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谈知识与道德的悖谬问题
1.五四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然而其后的发展却让人们感到奇怪，科学（Science）竟然与马克思主义，民主竟然与马克思创生的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相联系。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从此成为主导中国最近百年来的那些精英们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甚至就是在今天，即便人们已经对其中所含有的那种乌托邦成分完全失去兴趣，但是它的思想基础、方法却仍然统治着中国现今社会，尤其是知识精英。它不仅在追随权力的精英们身上，而且甚至更为显著地反映在海内外的那些所谓异议人士——所謂精英们身上。
为此，人们有理由对五四后、以及当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知识精英再次提出这方面的疑问和质疑！
笔者在“五四的反思之一”中曾经引述过已经去世的当代自由主义巨擘，法国的雷蒙·阿隆针对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地说过的一段话：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什么样情况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一个人可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并且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诚正直的马列主义者，然而这类人却都缺乏才智。”（注解1）
生于一九零五年，逝世于一九八三年的阿隆的这段话当然不仅对于西方，而且对于中国，不仅是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而且对于五四前后的一代人同样适用。
2.阿隆的提法不只是他个人的提法，更不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或者后来历史发展的结论。相反，它在将近百年前的那代人中就几乎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了。笔者在五四的反思之一中曾经谈过：
生于一九零二年的卡尔·波普后来成为二十世纪著名的科学思想家，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继承人、代表人物。波普在自传中写道，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识到，这种信条不仅具有教条独断的特性，而且伴随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性的傲慢。为了一种没有经过批评考察就接受的信条，或者一种现实无法实现的梦想，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并且不仅以此为己任，而且还自以为有见识，这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这种作法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恶劣，因为他自以为知书识礼。我居然曾经陷入这样一个陷阱，这真的让我非常沮丧！”（注解2）
生于一九零一年的弗格林，后来成为二十世纪著名的保守的政治学者，政治神学史家，他和波普在思想倾向上、性格上是截然对立的人物，对波普的哲学极为不屑一顾。然而无独有偶，弗格林在他的自传中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中学毕业和进入大学学习之间的那个秋季，由于我刚刚被俄国革命燃烧激发起兴趣，仔细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此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它，但是我居然立刻就相信了读到的东西。这样的事情上在我也就这一次了。我必须承认，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到十二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到圣诞节，我所有的兴奋之情就都烟消雾散了，因为在这中间我参加了一个包括经济学理论史的经济学理论课程，于是我立刻就看到马克思错在了什么地方。从此，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就再也没有成为问题。”（注解3）
阿隆、波普、弗格林都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波普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魔术师帽子中变兔子，完全是一种骗人术。弗格林也不止一次地重复了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是知识分子中的骗子”。（注解4）
一九五八年，弗格林战后由美国返回德国在慕尼黑的讲演，曾经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尖锐的言辞，“马克思是知识骗子”，而使得当时出席演讲会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当即退出会场。“马克思是知识骗子”，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弗格林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言。
阿隆、波普与弗格林尽管这三个人的思想倾向和性格非常不同，甚至截然对立，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却竟然殊途同归，都是本文开头的看法。那就是，一个人如果在智力上具有正常的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一个人如果恪守道德基本规范；那么就一定不会持久地追寻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也就是没有一个“学者”会“严肃地”追寻马克思主义。
二．意识形态、不智与反智
1.在阿隆所提到的有关学术研究的能力问题、智力问题上，最具标志性的看法是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式的谈论问题与学术研究，知识追求有着根本的区别。任何一位阿隆所说的有研究能力的人，严肃的学者都必然会对意识形态倾向，意识形态式的谈论问题方式产生由衷的反感和厌恶。
