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写于十年前一九九六年二月的文章和信件，由于许良英先生的反对，一直压到今天没有发表。现在作为我为自由文化运动大会所写的文章，《自由文化运动和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的附录发表。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说明笔者的一个观点，八十年代，寄生于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精英，甚至包括所谓“自由派”，对于任何异于他们—共产党正统统治思想的倾向都是极为敏感的。他们对统治者温文尔雅，对于一个年轻的异议者却凶猛异常。很多时候，他们甚至可以说非常自觉地帮助政府禁锢围剿异各种背离他们的倾向。
现在发表它，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年轻一代的青年学生提供一点经验，当他们被其“导师们”围剿的时候，不要轻易否定自己。我自己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反叛路上，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而彷徨徘徊，难以找到继续走下去的支持。三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可以告诉你们，应该怀疑的是他们。
为此，我更希望在中国有思想的青年人、大学中的学生，能够起来重新审视你们的导师、教科书，以及所谓学术刊物。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他们教给你们的“知识”，不仅社会科学而且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的不一样，和中国传统的也不一样。你们为什么要单单要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其他的知识传统呢？
对于第二个附件，给戈革先生的信，笔者在此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封回信的背景是，戈革先生一方面在会上反对还学文和我参加翻译爱因斯坦全集的工作，另外在会下同时给笔者来信，邀请笔者为上海的出版社全权自己负责选择翻译一本有关海森堡的传记。笔者在收到戈革先生信的第二天，收到许良英先生告知会议情况的信件，为此，笔者写下了下面这两篇给戈革、梁存秀等诸位先生的公开信。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德国埃森
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
─关于自然辩证法问题争论的继续
─仲维光─
（一九九六年二月）
笔者按：
一九八六年年初，因为自然辩证法教授查汝强先生出来攻击另外几位自然辩证法界前辈和方励之先生，为此几位前辈决定写文章反驳。那时候，我虽然正忙于论文写作，但是感到批评自然辩证法，这是一个应该发言的机会，因此，也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和其他几位同学的文章，在许良英先生家两周一次的讨论班上读了。在场的范岱年先生同意并在当年第三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上予以发表。国内的理论信息及文摘报等都立即报导了这一对自然辩证法的发难。接着，《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各个刊物都发表了查汝强反驳我的多篇文章。九月号的《哲学研究》在登载查汝强攻击我的文章前还加了一整页的编者按语。九月底，《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陆续开始设专栏讨论这一问题。但是，在其后的讨论中，虽然我被不断地点名批评，却遭到各方面的封杀，没有答辩机会。
首先是《哲学研究》。我给《哲学研究》寄去第一篇答复的文章，从一些物理学问题讨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否定一分为二对物理学有任何积极作用。编辑部在拒绝发表该文的答复信中说，你谈的太专业化了，我们希望就一般的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讨论。于是我又寄去第二篇文章，专门讨论哲学和自然科学间的关系，当然是从科学史的角度论证自然科学和这种自然哲学式的自然辩证法没有亲缘关系，有的只是对抗。毫无疑问这次又遭到拒绝。编辑部在回信中说，我们发表文章是有学术考虑的。这引起了我的愤怒，我立即给该编辑部回了一封强硬的信。在此信中我说：
谈到学术考虑，那正是我们这次辩论的焦点。如果你们知道了什么是学术研究，那么这场讨论就结束了，有了答案了。看看你们《哲学研究》过去三十年来发表过的文章，有哪一篇能留下来今天还能让人看。你们发表过的文章可以为你们换职称，提工资，但是唯独对社会、对学术、对民众没有任何益处。你们发表文章攻击我，却封锁我的声音。如果我的文章学术水平不够，那不正是可以让读者更加同意你们的观点吗！
此信内容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传回到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那些依靠这类杂志生存的知识分子们感到了我对他们的蔑视。我同研究室的阎康年先生以规劝的方式恫吓我，你难道不想提职称、提工资了吗？我对他说，我确实早就不想了。
