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再次想到这篇文章，拿出这篇文章重新发表的是，最近居然有一些人，突然提出六四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那些被镇压、被迫害的人一直充满仇恨，不能宽恕，更令人注意的是在澳洲和新西兰居然有一些人提出要组织一个“和解智库”，推出一个“和解”的论坛。这真是匪夷所思！本来“和解”这个提法，即便是专制者主动提出都是极其虚伪和居心叵测的，因为专制者要做的是认罪，要接受的是被审判。然而，现在这个“和解”居然是由一群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提出，这就更令人厌恶和恶心了！
现在我重新发表这篇备忘的文章，是想说明，我们和他们的追求不仅现在不一样，而且在九二年、八九年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甚至可以溯源到七十年代，包括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从我们走向生活、走向社会就有根本的分歧。这个分歧就是对专制者的态度和感情不同。我们不爱共产党，不爱极权专制者，我们不想从他们那里分一杯羹！说到底，最根本的分歧是，我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更值得思索的是，从笔者九零年开始激烈地抨击党文化以来，在八九年六四后产生的海内外的所谓“异议人士”中，不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是仇恨和孤立。
从根本上摒除党文化，形成一个运动是在零四年——法轮功学员们被残酷镇压五年后，大纪元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明确地提出要清理党文化，彻底抛弃共产党。八九运动十五年后遭受镇压的知识份子没有能够明确提出的，因法轮功被镇压的知识份子在五年后走出这一步，并且一经走出来，就如精卫填海，义无反顾、不可阻挡。
或许我们无法让那些始终和共产党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始终垂涎于共产党权力的人改变，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套句他们老祖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在纪念六四的时候，让更多的民众看到，过去几十年在他们屁股上打下的、深深的“共产党印迹”。在他们再次向专制者献媚，宣扬对独裁者和解、宽容的时候，将肯定到处遭到积极推进退党大潮，积极清除党文化的民众的嘲笑和唾弃！
2007-5-31德国埃森
附：
一九九二年台湾出版全球发行的《中央日报》发表的陆仁文章和笔者当时给中央日报的信。
谁在诋毁“八九”民运
——陆仁
编辑先生：
这篇文章是我的老师，北京的一位十分著名的教授辗转托人带给我的。他委托我设法在海外发表，以便使海外人士能听到在大陆的另一种声音。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学生，六四后坐过一年多监狱。我认为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它表明在大陆一批有独立人格的，在精神上已摆脱共产党奴役的知识分子在成长。在争取民主的进程中，《中央日报》是少有的敢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报刊，因此我把此文寄给您们，希望得到您们的支持，以不负我师所望，不负那位为民主坐过监狱的青年志士所望。
顺祝
祺安！
德国《莱茵笔会》扬人
谁在诋毁“八九”民运
陆仁
中共当局无视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根据思想和言论对要求民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治罪，并对这些“良心囚犯”进行迫害和虐待。这种严重践踏人权的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我强烈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其尊重人权，释放因思想和言论而被关押的人，改善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待遇。
遭到中共当局虐待的政治犯中，被判十三年并被关押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北京市第二监狱，目前身患肝炎却得不到医治的王军涛，是引人注目的一位。海外不少人士把他尊为“民运领袖”，有人称他为“中国大陆民主主义思潮的代表”。王军涛因思想和言论被中共当局处以重刑，这是事实，但王军涛真能称得上“民运领袖”和“民主主义思潮的代表”吗？近日读到王军涛一封自狱中发出的信，觉得这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
这封信是王军涛于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即他出庭接受宣判的当天）写给两位律师的信，也许早已在海外发表了，但笔者日前才看到。我觉得，这封信集中地反映了王军涛的心态，有助于众多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士进一步了解王军涛。
首先看看王军涛对“六四”的态度。中共当局悍然动用六十万大军，血腥镇压要求民主改革的和平示威者，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北京六四惨案”，并大肆搜捕参加民主示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特别是，这起惨案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在改革开放十年后，发生在首都北京，制作这起血案的元凶，理所当然地是人类的罪人。但王军涛在信中说：“其实，老邓也罢，李鹏也罢，至今我不做结论。”这真让人费解，如果因为此信写于狱中，不便公开谴责刽子手，不提他们也就算了。为何非要提到却又“不作结论”。细读上下文，方才恍然大悟。因为王军涛“似乎很敬重父辈”，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有比我们更虔敬的献身精神”，尽管“我面对的正是他们的处置。”这就是王军涛“不作结论”的原因，其实结论早已经下了；他“敬重”“处置”他的“父辈”。而这种“敬重”是因为“父辈”“虔敬的献身精神”。按此推理方法，中国人民该敬重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因为他们是“真诚地”为了“大东亚圣战”；犹太人该敬重发明“焚尸炉”的纳粹党徒，因为他们真诚地想“消灭劣等种族”；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应该感谢毛泽东，因为他发动历次政治运动，是真诚地希望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对刽子手，他确实能够“宽容”的：“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的判断”。不知道什么样的处置才够得上王军涛的“严厉”标准，莫非真如王震讲的那样，把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统统流放大西北，把“民运领袖”处死和终身监禁才够格？以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对付和平示威者，把表达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处以重刑，这还不算严厉？
王军涛信中声称：“我不希望中国背八九年这个包袱”，“不要只看到个人的恩怨”。读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使我非常惊讶，乃至愤怒！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牺牲，“六四”惨案即为一次沉痛的牺牲，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把“六四”铭记在心，当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激励自己和同道继续努力的精神支柱。王军涛却说什么“不希望中国背八九年这个包袱”，并把民主与专制的对垒轻描淡写地化为他们几个人与当局者的“个人恩怨”。口口声声要“让死者安息”，不知王军涛这话如何说得出口！
