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日 星期六

六四及当代中国知识界的盲点 ——对六四与当代中国问题的再思索

一.序


1.1六四二十四周年前,一位大陆的自然科学专业的老教授访问德国时心情沉重地对我谈了两点。他说:
一,中国大陆的领导,包括所谓精英阶层根本没有任何改革的冲动,想让这些人再次所谓如七十年代末期那样推动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他们感到的是不改革权力有危机,而现在对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利益。这甚至包括刘晓波那样的人都是惧怕大变化。如果想变化,靠期待戈尔巴乔夫,期待知识精英已经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动力在底层的维权方面。
二,中国的知识精英是虚伪的,推翻专制的想法甚至不到半心半意,包括所谓异议人士、精英。八九年他们失去了机会,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们实际上又失去了第二次机会。如果他们真的做到,“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思想,但是我一定要捍卫你的权利”,他们就会为法轮功受到的迫害进行全面的捍卫和对抗,如此加上法轮功的力量就一定会动摇中国的共产党统治。可惜他们从国内到海外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充分利用这个为他人说话,甚至可以说稍微安全一些的方法来对抗共产党政府的一党极权专制。在法轮功问题上,很多人竟然是直接或间接地迎合共产党。
这个说法对我真的是醍醐灌顶,尤其是第二点,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九九年其实是和八九年一样的历史性变化的契机,而我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个战机,甚至没有想到要进军到滑铁卢去决战。

1.2中国古语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宏观看,这是一目了然的真理;然而微观看,被障目的人却不会以为自己是被障目的。
这两点看法让我再次看到这个问题。为此,我认为,我们在中国社会生活过得每个人对此一定会有深刻的体会。以我自己为例,六六年跟着共产党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三呼万岁,狂热盲目,可那时自己却看不到这种愚昧。
比我年长很多的人更会有类似的经历,有人甚至在当了右派十年后依然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泪流满眶。问题严重的是也真的有人当时不知道,甚至几十年后也不承认、不反省自己被障目。
一朝如此,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痛苦的,所以我从二十岁的时候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对自己的任何想法都要从结论上乃至方法上加以怀疑,从不敢说大而满的话。有事说事,有问题讨论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终生再不敢空洞地吹喇叭,也不敢再去装大。
现在,这位教授的话让我再次感到,这个教训其实在我们还是重视不够,反省不够。人们依然被很多东西障目,不知道如何更好地思索。

1.3导致我们没有那位教授的感觉认识的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人们没有进行过彻底地反省思索是其一。八九年中国学生市民还没有提出反对共产党专制就遭受残酷血腥的镇压,而东欧却彻底推翻了共产党暴政,埋葬了共产党,则是另外一个更为显然的对比案例。
这两个案例让我再次看到,那片极权主义的大叶,始终障住了我们的双目,中国社会,知识界有一个盲点,而这个盲点居然半个多世纪来始终如一地存在在那里。
一个历史性的努力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的。因为决定胜负的因素太多了,偶然性太多了。但是失败了,自欺欺人,则带来的必然是更大的衰败和失败。八九后的民运历史,异议人士发展史显示了这点。
我说这点绝非无的放矢,因为经历过八九六四后,居然如同经过文化大革命一样,没有人彻底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反而更多的人在说,是我们为东欧开了榜样、先师。人家成功了,自己失败了,可居然有人说,我们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比东欧异议人士走的更远。其实泰山就在眼前,你哪里比人家走得远呢?
八九年你们像五六年匈牙利那样要抛弃共产党了吗?你们如《七七宪章》那样彻底以人权为基础对抗共产党政权了吗?你们甚至在二十年后,零八年发布的模仿性的《零八宪章》中,乃至到今天都从不敢提“法轮功”三个字!
你们对党文化表现出了一点厌恶和认识吗?你们感到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是不可救药的了吗?你们是那样自觉、清醒,并且具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吗?
到八九年,你们之中有谁不再和共产党及其文化水乳交融了呢。更可悲的是,你们之中甚至能够做到藕断丝连的都是少数,至今如此!
就凭这点中国八九年独一无二地保留了共产党政权,并且让他们一留就是二十多年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你们没人努力让共产党倒台,甚至没有人在认真的做让共产党倒台的对抗。历史没有白吃的午餐!