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客气地压着我的文章不予发表。而我投给《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一篇答辩文章，在即将发表时被范岱年先生以资料陈旧拿下，并且几乎作为那位责任编辑的事故来处理。该文是从科学史角度论述德国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正是以洪堡为首的自然科学家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斗争后，引入英法的经验论和唯理论思想的结果。自然辩证法这种黑格尔式的自然哲学完全是对抗近代科学思想及其方法，对抗近代启蒙思想。这篇文章当时也被选入一本准备出版的文集《自然辩证法向何处去？》，但是在我出国后，也立即被梁存秀先生拿了下来。当然即使如此，那本文集也还是被更正统的势力封杀了。
在那几年中，从知识框架到研究方法我都仍然处于不断地反省自己，重新建构自己阶段。我在黑暗中的摸索，知道的越多，也就愈加感到自己的幼稚与无知。我曾经不止一次引用阿明·赫尔曼在《量子力学初期史》中所说的一段话，那时你面前是一个大厦，稍微不留心你就会被说成是一个生手，而被排斥。我对此深有体会。所以，面临一切打击和排斥，我没有说什么。
当然我知道我和自然辩证法界的任何一派人都是不一样的，我追求的知识框架和方法，即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认识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启蒙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是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立的。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成长。既然国内不能让我边学习，边写作，没有人能帮我进一步打开眼界，我只得在八八年决定暂时出国，以寻求新的帮助和发展空间。
在德国期间，一方面我得到德国“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卡尔·波普的学生和朋友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的支持，通过阅读文献进一步打开了眼界，坚定了我的想法，另一方面在波鸿大学马汉茂教授处做研究时，重新反省了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各种思想倾向。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这场争论的研究性文章，作为“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研究”研究系列之四，主要对自己进行批评和解剖，材料已经准备好，但是苦于涉及自己而不知怎样下笔才更好，故一直拖延至今。然而，这场争论，及这场争论引起的心结感情，不仅我没有忘，诸位自然辩证法界前辈也因为我在海外的对极权社会中的大陆知识分子的无情解剖而更加耿耿于怀。
去年年底，国内的老师因为知道我一直有志于国内的文化知识问题，因此来信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中文爱因斯坦全集的翻译工作。我在硕士期间研究的题目就是爱因斯坦的量子论思想。在出国前曾经翻译发表过多篇关于爱因斯坦和其它物理学家的科学与思想问题的论文，并且八九年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过一本爱因斯坦传，《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这是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爱因斯坦的生活性传记。作者是一位和爱因斯坦一家交往多年，原来学艺术史的女作家。所以，虽然我明知这次翻译爱因斯坦全集的报酬还不够邮资，三十元一千字，我们在德国的生活也很困难，但是，为了能为中文世界多一些事情和感谢老师的关心，还是愿意参加工作。然而，真没有料到就是这样一个翻译工作，多年逃离出大陆知识界所编织的网的我，刚要上网，就又产生了一场风波。
从来没有当面批评过我的文章，在一月十二日的信上还说我文章写的不错的戈革先生，二十日在北京向许良英先生突然发难，认为我不够资格做这项工作，因为我的文体和金观涛的一样，都是“精英体”，对这种所谓“海外精英文体”，他非常不以为然。接着梁存秀先生在底下说同意戈革先生的意见，如果还学文和我要参加翻译，必须先翻译几篇让他审查一下，看能否合作。
任何听说这件事情的人都很奇怪，“翻译”一些文章竟然还会遇到这些问题。显然这后面有其它问题。如果联系到前述心结，及近年来我继续对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不恭，也就清楚了。哲学所的梁存秀先生这次情绪的发作和刁难是过去我与自然辩证法界和《哲学研究》杂志对抗的继续。过去表面上我虽然是和自然辩证法界的左派，查汝强和何祚庥等人对抗，但是骨子里我却是对整个自然辩证法界和科学史界的不敬。这就是今天自然辩证法界的所谓开明派要给我一点颜色看的原因。这甚至也是我对整个极权社会的知识界不买帐的结果。在思想上和学术上我对他们如此“放肆”，这次居然又往他们手心里跳，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收拾我的机会。只是我还是不买帐，要收拾，拿到桌面上来，让世界，让后人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怕丢丑的，因为我生在你们那里，长在你们那里，无论在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上都曾经够丑了，现在无论怎样都只会好起来。