对此，弗格林在年轻的时候，步入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也就是在大约相当于“五四”发生的那个年代前后的反应是极为典型的。弗格林在后来的《自传反省》中谈到他对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态度，尤其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永远是毫不含糊，明确地给予拒绝，他说：
“为什么我从二十年代开始就对纳粹产生了对抗、厌恶，这个原因可以回溯到几个基本的因素上。在这里首先就是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这就是那种道德操守，一种由丰富的学识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诚实正直。一个人在社会或者在一般生活中如果有意不诚实地研究社会现实的结构，他就会在人文科学中迷失。我无法谅解这种迷失。意识形态，不论它是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都是一样。因为它所涉及的知识结构，从智力上来看是站不住脚的。”（注解5）
弗格林在这里谈到的意识形态，就是Ideology。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由于这个词是来自西语，因此Ideology本来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却由于两种语言思维方法的不同，无法简单对应翻译、表述而带来理解的困难。（注解6）
2.林毓生曾经建议把Ideology翻译成“意缔牢结”，但是它仍然非常晦涩费解。（注解7）事实上，Ideology，并不难以理解，说白了它就是以一个观念为主导，其它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观念，围绕这个观念为它服务。而这个观念由于它和价值问题、政治问题紧密相连，也就是它自认为自己是“真理”，要统治支配一切，因此就武断地由此派生出来貌似知识和学术的一系列整套内容。
意识形态问题，其实我们在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历史中，在共产党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早已经有过非常深刻的并且广泛的体会。它渗透在共产党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个人的神经末梢。
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就是过去乃至现今仍然统治中国学界的那种思想方法。这就是哲学、历史学中的那种“以论带史”，文学艺术中的“主题先行”， 我们一般所说的“假大空”，以及带有讽刺意味所说的“吹喇叭”。
八十年代初期，我的一位同窗，到我太太还学文的导师，维也纳分析哲学在中国唯一的代表人物洪谦先生那里去问，他对我们的“导师”当时所做的“爱因斯坦研究”的看法。洪谦先生简单一句话，“还是贴标签”。实际上，“贴标签”的方法就是一种典型的弗格林所极为厌恶的“意识形态式的”方法。而用那种蹩脚的翻译的晦涩的语言说就是：“‘贴标签’的论著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产品。”
3.实际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阿隆、弗格林的看法绝非天人看法，而可以说是一种常识性的、基本的学术感觉和看法。
回顾五四之后中国的学界，我们可以看到阿隆、弗格林和波普的经验，他們那种对于意识形态化倾向的抵制与厌恶，在中国学界的表现也有非常自然的表现。信手拈来的例子就是一九二七年当陈寅恪和吴宓听到北伐军即将打到北方的时候的反应。
吴宓在王国维死后第十天的日记中写道：“宓今决静居读书，以待其变。无故惊扰，殊鲜补益也。十时，至前门外高井胡同，谒黄节先生。谈中国现局势，及文化德教覆亡绝灭之可忧。黄先生言次几将泣下，泪已盈眶矣。”（注解8）
由此可见二十年代中期的北京，不仅是陈寅恪吴宓两人，而是知识界对于学术、文化所面临的巨变可见是十分敏感的。
此后的六月二十九日，吴宓日记又记录了与陈寅恪商议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个人出路的问题：“夕，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寅恪赞成宓之前议，力劝宓勿任学校教员。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注解9）
此后的六月二十九日，吴宓日记又记录了与陈寅恪商议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个人出路的问题：“夕，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寅恪赞成宓之前议，力劝宓勿任学校教员。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注解9）
党文化，是弗格林所厌恶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一种最为极端的形式。陈寅恪和吴宓二十年代的看法对此的看法及厌恶态度竟然和弗格林完全一样。
一个学者，如果居然能够进入党文化，甚至曾经一度如鱼得水，更甚至终生不能够对这种令陈寅恪吴宓所不齿的党文化有所抛弃和厌恶，这个现象本身就是对于这位学者的智力和道德的一个决定性的判决。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正是五四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而且还不仅如此，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尤其是经过了人生最为黑暗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高中毕业生的弗格林、波普就极为厌恶，甚至不齿的这种方法，居然在中国学界依然堂而皇之地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反省地使用。这中间所说的当然包括顾准、李慎之、王元化一类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学者”。
如果我们承认阿隆的话，认真对待弗格林和波普的年轻时的反应：“严肃的学者，有智力的学者不会认真看待马克思主义，乃至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式的学说”，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五四以后中国的知识界是被一群二流、三流，或者是智力上的半吊子知识精英，或者是极为精明的、别有用心的知识精英、野心家所把持。
三．意识形态与道德规范
