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仅为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哈威尔张目，历史也把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及其屈服并迎合共产党专制权力的劣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虽然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正面的经验，但是更多的却是负面的教训。
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超越了种族、地域和历史传统，在苏联、中国、古巴、柬埔寨、捷克这些极其不同的国家中铸成了一种极其类似的病态文化，培植了血缘相同的几代知识分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一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也许我们从远方，从东欧能更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这些劣迹。
“八九”民运之后，沉痛的失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东欧成功的经验和自己失败的原因。东欧社会和知识分子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东欧人民四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奠定了他们今日的成功。他们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榜样。然而，时下一部分“民运菁英”却从东欧经验得出相反的结论：
由于中国和东欧在现实社会政治的许多方面情况不一样，中国不能照搬东欧的经验，中国改革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说得明白一些，就是中国不能完全放弃“现实社会主义”，实行彻底的民主制。
中国的改革要通过新权威主义完成。
但是，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八九年的变化决定性地结束了一个历史时代。尽管未来仍然莫测，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再回到“现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了。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从积极方面看，而且可以从东欧那些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来比较大陆知识分子。
一．东德知识分子对于八九年革命的变态反应
─消极的抵制
一九八九年东欧和平革命中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柏林墙的倒塌。它象征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自由、民主价值的重新奠立。对此，人们表达了他们毫无保留的喜悦，不管他们和那道象征暴政和死亡的高墙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管他们对未来两个德国的统一持什么态度。一九八九年圣诞节，深受爱戴的已故当代著名指挥家伯恩施坦特地赶到柏林指挥两德音乐家联合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歌颂自由战胜了死亡和邪恶。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身在这个激变之中的东德的知识分子的反应：他们对于这一骤变出奇地冷漠和近乎神经质地反感。在柏林墙倒了以后，他们看到的是东德老百姓冲过边界排着长队等待领取西德政府发放的“欢迎费”（Begr佱ungsgeld），蜂拥到超级市场抢购廉价商品，这种“粗俗的物质主义”使他们感到厌恶、屈辱和痛心。他们哀叹，西德资本主义的马克和“奔驰”汽车瓦解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物质腐蚀了人们的心灵，金钱剥夺了人们的尊严。这使他们深深怀念“社会主义”美好的一面。他们在一切公开场合大声疾呼：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要保持民主德国那些好的东西；警告人们要警惕有些人在暗中窥测社会主义的成果，毁灭它给人类带来的真正的历史性进步。人们的“贪婪”和“攫取”，西方的“圈套”和“阴谋诡计”使他们忧心重重。难道他们看不到人们从东德共产党的暴政下、从柏林墙死亡的威胁下被解放了出来？看不到人们又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愿望，重申他们的正当权力，包括他们的物质要求？这一切难道不值得庆贺？这一切难道应该受到非议？
也许真是如此，他们看不到这一切。然而人们并不理会他们的担忧和忠告，他们微弱的呼声在共产党东德的彻底瓦解和两德统一的势不可当的大潮中被无情地淹没了。面对着无可改变的历史现实，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失落和软弱的失乐园的哀伤。“我失去了我的故乡，那片灰色、拥挤、丑陋的土地，那美丽可爱的家园。宽广的梅克伦堡湾（Mecklenburg）的夏日和它宜人的绿茵，福格特（Vogtland）地方温暖的冬日和雪地中嬉笑的玩童，……”（摘引自东德著名电影导演康拉德·魏斯（KonradWeiss），《世界报》（DieWelt,1990.7.21,p.17）。这种粉饰太平反映了作者对于东德“现实社会主义”的深情眷恋。他们的感伤尽管矫柔造作，但却非常真诚；那个“现实社会主义”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美好而不是罪恶。他们必须为社会主义辩解，好说明他们自己“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必须辩护这个制度，从而辩护自己。