1.4一九八九年中国为什么独自保留了共产党统治?
上述疑问让我们看到一九八九年有一个历史的盲点,而这个盲点持续到了今天。我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否正确,但是讨论这个问题一定是必要的。
基于这个原因,这位教授朋友劝我把这封本来想作为历史备忘录的信件拿出来,让大家讨论。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始于八九年我和许良英先生的通信,大约由于涉及根本问题,在讨论中他第一次对我说,如果你坚持发表这些观点我就断绝和你的师生关系。为此,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保持了沉默。因为一是希望随时间推移问题会越来越清楚;二是相信有良知和智力的人一定会纠正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还是没有能够绕过这些问题,二零零三年我因为针对如何纪念李慎之,认识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和贡献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导致师生决裂。对此我虽然依然基本上保持了沉默,但是问题的讨论却是无法回避的。为此二零一二年在与朋友讨论一些理论和思想问题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在讨论人生、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我再次涉及了这些问题。由于那时我感到,与时推移,很多记忆的东西很可能开始忘记,并且一个人随时可能走完他的一生,因此应该写些备忘录式的文字,留作讨论的记忆。所以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尽管认为还没到发表的时机。
从写完这封信到今天——六四二十四周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为此了解我观点的朋友劝我发表这封信。他们认为,由于方先生和许先生已经作古,为对历史负责,现在已经可以把这些作为历史问题拿出来讨论了,而劝我发表出来。本来我是犹豫的,但是国内来的这位教授的一席话让我感到应该早日提出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
信中涉及的内容如前所述,在八九年后那几年在我与许良英先生的通信中或直接或间接有更为详尽的讨论。和许先生的书信,许先生给我的大约三百二十多页,我的回信则更多,都保留至今。这个历史与思想分歧自然会有后人评说。现在发表首先发表这封备忘录书信,也是为了让人们更早地辨析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每个人都必须对历史,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


二.2012510号致X君、Y君的信:

2.1这封信涉及了四方面的问题:
1.理论和观念论的区别;
2.方励之先生的悲剧;
3.学者与意识形态分子及“真理部”工作者的区别;
4.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黑手问题。
我无意于指责谁,而是希望描绘出真正的历史、人格和人性,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思索、对比,都来进行反省。
我希望我的努力在面对这样一个惨痛的历史时,至少能够减少一些拉拉扯扯、吹喇叭带来的迷雾。因为在喇叭声里,多少年轻人付出了鲜血、生命,改变了后半生的生活,多少父母失去了子女亲人,生不如死。
我是为了那些活在地狱中的人,挣扎着承担着重担的人,未来的人而描述这一切,反省这一切的,所以我也愿意为我的描述承担一切。

2.2
X君、Y君:你们好!

我与X君谈到Y君有两次。现在X君对Y君直接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干脆利用这个机会谈谈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是对事,对问题,不对人。因为就人的品格和立场来说,我对Y君是没有二话的。
第一次是因为X君对我说,Y君说X君不懂理论,他谈的是理论问题,X君没有资格谈论。我忘记了当时Y君谈的是什么问题,好象是对茉莉花革命的看法问题。为了鼓励X君坚持她的观点,当时我对X君说,不要听他对你的评价。他实际上并不明白什么是“理论”。Y君对理论问题的认识,谈论的方法一直没有脱离在大陆的方法。当时只说了这几句。没有进一步多谈。为此,对于理论问题的看法,我现在愿意在此进一步解释几句。
我的观点实际上是,且不说Y君当时谈的是所谓茉莉花革命的具体认识问题,单只说“理论”,(Theory),我以为Y君谈论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从来谈的都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观念,说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理论是一种在假说前提下用逻辑构成的描述问题的方法。“理论”问题中没有谁代表真理,只有“时下”能否验证它,以及用它来描述问题能否够更为简洁、有效。有的理论暂时不能够证明,但是不等于是错误的,也不等于未来就一定不能够证明,一定无效。有的理论可能只能够间接证明。理论的标准只有你的构成是否符合构成理论的要求,而没有正确的理论、错误的理论,还是反动的理论之定规。那种反动的理论的表述的存在,正是存在于Y君那种对理论的误解,意识形态式的观念论中。
Y君谈的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观念论,一种用一种观念推导出来的系统。而这种东西就是西文的Ideology。因为我们现代的思维都是自西文中来,所以很多时候从西文词的构成可以更容易、更直接地看到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Ideology,就是一种观念学。翻译成中文为“意识形态”后反而晦涩难以理解了。
这种以观念领先的东西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种“观念的学问”就是在大陆所推崇的那种以论带史,政治统帅一切。
其二,观念论和理论的区别还在于,进行理论问题的讨论的时候,你首先一定讨论的是这个问题是否有意义,以及前人和今人有多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什么结论,有哪些还在争论。总之你讨论的一定是问题,而非贯彻一个问题,捍卫一个问题及其论述。
而观念论则是反之,它要宣扬贯彻自己的观念。当民主作为一个问题讨论的时候和作为一个观念讨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民主理论问题和民主观念问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不仅Y君,就是八十年代后一直说要研究民主问题的许良英先生也没有弄清楚二者的区别。他甚至离谱地认为民主是价值问题。
所以,到底是“理论”还是“观念论(意识形态)”,“价值”还是“方法”问题,是必须区别清楚的问题。