事实上，这一对抗，早在八六年八七年他们对我的封杀中就开始了。无论自然辩证法的所谓开明派前辈们怎样，在我来说，只有抛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根本没有《自然辩证法向何处去？》问题，因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从恩格斯写作它那一天起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所以受到范岱年先生和梁存秀先生的排挤也是有道理的，我不认同他们的知识框架和文风，他们当然也不会认同我，这是毫不奇怪的。
“自然辩证法向何处去？”同样也是鸡蛋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我不屑一顾，所以争论双方就自然把所有的“臭鸡蛋”都抛向我。然而，如果所有的臭鸡蛋都为此扔掉，不能再进行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了，我还是感到欣慰，总算是转向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了。为此，我希望能把我和这些前辈的争论公诸于社会。只是，这不仅是文风问题、自然辩证法的知识框架问题，而是极权社会的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我认为，意识形态依附于极权社会的“开明”“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会带来新的价值和方法，不会吹来清新的风。
距第一次批评自然辩证法（八六年）界的极左派整整十年，现在，终于开明的自然辩证法界前辈给于我不得不讲几句话的契机。我把给前辈的信公开如下，这应该才是真正的泾渭分明的辩论和反思。不是自然辩证法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而是要不要自然辩证法，要不要否定极权社会的文化，知识分子要不要反省自己？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德国，埃森。
戈革先生并转梁志学等自然辩证法界前辈
戈先生：您好！
去年年底，刘辽老师来信征询还学文和我是否愿意参加爱因斯坦全集的翻译工作。我原无意参加此事。因为我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和精力。但是想到刘老师的好意，想到我们对爱因斯坦思想和人品的喜爱，并且今后我们还想做这方面的工作，就对刘老师说愿意做一点。但是，没有料到就是这样一件小事，“翻译”而还不是写作，竟然会引起戏剧性的反应，有人认为我“文风”不好，而不愿我参加，甚至把我和金观涛相比。这真让我羞惭汗颜，我一直把这些人看作老师，觉得即便过去他们曾经参与了共产党文化的创建，但总还是和共产党文化有些距离，对我多年来的努力应该能看到。没想到我错了。不少人说，我写文章总是把话说的牙青口白，甚至点名。但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我对我谈的问题和批评负责，二希望所提的问题能够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这一次不幸又是如此。
现在恰好您来信也谈到我的文风，我愿意把我对自己文章的反省，把当年关于自然辩证法辩论的一些事情的反思和想法拿到桌面上来和诸位老师交换看法。
一．关于我批评查汝强的文章第一篇文章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自然辩证法的批评
我在写作关于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的系列文章中，本来准备把那次批评自然辩证法事件作为一个案例来剖析一下。在写作这个系列的文章的时候，尤其是有关这个案例，我多次强调想以自我批评，自我解剖为主。这篇文章由于涉及到“自己”，所以究竟如何处理我始终没有想好，因此一拖再拖，至今没有动笔。但是我自九○年后就不止一次地在研讨会、会议报告中坦承，对曾经写过那样的，尽管是批评马克思主义、抨击自然辩证法的文章，感到脸红。我认为那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对抗式的文章。我再也不会用那样的语言和方法去写作了。
我曾经多次以我自己的例子向与会者说，我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背叛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科学思想开始反思，但是时过十五年，到八五年，我的文风还是没有完全变过来，八八年我在自然科学史所做的报告中也说过，我做的首先是擦黑板，但是怎么擦还是有很多痕迹。我这样自觉的去努力尚且如此，那些没有意识到这点的人，只会比我更糟糕。我这样说，是以期引起人们对共产党文化的反省。这也是我一直想把八十年代中期有关自然辩证法争论事件，作为一个思想史案例，重新记述呈现给读者的目的。我愿意让后来的年轻人看到，到八五年，我作为一个反叛马克思主义十五年的人，却依然写出那么丑的东西。
虽然如此，在何祚庥所编辑的查汝强文集中，他的后记却还是给了我一定的安慰，那就是他说，仲维光提出要取消自然辩证法。这使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当时所有所做的唯一一点有价值的工作。我和那些要修补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而是要否定它、抛弃它。
