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社会总有很多让人不可解的事情，八九年要民主的学生，居然有人抬出了最独裁的毛泽东。而就在九○年前后，毛泽东在声名狼藉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不到二十年时间中就又热了起来。其实，指鹿为马的事情岂只自今日起，不说共产党，但说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就举不胜举。左派文人吴晗协助共产党作过多少罪恶的事情，而他的《海瑞罢官》也的确是为党内斗争服务的，不过马屁拍到马脚上了而已。但是，人们为了否定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却硬是要把批判三家村说成是冤狱，把吴晗说成是无辜的。而海外的人也居然跟着“哄”。
九四年回国，毛泽东热似乎已经式微，但遇上了老三届热。我所有的朋友都结了婚，或结过婚，只有一位挚友却仍然在坚持。而在我别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居然幸运地赶上了他的婚礼。在他的婚礼上，我体会最深的大约是老三届热了。来的人都是当年插队的朋友，他们热火地回忆过去，谈论现在的忙碌，但是我却只是感到，这些拖家带口的中年人，英姿没了，皱纹多了，朝气少了，老态来了。言谈中的“自以为是”没了少年人的才气，流向老年人的固执。我曾经多次想到，按照生物学的规律，我们这些人老了，最好的时候将要殆尽，但是从来没有这次感觉这么深！而我这位朋友的太太，我只问了她一句话，就更感慨万千，她居然是七一年生。那时，我已经插队两年，已经走上了现在这条不归之路。
回国期间我还到白洋淀参加过一次白洋淀诗群座谈会，在不同场合见过很多当年的朋友。老三届的朋友都已经不是当年的穷知青，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但是在那些意气风发中，我常常感到有一种没落，一种无可奈何，一种江郎才尽。老三届的人的年龄已经爬向五十，他们还能提出新的问题吗？他们还在追求吗？他们还能变化、否定、修正自己吗？他们还能给社会、给人生，带来新的内容吗？
人们普遍认为，时下老三届正如日当空，然而，我却从精神上，从对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上深深地感到，老三届已犹如枯萎的秋季之果，深秋的一片薄霜，初冬的一阵寒风都会抖落它。看着这些朋友，和当年相比只有“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的感伤，却没有了“心知去不还，且有后世名”英气，更何谈豪情二字。
九五年回国，老三届热不但没有过，而且报刊上似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老三届热更加上了两个字成为“老三届文化热”。我去看许良英先生的时候，他很快就谈到这种老三届文化热。对这一热潮的倾向，他感到很忧虑。他让我看刚刚在《读书》上发表的王蒙、陈建功和李辉的对谈，并送给了我一本梁晓声的《九三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嘱咐我老三届问题，不可不注意。
一．色彩斑斓的“老三届文化热”
在炎热的九五年八月，回国的第一周，我和陈小雅女士谈到老三届文化热的问题，她送给我一篇她写的文章，“‘老三届文化热’透视”。这篇文章在《东方》杂志九五年第二期上发表后，《新华文摘》作了转载。八月中旬《光明日报》的文化周刊上头版以将近半版的篇幅显著报导“‘老三届文化热’热度不减”。而《读书》等各种大小杂志更是从各种角度不断地谈这个问题。据说由老三届企业家赞助的，根据流行歌曲《小芳》改变的同名电视剧正在紧张的制作。一部较全面地反映老三届文化和老三届人格的电视专题片《中国老三届》已经由北京电视台投拍，可望在九五年底面世。
据说年初已经在首都体育馆举行过一台大型综合艺术晚会，晚会名为《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参加晚会的有聂卫平、王刚、肖雄、谢园、史铁生、陈凯歌、姜昆、雷蕾、赵炎等。与会者又一万多人，他们分别属于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陕西、山西等地的知识青年。很多人带着上中学、上大学的子女。晚会的协办单位之一是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是李嘉明。据说近年来海内外一批企业已经借助“老三届”文化热，把老三届全体作为经济攻关的诉求对象。
事隔三十年老三届居然作为独特的群体形成了所谓“老三届文化热”，这真是一个既别致又有趣的现象。所谓“文化”热，陈小雅认为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由老三届组织或由他们动议，与他们社会关系相联系的经济考察和联合开发活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以学校、兵团和地区为单位的年节聚会、聚餐、娱乐活动普遍兴起。
二．以老三届知青生活为对象的一系列的电视剧和流行歌曲的问世。如《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雨》、《中国知青部落》、《年轮》、《孽债》等。这有力地把老三届文化热推向社会、推向公众心里。
三．一批书籍，老三届或知青回忆录联袂登场。如《啊，老三届》、《草原启示录》、《北大荒风云录》、《难忘鄂尔多斯》、《咱们“老三届”》、《回首黄土地─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中国知青梦》、《老插春秋》、《漠南情》、《老知青聊斋》、《青春无悔》、《苍凉青春》、《知青档案》、《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劫后辉煌─“老三届”访谈》、《无悔的青春─一代知青的人生经历》，以及大型图书《中国知青岁月》、《知青年鉴》等。