2.3第二次就是这次,方励之去世后,X君群发Y君推崇方励之的文章并自己也写短文说“只可惜我们为方教授辩诬晚了,什么事情都是发生了才想到和知道如何做。”
为此我劝X君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说风就是雨。这个问题使我再次对X君提到,Y君“始终没有走出共产党的精神框架,进入正常思索分析正路。”并劝X君“你自己没想清楚跟着写,以后会后悔。”
现在方先生魂魄已经安定,我想可以多说几句了。时下对于方先生的悼念,居然和当年对于李慎之的悼念一样,除了吹喇叭,假大空的“意识形态式”的宣传言论外几乎没有什么有实质性的,真正有血有肉感情的悼念。或许这次再次证明了共产党把中国人正常的感觉、感受能力都摧毁了。
方先生有很多过人的地方,也做了很多贡献,但是现在这种追悼和吹捧方法完全不得其所,和当年纪念李慎之一样,自曝其短。现在不谈肯定方先生的地方,只想谈谈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评论方先生会继续带来的负面效果问题。因为活着的人还要为未来奋斗。
首先是学者与政治关系问题。方励之先生由于进了使馆,并且也由于他个人“聪明”的判断,先是不介入学生运动,而后躲进美领馆而避开了共产党的迫害。他从来没有直接谈过这个问题。而这点以许良英先生为代表,不断地直接谈论过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其一,不介入是为了让学生运动保持纯洁性,不要受黑手控制。其二,他们是学者,不是搞政治的。Y君也接受了这个观点。
这里,在讨论之前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够要求别的人,别的学者介入政治。许良英和方励之在八九年政治形势发展到达了一个关键时刻,需要有良知和勇气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的时候,不愿意出来,我们也无可厚非。可是,因为许良英先生说了如此多的自我辩护的论证言论可能会误导历史,因为他在装潢自己,因为他推卸了知识分子对于本可以减低学生们流血的责任和努力,还把“逃避”说成是“承担”,所以作为仍然可能成为历史的承担者的我们也就有责任来说一下了,以免在下一个历史变化到来的时候重蹈覆辙,以免所谓再次“懦怯误国”。
这就是我虽然给X君的信很简短,但是我具体谈了东德马苏尔的例子,我说,“你知道东德指挥家马苏尔吗。他从来不问政治,甚至在东德享有特权。可八九年十月,发现当局要开枪,他就立即站出来警告当局,‘如果你们胆敢如此,我门和你们没完。’结果真的把当局的屠杀挡住了。
逃跑,胆怯是可以的,可就别论证了。实话说,倘若有几个不怕死的知识分子,学生们就不必交出如此惨重的学费了。八九没有死知识分子,死的都是学生、市民,这不令人深思吗。那不是是否搞政治问题,而是历史关头的良知问题,勇气问题,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我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有些东西,我的说法虽然是推论性的、推测性的。但他们都是至少在间接上有例证。我当然希望当时的事实不是如此,希望他们八九年没有胆怯,但是在没有得到证明前,我以为这样的描述是有道理的。
对方励之先生八九年进美国使馆,有批评者认为这是谋大事却惜身,而谋大事者,不能够惜身。我认为,这个对他惜身的遗憾的说法,只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和历史发展的惋惜。我们不能够谴责批评人家“惜身”。然而,尽管不能批评,我们却是可以客观地描述。这个“惜身”使他错过了成为历史的承担者,这个“惜身”带给历史和方励之先生的是怎样的一个悲剧。
我认为,方励之先生进入美国使馆,根据当时记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因为他是学者,正在坚持他的研究,也不是因为他不愿意介入政治,而是因为他害怕了、惜身了。这点当年美国大使和林培瑞的描述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写到,六四开枪事件发生后,接到方励之先生电话去跟他们谈的时候,见到方励之夫妇时,李淑娴已经紧张的说不出话来,方励之还好还能够讲话。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提出希望到美国使馆躲避。
对于许良英先生始终不介入八九年历史性的民主运动,我也有相同的看法。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不敢,不愿意承担。
对此,我曾经在九五年的文章中,谈到恐惧心理和心理恐惧问题,其实谈的就是我对许先生他们这些人的看法。这一点也是八九后我第一次和许良英先生之间发生的关于刘晓波问题的争论的问题。我明确地在给他的信中惭愧地承认,自己因为在等奖学金的审批,在历史时刻的六四,没有能够像刘晓波那样回到国内,表示对于刘晓波的推崇。此中当然也有对许良英他们那些人潜藏在心底的失望。许良英先生当即就批评我对刘晓波的推崇,认为他是扒手。我和他争论了大约将近一年,后来刘晓波在电视上作证六四没有死人,我还为此向许良英先生承认错误,承认看错了刘晓波。
我潜在地看到许良英先生他们因为恐惧,而不敢介入,绝非只是一种凭空的推测。因为我知道一九八三年反对精神污染那次,尽管运动没有搞起来,但是许良英先生居然紧张的好几天没有睡着觉,而且非常神经质。它使我看到,他们不是英雄,却要扮成英雄。
我研究生时的另外一个老师,戈革先生曾经多次谈到“老许”的世故、谋略和胆略问题。因为这是老一辈的恩怨,所以每到这个题目,我从来不搭茬,也不愿意多知道。然而,对此我有了更多的感觉。所以,对于八九年他们那批人的作为,我的确非常失望。