其二就是我的文章无论就问题的提出，还是论述的角度，还是远比所有参加辩论的其他人的文章要好，因为只有我不是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论述问题，而是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否定它。
二．关于梁存秀先生和范岱年先生扣押我的批评自然辩证法的那篇文章
─从科学史的角度提出要根本否定这种自然哲学
我给梁存秀先生的那篇文章，是从自然科学史的角度，就我能得到的资料，来阐述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科学史的发展毫无作用，而且这种黑格尔式的自然哲学在德国的严密科学史上是被赶出去的对象。为那篇东西还学文在德国的一些期刊上帮助我查找了很多资料，那时我还不懂德文。这些资料都是在国内上没有出现过的。但是这篇文章被范岱年先生以资料“陈旧”为由在即将登载时拿了下去，在我离开大陆后也被梁存秀先生从文集中拿了下去。
先说范先生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无论怎么说这篇文章的资料都比《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登载过的金观涛、樊洪业等人的文章资料不但新，而且多。这篇文章写的并不好，不成熟，但是不比金观涛及杂志上的其它文章更差。并且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即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毫无关系，而且这种自然哲学曾经阻碍过德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我到德国后，曾经请德国的卡尔·波普的批评的理性主义哲学代表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先生就我想要从事的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写一封推荐信。他推荐信的第一句话就是，“自然辩证法式的自然哲学过去和现在从来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毫无影响，这个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来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人却是值得弄清楚的。”
说实在的，当我提出这种问题时，我感到羞愧。这种无意义的，毫无学术价值的问题，而我却提出来研究。象下文提到的实在论和唯物论区别这样的问题也是这样的毫无学术价值的问题，但是在我们中国的“科学哲学权威”们那里，却居然成了一个学术“发现”。
即就这一点而言，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范先生、梁先生对这篇文章的扼杀。这个问题早就应该由他们提出来，他们没有提出来，我提了，他们还压制我。由于他们的压制，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提出来。而且他们只会打击封锁象我这样的人，而对金观涛以及类似的人，很遗憾，他们从没有做过什么以尽学术界权威和前辈职责的事情。当然他们不可能做什么，因为金观涛们是他们培养的产物，是沿着他们所走的道路走下来的，在“学术”基础上，他们对金观涛们没有反感。他们对我极为敏感当然也有道理，因为我是要反叛他们，对他们的思想不屑一顾，要把这些理论送进坟墓。
再说梁先生那本文集中的其它一些文章，就讨论的方法和使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说，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例如吴国盛的文章，典型地是在自然辩证法中，在马克思主义中讨论自然辩证法。这种文章从所用的概念到论述方式，语言都是纯粹自然辩证法式的，所不同不过不是查汝强的结论而已。实际上这种自然哲学从根本上就是和自然科学格格不入的，它的认识论基础完全是专断的。
自然辩证法向何处去？根本就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整个文集除了有一点社会意义外，毫无学术价值可谈，可谈的就是如何把这种哲学扔到纸篓中去。由于我正处于转型时期，我的文章有不少毛病，甚至很严重的毛病，但是我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这是那些文章远远不及的。
梁先生拿掉我的文章，只是说明梁先生仍然维护自己的知识框架，看不到外面的东西。对梁先生来说，这无非意味着共产党不对，查汝强不对，但是梁先生们是对的。而我要批评的主要是思想和知识框架，而不只是批评查汝强个人，这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当然包括梁存秀、许良英老师和您们这些曾经很深地参与自然辩证法工作、讨伐过西方科学家及其思想的前辈。
诸位自然辩证法界前辈，你们那个人没有从事过这种鞭挞工作呢？可是你们哪个人对自己的以往有进行过彻底的反省和自我批评呢？看看你们以往和现在的文章吧？那才是真正的极权社会的学院精英体鼻祖，我不过是受了你们一点影响，而且在不断地擦拭还是擦不尽而已。
虽然如此，尽管我认为极权社会的学院精英群体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愿意和你们坐在一起，就你们的文章和我的文章逐字逐句地分析，如果你们现在有了能力，可以帮助我排除那些尚留在身上的痕迹，我还是感激不尽，因为，我早对自己身上怎么也擦不尽的你们对我们这一代的这些影响深恶痛绝了！