就我所知还有一批图书，如《中国女知青》等正在准备登场，并引起海外的女性主义者们的研究兴趣。
四．当年知青生活的图片及以“老三届”为题的集体或个人书画展览。
五．以老三届命名或为服务对象的餐饮业的迅速崛起。如在北京就有：老三届酒家、黄土地、黑土地酒家、大草原酒家、忆苦思甜大杂院、老插等。这些饭店除了环境布置有强烈的知青生活特征外，很多还在近门处设置“名片栏”。
六．文艺晚会。
陈小雅认为，这种老三届文化热的性格特征，作为毛泽东热的后续，除了和他有着血肉的联系外，也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她认为一是作为老三届及其同代人感情怀旧潮流的载体。二是明确的利益诉求。她认为如果说伤痕文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倾向，寻根文学具有浓厚的文化关怀意识的话，此次老三届热和当前的经济开放的社会形势相连，有明确的经济利益诉求。三是组成并加剧文化“复旧”或“跨现代”的潮流。
二．老三届文化热中的“理想主义”
几乎和极权社会同龄的老三届这一代人，曾经在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社会造成过极大的振荡，时过近三十年，老三届居然有产生了一个“老三届文化热”。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老三届回忆在海外也有所反映，如《北京之春》上就一直在刊登胡平回忆评述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只是在海外的学人中没有产生老三届热而已。
正如大陆报刊所说的，“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花儿朵朵’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中成长，是十七年正统教育成果的主要体现者。”（《光明日报》文化周刊，1995年8月9日，胡平，“‘老三届文化’文化热度不减”）那么，老三届文化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引起了很多讨论。王蒙、陈建功和李辉的对话，海外刘宾雁先生对这一对话的批评，甚至王朔和张承志的争论都是在讨论这一问题。
把老三届热完全归于这一代人利益的寻求，恐怕只是片面地考虑了老三届本身，而没有看到一种社会热的兴起，肯定是有社会的需求。那么老三届身上的哪些特点，或说他们诉诸身上的哪些特点迎合了社会上不同的的需要了呢？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容易解答的问题，“他们曾经热血沸腾地聆听关于他们这一代人任重而道远的召唤，怀着献身热忱奔赴乡村。他们身上肯定燃烧过集体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有过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前景的努力。大概正是由于此他们的人格魅力及其命运才在今天仍被人们看重。他们的确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一代人的实验，换来了另一代人的结论.”（出处同上）
结论是什么呢？王蒙和陈建功等三人的对话看到这种老三届热和时下大陆社会现实的矛盾，用刘宾雁批评他们的话说，他们维护现行社会存在的现实，而完全否定了文化革命中的所谓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而刘宾雁先生则认为这种否定文革，维护现实的做法是不不足取的，是和李泽厚刘再复一样甘当当局的辩护士。他认为，一代红卫兵的理想主义是不应该完全否定的。
“理想主义”问题当然是老三届文化热问题的核心，王蒙等人的刻意批评和刘宾雁先生对红卫兵理想主义的部分肯定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
一个争论如果你觉得两方面似乎都有道理，那么很可能这是在两个前提下的争论，并没有进入一个同一个讨论问题的范畴。关于老三届的理想主义的争论也是如此。
理想主义在西文中是Idealism，在哲学上翻译成中文是唯心主义、观念论，在一般伦理学上翻译成理想主义。在哲学上他相对的是实在论（Realism），只有在中国等马克思主义国家它在哲学上相对的是唯物主义。一般来说，在后者理想主义的对立面才是物质主义，即我们所说的唯物主义。它的意思是人不仅只是满足物质需要，精神价值对人来说才是最高的价值。然而，精神价值却是有各种各样的，因此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离开价值问题泛谈理想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希特勒纳粹信徒的理想主义，恐怖分子的理想主义，极端教派分子的理想主义，共产党人及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和人权主义者的理想主义，尽管他们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但是都是理想主义。就理想主义这一概念来说他们是等价的。所以，任何离开价值问题谈论理想主义都会使自己走入背谬境地。这是我们讨论理想主义首先必须要明确的。
刘宾雁先生之所以犯了这个错误，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从来不想从价值问题上根本否定共产党。因为这样无疑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所以他只有回避价值问题来谈理想主义。