开始时东德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机会。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多年以来，或者在理论上预先思考了，或者在实践上主导了改革运动；东德人民也寄希望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希望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在革命之初的那些日子里，东德老百姓满怀热情地呼吁那些非常有声望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却背对着人民和历史的选择，自己把机会丢掉了。历史的变化来得太迅速、太猛烈，他们很快地被抛在了后面。在后来的自由选举、东德的新政府过渡时期和两德统一的过程中，他们完全没有声息了。
在统一后东德地区的民主改革中，他们越来越成为保守的力量。统一后联邦政府计划取消原东德大学中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意识形态化课程，结果遭到从柏林到莱比锡许多高校师生的强烈反对。
最近柏林出现一份新发行的文学杂志《建设》（Konstrutiv），杂志的发行者声称他们是左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它设法请到像V．哈威尔，G．康拉德（匈牙利著名作家，新任国际笔会主席，并荣获本年度联邦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览奖－德国对国际上杰出知识分子的最高奖励），A.密茨尼克（波兰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等国际知名的前东欧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为其撰稿。然而该杂志编辑J.法克托却声称，正派而且思想敏锐的人的确不愿意作持不同政见者。那些人没有头脑而且蹩脚，就是拿一些政治上的鸡毛蒜皮小题大作，他们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个社会不赞成这种作法，也不会拿这种人当真。这一番话引起了激烈的反弹，人们要求展开认真的辩论。然而责任编辑拒绝刊登反面意见，理由是：要是别人不想对话，就应该放弃对话。西德地区的报纸把这种现象称为“前东德的新新闻检查”（参见《世界报》（DieWelt,1991.5.2，p.18）。
总的说来在整个民主转变中前东德知识分子的反应基本上是消极抵触。这些人主要是文化名人，基本上没有介入政治权力；尽管他们消极抵触，但对于事态的发展并不发生重大影响。我们把这种反应概括为弱势的消极。
二．东德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社会背景
─国家的雇佣文学家
这些东德的知名作家们拼命地维护社会主义，不是单纯地或者说主要地不是出于对一种主义明确而坚定的信念，或是对一种意识形态的盲目的执着。同样的道理，昨天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力主“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今天一变而为“民运”菁英，又疾呼要“回到传统”，也不简单的是思想和口味的改变。这种理论姿态表达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和愿望。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曾经怎样生活过，─在社会中、在政治上─，才能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
首先我们就其政治态度作三类典型说明。
克丽丝塔·沃尔夫。她被两个德国誉为全体德国人民“共同的”大作家，是现代德国文学史上必须知道的名字；她在文学上一帆风顺，在政治上稳健有成。今年六十二岁的克丽丝塔·沃尔夫一九二九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时（1949年）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大学。一九五三年大学毕业，一九五五年进入东德作家协会理事会直到一九七七年，同时又是东德笔会成员，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七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候补委员。她曾荣获东德国家一级勋章，也曾获得西德和奥地利等外国文学奖，并在西德、瑞士等地大学客座研究、讲学。在书籍出版，国际交流上受到政府优遇。
著述、出版受到保障，在共产党国家是一种政治特权。你必须向当局表明自己政治上可靠，也就是说你得表明自己毫无保留地认同共产党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你得在一切方面不移余力地追随当局的方针和政策，毫不留情地反对一切背离官方路线的言论和行动，否则你就不可能在这个社会中爬上去并且保住自己。在东德教育和学术界，“阶级政策”一直贯彻得相当严格，不是共产党员很难考入大学，也很少有教授、讲师不是党员的。这就是为什么克丽丝塔·沃尔夫不早不晚，恰恰在中学毕业那一年加入共产党的原因。如果她没有加入共产党，很难设想她后来会有那样辉煌的发展。一直到八九年民主转变之前，克丽丝塔·沃尔夫文运、仕途都一帆风顺，没有发生任何麻烦。然而并不是像平常人想得那样，克丽丝塔·沃尔夫是因为不问政治，才在四十年中免于政治灾难并且得以升迁的。这种顺利与幸运至少表明她在所有重大问题和关键时刻都和党的路线保持一致，经受住了“考验”。事实还不仅如此！一九六八年东德的坦克和苏军一起开进布拉格，三十九岁的克丽丝塔·沃尔夫在共产党机关报《新德意志》（NeuesDeutschland）报上公开撰文为这一侵略行为声辩。