1.阿隆的话是准确的，深刻的。一个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没有抵抗力的人，弱智的人，在道德上也不会有坚强的防线，明确的原则。也就是在伦理上他一定会出离人类基本的一些底线。这一点在追随希特勒的纳粹分子们那里，在追随共产党的党徒那里都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证实。
智力疲软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不仅带来知识上、学术上的问题，还必然带来道德上蜕化、扭曲。从五四前后，一个罪恶接着一个罪恶并没有使得那些知识精英离开这个意识形态化的帮派，这个利益权力化的帮派。即便是在他们被整肃的时候，他们也从来没有显示出过他们有能力能够从这个泥沼中挣扎出来。
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些党派的弗格林在《自传反省》中谈到，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厌恶同时他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他说，
“使我对纳粹和其它的意识形态深恶痛绝的另外一个理由是非常简单的。令我感到厌恶的是，如果一个人杀死他的朋友而感到愉快，而这种愉快是由于他为了要求占有统治支配性位置，虚假的通过其他的牺牲者而实现理想而获得这种身份认同。这种虚假的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已经失去自我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注解10）
2. 谈到五四，必然涉及西化，谈到西化，这里我们就必须强调意识形态化是典型的西方文化思想的一种表现。谈到五四和西化，我们当然不能回避那个代表性的五四口号“科学和民主”。五四后对科学的认识，很快就被那些半吊子知识精英等同于唯物主义。而这类精英们中的唯物主义者们居然要在Materialism一个西语词中，区别出唯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区别，认为唯物主义是理想主义的。
事实上，Materialist（唯物主义）和Idealist除了对立外没有任何关联，和唯物主义关联的是Ideologist。这就是说唯物主义永远不会是一种理想主义，唯物主义者们只能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一种Ideologist，也就一种观念主义者，意识形态分子。因为他为了一个观念的“权力”，抽象的真理占有权和现实的政治权，可以失去一切其它的理想和道德。时下中国社会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化带来的学术堕落、道德崩溃最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科学上的唯物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唯物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科学上的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当作一种假说，而意识形态上的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当作一种真理，信仰。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种经验式的、推测性的；而后者是一种教条信仰，一种自以为是。
意识形态化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不智，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教条的反智！
意识形态化的唯物主义可以肯定地说在智力上，在探究问题的态度、方法上是软弱的、有缺陷的。前一种看法不会产生那种敌视近代以及当代科学哲学，科学思想，以及科学家，敌视启蒙以来的以笛卡尔、洛克、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理性的思想传统的做法，因为它是一种推测。只有持后一种看法的，才会产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和东欧自然辩证法界所特有的那种对于当代科学家爱因斯坦、波尔等人的仇恨、大批判、打棍子，甚至谩骂。
四．意识形态探源
1.意思形态的历史探源：
意识形态，Ideology问题是在十八世纪末期以后产生的。（注解11）
思索为什么会在十八世纪末期产生这个问题，人们会发现，意识形态问题的产生是宗教和政治分离的产物。在十八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没有产生意识形态问题，是因为在以前西方社会是宗教社会，也就是基督教社会，政治和宗教是一体的，上帝是至高的。教会和教士虽然有籍着上帝的名义行事的，但是完全把自己等同于上帝和真理，还是不被允许的。
然而，十八世纪前后产生的政教分离倾向，却使得一方面宗教在世俗的生活中逐步退了出去，而另外一方面，原来宗教占据的那个空间和位置被世俗的、政治的内容或者个体所占据，这就形成了尘世中Ideology代替Theology，也就是意识形态代替神学。尘世中，世俗社会中的这个意识形态问题造成了其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几乎所有的问题，这当然包括左派知识分子、乃至右派知识分子们对社会的蛊惑，包括当代法西斯、纳粹，尤其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問題。很多知识分子、学者不得不付出大量的经历和智力分析抵制这种意识形态，例如本文一再提到阿隆、波普和弗格林，他们终生著述研究的对象几乎都和这个问题有关，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问题》，弗格林的《政治化宗教》、《科学、政治和诺斯替派》等等……。
强调世俗化过程，宗教与政治分离的自由主义学者，启蒙主义学者，例如波普、阿隆认为，
最近二百年政治与宗教虽然分裂，但是宗教的退出在人们及社会的文化精神上留下了真空，这使得一些精英，当然主要是知识精英们用人的意识形态占据了宗教及神学过去占据的位置，也就是观念形态和绝对价值与真理相连，占据了绝对最高的权力和位置，如个人和群体：种族、阶级或党派，某一种学说：如马克思主义，为此这就产生了近代极权主义制度，以及不同形式的“文化革命”的毁灭性的破坏。