其次，看看王军涛对于民主运动的态度。在这封信中，王军涛只字不提“民主”，将“八九民运”称之为“八九年那样的轩然大波”，说他“并不认同这个‘运动’的方式”，对它的驳杂的内容，“也很难苟同”。众所周知，“八九民运”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要求推进民主改革，要求行使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其主旨是非常明确的。
王军涛对此都不赞成，那么他赞成什么呢？在信中，他说：“我不赞成在一个危急关头以公民利益为理由，把祖国引入一个风险巨大的困境中，而希望理性、善意，合法负责地行使权利”。好漂亮的语言！难道“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不是在理性、合法负责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三千多学生进行长达七天的绝食，只希望当局者承认他们有进行和平请愿的权利；军人发出的“达姆弹”已打中身边的人，大家还在天真地想，是橡皮子弹吧；在逃避追捕时，学生们还在劝因目睹屠杀而愤怒的群众“不要仇视军人”；凡此种种，都是铁证！
王军涛在信中说，“当我们追求自己的正义时，一定得考虑老百姓”，因为“这个国家稍有波动，在社会底层，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饿死、病死”。难道追求正义是属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而不是广大人民所要求的正义？至于统治对腐败无能造成人们流离失所的惨状，当然得由当权者负责，而不能有民主运动负责！毛泽东曾把“大跃进”造成两千万人饿死的罪过归之于“老天爷”和“老大哥”，李鹏也把所谓“治理整顿”造成的经济衰退，诿过于所谓“动乱、暴乱造成的损失和帝国主义制裁的影响”。王军涛这样写，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考虑，但实属不明智，这样岂不正中李鹏的下怀？
再看王军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王军涛在信中宣称，“那么多运动的领袖和发起人在面对后果时，不敢负责任，诋毁运动”。我自己曾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也曾被中共当局关押过较长的时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王军涛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在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中共当局系狱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中，表现最差者，如刘晓波、李盛平这样的极个别人，也仅是把自己所干，所知之事讲出来而已，并无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之事发生。中共当局并非不想搞一次类似于“国会纵火案”、“莫斯科审判”的假案把戏，只是因为知识分子和学生都拒绝“合作”，又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才使他们放弃了这种“如意算盘”。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过去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出于王军涛所“敬重”的“虔敬的献身精神”，拼命罗织自己和他人的“罪状”，使当权者残民以逞的阴谋一次次得逞；改革开放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的解放和心灵的觉醒，对中共所发动的政治运动进行抵制；“六四”之后，除钱学森、何新等极个别败类之外，知识分子普遍拒绝与当局者合作。但就是在这巨大的进步之时，王军涛去胡扯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的颓丧”，还指责什么知识分子，竟然只有那样少数的人面对审判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别是考虑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的判断。
王军涛是一九八九年十月被捕的，在逃往时他曾得到许多人不计利害、生死的帮助，他理应对实际情况基本了解，但他却得出了这种反历史的荒谬结论，他这才是真正的“诋毁运动“，诋毁觉悟了的中国知识分子，诋毁觉醒的民族精神！
最后看看王军涛对自己的态度。王军涛在信中声称，“本来我不该在法庭上为运动中不该我负责的事情和观点辩护”，只是因为，“那么多运动的领袖和发起人在面对后果时，不敢负责任”以及“那些死难者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解”，而“那些活着的同道不敢为他们辩护”，“决定利用我的机会为他们合理的辩护“，以让死者觉得，”在他们洒下热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难的处境下，不避风险，仗义执言”。他在信中说“为大量的证言的内容吃惊”，“当某些言行是带来惩罚的原因时，我愿承担；一俟它们成为荣誉或带来利益时，我将还历史本来面目，还给应有者！”
笔者之所以不嫌烦琐，大段摘抄王军涛的话，是为了让读者看出，王军涛在此信中是如何极力向当局表白自己是无辜的，是在代人受过；是如何巧妙地借机贬损他人，抬高自己。在信中，他说他曾为反对领袖的合法权利辩护，而隐含的内容则是表白自己，“我不反对领袖”。更值得深思的是，王军涛声称“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贵族格调”，“我面对镜头，不能留下不好的印象”，从中我们可以嗅出一些政客的市侩气息来。
王军涛曾因参加“四五运动”和“民主强运动”而声名大噪，据说他要做“毛泽东”，甚至连举手投足的姿态都学毛的一套，从一九八八年秋季即到处鼓吹“新权威主义”，说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希望能恢复秩序，在没有秩序的生活中受不了”，“要中国人民作整体选择，它不一定接受现代化”，“让每个人自己抉择的话是抉择不起来的”，“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交给全民公决，结果是不利于这个民族发展的；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搞民选，民选的这一部分官员绝不比政府任命的官员更清廉，可能更腐败。（参见王军涛“中国当前需要行政权威”，《国情研究》一九八九，三月，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出版）
学生民主运动爆发后，王军涛不再宣传“新权威主义”，也投身于民主运动。据我所知，在“八九民运”中以及在其后审判过程中，王军涛对整个民主，对其参与者和代表，并不是很负责任的。
主张在中国实行新权威主义，投身民主运动却不赞同其内容和方式，只不过想借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王军涛被崇敬为“民运领袖”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仅此一端，即可以想见中国的民主事业绝不会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期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民主启蒙运动，才能成功。
最后，对所有因“六四”和其他思想，言论而蒙难的人士，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并吁请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处境进一步予以关注，加强对中共当局的压力，迫使其遵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并以此原则对待中国的老百姓，不可践踏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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