我今天之所以重提这些问题，正是要表明梁存秀先生和查汝强等人一样不仅是共产党文化的产物，而且是这种文化的维护者，梁存秀先生和查汝强等人的区别不过是性格，一些观点，一些做人方式不同而已。这也是梁存秀先生先天就感到和我格格不入的原因，因为在学术上如果真是如我所说的那样，如我的看法，他们这一生就全被否定了，全完了，什么也没有了。
今天重提这一问题也使我进一步清楚，我们所说的自然辩证法界其实就是梁存秀先生和诸位前辈，所谓于光远的一圈人，近半个世纪在中国所经营的事业。这当然包括何祚庥，这位于光远当年的跟包，后被送到苏联学习物理的“红小兵”。我和诸位前辈的分歧正是过去和查汝强争论的继续，这场自然辩证法问题的争论远没有结束。我是误入鸡群的一个异类，诸位没有进行过反省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前辈，当然不会容忍我不断地对此发生异声。范岱年先生和梁存秀先生扼杀我所利用的正如阿明·赫尔曼在《量子力学初期史》中所说的：那时你面前是一个大厦，稍微不留心你就会被说成是一个生手，而被排斥。
最后，就是梁先生在八八年我离开大陆之前就此文集问题和见过很多次面，直到我离开大陆前两天还和他通过电话。但是，梁先生从没有向我说过一个“不”字，让我修改，而在我离开大陆后就拿下我的文章，这就是你们的道德吗！这样做人未免太没有品质了罢！
三．再谈极权社会的文风和极权社会的文化知识问题
如上所述，当我自省我的这篇文章时，并不意味着梁存秀等人的文风就好，我的文风是受这些前辈的文风影响而来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许先生说，我们这一代如此就是受你们那一代的影响所至。你们在过去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写的文章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文章，并且你们的写作比那些共产党中宣部中专门从事宣传的人还有迷惑性。
我曾就扣押我的文章给《哲学研究》编辑部写过一封信，信的原文留在北京家中了，在信中，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
你们懂得什么叫学术水平吗？看看几十年来的《哲学研究》，哪篇文章能够留下来。如果你们知道什么叫学术，那么这场辩论也就有结果了。
本来我的反省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反省自己。但是并没有达到这一效果，好象受过前辈影响的我不对，而在主流文化中您们这些老前辈是永远正确的。
对梁先生和范先生扣押我那篇文章，我没有说什么，因为，那时我在另一方面也自知文章还有很多缺陷，但是，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不行。现在。梁先生又来批评我的文风，我想，如果他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那么他批评我的“角度”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不仅如此，我认为，他没有资格批评我。他不放心我，我还不放心他那种知识框架和语言方法呢。坦率说，他写的那些东西和四九年以后的在各类所谓学术刊物上的那些狗屁文章有什么区别。
我自从七十年代初期反叛后，就不再看那些共产党文人写的东西。意识形态有了一个变化。自从我进入自然科学史研究以后，逐渐接触到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什么，研究方法有了一个变化。自从我到了海外在海外写东西，语言逐渐有了变化，现在，我还在缓慢地变化。我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要在知识和语言上补课，其中除了政治原因外，完全就是因为上一代知识分子太不行了，如果上一代稍微行一点，我们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如对自然辩证法的看法问题，以及很多研究方法和资料问题。我的导师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能够指导我。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上一代人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和《哲学研究》等等刊物上发表的东西不是没有罪责的。白纸黑字影响了多少人！时值近日，戴念祖和沈惠川等人不都是老一代人影响下的产物吗。你们反省过自己吗！
这就是我在“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一文结尾引述哈威尔的话所强调的，问题不只是共产党，束星北、王福山，而是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提到道德败坏的环境时。我并不是只指那些吃健康食品，从不往窗外望的特权人物，我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极权统治制度，接受它作为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并允许这事实一直运作下去，我们不只是它的受害者，我们也是它的创造者。
如果我们把过去四十年来的悲伤情况看成是某位远亲送给我们的一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对这个情况负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况的。我们不能把过错全部推到以前统治过我们的人身上。不仅因为这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么做会使我们低估自己应负的责任，以致我们不能主动地做出任何自由的、合理的和迅速的抉择。”