其二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亦或物质主义。这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必然是多元存在的。不是谁能主导的。因为，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物质主义，表明的是人生活的一种态度。它是由个人气质决定的。正如一个小说家，一位诗人，他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这并不由社会环境决定。社会环境和时代可以压抑或刺激他的某些品质，但是不可能无中生有。我是研究科学史的，甚至有科学史家把科学家分成浪漫主义的和现实主义两派。我想这是有道理的。爱因斯坦最后就是不相信量子论，原因即是这种理论和他的信仰不同，和他的气质不符。科学史家认为，这两种气质造成各种科学理论生成的道路和方法的不同，各种理论结构的不同。人们可以由此感到在它深层存在的思维的韵律的不同。人们既不可能完全把人改造成同一种气质的人，也不应该有这种改造的企图。
在多元社会中有的只是，某些时候理想主义者产生的影响大，某些时候又是那些现实主义者，物质主义者占上风。
事实上，用“理想主义”来描述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造就的两代人是不准确的。这里还是有各种类型的人。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接受了共产党建立在乌托邦基础上的极权理念，接受了完全意识形态化，而对于其他的人，例如现实主义者、物质主义者们来说，仍然不过是一个适应现实问题。那个时期表面上似乎是如我们上文所说的“理想主义”产生影响比较大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一元政治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每个人已经从共产党刚刚执政时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到了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志。一切以最高指示为转移。这和正常社会的人格的多元化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因此，用“理想主义”来描述是不确切的。陈建功对红卫兵的理想主义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很多红卫兵的理想主义不过是一种狂热的现实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狂热”不是只有理想主义才有。
理想是个人的事情，是否是理想主义者也是个人的事情，不是社会问题。只有在极权主义国家才会存在“一个社会要不要推崇所谓理想主义”这种问题。因为在那里，一个小集团─共产党主导社会的一切。共产党利用知识分子参与这一切主导性工作中的观念工作，知识分子也已经习惯于作这种主导社会的工作。这是一元政治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社会的特点。刘宾雁先生和王蒙陈建功等人的讨论所要作的仍然是这种工作。不同的是，刘宾雁先生虽然现在仍然不理解理想主义是个人的事情，而不是社会的事情，但是已经进步到不再自觉地去做当局的辩护士。而王蒙等人还没有任何变化。事实上作为个人事物的理想主义是无法批评的，能批评的是利用理想主义的那个社会，能分析的是“理想主义”在那个社会变成了什么。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是，描述研究分析那个社会，以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或是理想主义的，或是现实主义的，为社会提供一些真正有益的知识。仔细想想，如果在正常社会中，要社会全体来宣扬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要所有的人性格划一，难道不是一种很滑稽的想法。王蒙李泽厚等人当然要做这一切，因为他们是维护那个社会的工具，刘宾雁先生则没有理由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三．有两种文化大革命吗？
否定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则必然涉及有没有所谓两种文化革命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有两种文革，一种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文革，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反抗党的官僚特权奴役人民的文革。（见《北京之春》，95年12月号，松龄，“如何从海外看中国？”）
在北京的时候，我转交给许先生几篇郑义最近写的文章，他仔细看了后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到两种文革的提法时，他说他绝不同意这么提。如果照此说法，那么就也可以说有两种世界大战了。他问我的看法。我当然也不同意有两种文革。
