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简单问题上的迷雾

——写作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一文后记 

1.

最近十年，我在读书写作的时候，常常发现很多问题本来是十分简单的，而我们却恰恰在这些简单问题上出了差错。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困难是自己造成的。我们自己受了不良的教育，带上了变色眼镜，亦或我们自己为了现实需要只顾眼前，或自己蒙蔽自己，自欺欺人，或者囿于压力而回避问题。

这个认识使我看到，知识及思想领域的探究和写作，居然和文学艺术领域一样，返璞归真对于一个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努力。很多研究的结果事后都会发现，抹去迷雾、摘掉眼镜，竟然是如此简单的问题。写作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一文，让我再次深深地体会到了这点。

我在准备动笔写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问题讨论这一组文章之前，一直以为会比以前要容易。因为涉及的基本上只是史料及转介，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更多的对于基本的概念和思想问题的把握。但是没有想到，这第一篇文章，关于弗里德里希的研究介绍就写的很吃力。自然这个很吃力说明写作吃上了力，而吃上了力，也就是有所进取和进步的显示。这也就是说，我在写作这部分的时候，思想和历史的把握都有了很多新意和新的收获。可完全写完，更突然发现，原来都是如此简单的问题，我居然为此花了半生的时间。为此，感到这个写作过程做一点记叙应该是很有必要。

2．

首先是在写二次大战后的思想界状况那节，加缪和萨特等左派在当时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认识具有非常根本和典型的意义。为此我特别又去寻找了一些资料，买了加缪的《不做牺牲者也不做刽子手》。这个历史性的案例涉及的是百年来在知识界遇到的普遍的问题，当然包括被全球化、西化挟卷的中国。为此，加缪提出知识分子的四个责任义务：

1.认清并且揭露批判极权主义；

2.拒绝任何类型的谎言，坦率承认自己无知；

3.拒绝任何专横及操控；

4拒绝一切专制，包括所有那些专制为自己辩护的各类托辞，以及那些所谓为了善的目的的专制。

加缪谈到的是非常“简单地”就能够辨别出做到与否的原则。为此这四个责任、义务作为我们描述评断四九年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的参照点，可以很清楚、明确地为我们提供了解知识分子与社会关系的图像。

对于思想史和历史研究来说，我们不仅是可以用这四个义务来评断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是可以通过这四个义务描述出各类知识分子的本来角色和位置，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指鹿为马的描述造成的不仅是混乱，而且会在精神领域，社会领域付出各种不同的代价。我们中国当代史，之所以会有四九年这样的转折点，却没有八九年东欧那样的转折点，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那些恰恰和加缪所提出的四个义务反其道而行之的知识精英，在现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一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掩盖过自己对政权、对专政的贪婪，无所不用其极。可在四九年前协助共产党掌握政权的那批人，也就是顾准、李锐们，以及陈子明的恩师何家栋们，始终如一地拒绝认清和揭露极权主义；接受任何类型的共产党的托词和谎言；接受任何形式的对他们的专横和操纵；而对民众却专断地以启蒙者、教育者自居，散布为专制，包括统治者自己为自己辩护的各种托辞，歌颂所谓为了改革，为了人民和国家的专制及领导人。

这四个与加缪所提四个义务反道而行的秉性，一点没变地遗传给了七六年以后，附庸他们而上的金观涛、陈子明们。这些人如他们的前人，无论是暂时遭到共产党整肃甚至被关进过监狱，还是躲到香港和海外，也不会改变这四个“反向”特点。

为此，我们可知，究竟是如何评价他们及那些四九年前那些追随共产党，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直到八九后，直到九九后还不能从根本上摒弃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才是适当的、准确的。那些用所谓“两头真”的说法来评断曾经参与过共产党攫取政权的知识分子，可谓荒谬之极。那些在八九年枪响后才被迫对共产党有所认识的知识人，不也应该对此有所反思吗。

为此，这四点也让我深切地感到，对于这几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于四九年之后成长起来的所谓知识精英，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乃至一九八九年的大屠杀后的知识精英，真的是一个让所有人各就各位，显露自己面目的镜子。

为此，这四点让一直关切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我感到：我所强调的观点，知识分子的主要对手不是统治者，而是知识分子的观点得到了丰富和支持。它为我提供了用来描述知识分子问题的经线和纬线，一个能够非常“简单”、清楚地定位知识分子的坐标系。

3.

