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7日劉曉東女士，筆名三妹給徐水良先生信中說：
“……中共內部歷來殺得你死我活？那是你太不瞭解中共，可憐呐。中共從來都是一人發令整肅他臆想政敵，被整一方從來沒有招架之力，也從來沒有反黨和要打破這塊鐵板的意圖。何來“你死我活”？而且整人的和被整的都是忠于党，根本利益沒有衝突。直到江澤民後，才因爲深重的危機感，改爲維穩爲重。周永康也好，溫家寶也好，他們這點是一致的——不希望中共的鐵板破裂。
是你概念混淆。仲維光一再讓我遠離你，說你滿腦子共産黨思維，在共産黨的框架中打轉。果不其然。
劉曉東”
爲此，徐水良給三妹回信，幷同時發送到我的信箱。
“三妹：
我不過講了一點不同意見，你除了詭辯式反駁，還帶上人身攻擊。朋友間不同意見的討論中，你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常常采用這種態度。這不是朋友間正常討論的態度。
尤其是，你把仲維光私下對我的批評拿出來告訴我，這不符合起碼的爲人處世之道和人際關係的道德。你不知道你這樣做可能挑起我和仲維光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如果我上當去與仲維光衝突，這不是又多一場是非？好在我已經習慣了敵人的造謠和朋友的誤解，不會計較這種誤解，也不會因此影響自己對誤解朋友的看法，不會受挑動多一場是非。
我過去很尊重你。但你的這些做法反映出來你的爲人，真正讓人害怕。還算好，我很慶幸過去沒有與你見過面，沒有私交。今後也不會再與有什麽你交往。
再見！
徐水良
2012-4-27日”
對此，等雙方雨過天晴，我五月十號給兩人寫了這封帶有備忘錄性質的信。信中涉及的內容其實在八九年後那幾年在我與許良英先生的通信中直接或間接都有更爲詳盡的討論。許良英先生那時就爲此威脅要和我斷絕師生關係。此事後來終于在二零零三年因爲思想分歧最終成果。這些書信都保留至今，這個歷史與思想分歧也自然會有歷史評說。
此信之所以作爲備忘錄，當時只給了兩人看，因爲我覺得幷沒有到發表的時機、我的確不知道何時能够發表，但是我相信它或遲或早總要發表，因爲涉及的歷史性、思想性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問題。（2012-5）
曉東、水良：你們好！
我與曉東談到水良有兩次。現在曉東對水良直接提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我乾脆利用這個機會談談這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的討論是對事，對問題，不對人。因爲就人的品格和立場來說，我對水良是沒有二話的。
第一次是因爲曉東對我說，水良說曉東不懂理論，他談的是理論問題，曉東沒有資格談論。我忘記了當時水良談的是什麽問題，好象是一個對茉莉花革命的看法問題。爲了鼓勵曉東堅持她的觀點，當時我對曉東說，不要聽他對你的評價。他實際上幷不明白什麽是“理論”。水良對理論問題的認識，談論的方法一直沒有脫離在大陸的方法。當時只說了這幾句。沒有進一步多談。爲此，對于理論問題的看法，我現在願意在此進一步解釋幾句。
我的觀點實際上是，且不說水良當時談的是所謂茉莉花革命的具體認識問題，單只說“理論”，（Theory），我以爲水良談論問題的方式决定了他從來談的都不是理論，而是一種觀念，說到底是一種意識形態。因爲理論是一種在假說前提下用邏輯構成的描述問題的方法。“理論”問題中沒有誰代表真理，只有“時下”能否驗證它，以及用它來描述問題能否够更爲簡潔、有效。有的理論暫時不能够證明，但是不等于是錯誤的，也不等于未來就一定不能够證明，一定無效。有的理論可能只能够間接證明。理論的標準只有你的構成是否符合構成理論的要求，而沒有正確的理論、錯誤的理論，還是反動的理論之定規。那種反動的理論的表述的存在，正是存在在水良那種對理論的誤解，意識形態式的觀念論中。
