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文化下的“老三届文化热” ─文化革命和两种文化 （再回大陆之四）（1995旧作）

大陆社会总有很多让人不可解的事情，八九年要民主的学生，居然有人抬出了最独裁的毛泽东。而就在九○年前后，毛泽东在声名狼藉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不到二十年时间中就又热了起来。其实，指鹿为马的事情岂只自今日起，不说共产党，但说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就举不胜举。左派文人吴晗协助共产党作过多少罪恶的事情，而他的《海瑞罢官》也的确是为党内斗争服务的，不过马屁拍到马脚上了而已。但是，人们为了否定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却硬是要把批判三家村说成是冤狱，把吴晗说成是无辜的。而海外的人也居然跟着“哄”。

九四年回国，毛泽东热似乎已经式微，但遇上了老三届热。我所有的朋友都结了婚，或结过婚，只有一位挚友却仍然在坚持。而在我别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居然幸运地赶上了他的婚礼。在他的婚礼上，我体会最深的大约是老三届热了。来的人都是当年插队的朋友，他们热火地回忆过去，谈论现在的忙碌，但是我却只是感到，这些拖家带口的中年人，英姿没了，皱纹多了，朝气少了，老态来了。言谈中的“自以为是”没了少年人的才气，流向老年人的固执。我曾经多次想到，按照生物学的规律，我们这些人老了，最好的时候将要殆尽，但是从来没有这次感觉这么深！而我这位朋友的太太，我只问了她一句话，就更感慨万千，她居然是七一年生。那时，我已经插队两年，已经走上了现在这条不归之路。

回国期间我还到白洋淀参加过一次白洋淀诗群座谈会，在不同场合见过很多当年的朋友。老三届的朋友都已经不是当年的穷知青，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但是在那些意气风发中，我常常感到有一种没落，一种无可奈何，一种江郎才尽。老三届的人的年龄已经爬向五十，他们还能提出新的问题吗？他们还在追求吗？他们还能变化、否定、修正自己吗？他们还能给社会、给人生，带来新的内容吗？

人们普遍认为，时下老三届正如日当空，然而，我却从精神上，从对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上深深地感到，老三届已犹如枯萎的秋季之果，深秋的一片薄霜，初冬的一阵寒风都会抖落它。看着这些朋友，和当年相比只有“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的感伤，却没有了“心知去不还，且有后世名”英气，更何谈豪情二字。

卫道的张承志，顺道的王朔 ─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 （再回大陆之三）（1995旧作）

一．无稽的“抵抗投降”

刚到北京，就几次在书摊上看到印刷精美的“抵抗投降丛书”，一本是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一本是张炜的《忧愤的归途·张炜卷》。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他们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在堕落，王朔式的文学倾向是堕落，要抵抗这种潮流，不投降，但是更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实在说，原来我也不想了解。

张承志抵抗投降，他什么时候不投降呢？这位当年和我一个年级的清华附中老同学，由于数理成绩不好而不能出人头地，因此对学校领导强烈地不满。天下未乱蜀先乱，还在六六年前，北京一些中学里的不得志的干部子弟就躁动了，还没到六月，张承志和一些干部子弟就起来造反，要求校领导紧跟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在批判三家村的潮流中清肃那些“白专”学生。红卫兵的名字就是张承志起的，他自己明白地说过，“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作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这是张承志的第一次“抵抗投降”，当然他是否把斗争进行到了底，还没有答案，现在只能说，他坚持了下来。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背谬，起来维护最有权势的人的勇气竟然是值得自豪的。

红卫兵们深知江山是他们的江山，极权社会的文化怎么能让那些资产阶级子弟分享。那些资产阶级子弟是专政的对象，是被统治者，精神世界怎有他们的位置。因此要抵抗投降。

文化革命爆发了，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张承志们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垂青。“三论造反”和一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真不愧得到党的二十多年的培养，把从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九评苏共公开信到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以来的文风，把共产党极权社会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至。那时，张承志们开始第一次充分享受特权，享受极权社会文化的天伦之乐。作为纠察队长，张承志手提一根宽皮带，身穿褪色的军装，带领队员，鞭挞老师校长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好不威风。不知怎的，时过三十年，我脑子中的张承志还是这个形象，“打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张承志的父兄们潜在地形成对毛泽东一人的极权的危害，也成了毛泽东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再回大陆之二（1995旧作）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从北京月坛回到了德国埃森，窗对面是埃森大学，窗下车辆川流不息。北京的家四壁图书，这里的家书籍也开始爬满两面墙。都是我的“家”，都是自己手创的，然而，站在两个家中，第一次无意识地感到了铅字透过不同质地的纸张，油墨通过不同的线条色彩，渗透到空气中，给了我明显不同的气氛。究竟区别是什么呢？它迫使我陷入思索。

七十年代初期，对真理和生活的追求使我开始了反叛的历程。我从文化革命的愚昧中惊醒过来，一下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教条、专断性，非科学性；看到了共产党赤裸裸的毫无人性。我感到震惊。这么简单的道理，这样一目了然的事实，为什么我过去视而不见？从那个时候，我就不断地思索，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我们的知识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我就是在那个政治文化气氛中，力求从知识和文化的桎梏中，从知识分子的藩篱中走出来，从缝隙中搜寻外面的世界，力图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个文化。

无论怎么说，我是生于那个文化中，在那个文化气氛中，虽然过早地觉醒，使得我没有象李泽厚和金观涛等人那样如鱼得水地成了名，但是，那个文化对我来说还是最熟悉的，我会很自然地用那个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用那个社会所具有的语言、文风写作，以那个社会的常态行事。而在另一个知识和文化的世界中，我却始终有一种生手的感觉。在国内时这种感觉还经常伴随着孤独，甚至不时有对自己的怀疑和重新考察。因为，这ABC式的简单道理，何以竟那么难以接受，引起那么强烈的对抗，莫非自己错了？其实想想六八年以前的自己，不也是愚蠢固执地拒绝这ABC吗，不也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自以为领导世界新潮流吗！如果能被轻易接受，那么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问题，也就不会成为本世纪的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