2.4再谈他们与政治的关系。单就许良英先生来说,他其实从来就不是个学者,即,他既不是个 Academic,也不是个Scientist,而是意识形态工作者——Ideologist。他大约就是因为进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从事宣传出身,所以一生也没分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意识形态工作。他从来都是在学界搞政治。他的工作也从来不是学术性的工作,而是意识形态性的工作。
对此,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这样说。四九年到五六年他从事的是“党工”工作,这是不可否认的。其中五二年到五五年他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的工作是出版审查,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经他签字出版。一个典型的《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新闻部的工作。这期间他具体封杀了那些著述,他从来没有具体地谈过。正是这段期间,陈寅恪曾经几次提到他的著作的出版遭到科学院的封杀,许先生与此有无关系,这是一个疑案。作为科学史研究,这是非常值得弄清楚的问题。
对此我还不得不遗憾的说,奥威尔一九四九发表了《一九八四》。可许先生那一圈子的人一九四九年后自己亲手参与在中国创立了“真理部”,而且这一圈子人在思想方法、行为方式,行文习惯上几乎终生没有脱离“真理部”的特点。
五六年以及他被打成右派之后,他的所谓研究和翻译也根本是为了批判地抵制资产阶级哲学和哲学家。而他自己批判资产阶级科学家的自然辩证法的具体文章毫无疑问不是学问,是意识形态,宣传。
这里必须要说的是,“自然辩证法”既不是学术,也不是理论,而是一种由中宣部领导的,为党服务的意识形态!所有他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都是打棍子,大批判文章。八十年代后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打棍子,但是贴标签式的方法依然是党工式的方法和宣传工作。他从事的还是政治。这一点也包括他在宣扬民主的时候,从事的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工作。
这里还要特别说的是,七十年代后他的两个主要工作,一个是《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及所谓爱因斯坦研究,一个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这两种书都不是学术工作。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思想性介绍,后者是技术为政治服务的介绍。其编篡方式和方法从没有超出五十年代以来他们编译的各类供批判参考读物的方法和范围。
由于这种文集编篡的目的就是为政治服务,为了一个政治目的,即便是后来在编写那本二十世纪科技史的时候,加上了一些他们自认为为党的改革服务,为所谓“民主”服务的倾向,可还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的思想参考读物,而非为研究用的著述,更不是研究专著。
观念论,意识形态用的参考读物和学术读物有着根本的区别。意识形态者的这种编篡可以随意地节选删节、组合,甚至加上大批判的注释。基于这种思想观念的参考作用,意识形态的参考作用,对于爱因斯坦,尽管他的母语是德语,很多作品原始是德语,翻成英语的爱因斯坦著述已经不是爱因斯坦的思维,而是一种解释,可编译者们根本没有感到如果是学术作品就必须尽可能地从德语翻译的必要。
我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时候,就深感到如果我懂得法语就好了,就是因为在西方很多供研究用的文集中,原作者用的什么语言,在文集中就是什么语言。在论文的引述中也是如此,根本不能翻译。只有非学术用的书籍才能翻译,在德国,常有删节编篡书籍的工作,但这都不是学术工作,大都是一些通俗书的作者所为。而对那些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们,他们也不是为了研究爱因斯坦,而是为了参考思想,为了中国人的“观念”问题。所以说《爱因斯坦文集》也不是学术文集,而是思想观念参考读物,是意识形态参考读物,这么说是不为过的。
对此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许良英先生二零零五年十月写的回忆胡耀邦与《爱因斯坦文集》的关系的文章,题目是《怀念知识分子知心者胡耀邦》。这篇回忆真的是一个典型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对意识形态首领的关系的写照,一个党的宣传工作者与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的根本区别的写照。
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不会对于政党领袖,更不要说一位极权主义独裁党的首领,甚至可说是黑帮党的首领有那样的心态的,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绝对写不出那样的文章。
所以一个毕生以宣扬政治观念为职业的人,到八九年忽然以学者的身份为自己不介入历史性的社会运动解释,是不能够让人信服的。