强调文化中的宗教因素的学者，如弗格林则认为，宗教对于人来说是根本性的需求和内容。尽管宗教和政治产生了分离，但是从来没有过一种完全脱离宗教的政治形式，例如国家、党派。所有尘世间的这些内容究其基础都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的，都和宗教有着根本的联系。由此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宗教世俗化，一种宗教的替代物。极权主义妄图以一种知识，或者一种观念来取代宗教地位，例如纳粹的种族，马克思的阶级、政党，用国家等尘世间的政治形式来取代上帝，例如黑格尔的国家。弗格林认为人们对于知识的追求和相信，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对尘世间事物的相信导致极权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人的观念形态，所以他认为追溯近代极权主义的根源，事实上早在希腊晚期的诺斯替派就产生了这种偏离。在弗格林看来，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都是一种意识形态。
2.意识形态的思想探源：
意识形态问题在哲学思想上是一种典型的一元主义、一元论。由于这一特点是他们的生存立命的根本，因此，从一开始就被那些“杰出”的意识形态分子所意识到，所强调，例如普列汉诺夫，早就著有唯物史观和一元论。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也曾公开地宣示，一元化领导，一元化组织。
导致产生这种一元化的要求及特点的基础是西方的二元论，也就是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尽管这种对立双方的关系和制约本来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是探究的问题，但是它却造成了意识形态化——观念支配一切的可能，一方彻底统治支配另外一方的可能。每一个这样的冲动都会有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可能——观念支配一切的倾向。在二元的基础上，就会有神学意识形态化，种族意识形态化，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化等等的可能。
然而，任何二元的思想都不构成意识形态，也就是不构成绝对的所谓以论带史，主题先行的那种假大空的思想文化。这就是宗教思想，以及经典的西方学术与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区别。宗教，或者说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是二元的、有神的；学术研究是二元的、探究的。
尽管弗格林认为，实证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我认为，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二元的，它不仅没有建立一种观念体系的冲动，而且已经具有扬弃这种二分法，多元的冲动。所以，它只有很少的可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宗教思想只有在被政治化、尘世化的时候，也就是某些教会、教派或者某个个体或群体力图把自己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成为宗教意识形态，同样文化思想问题也是如此。
当代意识形态化，观念领导一切，具有强烈的一元倾向的特点尤其最为典型地表现在共产党的文化特点中，也就物质决定精神，人战胜自然，“上帝”支配人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当然这个“上帝”被自以为占有真理的人所取代。
3.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思想：
翻译成中文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完全是两个范畴的概念，毫无联系，切莫望文生义。
“意识形态”这个术语，以及这个问题是十八世纪末在西方出现的。由它的上述两个特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式的论说方式，都不是中国传统学术及思想的特点。
由一种观念或者思想引申出一系列围绕它的内容，虽然有意识形态的某些表面上的形式特点，但它不是当代说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弗格林、阿隆所说“意识形态”是和价值，以及真理观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融合在一起的。与此对照，中国文化及其学术思想却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没有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或者学派，甚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人所不齿的尚黑“党派”，敢于以代表真理自居，并由此而衍生出意识形态体系。
传统中国社会的三纲六纪，是一个多重价值系统。知识分子、文人遵循的内圣外王，根本就是和当代那种意识形态，以及各类意识形态分子迥然相异。而从此前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宗教的尘世替代物，是世俗宗教的提法，这里它所替代的“宗教”指的也是西方的基督教的功能，而绝非东方社会生活中的佛教、道教，自然更不会是儒家。
因此可以说，最近二百年世界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大约九十年前开始进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化是五四后某部分精英带给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别结果。中国社会五四后的逐渐意识形态化，完全是反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革命”，是片面的全盘西化的产物。为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天下之荒谬莫过于此是，在一个意识形态横行的国度，以论带史，主题先行，政治统帅一切知识分子的灵魂的假大空的国度，到处建立孔子学院，在孔子学院中推行意识形态。
五．再谈智力与道德问题
1.黑暗时代对阿隆看法的验证：我的探索经历
阿隆的看法不仅在正常社会中，对于受到正常教育的，能够正常地接触到文献书籍的青年人如此，也就是对阿隆、弗格林、陈寅恪们如此，而且对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智力的人都会如此。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厦看起来是辉煌的，但是在学术上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弗格林、波普不过都是在“高中毕业”后短暂的时期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弊病，而终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笔者自己的探索经历也再次印证了阿隆、弗格林的问题，及他们的看法。