其次，在把握利茨曼对于弗里德里希的批评问题的时候，它给我的思想又打开了一扇窗户。

弗里德里希以及德国社会的保守主义思想让我看到，在政教分离之后十九世纪以来的德国思想界对于世俗化专制及极权主义可说是贡献甚伟。从利茨曼对于宪政思想的考察，让我突然发现，这个一二三的问题，即文艺复兴及基督教文化与科学及民主的关系问题，居然多年来在中文界是一个被颠倒黑白且没有人注意到的问题。

文艺复兴的根本在于冲破中世纪基督教的禁锢，在于以希腊思想重新引入及复兴。这个希腊思想就是人性、科学和民主。基督教不仅和科学与民主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它在中世纪形成的文化思想及社会，根本就是当年冲击的对象。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共产党唯物主义者把这个冲击作为对宗教信仰、神的冲击，而我所说的这个冲击，绝对不是对于宗教信仰的冲击。这个冲击是对于与基督教相连，或者说这个信仰所产生的教会及教条，以及由之而形成的社会的冲击。

任何一种宗教，作为信仰都是个人的。而任何信仰在个人意义上都是不可能外在地否定的。这是科学认识论的基本常识。一个上帝决定一切的宗教和民主没有关系，民主的发源地是，也只能够是希腊，而不是基督教带来的，这也是基本常识。如果一定要说基督教和民主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共产党所推崇的民主集中制是希腊民主进入了基督教文化后的新产物，即Totalitarian Democracy是基督教文化进入后的产物。民主在希腊只是一种在政治上选择的方法，它是和僭主制平行的，可以轮换代替的制度，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基于和基督教不同的文化气氛，希腊有僭主制，但是没有民主集中制——极权主义的民主。而这就是当代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通过文艺复兴重新进入西方社会的希腊民主思想，被基督教文化思想及社会的框架高度世俗化，即唯物主义化和政治化之后，就产生了极权主义。

为此，这也让我看到，在这种意义上，宪政思想、宪法是基督教带来的思想方法。而正是这个宪政思想同时让我们看到的，近代国家的基础是基督教思想和教会结构。而正是在这点上，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不断地发生民主和现行的国家结构下的党派政治、议会政治产生冲突。一言以蔽之，我们所说的、时下存在的所谓现代社会，不是现代，而是后基督教社会！我们面临的不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就是近代的普世民主与后基督教社会的国家机器和社会结构，也就是党派政治、议会政治等等的矛盾。

这就是近年来在德国，乃至世界上很多地区由于民意与议会民主、党派民主的冲突，而越来越多地采取公民直接投票票决的原因。这其实就是民主和宪政的矛盾。宪政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等同于民主制，民主在他们看来只是实行宪政的一个好的方法。而由于效率问题，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谈到这里我似乎理解了德国著名的学者布拉赫把民主作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价值的原因了。

我曾经毫不怀疑接受波普的观点，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价值。因为如前所说，民主在古希腊是作为众多管理方法的一种，所以此前波普等思想家都是把民主作为手段和方法，而不是作为价值来看待。但是德国波恩大学的著名极权主义研究专家布拉赫却把它作为价值，由于和波普一样，布拉赫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所以在撰写这篇文章以前对此我一直存疑。现在我对他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理解。

当代民主是和普适的人权紧密相连的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这就是说，渗透着每个人都有“直接”参与决策权的民主是一个价值问题，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可以改变存在形式的问题。把民主作为价值，不仅是对希腊式民主的超越和扬弃，而且只有把它作为价值时，才会是建立在普适观上的人权国家，才会超越旧的基督教社会遗留下来的党派及宪政国家框架的束缚。

因为如果把民主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根本价值及基础，那么不仅政府、各政党，而且就是议会、宪法也要服从它。当然，这可能会造成社会不那么有效率，可这让我进一步感到，社会的效率，以及随着而来的自由经济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追求和生存基础，最重要的事情。况且在当代我们已经看到，那么有效率并不一定是优点，因为在很多时候，它虽然为人类带来发展和福利，但是同时它造成的破坏，对人的损害，对环境的破坏，远过于它带来的益处。有些破坏甚至是根本性的，万世劫难。

为此，这就告诉我们，对于中国及东方社会没有产生宪政的指责，就像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一样，它是一个伪问题。没有产生是因为东方的形而上学前提和西方不一样，不意味着东方落后。

曾经被莱布尼茨等启蒙学者羡慕的中国的国家及社会结构，不需要也没有宪政的位置。

对宪政思想，基督教带来的世俗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问题的关系的探究和把握，是我写此文时在思想上的第二重大推进。民主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原本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问题。

4.