水良談的不是理論而是一種觀念論，一種用一種觀念推導出來的系統。而這種東西就是西文的Ideology。因爲我們現代的思維都是自西文中來，所以很多時候從西文詞的構成可以更容易、更直接地看到它的意思是什麽。這個Ideology，就是一種觀念學。翻譯成中文爲“意識形態”後反而晦澀難以理解了。
這種以觀念領先的東西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這種“觀念的學問”就是在大陸所推崇的那種以論帶史，政治統帥一切。
其二，觀念論和理論的區別還在于，進行理論問題的討論的時候，你首先一定討論的是這個問題是否有意義，以及前人和今人有多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有什麽結論，有哪些還在爭論。總之你討論的一定是問題，而非貫徹一個問題，捍衛一個問題及其論述。
而觀念論則是反之，它要宣揚貫徹自己的觀念。當民主作爲一個問題討論的時候和作爲一個觀念討論的時候是不一樣的。所以民主理論問題和民主觀念問題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不僅水良，就是八十年代後一直說要研究民主問題的許良英先生也沒有弄清楚二者的區別。他甚至離譜地認爲民主是價值問題。
所以，到底是“理論”還是“觀念論（意識形態）”，“價值”還是“方法”問題，是必須區別清楚的問題。
第二次就是這次，方勵之去世後，曉東群發水良推崇方勵之的文章幷自己也寫短文說“只可惜我們爲方教授辯誣晚了，什麽事情都是發生了才想到和知道如何做。”
爲此我勸曉東不要輕易接受別人的觀點，說風就是雨。這個問題使我再次對曉東提到，水良“始終沒有走出共産黨的精神框架，進入正常思索分析正路。”幷勸曉東“你自己沒想清楚跟著寫，以後會後悔。”
現在方先生魂魄已經安定，我想可以多說幾句了。時下對于方先生的悼念，居然和當年對于李慎之的悼念一樣，除了吹喇叭，假大空的“意識形態式”的宣傳言論外幾乎沒有什麽有實質性的，真正有血有肉感情的悼念。或許這次再次證明了共産黨把中國人正常的感覺、感受能力都摧毀了。
方先生有很多過人的地方，也做了很多貢獻，但是現在這種追悼和吹捧方法完全不得其所，和當年紀念李慎之一樣，自曝其短。現在不談肯定方先生的地方，只想談談那些爲了自己的目的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評論方先生會繼續帶來的負面效果問題。因爲活著的人還要爲未來奮鬥。
首先是學者與政治關係問題。方勵之先生由于進了使館，幷且也由于他個人“聰明”的判斷，先是不介入學生運動，而後躲進美領館而避開了共産黨的迫害。他從來沒有直接談過這個問題。而這點以許良英先生爲代表，不斷地直接談論過這個問題。他的觀點是：其一，不介入是爲了讓學生運動保持純潔性，不要受黑手控制。其二，他們是學者，不是搞政治的。水良也接受了這個觀點。
這裏，在討論之前我首先要說的是，我們不能够要求別的人，別的學者介入政治。許良英和方勵之在八九年政治形勢發展到達了一個關鍵時刻，需要有良知和勇氣的知識分子挺身而出的時候，不願意出來，我們也無可厚非。可是，因爲許良英先生說了如此多的自我辯護的論證言論可能會誤導歷史，因爲他在裝潢自己，因爲他推卸了知識分子對于本可以减低學生們流血的責任和努力，還把“逃避”說成是“承擔”，所以作爲仍然可能成爲歷史的承擔者的我們也就有責任來說一下了，以免在下一個歷史變化到來的時候重蹈覆轍，以免所謂再次“懦怯誤國”。
這就是我雖然給曉東的信很簡短，但是我舉了東德馬蘇爾的例子，我說，“你知道東德指揮家馬蘇爾嗎。他從來不問政治，甚至在東德享有特權。可八九年十月，發現當局要開槍，他就立即站出來警告當局，‘如果你們膽敢如此，我門和你們沒完。’結果真的把當局的屠殺擋住了。
逃跑，膽怯是可以的，可就別論證了。實話說，倘若有幾個不怕死的知識分子，學生們就不必交出如此慘重的學費了。八九沒有死知識分子，死的都是學生、市民，這不令人深思嗎。那不是是否搞政治問題，而是歷史關頭的良知問題，勇氣問題。”
