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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谦先生留赠给他唯一承认的学生的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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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后洪谦先生给还学文的题字 |
有年轻学人来信问我：
先生，早安。小舸有一事不解，德国的历史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有何异同，两者有什么关系，两者是同属于一个传统中的吗。还有那个法国的年鉴学派，这三个学派在思想与研究方法上，是同一类同一倾向的吗？
维也纳学派和他们之间有何区别呢？
我认为，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回答牵扯到普遍性的基本治学问题，以及对于西来的各类思想如何认识及学习问题，因此，希望通过这个问答让所有年轻学人注意这些问题。
德国的历史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关系。前者是十九世纪具有近代德国思想传统特点的历史学派，后者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后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特点的社会学思想学派。当然二者的特点可说都具有黑格尔的思想传统。由于我在治学上首先强调方法和认识论问题：让人知道你能够说什么，不能够说什么，你用的是什么方法，所以我不接受这样的学派，尤其是他们把他们的观点专断教义化后。为此，我接受波普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人，如阿多诺、哈贝马斯的批评性的评价：他们的很多观点和行文说的是昏话、黑话。
至于法国历史年鉴派，其实和年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个杂志名。他们那种综合治史的方法，我也不看好。他们把心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综合到一起治史，如果不说出为何如此，此间具有确实的可以证实、证明的联系，那就很有些东拉西扯了。治史，或者说做学问如果是求知，求清楚，那就要面对史实，挖掘史实，解析这史实有几分可以相信；并且要了解、认识自己使用的概念的性质、来源及构造。治史、治学，不仅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而且要让人知道自己的走过的脚印究竟有多深多浅。
为此，治史、治学最忌讳的一是以论带史，即意识形态化，另一是文青式文学性的捕风捉影、云山雾罩。文学是要抒发自我，为此你的自我无论是什么，包括昏话、胡话当然都有抒发的理由，但是如果你把昏话、胡话当作治史、治学，甚至当作真理，那就不仅是情何以堪，甚至是损害了人类的求知，让人厌恶憎恨。
治史、治学的这两个忌讳，我由于是在共产党的真理部教育下长大，在封闭中成长，所以这两个恶习在年轻时都有，克服它，去除它我几乎花费了半生的努力。而这两个忌讳几乎可说是我这一代人的特质。
由于我自己的经历及教训，我深切地感到：在评价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的时候，看一个学派、一个历史思想传统，一个人，首要的是看他的治学方法及认识论基础，由此你就知道他是哪儿来的，他身上的气味说明了什么。如果你循着这条路进入思想领域去学习思索，你就不会被那些玩弄洋人名字、术语的人唬住，见了洋人就磕头，就风马牛地胡沁。你就会发现那些所谓洋人名人，甚至包括爱因斯坦在内，都有各类具体的特长、特短、特殊嗜好。他们的确在西学上远远超过我们的先哲对此的把握，西文比我们好，但是如果他们在方法论等的基本问题上出了问题，那一样是致命的弱点，甚至是更令人遗憾的缺陷。最近一百年，中国知识界最坏的倾向都是来自西方。所以我们尊重的是基本的治学方法，包括认识论基础问题。最重要的也是认识论方法论问题。
最后谈维也纳学派，它继承的是希腊哲学传统，货真价实地是文艺复兴后——复兴希腊思想的启蒙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它探究质疑的恰恰是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继续的是经验主义的道路。经验主义的道路的特点就是对于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辩驳解析。它绝对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体系，更不是建立一套史观。事实上源于希腊的哲学一词，即philosophy它本来的意义也绝非是建立一个体系及所谓史观。
旨在建立一个“体系”的方法及思想，是经历了基督教神学后的欧洲知识思想界才有的事情。而明确地要建立一种史观的要求——观念论、意识形态化的要求更是在十八世纪末期发生、十九世纪初期后发展起来的事情，即政教分离后，世俗社会产生的一种基督教宗教思想替代物——世俗宗教。所以披着哲学外衣的“哲学体系”和“史观”，它不是源于希腊，而是经院思想的转化，或者用我近年来喜欢用的说法是“经院神学的世俗化”。
谈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波普是否属于维也纳学派。几乎所有一般写思想史的人都把波普归于维也纳学派。但是事实上，波普和维也纳学派在对于不同问题的探究中，很多观点甚至是非常对立的，波普自己也多次公开声明，从来不是维也纳学派成员，不属于哪个学派。但是我认为坊间的这种看法并没有错误，因为他们是从维也纳学派的学术气质来看的，即我上面强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而非观点体系。就此来说一般思想研究者是可以把波普归于维也纳学派群体中的哲学家。对我来说，我也认为这样归类尚可接受，波普的确是具有维也纳学派倾向的哲学家，虽然我不会把他归为维也纳学派成员。我之所以如是说，并且说这个学派是属于希腊思想传统，因为波普始终强调苏格拉底的话可说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他说哲学家首先必须要告诉人们的是，他们是无知的。这就是说，人首先要明白自己的认知的有限能力，以及它已知知识的有限。康德的工作正是沿着这点亦步亦趋地展开的，所以波普一直自称是康德的学生、启蒙思想的继承者。
对此，在这里我要加一句的是，还学文的导师洪谦先生是维也纳学派创立者石里克的学生。他在石里克的指导下，以对于时间和空间问题的探究为题获得博士学位。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重新开放，洪谦先生能够再次出国时，他已经和艾耶尔等人成为当时维也纳学派最后的几位学者，因此他在母校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剑桥、牛津大学受到了非常高的礼遇。
就我所看到的文章，洪谦先生是在哲学领域中，唯一一位能够非常地道地掌握运用科学哲学思想概念的中国学者。他纯正的西学在这一百年的中文界几乎可说是无出其右者。而在这方面，还学文可以说是洪谦先生回到中国后的半个多世纪，他自己愿意承认的唯一的一位学生。所以还学文实际上是时下唯一具有维也纳学派思想基因的中国学人。
最后，在谈到维也纳学派及认识论问题时，由于我正在准备起笔写篇马克思诞生二百周年的文字，我愿意附加一笔：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思想的问题，当然也是如此。用我前面所说的看法，要认识马克思，也是首先要看他的思想方法是什么，哪儿来的。而这就可以让我们肯定的说：马克思的思想不是来自希腊传统，而是来自犹太教、基督教的“经院思想”，它是一种世俗经院思想，不过是一种基督教思想的世俗化”。归根到底，它不是传统“哲学”的产物，他所谈的问题及方法都不属于传统“哲学”的范畴。明白了这点，你也就明白了它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政教分离后的十九世纪初期产生；以及马克思想要说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在这二百年的思想史中马克思及其思想有着何种性质的地位。
我之所以要在现在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他的诞生日，五月五号前后，我因为眼睛白内障而开刀不能够写作和阅读。时过一个半月后，我浏览华人社会中的谈马克思诞生二百周年问题的文字，居然没有一篇哪怕稍微有点分量，或者有点学术气、思想气的文字。所以我想如果可能动笔，还是要尽自己能力写点东西。而这种情况，二〇一六年文革五十周年，一七年十月革命百年在华人思想界的情况居然都是如此。如果人们没有注意到这点，那当然就更令人痛心和遗憾了。
这一再发生的现象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事情。而这就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是最为根本的问题。
2018.6.28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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