没有政治上的保险，知识分子就很难有机会在学术上得到发展，这是共产党专制下的现实。为了表现出政治上的坚定，就必须随时修正自己，以便和共产党的路线保持一致。东德知名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斯台方·赫姆林提供了另一个典型。
斯台方·赫姆林（StephanHermlin）,一九一五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早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纳粹期间流亡英、法等国，一九四五年返回。他是东德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自一九七五年起任国际笔会副主席，八十年代东德和平运动的发起人。
斯台方·赫姆林曾担任东柏林艺术科学院诗歌分院党组书记，一九六三年因批评德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七十年代，赫姆林曾经公开表示反对对W．比尔曼（前东德著名歌手，持不同政见者，一九七六年被驱逐出境）的出版禁令，七六年又参与抗议当局驱逐比尔曼出境。然而，七十年代末，他的生涯发生了一个转折。一九七五年起他出任国际笔会副主席，一九八一年受命发起组织东德和平运动及其两德“作家和平聚会”。赫姆林在八十年代重新崛起成为东德文学界令人注目的显贵。那个时候，没有政治局和国家安全部的首肯什么事也做不成。而赫姆林声称，在这个时候他实现了一生的梦想，即指有幸能够组织两德“作家和平会议”。那时哈弗曼（Havemann：东德物理学教授，著名的持异议者）刚被解除软禁，恢复自由，他希望能够参加会议。然而，赫姆林转告哈弗曼的妻子说，给他发邀请在政治上没有可能。哈弗曼当时已重病，希望与会的同事能到家里和他会面。就此，赫姆林在大会上宣称：哈弗曼是要把人从会议上拉走，分裂刚刚开始的和平运动。终于大会没有一个人去看哈弗曼，他不久死去了。那些没有封锁住的、直言不讳而且不肯妥协地批评共产党的作家，东德政府就把他们赶到西德。八十年代这些流亡西德的东德作家们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呼吁支持那些被剥夺国籍和驱逐出境的艺术家。此后不久西柏林艺术科学院计划举行一个两德文学家的聚会，筹备中赫姆林坚持要求取消对所有签名作家的邀请，理由是他们宣布了一场对民主德国的战争。
赫姆林的经历表明，在共产党专制下没有一次反抗是没有惩罚的，没有一种当权者默许的声誉是清白的，没有一次当权者的奖赏不是以卑鄙为代价的。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是恩斯特·布洛赫。布洛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声蜚世界。一九六七年他荣获著名的联邦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奖，在颁奖仪式上致词者赞扬他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批评中总是把人的价值摆在第一位。
布洛赫六十四岁时返回东德，一九四九年到莱比锡大学领导创建哲学研究所。就职演说中他大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导地位，认为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能验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并断言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真理，所有古典哲学大师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作为“国家哲学家”他当之无愧。一九五七年据说是由于在匈牙利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以及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他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所有职务。以后谈到这一段“光荣历史”时，布洛赫总是把自己描绘成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但却极力避免谈到事情的细节。最近发现的一封布洛赫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给当时东德总统威廉·皮克的信，揭开了这个谜。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尊敬的总统先生！我曾经两次有幸见到您并和您谈话。第一次是在您授予我共和国勋章的时候，稍后是您向我颁发国家二等奖。特别荣幸的是我能够代表全体获奖者致辞，亲自向您表示感谢；并且向您，德国人民最卓越的舵手表示衷心的问候。”这种肉麻吹捧不是没有原因的（见《世界报》，DieWelt,1991.4.16）。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有一封公开信告到德共中央，说在科学研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布洛赫都不再适合担任领导，从事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接班人的工作。他在听众中虽然很有影响，但那恰恰是一些工农政权所不能倚靠的人。信中还提出布洛赫在匈牙利和波兰问题上有立场错误。