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日 星期四

“五四”口号“科学与民主”的误区(2007)



无论人们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承认接受,八十八年来,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以及伴随它的以反传统为其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经验历史事实。它的具体表现是,在政治上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在文化上成为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文化革命,直至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最黑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流,在历史上把中国导入二千年来最黑暗、最腐败的一个时代。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以世界为背景的历史中审查这个口号在中国所产生的思潮及其位置,就会立即发现,在它兴起的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整个世界的思想发展史中它却是位于反自由主义、反“民主”的各类左派和右派的潮流中。(参见笔者“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一文)
那么,造成这个经验事实,究竟是“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出了问题,还是中国部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智力和道德出了问题,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出了偏差?
今天大批来到西方的中国学人、侨民都不仅看到,而且亲自体会到,科学与民主的发源地西方,不仅传统保留得非常好,而且丝毫看不到文化断裂、环境、道德曾经崩溃过的痕迹。例如相对来说具有最完美的民主制和民主文化的英国、瑞典等国很好地保留了王室,挪威没有王室,还要引入王室。相反,当代两个极权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从来自己也没有产生过民主,它的民主是战后盟军用枪给与的,却和中国一样没有了王室。中世纪最黑暗、最蒙昧的基督教因为从政治中退了出去,所以宗教得以作为信仰与文化保留在民众的生活中,社会才真正有了人权、自由、民主,保障了文化的多元性。
这个事实不仅对于八十八年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性的对比,而且简直就是给了那些今天再次杜撰出“资本主义早期黑暗”来为自己的腐败辩护的中国知识精英一个耳光。
最重要的问题,或许正是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而不是其后推论出来的云山雾罩的讨论。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索中,后退一步,就能够发现,这个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居然只是两种“方法”。正是由于对这两个方法没有很好地理解和定位,因此造成了众多的误会和偏差,乃至最后带来灾难。
笔者曾经在“‘伪科学’问题争论中的盲点”一文中提到,“科学”是一种“描述”的方法,它不包括价值判断问题。谁把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一种对世界认识的价值判断标准,谁就狂妄到了把人类的感知、判断和理性推崇到无所不能的极点。
这其实是一种真正的无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弱智。人类中的智者,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哲学家柏拉图、康德、维特根斯坦都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认识的有限能力与无奈。康德的二律背反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对人的认识界限的探究,后者是本体论的妄自尊大。
五四及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忽视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的探究,而把它作为民富国强的口号?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不仅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智力有关系,而且和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有很大关系。由于中国的思想界从来没有那种教条的,自以为代表唯一真理的宗教思想,更由于中国社会面临的是列强的强势侵入,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所以认识论的探究遭到忽视,而伴随科学的物质力量——技术却占据了人们的视野。
这一对于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探究的缺课持续到今天。知识分子一直误以为启蒙的对象是民众,其实,Aufklaerung(德文),Enlighten(英文),意味着要弄清楚、搞明白的是认识论问题、知识论问题,它的对象自然永远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及其思想和方法。
至于民主,本来在希腊也只是一种方法。卡尔·波普指出,Democratic,在当时只是用来排除最能干的人的一种方法。民主之成为现代“民主制度”,是因为它设立了必要的前提和价值。波普认为,现代民主制和非民主制的区别不只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选择问题,其最根本的是它能够通过选举把执政者替换掉,否则永远不能称之为是民主。笔者以为,对于现代民主制,最重要的问题还有它的价值基础——人权和自由。讨论建立在个人权利和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坚持波普所说的民主的原则标准,就一定会立即排除掉那些所谓新民主主义、旧民主主义的提法,更不会有什么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大民主、小民主等浑水摸鱼的讨论。
把“科学”和“民主”两种“方法”作为社会、族群奋斗的口号,其荒谬性犹如把“几何”和“代数”作为社会、族群的一切生活的目标一样。一个国家和社会,往往在宪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阐明其立国的基础、崇尚的价值。人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国家把“科学与民主”作为立国的宪法的基础。
然而,五四以来推崇的民主,或者说具有共产党倾向的左派文人所推崇的民主,却从来都缺乏人权自由这些基本的原则标准与价值基础。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人敢于玩弄各种所谓“民主”方法,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大民主直到最近共产党的御用文人俞可平们和胡温们的民主言论都是抛弃和回避了这点。
在此,笔者还要特别要提到的是,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极其明显的荒谬概念。然而,且不说俞可平等共产党文人打手,就是李慎之等所谓“自由派”人士,以及其他很多自称是推崇五四“科学与民主”口号的所谓知识精英,在八十年代以前,也几十年不闻其臭。而尤其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初期,这些五四“科学与民主”的鼓吹者,“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居然要为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一群人,和希特勒一样的共产党极权主义领导人进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他们能够给政治局的领导们大谈“科学”和“民主”,并受到共产党领导人的青睐,毫无疑问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然而事实却还不只如此。令人更为厌恶的是,李慎之等人,直到本世纪初,在共产党集团八九年崩溃的十几年后,居然还在肯定和赞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真的是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们所理解、宣扬的五四的“科学与民主”肯定有问题,他们的思维肯定有问题。
“科学与民主”在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的地位不同,解释不同。它使我们看到,此“科学”不是彼“科学”,此“民主”不是彼“民主”。这个彼此区别又进一步促使我们探究,五四口号“科学与民主”的误区究竟存在在什么地方。
八十八年来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科学”这一描述现象的方法,若通过唯物主义变成一种真理的占有,然后又由这种占有真理的人来操弄民主,其结果就可能导致荒谬的民主集中制,和极权专制。
没有认识论探究基础的科学,没有以人权和自由为最根本的价值基础的民主,其结果就是共产党等极权专制分子也能够接受利用的口号。
对于走入这一误区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如果在认识论基础上导致多元论的近代科学,导致宽容的近代民主,在一个地区竟引发了彻底反传统,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批知识精英,或者是智力,或者是道德,出了问题。
中国八十八年来的历史,为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再也无法回避它了。自欺欺人到头来欺骗的是自己。


2007-4-29于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