想和當代史論壇》期刊的出版策劃人盧克斯（Leonid Luks）更是直接有關於俄國的專門著述，《极权主义的两副面孔——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納粹比較研究》（Zwei Gesichter des Totalitarismus—Bolschew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m Vergleich. ）
為此，單只從研究弗格林的學者們涉及到俄國問題所提出的問題及討論，我們就可以看到，來自“俄羅斯的啟示”，不是一個單音節的吹喇叭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一個具體地涉及到思想史的很多基本概念、歷史現象，需要研究，需要認真辨析、討論的問題。這裡尤其必須再次強調的是，無論對歐洲人、俄國人還是中國人，它都是一個依然沒有答案的問題；而對中國人來說，還必須強調的另外一點是，無論從十九世紀以來的所謂斯拉夫學派還是從俄羅斯的西化學派來看，俄羅斯提供的都不是對抗極權主義的正面啟示——所以俄羅斯問題是一個必須徹底地從基本思想、概念及文化基礎重新進行研究的問題！
把喇叭吹得越高亢，越是證明自己還沒有入門。真正入了門的人在這裡一定是“學而後知不足”，一定會立即感到，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框架，尤其是大陸社會學界使用的那套語言，那套歷史知識來談論俄國的文化歷史問題，一定是南轅北轍。
談到知識框架及方法問題，涉及到俄國問題的弗格林研究還從另外一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更具廣泛性的啟發。
弗格林思想的一些研究者認為，在弗格林的所有的涉及極權主義問題、政治化宗教問題的著述中居然都沒有考慮到，以及提出俄國的這個文化歷史問題，因此“這意味著弗格林的研究是帶著西歐的眼鏡來看問題，並且從來沒有想到要摘下來過。所以我們可以說，任何把他的理論用於蘇聯共產黨及政治事件的說法，都只可說是停留在空氣中。”
這段話讓我們很容易地想到，如果廣義地說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通行的所謂西方思想家看問題，都是帶著歐洲的眼鏡來看的，包括自由主義及啟蒙學者，最嚴重的是那位談論中國問題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
對於研究及研究者來說，不僅要明白帶了眼鏡，而且有必要進一步摘下來看、進行比較、糾正及補充。經過了三百多年啟蒙的歐洲學者、中國學者，現在是必須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這段話如果狹義地說：那類鼓吹“俄羅斯的啟示”的人，包括哪些鼓吹、追隨他們的人，其治學及知識可謂從來沒有脫離真理部的窠臼。他們不僅是徹底地摘掉這個眼鏡問題，而且根本是要進行白內障手術。這也就是說：
必須從知識框架到知識都要更新換代，必須有意識地改變自己對生活及知識的態度，必須改變求知和生活的方式！
2020.6.1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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