我之所以认为只有一种文革，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存在一种真正走出文化革命中共产党文化规范的不同的声音，且不要说形成一种潮流或倾向，就连发出让人“能观察到”的异质的声响都没有。所有的造反派、平民都没有走出共产党的框架。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概念、思想，所追求的目标都没有超出共产党文化的范畴。都和毛泽东领导的文化革命血肉相连的融合在一起。这甚至包括刘宾雁先生所推崇的伊林•涤西，遇罗克，以及张志新和杨曦光等人。遇罗克和杨曦光不过是这个肌体上的毒瘤而已。而张志新和伊林•涤西连这一点也谈不上。例如遇罗克在批判三家村时曾经多次写稿给报社参加讨论，此前此后也一直是作为那个社会的一分子而忙碌。
每一种文化内部都有各种不同的东西，遇罗克不过也是这种文化内部的一种音符，也许可以称为不谐和音，或者一声打击乐，甚至可能只是转换到另一乐章回应而已。他虽然已经接近否定这个社会，然而却绝没有否定和抛弃了这个社会及其文化，试图重新演奏其它的乐曲。
以郑义和笔者当时在清华附中的情况为例。我们那时（六六年至六八年）虽然作为平民子弟，对特权、对出身论非常不满，但是对毛泽东，甚至中央文革，对共产党毫无怀疑；认为特权是走资派的结果，对西方资本主义则充满仇恨。我们那时认为搞文化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对西方文化我们持的也是这种批判态度，认为我们社会的文化已经超越了西方，我们要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受迫害的时候，郑义甚至悄悄地把毛泽东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上。
我们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年青人，即使是回忆对比我们当时“性”的觉醒和恋爱的态度，也能看出我们完全浸淫在这种特殊文化的河流中。所以，没有两种文化革命，有的只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性别的人是如何搞这一种文化革命的，有的只是“龙生九种，种种不一”。红卫兵，不论是哪一种，老红卫兵、联动也罢，造反派、四三派也罢都是典型的极权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在六九年前都绝对没有走出，或力图走出极权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各种桎梏。
如果只因为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不同就有另一种文化革命，那么甚至可以说有很多种文化革命了，例如林彪的、汪东兴的、周恩来的、农民的、工人的，而且即便反抗也绝不只是平民的。
杨曦光应该说是最早可能走出那个文化，或说走出那个文化革命的人，但是一是由于封闭社会所能看到的东西太少，二是由于他过早被关进了监狱。他在六八年终究没有走出这一步。
最早要逃离文化革命的人，就我所知是以《今天》所代表的那批北京市的老三届学生。在六九年以后，七十年代初期，他们一步步步履维艰地向外走去。但是，这种走出的过程可能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完成。这其实可以从七十年代末期后所谓朦胧派诗人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来，力图用另一种语言表述的准政治性作品，对“人民”的歌颂，对传统的所谓追寻，如北岛的前期作品，“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江河的以纪念周恩来为题材的“纪念碑”，“祖国啊，祖国”，为纪念张志新而写的“没有写完的诗”，杨炼的所谓中国神话的重建，都显示出过渡转化时期的意念的混乱和语言的力不从心。
刘宾雁先生一再推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王山，认为他还在研究问题，并以此批评海外民运人士。实际上王山的这本书没有任何新意。完全是一些极权文化的陈腔滥调。从根本上说，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方式既缺乏提出有意义问题的能力，也缺乏驾驭材料的方法。而且王山的这本书就政治上是完全维护现行的一切，就论述和文字上远不如他的师祖，戚本禹等人。因此这本书是毫无价值的一本书，是共产党文化蜕化的产物。而王山在这本书中显示的是，他完全缺乏一般社会学术领域中的研究问题的能力。与王山相比，海外学人和民运人士，则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已经在寻求另一种文化，试图提出或研究一些问题了。所以与王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不同规范的两种文化：极权主义文化和民主文化
然而，没有两种文化革命，但是却有两种文化：极权主义的文化与和它对立的民主社会的文化（当然还有其它文化，如伊斯兰文化，我这里只比较这两种文化）。没有两种文化革命的原因是因为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中并没有存在另一种文化，甚或另一种文化的萌芽。
极权主义社会文化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这种文化，如何认识这两种对立文化之间的关系。
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认识这两种文化的关系则涉及一个认识论理论基础问题。