2.5这里,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对比。我的妻子还学文的老师洪谦先生,那是一个地道的学者型的人,毕生不问政治,他在八九年的时候给学文的信非常明确,对年轻学生的支持态度也非常明确。以后我们会公布这些信。
上面说的是,许良英先生给方励之八九前后的解释是不令人信服的。至于方励之先生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当然和许良英先生不一样。他的确有自己的学术工作。但是他对于政治却不仅是热衷的,而且是非常积极的。很多时候他对政治的参与介入早已经超出了一个学者的范畴。这里面包括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对共产党的认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识,第二是他个人的性格。
在第一点,方先生一九八九年前基本上还是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框架中,在这方面由于他自己专业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他的确在七十年代末期后比许良英走的远一些,但是究其根本没有彻底走出意识形态的框架。这就是他五十年代中期早早地加入共产党,五六年自投罗网,八十年代中期几乎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且还号召学生们加入那个早已经罪恶累累的政党。
这里又有一个对比的例子,北大外哲所的李德齐,他四九年前的地下党,五六年右派,平反右派后,他和许良英、方励之不同,拒绝从新回到党内。而他在八九年学运期间积极投入,写了很多大字报(八九年《争鸣》杂志曾经报道过)。我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个对比,一是正因为方励之先生感到自己还是党内的人,所以才有那个“勇气、胆量”在八十年代做那些事情。二,这又是一个佐证,不问政治的学者们在历史关头的责任感。
历史现象真的很奇怪,不问政的那个时候积极问政了,积极的却袖手旁观。
对于方励之先生在八十年代,我在给X君的信中说到,“方励之先生的启蒙,本应该做的更深刻,更好。可他并没有达到。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曾经入过党反省过。可波普和弗格林年轻的时候,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立即就醒悟了,终生站在对立面。”
方励之先生有才华和聪明,可他真的不是大“家”。他没有波普、弗格林那样的智慧,没有凯斯勒、纪德、奥威尔、米沃什那样的敏感和反叛。在他的所谓启蒙中始终还是没有走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对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做出过彻底的反省!这问题是不能够轻描淡写的。
第二是方励之先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十分爱好政治的人,在本可以远离政治的时候,不必问政治的时候,他选择的都是积极地过问政治,五四年,五六年,八十年代初期,乃至八九年初他的举动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最后以“学者”来解释他在八九年逃离历史性的政治运动,以及九零年离开中国的后二十年基本上不问政,是解释不通的。
对八九年他远离政治的解释,如果不说他是谋大事,或者贬义地说出大风头而惜身,至少可以说,他没有足够的责任感,足够的胆略和担当,而在历史性的关头选择了逃避。我觉得在这里用“逃生”这个中文成语是非常传神的。