布洛赫因此致信德共最高领导人威廉·皮克，洗刷自己。信中他表白自己对党一贯忠心耿耿，表示如果党需要的话，他情愿放弃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他逐一驳斥了对他的攻击。并且特别提到，在匈牙利事件上他的看法和《真理报》完全一致：在讨论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时，他主张出兵镇压；而正当此时电台报告了苏联出兵的消息。他说，“我真是感到庆幸，庆幸自己表现正确”。布洛赫甚至还追溯了他一贯捍卫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莫斯科审判的日子里我也保持了对于苏联坚定不移的忠诚，……”在作家们必须站出来说话的地方和时刻，这些人缄默；在人们出于抗议又不得不沉默的时候，他们却不甘寂寞地去谗媚。
在得到官方承认的东德知名知识分子中还有第三类人，这类人常常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真正的左派”。“真正”一词被用来标榜他们思想道德的纯洁性与人们对他们的信赖。例如斯台方·海姆。
斯台方·海姆一直被认为是德国半个世纪以来最真诚的叛逆者。确实，他有一张堪称真正左派的、“反叛”的履历。斯台方·海姆一九一三年出生，十八岁时因为发表一首反军国主义诗歌被开除学籍，其后流亡到美国定居。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担任纽约的反对法西斯周报《德国人民之声》（《DeutschesVolksecho》）的总编。一九四三年加入美国军队，担任心理作战少校参加了诺曼地登陆。一九五二年因反对麦锡主义和朝鲜战争，放弃了美国的军功勋章定居东德，担任《柏林日报》（《BerlinerZeitung》）的专栏作家。一九五六和一九六五年曾两度和德共发生冲突。一九七六年签名支持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的歌手W．比尔曼。一九七九年由于违反外汇管制法被判刑，并被开除出东德作家协会。
他是坚决反叛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典型代表美国社会。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早在三十年代就通过他主编的杂志《德国人民之声》尖锐地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和美国社会。这份报纸当时极受左派欢迎。五十年代据说是因为反对种族主义、“经济法西斯主义”、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他毅然离开美国。他认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无可救药的。
与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不妥协的反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忠诚。东德政府对他的态度一直是双重的。他一到东德就受到热烈欢迎、待如上宾，就是在和德共闹翻之后，他也未曾完全丧失这种特权。但曾经是美国公民的历史总是给他带来麻烦。尽管如此，斯台方·海姆斯不改他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真情。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始终不曾决裂。“也许他恨她，也许他爱她，但是他离开不开她”（《世界报》（DieWelt,1990.5.12,p.17）。他一回到东德就完全接受了共产党对作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党的宣传和“时代的要求”都在他的文学创作之列，多年来他生产了许多极端片面地捍卫社会主义的作品。直到八九年“现实社会主义”在东德寿终正寝之时，他仍不顾社会主义所有显而易见的弊病和罪恶，以及人们对它的普遍背弃，大声疾呼要人们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精华。直到今天他仍一如既往地激烈地主张：损害、玷污和葬送社会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大的犯罪。当然作为《柏林日报》的撰稿人，他也曾针砭时弊、提出批评和建议。
斯台方·海姆的批评一直都具有鲜明的“党性”：抨击资本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如果人们对比斯台方·海姆一方面受惠于民主制度并对它激烈地抨击，另一方面生活于专制之下却极力维护它；一方面声称凭良心不妥协地反叛，另一方面却容忍共产党专制对人心的奴役，对现实社会主义从未置过异词。人们就会看出他并不真诚，并不纯粹。
一九八九年一场大的政治风暴猛烈地席卷了中国、东欧集团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这是一个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的大变革的时刻。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埋葬了整整一个时代，它把共产党的时代连同它的一切无可挽回地终止于死亡。
东德知名知识分子在八九年历史大变革中顽固地执着于死亡了的现实社会主义、表现出极端的保守，并不是为了一种没有希望的主义，它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原因。对于那场葬送社会主义的风暴，人们甚至不能指望他们不激烈地反弹，他们要捍卫自己以往拥有的生存基础。