四．寄生在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上，还是反叛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
─关于我的文章和金观涛的文章的区别
在我从里面向外走的时候，我的文章当然仍然存在着很多受梁存秀这些前辈文人影响的痕迹，这是我和金观涛文章相同的地方。但是我的文章和金观涛的文章还是有根本的区别。
这些区别表现在：
1．对我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即知识框架问题，反省自己，重新审视基本概念，要求自己言之有物，有据，力戒说假话空话，力戒谈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虽然我谈的也许仍然不精确。
2．在语言上追求清楚、明白、直接、朴素。
3．我的文章谈具体问题，不要建立体系，不声称探索历史规律和为现实政治服务。
4．我不利用文章和前辈们拉拉扯扯搞关系，猎取社会和政治效应，向上爬。这种倾向在诸位和姚文元戚本禹同时代的前辈身上也曾有过不同的反映。
5．范先生一手提拔的金观涛惹诸位前辈不快，是因为抢了风头，占了诸位前辈的位置，不把诸位放在眼里。而梁先生等诸位前辈不肯见容于我，则是因为我对这样的权威和地位不屑一顾，对诸位前辈的知识框架和文风不屑一顾。虽然都是不屑一顾，但不是一回事。
凡是对共产党文风和文化有一定认识和看法的人，有一点真正哲学知识，不是共产党教科书上那样教条概念，把一切哲学都归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人，必然会看到我的文章和金观涛的区别。
至于诸位自然辩证法界前辈是寄生在极权主义的文化上，还是在追求另一种文化和学术？你们的过去干净吗？你们的学术研究干净吗？你们的目的干净吗？那需要每个人自己反省，不用我来说。我指的当然不仅是政治，而且包括学术研究方法、语言、概念上，与最根本的对哲学等思想问题的理解。
五．极权文化中蜕变出来的艰难
─我现在对自己文章的反思。
我深知，一个在那个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在二十岁以后改变自己，重新建立另一种精神和思想，重新用另一种方法研究写作的困难。这种改变也许确实如毛泽东所说的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因为我们已经被毛泽东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个改变中，我没有能得到诸位前辈的任何帮助和点拨。
我的文章的毛病现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问题的把握和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文字问题。
在前者，由于我虽然早已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要真的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方法是一十分艰难的过程，对很多概念的重新把握要比从无知接受它困难的多。例如夏天的时候，您曾经对我说范岱年先生到丹麦研究实在论和唯物论的区别。我大吃一惊，没有敢继续问您，如果真是这个题目，是十分可笑的。对正常的学术界来说根本不存在这种问题。不了解这个区别怎么进入学术研究，但是，这却的确是我们的“导师们”要弄懂的问题。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给爱因斯坦思想贴上唯物主义标签，对西方学术界来说也是莫名其妙的。再例如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左派思潮、非理性思想，在九○年前我都不敢批评，只是觉得不对劲，九○年后开始逐渐看到，但是一摸到门，还没有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就不得不写文章涉及，因为除了仍然跟着共产党文化走，否则，只要涉及根本性的问题，就必然涉及这些问题，回避不了。
这也是最近我写了一些杂文的原因，因为可以回避一些严谨的讨论，而绕道把问题先提出来。例如第四篇文章中的理想主义问题，两种文化（极权主义文化）问题，第三篇文章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问题，从三十年代以来语言的蜕化问题。知道五分却要把五分全写出来，无法厚积薄发，怎么可能把文章写好！所以我常常有赶着鸭子硬上架的感觉。
这些问题本应该由老一辈人指导来做。但是，前辈们连提出这种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只好由我们这些在共产党的封闭社会中受到残缺不全，甚至被扭曲的教育的人来做。我虽然做的不好，但是做了。总比你们的后代金观涛要强。知耻近乎勇，前辈难道不应为此知耻吗？
关于文字问题，我自己当然知道要不断提高自己。这也是出国后我经常对别人说，思想进步了，文章干净了，但是中文的文字却失去了进步的环境和可能。我请朋友给我邮寄一些古典散文来，希望能得到比《古文观止》更多的古文文本。洗炼文字之间的联系和张力，是我要不断努力的。但是我也知道，三四十岁的人中很少有人有我这种认识，并且省察自己的不足。无论谁能在文字上指出我的不足，我都是仔细思索，不会作为耳旁风。