說到這個問題，我在這裏首先要說的是，有些東西，我的說法雖然是推論性的、推測性的。但他們都是至少在間接上有例證。我當然希望當時的事實不是如此，希望他們八九年沒有膽怯，但是在沒有得到證明前，我以爲這樣的描述是有道理的。
對方勵之先生八九年進美國使館，有批評者認爲這是謀大事却惜身，而謀大事者，不能够惜身。我認爲，這個對他惜身的遺憾的說法，只是對于我們中國人的命運和歷史發展的惋惜。我們不能够譴責批評人家“惜身”。然而，儘管不能批評，我們却是可以客觀地描述，這個“惜身”，使他錯過了成爲歷史的承擔者，帶給歷史和方勵之先生的是怎樣的一個悲劇。
我認爲，方勵之先生進入美國使館，根據當時記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不是因爲他是學者，正在堅持他的研究，也不是因爲他不願意介入政治，而是因爲他害怕了，惜身了。這點當年美國大使和林佩瑞的描述也都說明了這一點。他們寫到，六四開槍事件發生後，接到方勵之先生電話去跟他們談的時候，見到方勵之夫婦時，李淑嫻已經緊張的說不出話來，方勵之還好還能够講話。在這樣一種情况下，他們提出希望到美國使館躲避。
對于許良英先生始終不介入八九年歷史性的民主運動，我也有相同的看法。不是因爲別的，是因爲不敢，不願意承擔。
對此，我曾經在九五年的文章中，談到恐懼心理和心理恐懼問題，其實談的就是我對許先生他們這些人的看法。這一點也是八九後我第一次和許良英先生之間發生的關于劉曉波問題的爭論的問題。我明確地在給他的信中慚愧地承認，自己因爲在等獎學金的審批，在歷史時刻的六四，沒有能够像劉曉波那樣回到國內，表示對于劉曉波的推崇。此中當然也有對許良英他們那些人潜藏在心底的失望。許良英先生當即就批評我對劉曉波的推崇，認爲他是扒手。我和他爭論了大約將近一年，後來劉曉波在電視上作證六四沒有死人，我還爲此向許良英先生承認錯誤，承認看錯了劉曉波。
我潜在地看到許良英先生他們因爲恐懼，而不敢介入，絕非只是一種憑空的推測。因爲我知道一九八三年反對精神污染那次。儘管運動沒有搞起來，但是許良英先生居然緊張的好幾天沒有睡著覺，而且非常神經質。它使我看到，他們不是英雄，却要扮成英雄。後來我研究生時的另外一個老師，戈革曾經多次談到“老許”的世故、謀略和膽略問題。因爲這是老一輩的恩怨，所以每到這個題目，我從來不搭茬，也不願意多知道。然而，對此我有了更多的感覺。所以，對于八九年他們那批人的作爲，我的確非常失望。
再談他們與政治的關係。單就許良英先生來說，他其實從來就不是個學者，即，他既不是個 Academic，也不是個Scientist，而是意識形態工作者——Ideologist。他大約就是因爲進入了馬克思主義，爲共産黨從事宣傳出身，所以一生也沒分清什麽是學術，什麽是意識形態工作。他從來都是在學界搞政治。他的工作也從來不是學術性的工作，而是意識形態性的工作。
對此，我可以非常肯定地這樣說。四九年到五六年他從事的是黨工工作，這是不可否認的。五六年當右派之後，他搞翻譯根本就是爲了批判地抵制資産階級哲學和哲學家。而他自己批判資産階級科學家的自然辯證法的文章就更不是學問，而是意識形態，是宣傳。
順便說，自然辯證法既不是學術，也不是理論，而是一種由中宣部領導的，爲黨服務的意識形態。所有他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都是打棍子，大批判文章。八十年代後雖然不再像以前那樣打棍子，但是貼標簽式的方法依然是黨工式的方法和宣傳工作。他從事的還是政治。這一點也包括他在宣揚民主的時候，從事的從來都是意識形態工作。
這裏我要特別說的是，七十年代後他的兩個主要工作，一個是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及所謂愛因斯坦研究，一個是《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這兩種書都不是學術工作。前者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思想性介紹，後者是技術爲政治服務的介紹。其編篡方式和方法從沒有超出五十年代以來他們編譯的各類供批判參考讀物的方法和範圍。