以前西德社会经常误认为东德的知名作家是像他们一样的“自由作家”，即靠写作独立谋生的文化人。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在两德并存和交流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些人同时在名和利两方面受惠于封闭的东德和开放的西德之间的不对称交流。他们是东德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这些人在物质上并不必忍受社会主义的贫困。他们的收入不受社会主义国家低工资的限制。这些人享有政府对共产党高级官员的特殊待遇（中国五九到六二年大饥饿时期，共产党也给“高级知识分子”以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待遇，即他们和高级干部一样可以凭特殊供应证获得特殊商品供应），从其作品销售额中获得比例提成，最后还有在作家协会的固定工资。此外通过作品在西德的出版发行他们还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拿到版税。他们是受到优遇的国家雇员，是雇佣作家。作为受雇佣者，他们有责任忠于国家政权，有义务维护“现实社会主义”；而且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热爱社会主义，自觉维护社会主义。
所有这些人都是以清醒的自觉意识在这个“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就是说他们是清醒地和有意识地与这个政权合作。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上层，他们的想法和愿望当然和现实社会主义“基础”的普通人不一样。八九年成千上万的东德人跑到西德，大选举中压倒多数的“基本”群众投西德执政的保守党的票、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德政府加速两德统一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到了“西”边他们才会有平等的机会走自由和富裕，只有统一在“西”边的体制下，他们才有保证摆脱贫困的“现实社会主义”，才有希望翻个身。他们不要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带给他们利益。
与他们相反，对于那些知名作家－从克丽丝塔·沃尔夫直到斯台方·海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给了他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权，他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全亏这个“现实社会主义”。针对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八九年的革命直接冲击了他们，共产党政权的瓦解和革命的成功意味着他们要失去以往拥有的一切，他们当然要捍卫“现实社会主义”。捍卫它就是捍卫自己。这样来看，斯台方·海姆捍卫“真正”社会主义的真诚和东德老百姓用手和脚一起选择“西方资本主义”的坚决之间的对立，就十分自然而合理了。
三·中国“民运菁英”对“八九”民运的变态反应
─积极的反动
在谈到东德知识分子对于八九年民主变革的变态反应时，西德报纸分析，社会主义赋予知识分子的最大特权是作社会的精神贵族，并且就是这种精神贵族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变革中能够理直气壮地捍卫社会主义。这种精神贵族的特征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身分上明显地区别于他们的东德同行：他们是文化人，但又不单单是文化人，他们同时还是政府顾问、或是某个部门的当权者，他们置身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他们是文人，但是他们的言论、行为有超出文化之外的政治影响，他们从政─官方的政治，但享有文人、学者的名声。他们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阶层，在过去十年中生长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批人。这些人对自己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相当自觉，不讳自认“菁英”，我们名之为“政治菁英”。这种特殊的品格使这些人的社会作用远过于东德的上层知识分子。在落魄时他们会暂时混杂在民主运动中；但稍一得势，他们就要严重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因为此，对于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东德知识分子是哀鸣，而他们却是积极的反动。
说那些“六四”之后跑到海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八九”民运的态度是积极的反动，人们会觉得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不是一到海外就积极组织民阵，抗议共产党屠杀人民，力主实行民主改革吗，怎么能说他们对民主化是积极的反动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鉴于他们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
其次是他们对共产党的表态，
第三是他们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预设。