2.6在历史性的关头,他们选择了“逃生”。尽管他有权利做这样的选择,可这依然是为了“活”,是“逃避了责任”而得到的“生”。
既然是“逃生”当然是沉重的。因为你必须为此付出了人生所有其它的一切,信念,承担,大义凛然……,只能够“悄悄”地活下去!
方励之其后二十三年完全和他此生前五十三年不同。他痛苦地在这个“逃生”的阴影下生活。这个痛苦只有他自己内心知道。这个逃生使他再也无法用“勇气”生活,再也不能像“人”那样堂而皇之地生活。他要顾及中国政府的反应,顾及美国政府的反应,顾及民运人士的反应,媒体的反应……那个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人,八九年后活着则必须要看任何人的脸色,注意周围的各种动静。
我从他对美国人的怨词中感到,从他进入美国使馆起,在美国使馆中的一年,他就已经饱尝世态炎凉,受尽各类冷落。
“逃生”是残酷的,它意味着除了一口气,一口饭,其它一切人生的东西你都失去了。否则就不叫“逃”“生”了。
此后的二十三年,他唯一幸运的是和许良英先生不一样,他有自己的专业,大约沉入,或者更直接地说是躲入自己的专业,是唯一可以获得安静的地方。
方励之八九年后的二十三年是一个典型的人生的悲剧。一个有些才华的人的悲剧。倘若他没有才华和敏感,他也不会到达如此高度后的“逃生”。
我也不觉得方励之先生是个完全没有“勇气”的人,他曾经有过相当的勇气,但是这一次却在不知“什么”原因下选择了逃生,正为此,他拥有的才华、敏感和“勇气”让他的内心不平静,受煎熬;让他深感,生不如死!
余英时先生曾经敏感地考证出,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因为没有听从夫人唐筼的话离开大陆而终生感到对不起夫人,因此撰写出感天动地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这让我想到,方励之先生最后二十年也是一本充满人生五味的书。我以为,他一定也是充满另一种陈寅恪式的懊悔,我相信这个“懊悔”,内心的困苦才能更显现出他的才华、人性,以及为什么他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不平常的人。
在评述方励之先生的时候,我认为在当代中国,他有很多过人的地方,瑕不掩瑜。但是倘若集中在“瑕”上论说,我只能够认为,那些如此为他辩护和吹捧的人,要么是没有感觉,没有他那样的才华和冲动,所以体会不到这种复杂的感受,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在这一点上,方励之先生应该说不如,或者说远不如魏京生。魏京生是英雄,他或许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可他是英雄,他能战胜胆怯,用自己的肩膀去扛地狱的门,所以他也战胜了邪恶,直到如今他昂着头生活,他的“豪气”几乎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相较。
这是一个从鬼门关上走过来的人,一个从不曾苟且的人,所以他敢于批评任何他不同意的东西。如今我们也看到,艺术家艾未未也已经显示出了顶天立地的特性。
为此,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倘若方励之先生在天有知,对他来说实在不过是二次煎熬。
人生真的是残酷,在生死的问题上居然也有“猜意鹓雏竟未休、不知腐鼠成滋味”!

祝好!

维光
2012-5-10

全文2013-05-28德国·埃森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