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文化大革命恰好五十周年的時候，五十年前的故人來訪。
五十年前的故人其實只是我內人一面相識的友人。
五十年前的紅八月大串聯的時候，一位外省的女孩到北京串聯，恰好被分配住在中國科技大學，我內人姐姐的學生宿舍。我內人當時是女一中初二學生，她去科大找她姐姐，姐姐不在而邂逅相遇了她——一個來自貴州AB市一中的初中三年級、生於五零年的女孩。兩人相見相談甚歡，談文學、談人生，青年人無盡的對生命的愛和期待，從此通信筆談，斷斷續續。此後，兩人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都下了鄉，到七十年代初期，一個還了城，一個卻依然留在鄉下，說不出什麼原因，終止了通信。五十年後的偶然在網上發現了對方，才有了今天的見面。
這真的是一個聽來波瀾不驚，但是卻又讓你哭都哭不出聲來的人生的故事，和她們夫婦的這次相見，不僅遙遠的五十年前拉回到眼前，而且千百年人類的生息追求，有幸還是無幸，作為一個人的酸甜苦辣，都讓我無法自拔。
一霎時把七情俱已昧盡，參透了酸辛處淚濕衣襟。
友人夫婦文革前都是AB市一中的優秀學生，六六年還學文認識她的時候，她叫穆亞華，但是現在卻叫余燕鏞。見了面，學文才問她，為何她家的姓，她原來叫穆亞華現在改成余燕鏞，為何她先生叫趙援朝，她們的女兒卻叫常碧，一家竟然前後用了四個姓。而這就引出了一個充滿時代特點，悽楚，讓人心碎的陰鬱的故事。
2.
余燕鏞文革時是初三，就是老六六屆，比內子還學文高一級的學生。認識還學文的時候還叫穆亞華。據她告訴還學文，她父親姓穆，曾經上過黃埔軍校然後投軍，抗戰時在緬甸，抗戰勝利後回到AB市，作為緝私鹽警，四九年後留用，但是不堪警察局內的氣氛而辭職。因為維持生計而做些買賣，拆舊房，賣木料，但是因此被作為投機倒把逮捕判刑。余燕鏞小學是好
學生，中學考入AB市的重點中學一中，依然是好學生。但是在初中的時候，發現自己處處受到打壓，任何事情都沒有她的份，團學習小組，也就是培養入團的對象也沒有她。一個偶然機會看到了父親的判刑書，發現自己的父親居然是人民的敵人，這才明白原因。從此就墜入地獄的生活。她那時就已經深知，考高中是不可能的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六六年秋天，她和家庭劃清界限，把名字也改成了余燕鏞。而這一改在派出所就改成了，以至於在後來她再想改回來都不可能了。這一改姓，也造成了他父親後來一直不能夠原諒她。
她的先生趙援朝，從名字就知道生在抗美援朝時期。他也是AB市一中初三的學生，但是男女分班，所以並不同班。他的父親在反右的時候是極右，為此被關押在貴州邊遠地區勞改。父母離了婚，為此他就改姓了母親的姓。他母親是大學老師，帶著他長大。就在六六年前，他就已經知道，高中是不要想上了。從他的現在我可以看出，他從此就變成沉默寡言，遇事都躲在人群的最深處。
七九年他父親平了反，重回AB市，但是由於以前的單位已經解散，所以無處收留，也無處居住，後在親友的勸說下，他母親收留了他父親，算是複了婚。而趙援朝由於無法把姓氏改回來，所以只有在有了女兒後，讓女兒重新返回常姓，所以他們的女兒名叫常碧。在這次來德國申請簽證的時候，德國使館還非常奇怪地問他們是怎麼回事，怎麼一家三個姓？這真的是一個讓人欲哭無淚的故事。但是故事遠非就停留在姓氏問題上，相反在所有其它領域的展開，都要遠比這個姓氏問題更充滿辛酸。
3.