一．这些人跑到西方，惊魂稍定后，立刻开始清算“八九”民运。他们责备学生不听从他们的劝告，不和党内改革派合作，不懂得妥协，坐失良机，致使“八九”民运以“惨败”告终。这方面，华生（原国务院体改委，赵紫阳的顾问班子成员）表现得非常典型。用他的话来说“八九”民运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民主化没有了，市场化倒退了”，十年改革毁于一旦。在他看来，这是一场不该有的运动。他甚至咄咄逼人地问，“你跟不跟共产党妥协？”，并宣称，“共产党有它的真理，它代表着很大的实力”。“激进主义盲动”是他们为“八九”民运所作的结论。跟共产党妥协，这就是他们给中国人指出的未来：“中国人要搞民主，核心问题是一个：妥协”（见《民主中国》第2期“探索未来的道路东柏林十人谈”，第40页和第48─49页）。同样是对民主化进程的反动，这种强势和东德“左派”知识分子的弱势形成鲜明对照。一方面是面对着不可逆转的社会历史变化，尽管怀旧、却也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却是面对着一个失败了的民主运动和仍然当权的共产党国家机器。
二．这些流亡在外的改革派政治菁英率先开始了和共产党、邓小平的妥协与沟通。华生反对严家其《五一七宣言》中提出打倒邓小平。他觉得这不公正，“似乎中国的问题全是邓小平造成的。其实那时还没有戒严，没有开枪”（《民主中国》第2期，第40页）。而若不是老百姓先“动乱”起来破坏了安定团结，又怎么会有戒严，开枪？！远志明也通过《民主中国》致信共产党中央邓、李、杨（《民主中国》第2期），恳切陈词，祈求他们的良知，“六四风波过去一年了。目前最令我悲伤的，不再是记忆中的血腥，……而是当我发现你们至今未加痛切反省，……我不怀疑你们解决问题的诚意，但你们始终就没有正视过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来到西方世界，我才发现自己是个中国人。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的生活，中国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中国必须要在独特的起点上，走一条自己的路。……以个人论，我已对政治不感兴趣─参与了半年多政治，才发现自己是学者─我所悟到的人生观，也与民主化现代化不甚相关。……站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上，我恳求你们跳出个人权力得失的狭隘眼界，……当代中国政治的要害，就是要使你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还有退路；以退为进，才是上策。……”
对比他们对“八九”的清算，一种“立场、观点”的不同便昭然若揭。东德的知名作家们没有他们“幸运”：昂那克一下子就一劳永逸地从政治舞台上消逝了，克伦茨（Krenz）接替昂那克任德共总书记也只昙花一现，改革派共产党人、德累斯顿市委书记莫德罗夫（Modrow）接任政府总理，很快地也在自由选举中被淘汰。他们即使想要上书陈情、捍卫社会主义，也求告无门。东德的上层知识分子又比他们幸运：他们没有机会在历史上为自己的恶迹留下记录。
这并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它代表了改革派知识分子这样一批人的政治倾向。这些人依附于共产党内的一派，作为权力集团中的个人，他们的利益所在与一般民众不一样。“八九”民运中学生和民众拒绝把他们的民主诉求纳入党内改革派的轨道，对此他们不能不明确地表示反对。而他们自己受到李鹏政府的打击清算，则是共产党的内部问题。因为他们是赵紫阳的人，而赵紫阳恰恰是这一次党内角逐的败家。
这些人当时在国内并没有置身于这个运动之中：不是已被群众拒绝了，就是根本拒绝这个运动而远远地置身其外。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资格充当民运领袖指手画脚的。“改革菁英”的特殊政治身份给了他们在公共社会政治空间中与其真实面目不相符合的声誉与地位。
类似的现象也见于前东德知识分子在西德的遭遇。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期间，为了表示对东方的和解，西德社会一方面接纳被东德政府驱逐出境的持异议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通过尽可能的克制和让步积极改善与发展和东德的官方关系。以至于出现这样的现象，在东德党和政府支持的作家在西德社会也获得承认、享有盛誉；在东德受到政治迫害的作家，在西德同样没有机会。两德国统一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省民主社会曾经对共产党专制丧失原则的绥靖。
三．这些“菁英”的保守主义还表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上。对应于对“八九”民运的“激进主义”的抨击，是鼓吹中国改革通过“新权威主义”和“科学”地回到社会主义。
“六四”之后复兴“新权威主义”首推远志明。他说：“在中国必须经过新权威主义或菁英民主制的过度”，“最好的办法”是“缓慢地、可控制地走向民主化”，“中国如果能够通过新权威走上一条新路，将是中国人民的大幸”。远志明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根据是，以集权防止“动乱”，防止中央失控。然而作为“民运”人士远志明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八九年中国人要求民主自由是不是“动乱”？“民主化”要不要共产党集权加以控制和扼杀？（《中国民主的几个基本问题》，“探索未来的道路东柏林十人谈”《民主中国》第2期和“‘六四’以后的中国波士顿讨论会纪要”《民主中国》第4期）
中国的“菁英”知识分子们从东西文化对比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思中发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原来不过是“西方”的价值体系，不适合中国内在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独特的价值取向。援引历史、文化传统论证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特殊性，的确是有中国特色的的“现实批评”和“文化批评”。