我是搞科学史的，以科学的发展为例。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理论认为，不同科学理论，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心理规范，例如牛顿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两种理论是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的，有不同的规范。一种理论并不是从另一种理论中长出来的。而完全是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规范的结果。规范的转化需要“革命”。例如对老一代物理学家来说难以接受的量子论，对在新的规范中成长起来的年青的物理学家来说，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普郎克定理，新的东西的完全确立，只有等老一代的死去。
两种文化的问题远比牛顿理论和爱因斯坦理论的关系要复杂，其差异，其中存在的各种非理性因素，对立的前提也更为明显。
极权社会是近代西方的产物，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新的政治形态。正如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的，“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更加严酷，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的区别。凡是在它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来自哪一种具体的民族传统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极权主义政府总是将阶级转变成群众，撤换政党制度（不是用一党制，而是用群众运动来替代政党制度），将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建立一种公开走向宰制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极权主义运动从一党制度中发展起来；每当这些制度变成了真正的极权主义，它们就开始按照价值观念与其他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来运作，我们的传统法律、道德或常识中的功利主义范畴都不再能帮助我们理解认识行动路线、对之作出判断或者预言。”
过去的专制政权仅仅只是迫害反对它的“政治敌人”，但是极权主义却是毫不留情地消灭它的“顺民”，对人进行集体的改造和屠杀。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你不能作伪证”，而极权主义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人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对人加以改造，并且自称是“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这种新的专制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的统治支配下的。它以阶级斗争或种族斗争为前提，以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为目标，用这套严格的意识形态来塑造和改造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使它统治的世界成为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封闭的世界。
因此，不仅极权社会的一般生活心理规范和世界其它地区不同，而且极权社会的学术，文化，艺术，体育竞技，甚至语言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规范。社会的转化和文化的转化与科学规范的转化一样需要革命，需要确立另一种前提和规范。这里所说的革命的意义不是暴力的同义词，而是指要一种彻底转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其实是一种现实政治和理论文化问题等风马牛不相及的杂谈。他们经常利用人们对暴力的厌恶作为维护极权主义政权及其政治、文化的借口。对极权社会的转变来说，告别暴力或者说是避免暴力是应该的，但是告别革命却是不可能的。无论制度还是文化的转换都肯定是一种革命性的，象东欧转换那样的“和平革命”依然是革命。
当然极权社会的这种规范不只是在极权社会孤立地存在，它是近代西方的产物，是从西方各类左派理论中衍生出来，并被实践的，所以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较为容易地在西方的各类新马克思主义者中找到“一些”共同的语言和心理特质。这当然也是中国的红卫兵在西方引起激荡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说明，红卫兵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西化”的结果。但是这并不表明极权主义的文化和当代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是可以互相约化，互相理解的。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并不比土著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文化差异更小。
五．极权文化衰落中的老三届文化热
老三届中有各个阶层的人，各种类型的人。因此，就我所知，目前在大陆的老三届学生中忆旧，对现实不满的人大约有几种：
第一种人，休闲式的回忆。这些人是以依附于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为代表，他们以顺从听话的工作而一帆风顺，或已经升到中层干部，或相当于此的高级知识分子职称，或一些中大型公司的中坚人物。他们充满“甜蜜”的回忆的目的是希望更为“理想”的环境，当然也兼有对自己一路奋斗到这种地步、对青春的回忆以及对其他不同代的人的教导。这些人支配着老三届的文化热。