當我問他們文革到來他們的第一感觸的時候，他們說，對他們來說，倒是反而有一種被解脫了的感覺，因為那個時候所有的人都一樣了，都不能夠上學了。你看這人生多詭異複雜。
在六六年文革開始後，余燕鏞在班裡當然是被整肅的物件。可實在說操刀的人卻不是紅五類出身的人，而更多的是那些積極表現自己的麻五類。到紅八月的時候，大串聯來了。余燕鏞同班的掌權的幹部子弟居然也給她開了串聯的介紹信，到了北京。她和還學文的認識，讓人感到，黑暗還是無法完全壓抑、消滅掉人的青春熱血。
從北京回去，縱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余燕鏞們自然也不敢放鬆，當然更不敢放肆。她報名參加了一個跨校組織的重走長征路，於是離開了AB市向韶山走去。那幾個月她自然是吃苦在前，沿途勤勤懇懇地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走到韶山的時候接到複課鬧革命的通知，於是返回了AB市。但是依然無事，也不敢做更多的事情。她說那一段時間到學校就是打乒乓球，於是練就了一手好球。到六九年的時候她也就跟大家一起去插了隊。
就是這個文革失控的社會，讓她短暫有了的群體經歷，讓余燕鏞感到了比以前輕鬆，有所解脫。但是，這個解脫，當然絕對不是真正的解脫，真正的不再有區別，殘酷與迫害，歧視、蔑視與踐踏在各個水平面，各種獨特的環境都有著自己特殊的表現，余燕鏞雖然和所有的我們那六屆學生一樣下了鄉，可是還是在地獄的底層，在別人的起跑線以外。她誠惶誠恐地努力在生產隊改造自己，投入各類勞作。事實上，和那些攻擊中國老百姓愚昧造成了專制的觀點相對，我們也可以說，也可以看到，下層的人永遠是最沒被政治污染的人，保留了最多的人性的人。
余燕鏞的表現讓生產隊不止一次地推薦她返城工作，但是總共五次都由於政審而失敗。習慣了受迫害的余燕鏞可能已經麻木，可是大隊和公社幹部卻對此感到不滿，他們深切地感到了不安，大家一起討論如何能夠讓余燕鏞吃商品糧。在七四年的時候，在我們這些人已經用各種不同的辦法返回到了城裡的時候，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決定作為准村裡的婦女幹部，推薦余燕鏞去黨校培訓。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了一個幼兒師範的招生名額，兩年培訓後回縣城工作。於是他們推薦了余燕鏞。當余燕鏞聽到這個推薦的時候，立即傷心地落了淚，因為她天生口吃，並不適於幼稚教育工作，可生產隊和公社的人勸她，她也就接受了這個推薦，而這次居然也就成功了。
她在AB市接受了兩年幼稚教育的學習後，七六年又回到了當地縣城，擔任幼稚園老師。在一九七八年恢復高考前，已經分到縣裡農機廠的趙援朝找到她，我想是因為兩人出身等的情況類似，他們確定了戀愛關係。為此在恢復高考的時候，余燕鏞問趙援朝是否要考，趙說他不准備考，我想，趙是估計到經歷的只可能是侮辱，而不會是錄取，余燕鏞則認為她如果考是能夠考上的，但是如此他們的關係就一定不會繼續下去。於是余燕鏞也決定不報考。從此開始了兩個人留在縣城的生活。一九八零年他們生下了常碧，已經感到會在這個邊遠的縣城生活一輩子了。可一九八六年，因為趙援朝的一個舅舅在臺灣軍隊任高官，屬於統戰對象，這個級別的統治對象不僅要照顧他們的直系親屬，而且包括旁系。於是從上面撥下來的兩個專門給他們的回城名額，使得他們返回了AB市。
4.
據余燕鏞自己說，她是在七三年骨頭開始變硬了的，不再對那個社會抱有期望，永遠不會再用軟弱和哀歎來對待自己的命運了。那是七三年夏天，她送走村裡一位被保送到復旦大學的同學的時候。她從生產隊把這位同學送到了火車站，路上要過一條河。去的時候，河水沒到腳脖子，淌著就過去了。告別那位同學返程的時候，天快黑了，還下著雨。後來那個別了山村的同學告訴余燕鏞，看著她離去的弱小的身影，帶著斗笠、穿著蓑衣，漸漸地被吞沒在夜色中、雨霧中，她哭了，不知道未來等待余燕鏞的是什麼。那時候，天黑了、河水漲了，過河的時候，走著走著，不覺得水就齊胸了……倘若那時有一個激浪，在那孤寂的山村路上，溪澗中，一個生命可能也就隨之而去了。人和螞蟻相比，究竟不同在哪裡呢。可能就在於他活下來，能把這感受繼續下來，能夠傳染給更多的同類，傳染給後人，特別是和自己有著聯繫，有著生命聯繫的親人。
余燕鏞走回生產隊，走進知青們居住的的土坯屋的時候，全身都已經濕透了。知青住房中早已經只剩下她一個人。漆黑的山村，零星的燈火，只有雨聲，無邊的天地沒有任何的人氣，人的痕跡，除了她自己。她坐在草墩子上，對著煤油燈，看著豆大的火苗，就這樣一整夜地坐在那裡，……是感傷、是痛苦，還是她茫然而不知道如何感覺這一切，對待這一切……天地間似乎一切生物都是自生自滅，只有人是有未來的，當人沒了未來，大約所有的感覺也就麻木了，也就如一只動物那樣孤獨地蜷縮樹洞中。
在聽到公雞叫早的時候，似乎也叫回了她的感覺。看到發白的窗戶，她才起身，醒悟到大自然的蘇醒，她還繼續活著，於是換下濕衣服，出門，繼續去種生產隊派給她的試驗田......