远志明发现，“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的生活”，因此“中国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西方人的生活”即西方民主制度，“西方的老路”即“西方资本主义”。把民主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当然还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之内。远志明下面这一段自白堪称绝唱，可以和Ｋ．魏斯那一段田园诗咏叹貔美：“来到西方，使我们能身在卢山之外，冷静的有比较的看中国问题。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那么厌恶了。中国人本来生活得很好，全是看到西方人这个样子，才觉得自己横竖不如人。原来吃玉米面馍，不觉得苦，看到白馍了，才馋得不行，搅得心神不宁。西方人的自由观念，是不是就是人类的终极价值所在，非常值得考虑。西方的自由经济和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就是建立在人性恶之上的。问题只是，现代化即使是人欲的火坑，也得追着人家的屁股往下跳。”
Ｋ．魏斯是抒发对“逝者”的怀念，远志明是呻吟在现实的西方社会中的失落。为什么“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偏偏不适合于中国人？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传统偏偏就“独特”到了基本人性之外？为什么中国人“独特”的心理期待恰恰就需要“权威主义”？为什么曾经和中国一样经历了多年集权政治的东欧国家可以重建民主政治、而民主在中国就行不通，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什么《河殇》中奉为完美的“蔚蓝色文明”一时间突然变成了罪恶？……？？？这种矛盾和变态心理与东德作家对老百姓“卑微的物质主义”的不屑以及对西方的“征服”感到的屈辱是一样的不可理喻，一样的不合逻辑，一样的可鄙，一样的可悲。
所幸的是，东德知识分子保持现实社会主义的要求被有声的多数明确地否决了。不幸的是，在中国人这里一直还是名星的鼓噪和公众的沉默。
四．当代中国的“改革菁英”和共产党
名声会造成许多假象。对比东德的情况对中国“菁英”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地位作一个类似的分析，会向我们说明不少问题。撇开那些有名望、有地位并且不时能给共产党帮忙的老知识分子不谈，也不去谈那些正牌的共产党文人，这里只讨论那些在改革年代崛起的所谓改革派知识分子。他们和东德那些共产党豢养的知识分子既有相同的血缘，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两栖性是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社会标志之一，即作为政治人物和作为“学者”，学界和政界“两栖”，而前者是后者的根据。通过改革并借助这种两栖性他们造就了自己的社会知名度，并且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而具有“菁英”的自觉。例如一些目前滞留或流亡国外的前国务院体改委的成员：
严家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成员，中共改革派赵紫阳的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1982），中国大陆著名改革家、政治理论家，首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陈一咨：国务院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所所长，首届民主中国阵线理事，现代中国研究中心（1990年在美国芝加哥成立）执行局主席。
他们首先是国务院体改委的成员或要员，然后才是“教授”、“学者”。共产党改革派需要网罗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些人也希望有机会够跻身于高层政界。于是他们不必一定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而更多是借助于与党政要人的特殊关系和家庭背景进入了共产党改革派的智囊团。
这些人的存在基础就是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通过这种政治关系，他们处于权力中心，参与决策，对国家和社会发生重大影响；并且通过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社会承认，成为“菁英”。这一类“菁英”完全是党内斗争的产物。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这些人都绝不是独立知识分子。作为共产党的智囊不要真才实学也不能有独特见解，特别是当这种见解不符合党的路线和利益时；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是靠着看党内斗争的风向、投靠共产党的某一派，琢磨与迎合主要领导人的心理，为他们的主张和意见提供理论说明和“科学”论证，因而成为改革的理论权威的。
改革派知识分子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还带给他们特殊的“学术利益”：在国内他们凭着是国务院体改委成员的身份可以优先提“教授”、“研究员”的学术职称，可以优先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学术职称和出版物则迅速促成了他们的“学者”性及其社会影响。凭着国务院体改委这种政府机关的名义他们有机会优先出国：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进修、讲学，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他们在国内这种官员兼“学者”的“两栖”身份又在对外交往中帮助他们制造国际名声。