其次，由于這種文集編篡的目的就是爲政治服務，爲了一個政治目的，即便是後來在編寫那本二十世紀科技史的時候，加上了一些他們自認爲爲黨的改革服務，爲民主服務的傾向，可還是爲了政治目的服務的思想參考讀物，而非爲研究用的著述，更不是研究專著。
觀念論，意識形態用的參考讀物和學術讀物有著根本的區別。意識形態者的這種編篡可以隨意地節選删節、組合，甚至加上大批判的注釋。基于這種思想觀念的參考作用，意識形態的參考作用，對于愛因斯坦，儘管他的母語是德語，很多作品原始是德語，翻成英語的愛因斯坦著述已經不是愛因斯坦的思維，而是一種解釋，可編譯者們根本沒有感到如果是學術作品就必須盡可能地從德語翻譯的必要。
我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時候，就深感到如果我懂得法語就好了，就是因爲在西方很多供研究用的文集中，原作者用的什麽語言，在文集中就是什麽語言。在論文的引述中也是如此，根本不能翻譯。只有非學術用的書籍才能翻譯，在德國，常有删節編篡書籍的工作，但這都不是學術工作，大都是一些通俗書的作者所爲。而對那些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者們，他們也不是爲了研究愛因斯坦，而是爲了參考思想，爲了中國人的“觀念”問題。所以說《愛因斯坦文集》也不是學術文集，而是思想觀念參考讀物，是意識形態參考讀物，這麽說是不爲過的。
對此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許良英先生二零零五年十月寫的回憶胡耀邦與愛因斯坦文集的關係的文章，題目是《懷念知識分子知心者胡耀邦》。這篇回憶真的是一個典型的党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對意識形態首領的關係的寫照，一個党的宣傳工作者與知識分子或者說學者的根本區別的寫照。
一個真正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不會對于政黨領袖，更不要說一位極權主義獨裁党的首領，甚至可說是黑幫党的首領有那樣的心態的，一個真正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絕對寫不出那樣的文章。
所以一個畢生以宣揚政治觀念爲職業的人，到八九年忽然以學者的身份爲自己不介入歷史性的社會運動解釋，是不能够讓人信服的。
這裏，我還可以舉個例子，我的妻子還學文的老師洪謙先生，那是一個地道的學者型的人，畢生不問政治，他在八九年的時候給學文的信非常明確，對年輕學生的支持態度也非常明確。以後我們會公布這些信。
上面說的是，許良英先生給方勵之八九前後的解釋是不令人信服的。至于方勵之先生與政治與學術的關係，當然和許良英先生不一樣。他的確有自己的學術工作。但是他對于政治却不僅是熱衷的，而且是非常積極的。很多時候他對政治的參與介入早已經超出了一個學者的範疇。這裏面包括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對共産黨的認識，共産黨意識形態的認識，第二是他個人的性格。
在第一點，方先生一九八九年前基本上還是在共産黨的意識形態思想的框架中，在這方面由于他自己專業和意識形態的衝突，所以他的確在七十年代末期後比許良英走的遠一些，但是究其根本沒有徹底走出意識形態的框架。這就是他五十年代中期早早地加入共産黨，五六年自投羅網，八十年代中期幾乎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幷且還號召學生們加入那個早已經罪惡累累的政黨。