第三个令我唏嘘的感慨是，近十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同样是继承了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传统的当代思想家波普和阿隆，同样是对于共产党问题的探究，却步入的是两个方向，两类问题？即为何波普没有接触过世俗化宗教问题。直到我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竟然如此简单！

我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二人有这个不同，而波普没有谈到过世俗化宗教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前后经历了二人的道路，我为了弄清自己前后步入的这两个领域：封闭社会的认识论根源和极权主义的文化根源，二者究竟有什么联系。

我前二十年的探究，即从七零年开始的探索道路，后来发现基本上亦步亦趋地重复了波普的道路。这个经历常常让我感到后怕，因为我很幸运地、居然在黑暗中，在没有任何资料和路标，没有导师，却有无数阻碍、打击和迷雾的情况下，从七十年代初期一路摸索过来，而没有掉进深渊。

我能够由真理部改造过的基因转变为一个正常的自由主义者，实实在在是我的幸运，也是对我老老实实，没有因为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的最好奖励。可知天道酬勤、上善若水。我实实地要感谢命运。

波普对于上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希特勒纳粹和共产党国家，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的探究，让他集中在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上，并且回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的思想。政治思想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这个简单的并且基本的问题，居然是我与后来读硕士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第一次见面，七五年夏天就开始争论的问题。他认为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和认识论毫无关系，而拒绝对他所犯过的政治错误进行哲学上的否定性的反省，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进行彻底的审查。大约三十年后，二零零四年因为这个问题，他公开和我彻底决裂，彻底分手。

和波普一样，我也是从认识论问题入手而很快彻底认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念论，以及共产党集团，而且和波普一样，我们都是在高中毕业后，很快就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在哲学和思想史问题上的致命弱点。所以，波普以及九十年代中期后我开始接触了解的反启蒙思想的当代代表思想家弗格林，和我自己的经历让我感到，认清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限制和盲点，并不是一件难事。任何一个高中生，只要是认真提出问题和思索问题，很快就可以走出充满主观冲动的观念主义倾向所带来的迷雾。但是这一点，对于那些陷入共产党的所谓知识精英，无论顾准、李慎之、许良英，以及李泽厚、高尔泰们，甚至包括方励之先生却都不仅没有走出来，而且不认为是问题。而这就造成了他们从来也没有彻底否定过共产党。其实他们究竟为何会如此的研究，还可以同时和前面我提到的加缪的知识分子的四个责任义务问题联系在一起探究。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完成了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彻底转变后，在九十年代初期集中到了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而这就立即使我接触到法国思想家阿隆。我自己九十年代后的探索，让我发现，在经过了类似波普的思想经历后，在后二十年，即最近二十年我的研究则基本上重复了阿隆的道路。

波普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在当代的代表人物。与他一样，阿隆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思想，二百年前开始的启蒙思想在当代法国的代表人。所以二者实际上是近代欧洲同一个思想倾向中的思想家。

阿隆是最早的提出极权主义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围绕这个题目解析希特勒和苏联问题，而在四十年代初期他进一步提出政治化宗教问题，后来则更进一步改为使用世俗宗教思想来解析极权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关于极权主义和世俗宗教问题的研究中，阿隆和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形成了两大重镇，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不同的思想方向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弗格林是从宗教文化及对它的思辨中，即从对基督教神学及其文化的推崇上提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基督教，而阿隆则是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即对于自由的推崇上提出世俗宗教问题。

阿隆晚年认为，他的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而是世俗宗教问题的提出。所以他后来更多地思考的也是世俗宗教问题。世俗宗教和当代西方文化及社会的关系问题，也让他晚年对西方的现实及未来忧心忡忡。

所以这个研究对于我产生的问题是，世俗宗教，也就是政治化基督教，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为什么穷究极权主义根源的波普，却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5.

在写作弗里德里希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一文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这两位自由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对它的根源的探究步入的两个方向，是西方文化两个来源的反映。他们分别探究了究竟这两个来源中的哪些因素导致了当代极权主义，及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

这两个来源：即来自希腊的思想和来自沙漠的基督教文化。启蒙思想的代表人波普的探究进入了希腊的河流，而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阿隆思考的是沙漠中的尘暴。而这就从思想史的探究中再次证明，极权主义，它不折不扣地是西方文化传统及社会的产物。

而对于这两个探究的共同性的更进一步思索，告诉我的则是：极权主义是西方所特有的二元论思想，及其文化的产物。

极权主义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具体化出现后，在西方知识界曾经过非常短暂的惊讶与不知所措，如考茨基等人匆匆地或把它归咎于俄罗斯独特的落后于中西欧的文化传统，或把它归咎于鞑靼式的、亚细亚式的原始化、野蛮的专制，但是很快他们自己就反驳了自己，而回归并且集中到对于西方和欧洲文化的反思和追问上。这尤其是在经过了二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三十年代德国的崛起，以及二次大战后，不仅没有人再离开西方传统而探究它们的出现，而且甚至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它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返祖，返回野蛮的现象，而是近代所谓社会“进步”的产物，现代化中的一种极端化的结果。部分文化思想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启蒙主义的彻底唯物主义化，一种推崇“理性”的结果。部分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世俗基督教，基督教政治化。这一思想史告诉我们的就是：所有这一切灾难都是现代化和西化带来的，必须对西方思想及其文化进行反思。