改革使开放成为可能，然而共产党体制主导下的开放呈现出一种畸形。一方面那些真正独立的、完全不依附官方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改革中也根本没有机会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另一方面那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却可以通过依附当局分享共产党垄断学术和文化的利益，以所谓“新思潮”的面目招摇过市，同时从中国与外部世界两方面获利。而且还不仅如此，凭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这些人还可以以政治干预学术。
美国匈牙利裔的大企业家索罗斯出资成立了一个“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THEFUNDFORREFORMANDOPENINGOFCHINA,INC）每年出资一百万美元资助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科学研究，这笔基金的使用由该基金会的“中国执行委员会”决定，陈一咨、李湘鲁（赵紫阳的秘书）和朱嘉明都是该委员会成员。这笔钱是否，并且如何真正用于学术研究，促进中国的开放与民主化，外界鲜有所知。
类似的情况又再现于海外，这就是“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是由美国华人教授余英时等人筹资建立，陈一咨担任该研究中心的执行局主席。执行局决定经费使用，研究项目的核准和研究员的征聘。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流亡海外的“民运菁英”，例如苏晓康等人，进入该中心。这个执行局是否真能遵循学术自由的精神和严肃、公正的科学态度审批项目和遴选研究人员，这笔钱是否真能如筹资人所愿，切实用于旨在中国民主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作为“党内”改革的产物“政治菁英”和“官倒”是孪生兄弟，这些人的腐败是连着“党内改革派”的腐败的。
这部分人的沉浮完全系于共产党内政治势力的较逐。“六四”之后一些国务院体改委的菁英被迫流亡出走，完全不是因为他们主张自由民主，为共产党所不容（远志明在致邓小平等人的信中坦承，“我所领悟到的人生观，也与民主化现代化不甚至相关”），而是因为他们是赵紫阳集团的人，是共产党党内清算中被殃及的池鱼。如果是处在一个封闭而稳定的局势下，这些人会从此葬送整个宦途，如同在共产党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然而在前景不明朗的大变动中这些人以往的政治资本及其社会知名度将继续给他们带来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殊利益。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并不主张民主的党内改革派到了海外连摇身一变都不用就成了“民运”菁英，在国外既得“民运”的利益。他们再次利用了封闭的世界和开放的世界之间的不对称，他们继续吃政治这碗饭。中国“改革菁英”的这些优越性是东德上层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在东德的“现实社会主义”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两个德国统一了，隔开“东方”和“西方”的那堵墙转眼之间垮掉了。于是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制度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他们的特权所凭借的基础瓦解了。失掉了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品格，这些人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辩护十年改革和共产党政权上，更激烈、更坚决、在政治上更保守的原因。
人有人的基本道德和尊严，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也有自身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然而，这一切在一个封闭的专制社会中却遭到扭曲。专制把庸才变成英雄，专制既为那些不甘寂寞而有些小智小慧的所谓知识分子制造了机会，同时也把他们的卑劣显现无余。然而，真正令人忧虑的却是在这个病态的社会中，长期的专制使人失去了分辨真伪、善恶的能力，对这种卑劣视而不见，奉卑劣为神圣则更是悲中之悲。
的确，无论在什么时代，知识分子中总会有一部分人留下自己的劣迹，一部分人坚持基本的道德和学术规范。如果前者成为主潮，社会就会变成病态。社会一旦变质，恢复健全的思维，健康的道德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努力去做。知识分子的劣迹，我们不应该姑息，而应该反思：因为为知识，为真理，为那些在大陆为坚持独立人格、独立学术而付出巨大努力却仍然默默无闻地处於极其困难境地的知识分子，良心趋使我们必须这样去作。
一九九一年五月于德国，埃森
（本文发表于《中国之春》，美国，第106期，199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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