這裏又有一個對比的例子，北大外哲所的李德齊，他四九年前的地下黨，五六年右派，平反右派後，他和許良英、方勵之不同，拒絕從新回到黨內。而他在八九年學運期間積極投入，寫了很多大字報（八九年《爭鳴》雜志曾經報道過）。我這裏之所以提出這個對比，一是正因爲方勵之先生感到自己還是黨內的人，所以才有那個“勇氣、膽量”在八十年代做那些事情。二，這又是一個佐證，不問政治的學者們在歷史關頭的責任感。
歷史現象真的很奇怪，不問政的那個時候積極問政了，積極的却袖手旁觀。
對于方勵之先生在八十年代，我在給曉東的信中說到，“方勵之先生的啓蒙，本應該做的更深刻，更好。可他幷沒有達到。他從來沒有對自己曾經入過黨反省過。可波普和弗格林年輕的時候，一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共産黨立即就醒悟了，終生站在對立面。”
方勵之先生有才華和聰明，可他真的不是大“家”。他沒有波普、弗格林那樣的智慧，沒有凱斯勒、紀德、奧威爾、米沃什那樣的敏感和反叛。在他的所謂啓蒙中始終還是沒有走出共産黨的意識形態。直到去世，他也沒有對他曾經加入過共産黨做出過徹底的反省！這問題是不能够輕描淡寫的。
第二是方勵之先生的性格，他是一個十分愛好政治的人，在本可以遠離政治的時候，不必問政治的時候，他選擇的都是積極地過問政治，五四年，五六年，八十年代初期，乃至八九年初他的舉動都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最後以“學者”來解釋他在八九年逃離歷史性的政治運動，以及九零年離開中國的後二十年基本上不問政，是解釋不通的。
對八九年他遠離政治的解釋，如果不說他是謀大事，或者貶義地說出大風頭而惜身，至少可以說，他沒有足够的責任感，足够的膽略和擔當，而在歷史性的關頭選擇了逃避。我覺得在這裏用“苟且偷生”這個中文成語是非常傳神的。
在歷史性的關頭，他們選擇了“苟且偷生”。儘管他有權利做這樣的選擇，可這依然是爲了“活”，是“苟且”了而得到的“偷生”。
既然是“苟且”，“偷生”當然是沉重的。因爲你必須爲此付出了人生所有其它的一切，信念，承擔，大義凜然……，只能够“偷偷”地活下去！
方勵之其後二十三年完全和他此生前五十三年不同。他痛苦地在這個“苟且偷生”的陰影下生活。這個痛苦只有他自己內心知道。這個苟且偷生使他再也無法用任何“勇氣”生活，再也不能像“人”那樣堂而皇之地生活。他要顧及中國政府的反應，顧及美國政府的反應，顧及民運人士的反應，媒體的反應……那個八十年代叱詫風雲的人，八九年後活著則必須要看任何人的臉色，注意周圍的各種動靜。
我從他對美國人的怨詞中感到，從他進入美國使館起，在美國使館中的一年，他就已經飽嘗世態炎凉，受盡各類冷落。
“苟且偷生”是殘酷的，它意味著除了一口氣，一口飯，其它一切人生的東西你都失去了。否則就不叫“苟”“且”“偷”“生”了。
此後的二十三年，他唯一幸運的是和許良英不一樣，他有自己的專業，大約沉入，或者更直接地說是躲入自己的專業，是唯一一個可以獲得安靜的地方。
方勵之八九年後的二十三年是一個典型的人生的悲劇。一個有些才華的人的悲劇。倘若他沒有才華和敏感，他也不會到達如此高度後的“苟且偷生”。可這個才華和敏感也足以使他的內心不平靜，受煎熬。讓他深感，生不如死！
那些現在在這方面爲他辯護和吹捧他的人，要麽是沒有感覺，沒有他那樣的才華和衝動，所以也體會不到這樣複雜的感受。要麽是別有用心。
在這一點上方勵之真的是不如，或者說遠不如魏京生。魏京生是英雄，他或許沒有那麽高的智慧，可他是英雄，他敢于用自己的肩膀去扛地獄的門，所以他戰勝了邪惡，直到如今他昂著頭生活，他的“豪氣”幾乎沒有幾個中國人能够相較。
這是一個從鬼門關上走過來的人，一個從不曾苟且的人，所以他敢于批評任何他不同意的東西。
現在在這個問題上，倘若方勵之先生在天有知，對他來說實在不過是二次煎熬。
人生真的是殘酷，在生死的問題上居然也有“猜意鴛雛竟未休、不知腐鼠成滋味”！
祝好！
維光
201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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