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里希的看法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本条件是：基督教文化背景、民主政体和现代化技术。

在对于极权主义和共产党问题的研究上，对比西方学界，中国知识界的变态立即显现无遗。无论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还是文化大革命，无疑都是近代极权主义泛滥的典型案例。但是即便在经过了残酷黑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对文革的所谓反思居然依然是反传统真的是匪夷所思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所谓超稳定结构，长期封建，蓝色文明等等的提法事实上都是对极权主义及其思想文化的维护和继续。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看不到这些，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极权主义文化的儿子，所谓“革命的后代”，他们已经在思想方法上发生了最根本的癌变。而对于港台学者来说，看不到这点则是更多地因为他们同样感染了和前辈共产党知识精英一样的，西方近代文明中所独特具有的世俗化的瘟疫。

这个伴随全球西化、近代化的世俗化的瘟疫事实上在西方也没有因为百年来的灾难而产生免疫力。在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讨论后，八九年后福山和杭亭顿居然提出那种误世和近乎荒谬的看法，和华人知识界中的对于极权主义的麻痹一样，也正是在于他们居然没有看到百年来的探究告诉我们的当代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

西方学界之所以会产生最初，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以及最近，一九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福山和杭亭顿的误判，问题如此简单，却遭到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及误判，其原因依然是十九世纪产生的那种进步历史观，即我们常说的历史决定论，特别是与之相连的欧洲中心论，西方是唯一的判尺。

关于中文界为何对于这三点不能够理解的原因，我还会再继续撰文探讨。

现在回到我最近几年的思索，为何同为自由主义学者，也都堪称为代表人物的波普和阿隆，探索的是同一个对象，同一个问题，却是如此分明的两条路，这两条路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我突然明白，其原因在于他们是从同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出发，在近代启蒙潮流中向西方文化思想的两个来源进行了考察，即考察了来自岛国的希腊思想和来自沙漠的基督教文化，这两个思想来源各自带来的封闭性、专断性，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悖谬。这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带来的全球化、现代化，它最根本的基础，究竟是否有问题，又究竟有哪些问题。

于我，之所以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走了二人的全过程，全因为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亲身经历了极权主义的浸染，基因被癌变后重生的。

6.

写作这篇文章对我来说，第四个觉得掷地有声的想法是：中文世界中拔出萝卜带着泥的西方思想介绍。

被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知识人，已经习惯于以论带史和吹喇叭，见了西方人就吹伟大的人道关怀，自由民主的光芒。眉毛胡子一把抓，从没有读过原著却满嘴翻译后的蹩脚，晦涩的概念术语，云山雾罩。利茨曼对弗里德里希的批评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个作者敢于那么放肆地以为他真的在谈西方思想，其原因在于他根本没入门，不知道任何一个西方来的概念，那个中文单词根本不是西文原来的意思。其次就是原来那个概念，即如极权主义，如果你不理解它来的前因后果，也就是历史及社会环境，你就不会把握到它的深层意谓。而更进一步的问题还有，如果你不理解它的文化和思想基础，那么你仍然只是在表面上，现象上了解了它的具体的存在情况，还是难以把握它所存在的思想基础。所以对于学人和思想家来说，介绍一个思想和感念真的是充满危险和陷阱。

一篇这样的文章写完，让我更为诚惶诚恐。我所写下的每个字，都可能不十分准确，甚至可能有谬误。为此我也希望首先告诉读者，阅读、学习和吃东西一样，你对面的东西可能有毒，也可能有菌。这尤其是对于西学，每一个思想、概念，每一个人物，犹如一种西药，几乎都有副作用。你服用之前，一定要看药方上的标注，它有哪些负面影响。把反启蒙的当作启蒙，推崇专制的当作民主，反近代的当作现代，反科学的当作科学，如何能够让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健康，有序发展。

第五点，对治学上的引经据典和把握今典的认识。

假大空的教条性的引经据典统治了中文世界半个多世纪，它典型地代表了意识形态化的观念领先的宣传对于学术研究的排斥和替代。对此，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初期有专文对金观涛、刘小枫们的文字进行过具体分析。而前人陈寅恪、今人余英时先生则不仅在引经据典的运用上，而且在今典的把握上为我们在中国思想文化问题上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典范。现在关于西学，我在写作此文的时候，则深切地感到，利茨曼的研究为我们在西学上对于概念的把握，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另外著文展开。

2016.7.7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