每年过去，我都会回顾过去一年看自己有无进步。我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是，我感到每年还在进步，这是我欣慰的。我相信，再过几年，在思想上和文字上，我还能更上一层楼。
现在我要说的是，在背后向我射暗箭的是射不到我的。因为我已经不认同那个极权主义文化世界，我自己如何已经和那个共产党知识界无关，问题是我自己究竟是怎样。
六．究竟是谁不够资格
要我翻译几篇给梁存秀先生看？这是一种故意刁难。就德语，就对德国哲学、文化背景的了解，就对科学和爱因斯坦的了解，翻译爱因斯坦的文章，梁存秀先生有什么资格对还学文和我审查。共产党的哲学教授头衔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我们能不能合作，如果只是一方面的适应另一方面，我不会参加。
梁存秀先生这一代人用马克思主义狭隘的教条框架把中国知识界引入了一个歧途。他们对德国哲学的理解和介绍完全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不同。我想被梁存秀先生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一定会对此有所理解。他们在国内学到的那套方法，到国外来完全不能用，要重新来。他们每个人都会感到，并且痛恨共产党的哲学教授们浪费掉他们的宝贵青春。
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较为准确地重现爱因斯坦的文章呢？
首先，且不谈梁存秀先生从马克思主义主义教条对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哲学家的诠释和批评的错误，但只就研究爱因斯坦来说，马克思主义加上费希特谢林的哲学背景，只会离爱因斯坦越来越远。二次大战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想请爱因斯坦为他想美国的大学写一封推荐信，以使他能到美国去。但是爱因斯坦终究没有给他写，因为他的哲学倾向正是爱因斯坦最厌恶的。但是这里我必须加一句解释，雅斯贝尔斯应该说那一哲学倾向中最为简洁清楚的。
其二，梁存秀先生对科学及其思想有什么了解。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事情。理性和科学启蒙思想的发展，不仅是和马克思主义，而且和梁存秀先生研究的德国思想是不同的两条道路。以梁存秀先生那样的思想框架和背景，只适合在极权国家内部搞马克思主义宣传，甚至都不能到任何非极权国家搞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何谈爱因斯坦研究、翻译。
其三，爱因斯坦是反叛的，爱因斯坦喜爱音乐、文学，热爱生活，具有丰富的人性。梁存秀先生这样的极权文化的信徒，共产党员，能理解爱因斯坦的爱、恨，爱因斯坦的人格吗？爱因斯坦一生最痛恨的不正是梁存秀先生的这种思想倾向，这样的人格吗？梁存秀先生翻译爱因斯坦，敢于把这一切翻译出来吗？
其四，爱因斯坦的母语是德语，文化背景是德国施瓦比地区的文化，但是爱因斯坦又痛恨某些典型的德国传统。梁存秀先生知道爱因斯坦痛恨的是什么吗？比如说，爱因斯坦曾经说，他居然在受过十几年的德国教育后，还能保持一点想象力，这是一个奇迹。梁存秀先生了解德国的教育制度，理解爱因斯坦为什么发自肺腑地说出这句话吗。爱因斯坦痛恨的正是梁存秀先生“研究”的那种费希特以来的德国的思辨传统，梁存秀先生能理解这一切，把这一切如实地再现出来吗？
急于去当祖师爷，不加分析地去排斥别人，这是共产党文化的特色。其实在研究这些大科学家时，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如真的全面研究玻尔，不懂丹麦文行吗，不懂克尔凯戈尔及宗教哲学，不懂得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近代经验主义和唯理论（决非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行吗？！。而只就这三点谈何容易。我虽然早就觉悟，一直在黑暗中靠自己摸索补课，并“有幸”（直到）四十岁时出国，然而，现在我在搞真正的研究时只能是诚惶诚恐。我唯一能做的只是指出，极权社会是一个荒谬的社会。我可以确切地说的只是，象梁存秀先生这样的哲学教授，完全是在误人子弟，我们可能要化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全清除这几十年所造成的精神和知识障碍。
我要研究爱因斯坦也正是这一原因。梁存秀先生这样哲学背景，这样人格的人翻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地下有知，也会苦笑！而像还学文和我这样的人，爱因斯坦只会鼓励我们不要怕犯错误。
我对爱因斯坦的喜爱使我以后会继续从事爱因斯坦研究。研究是个人的事情，参加翻译一个东西竟然要由谁来批准，不过是那个社会对文化垄断的结果。诗人多多两周前在我这里说，我们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不怕共产党。过去共产党没有垄断住我，在海外洋人教授也没有垄断住我，现在虽然在中国仍然是由共产党及依附于他们的几个知识精英垄断，但是我相信很快会改变。所以我没必要屈服于中国的垄断，参加这样一个小组。这样做，也免得这些余年可数的老先生将自己宝贵的精力花费在这些问题上。我总是觉得，与其如此去弄得别别扭扭，不如深夜扪心自问，反省自己的一生。至于我们，只要有精力，肯定不会放弃对爱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绍的。
此致
敬礼！
维光
199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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