余燕鏞說，她知道，她不會向命運低頭!從那個時候開始，她身上長出了硬骨頭。但是實在地說，這讓我感到的是：到那個時候，她身上的憤怒、痛恨、反抗、報復，人和動物所固有的素質，只因為她是人，因為有意識，反而早已經被碾碎，早已經留在了過去的路上。在我看來，她保持平衡的生存基礎，全在於沒了很多感覺、只剩下了骨頭，因為還有感覺，還有反應，只會增加更多的痛苦和磨折，人無法繼續活下去。她是一個弱女子，一個孤立無助的孩子，只是，也只能夠無可奈何地堅強地活下去……。所以現在的我才感到，那個年代，我在北京，能夠反叛、反彈，甚至能夠受苦，都是我的運氣，是我有那個可能的環境，儘管艱辛。……可余燕鏞連這個都沒有。
5.
回AB市余燕鏞由於是在學校工作，是教育系統，於是按編制可以進入趙援朝母親的單位，大學新創立的藝術學院負責管理研究生的行政工作，而趙援朝由於是工人，大學無法安排，最後進了同學的公司，做銷售。如此這個辛酸的故事有了一個較為平順的結局。他們的女兒後來考取了大學新聞系，在旅遊、新聞、及現代青年們的演出等活動上是那一代人的佼佼者，出了書，又認識了一位德國男孩子，結了婚來到德國。在三十六歲的時候，這個月下旬將會生產，於是余燕鏞夫婦來到德國探親。
在談話和接觸中，我感到兩個人都是智力非常高的人，尤其是趙援朝，和我談音響、談相機、電腦都看法都非常在行，讓我感到是一個有著清晰和正確思想方法的人，可兩個人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我想在他們內心中的痛，造成的陰影和壓抑是無法言說的。余燕鏞說，趙援朝的母親是大學老師，常說，我兒子要是上大學一定是好學生。可知，在他們父母內心中造成的痛也是無法癒合的。這是一個毀了兩代人的生命的故事，其實細想毀了三代乃至四代。也就是他們的爺爺奶奶，以及他們的女兒常碧都一定能夠讓人感到和看到這黑暗殘酷的生活的後果。對他們來說，一個人獲得普通，健康正常的生活實在說已經是一種永遠無法再達到的事情。因為歲月過去了，人不可能再生活一次了。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很多時候我感歎自己的命運的蹉跎，但是如何能夠和他們相比。他們都是論才能並不比我差的人，可命運、人生、這個共產黨竟然能夠把他們糟蹋蹂躪到如此。如今實在說，我認為他們連反抗的勇氣和能力都沒有了。因為從五十年前的六十年代起，就讓他們看到反抗得到的是更為悲慘的命運。他們的父輩就是一個例子。所以他們現在的沉默、寡言，他們的無可奈何顯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乃至任何一個眼神上。然而在這一對靈魂深處也有一個硬核，一個共產黨永遠不可能攻破，不可能讓他們屈服的硬核。就為這，我以為共產黨不倒臺。不如東歐那樣崩潰是天理不容的。
我在讀過一些人記述的那時經歷的時候，曾經對自己說，我這一生說一句共產黨的好話，我不是人養的，我也曾經說過，反共是做人的底線，這句話已經流行起來。余燕鏞一家的經歷再次堅定了我的看法。那些個至今還經常為自己辯護、緩頰的人，那些個參與建造共產黨及其社會的人實在是應該在人性的基礎上看看，你們毀滅、殘殺了多少人，多少靈魂，而這一切的影響還在持續，我以為它在余燕鏞的女兒、親友，乃至余燕鏞女兒的德國親友身上都會有持續的影響。
……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余燕鏞的經歷讓我看到，我們要求的其實並不多，只希望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個人能夠躲避迫害，有私人空間的社會，能夠按照自己的願望和努力去構想自己和自己的後代及親友的未來，可就是這點，讓人們可以更深地體會到，共產黨毀了中國人的一切。因為它毀滅了人最基本的感覺和感情能力，毀滅了人的恨和報復的能力，其實也就是毀滅了人的愛和創造的能力，就為這一點，我更理解，反共是做人的底線的更深的恢復人性的意義！
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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