第二种人，充满牢骚的回忆。这些人以仍然在社会底层煎熬的平民为主。他们虽然回了城，重新进入了生活，但是，生活充满了艰难。因此，这种回忆成了他们的一个精神寄托。其中当然也充满了无可奈何。这些人被第一种人带着，跟着“热”走。是怀旧热中的主体。
第三种人，充满仇恨的回忆。这是一种从地狱中喷发出来的仇恨。这些人是以一小部分高干子弟为代表。他们一方面自己已经腰缠万贯，身居高位，但是，另一方面和他们原来的政治抱负，例如未来的总理、政治局委员等相比又还相差很远。而且他们看到社会的变化对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越来越不利，因为不得不采取的“让”民政策─“改革”，使得他们所鄙视的驯服的平民子弟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他们对现实有一种无名的愤怒和痛恨。他们不怎么介入这种所谓“文化热”。
第四种人，带有反叛的回忆。具有自觉意识的这类人不多，但是从六十年代末期以来，在老三届中始终存在这种倾向。并且在各类具有反叛意识的人中，老三届的一些人依然是最有影响和深度的一些人。这样的声音，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随《今天》和《星星画展》开始登上台面，今天在大陆，虽然不如八十年代初期那样使人能明显地看到它的存在，由于极权社会的特质，在老三届文化热中很少影响，但是，还是仍然可以感到它的存在。
总起来说，与极权社会共生共长的老三届，处于八九年之后极权社会式微的时代，他们和极权社会一起面临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显得无所适从，从而产生怀旧，这是必然的。这一切支配形成了今天老三届文化热。
这样一种怀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精神怀念，对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怀念，二是对旧的伦理秩序的怀念和呼唤。然而，这两种怀念都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不同表现而已。正如天下大乱的文革中对五十年代秩序的怀念，七五年时某些知识分子和民众对邓小平的怀念，七六年后对周恩来的怀念，老三届的怀旧热之所以能在那个社会存在并产生影响，实际上是因为在他的旋律中融合着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无可奈何的极权社会的招魂曲。
在极权社会，任何一个想象马丁•路德•金那样弹出人的金色的理想主义的旋律的人，只要一有萌芽，就会立即被扼死在襁褓中，根本不要想在社会上安然存在。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老三届热中的理想主义回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王蒙和陈建功等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反驳有很多地方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在于虽然王蒙等人的对话中有很多字句是正确的并且是聪明的，但刘宾雁先生对他们的批评却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他们对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枝节批评是为了维护现实，而不是为一种新的价值和文化的追求开道。例如他们居然在对话中认为现实已经是“我们三个人现在坐在这里谈，各说各的，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大狗叫，小狗也能叫。而且小狗还大可不必跟大狗学。”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老三届文化热的关键，如果大家都仍然只是“狗”，怎么叫，也只是狗叫。一个社会不能只允许“狗”存在。老三届文化热如果只是狗叫，或狗吠，或狗嚣，或哀鸣，无论怎样都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王蒙和陈建功等人能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谈，这一自白本身也说明他们的思想是如何的驯服和贫困。这是不能用那个社会的困难处境来辩白的，因为现在没有人逼迫他们非这样说，他们完全可以回避这些问题。
老三届文化热能回忆和反省的是什么呢？老三届应该给他们的子女一些什么有益的教训，使他们的子女能美好的充满人性的生活。在充满苦难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老三届生长于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完全封闭的社会，他们的知识和精神框架都是狭隘的和畸形的。他们训练不足，既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又缺乏对西方文化的全面了解和认识。在专业上，由于极权社会只是想要把他们培养成驯服的工具，肢解了知识和文化，因此，他们得到的是孤立的“技术”，只见一叶，不见知识的树林。
一个人在幼年时如果营养不良，在生理上就会发育不良，这种发育不良会影响他终生。其实一个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和知识上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
在当年的所谓理想主义中，老三届失去了多少宝贵的青春，美好的人性。老三届这一代人并不比任何一代人差，他们本来能做更多的贡献，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在当年，他们只能，也只会狂热地跟着共产党走。他们只能下乡或进工厂，没有任何别的选择，甚至不如抗日战争时代的人，那时的青年还能到后方去上学，或选择别的出路。在上学求知的时候，老三届没有选择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权利，社会以有限的知识和文化，有限的出路禁锢着他们。在青年时代，他们没有自由选择上学或出国的权利，在婚姻上，他们受户口，工作，政治环境的限制。在竞争上，他们受特权，受社会的压迫和盘剥。
在北京我遇到一些老三届的朋友同学，他们仍然在中下层社会生活中挣扎，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和门路，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只剩下进城的农民，组织一些小的工组，分享到北京寻求出路的农民的劳动。可以说，至今老三届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在不得不吞食极权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畸形恶果。
在伦理上，老三届也经历过痛苦和混乱。老三届的人和父母的关系（既包括他们出生后父母与他们的关系，也包括其后他们对父母的态度），和朋友的关系，和师长的关系，无论是平民还是干部子弟，都受政治和社会的严重干扰，老三届何曾真正享受过人伦之乐，何曾真正承担过人伦的责任。
文化革命中的理想主义后面隐藏着多少黑暗，多少苦难！今天苦苦挣扎的老三届面前又有多少肮脏，多少侮辱！东北边陲寒风，黄土高原陇中，云南丛林毒雾，内蒙草原风暴，哪里没有老三届的宝贵青春。青春对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老三届扔掉的生命有意义吗？凭什么极权社会就能决定我们生命的一切，就应该剥夺我们的一切其它选择，凭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或忆旧为他们唱赞歌，或象陈建功那样唱进军曲，或象梁晓声那样唱咏叹调。如果老三届要回忆，就要回忆自己失去的美好的青春，生命，回忆自己失去的人性、爱情、亲情，老三届是和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人一样的人，老三届应该呼唤的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那一本本的回忆，一场场的侃侃而谈的回忆，是把痈疽歌颂为艳若桃花，是把自己的疮疤拿来炫耀。是还象六六年一样在兴高采烈地跟着极权社会毁灭自己。
先天不足再加上自大只能使老三届变成可笑的侏儒。
在北京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和女作家潘婧谈过我们这一代的问题。她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让时代和社会毁了，象在战争年代的那一代人一样，谁让我们赶上了呢。我们在三十岁时要再化十年补课，重新构造自己的知识和精神框架，而这是在别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与生具来的。也许我们能作的就是把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描述给我们的后代，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留下一些有益的教训，象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人那样。这种经验和认识也是人类的财富。
老三届与他的前几代人及后一代人的差别，在于在老三届中存在着前述的第四种倾向。这是极权社会在中国建立统治后的第一次人性的再生，第一次有一批人，尽管人数非常少，开始试图脱离铁板一块的极权社会，放逐自己，追求另一种生活。然而只是开始！
但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风行于大陆社会的所谓老三届文学，如叶辛《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等作品却是五十年代文学的继续，是极权社会的文化果实。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地说的是，极权社会中的老三届文化热中的这类文学、艺术，和他们从事过的红卫兵运动，和极权社会中文学、艺术一样，在文化领域中将随着历史的过去而烟消云散，在人们一般的知识和精神生活中没有任何价值。它只可能对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有意义。因为通过它可以研究了解极权社会和其时代。
老三届已经有过一个开始，他们能否真正不负自己的苦难和时代，能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些有益的工作，全在于老三届能否正确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定位自己，不懈地走完余下的人生了。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五日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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