笔者虽然生于封闭社会，但是思想上走过的路的粗线条和波普与弗格林却几乎完全一样。在高中毕业后，六九年下乡的第一年，笔者凭借着一些马克思的读物，以及少许的、片段的西方经验主义哲学作品，在七零年的时候就走向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路，实际上很多哲学的疑问是简单的、根本性的，例如：
唯物主义凭什么断定人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凭什么神话自己的感官？
人凭什么断定人所感觉不到的，所不知道的就一定不存在，例如超越人的存在……
人凭感官认识的对象是对象自身吗，不是人对于对象的主观反映？
既然是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那么凭什么说对立一方的“无产阶级”代表真理？
人组成的“党派”凭什么能够宣称自己代表真理，又凭什么抓住权力不放，甚至用迫害手段和暴力镇压不同意见？
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导引我在七零年后走向近代启蒙思想，经验主义之路。这个探索要求我学习数学、物理，要求我学习外语，同时要求我尽可能多地去读各种文学历史经典文献。
六十年代末期，我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步入哲学的自学之路，一年后就从马克思主义中彻底反叛出来，并走向经验主义，启蒙思想之路。自身的经历使得我自然而然地也产生了阿隆的这个认识。
一九七五年我第一次见到许良英先生的时候，争论的就是阿隆的两个问题。一个阅读过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哲学家思想作品的人，一个经历过一般社会，并受到健全教育的人，如何能够跟随共产党党集团那么长的时间而不觉悟？！
七十年代初期的思想变化使我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在中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知识界极其痛恨，并且蔑视。那时候我真的误以为在中国的知识界恐怕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导我的研究和探索了，只有自学这唯一的道路。到七五年的时候我的无知在于，由于知识的封锁，以及自己基础不够，阅读量也不够因此没有看到四九年以前很多的知识分子的探索及成就，如陈寅恪，更何况他所说的湘乡南皮，为此自然也就看不到残存到七十年代的黄万里等人的存在，而误以为只有范文澜、冯友兰、周一良等一类人，即便是没有完全投降的前辈学者也只看到他们四九年后的教条主义的著述。
至于自然辩证法界的中国的那些意识形态“教授”、“专家”，《哲学研究》上的那些专家，甚至在六九年我一走向哲学之路就对他们极为厌恶了，更何谈走向经验主义之路之后与他们会重新接近。（注解12）因为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他们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充斥所谓学术刊物，翻译作品的前言后记的昏话。他们身上不只是意识形态化，而且根本就是党气，任何一个稍微有良知和教养的人都无法容忍这种专断教条、趋炎附势、奴颜媚骨、助纣为虐！
生于、长于一个黑暗时期，知识贫乏变态时期的笔者，高中毕业后的探索、反省经历，印证了波普、弗格林、阿隆走过的路。从六十年代末期反叛，七十年代中期前意识形态的对抗，到其后十年方法的改变，最终在八十年代末期完成语言等彻底变化，尽管笔者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的只是波普和弗格林三、五年完成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印证了一个学者的必然之路，印证了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式的学术，这个思想过程应该是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常规性的、常识性的，它绝对不需要超常智力。
2.阿隆、弗格林的问题与顾准、李慎之们的一生辨析
A．笔者的上述这段时间几乎和那本《顾准文集》的探索同时。一个无知的青年和一位已经有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形成如此的反差，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是再次验证了阿隆的那段话而已。
人都会犯错误，然而顾准、李慎之、王元化们，于光远们，不是错误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罪恶的问题；不是受骗问题，而是自己认识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出了问题，并且居然一辈子至死都没有看到。为此，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不是认识问题，而是阿隆所说的智力与道德出了问题！
一本《顾准文集》，究其根本，不是它内中的问题是否对错，而是顾准没有看到他从年轻的时候误入的这条路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感觉和智力，他居然热爱的是“意识形态”。所以就是到了被整肃到地狱，他依然毫无反省地坚持意识形态的方法——弗格林、波普所极为厌恶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方法，阿隆极为厌恶的那种知识分子的鸦片。
一个根本不知道如何反省自己，从年轻时就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位学者，如何步入人生，坚持基本道德的人，如何能够让人相信他后来没有彻底地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而能够在智力和道德上走入另外一个层面。
一个始终坚持意识形态，并且依然试图用意识形态的方法证明自己正确的人如何能够让人称赞。
一本《顾准文集》，完全是意识形态的观念领先，主题领先，完全没有那种接触最原始资料，从根本上去研究的冲动，如何能够进入学界！
B.顾准们终生走的是一条缺乏基本反省，不知道如何研究的、意识形态之路。他们在三十年代如此，在六十年代如此，七十年代如此，到八十年代仍然如此。这个表现的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于启蒙的理解。
笔者七十年代初期寻找到波普的那种对启蒙的理解，康德以来的启蒙。但是，这个启蒙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反省，是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方法的探究和追问。然而，在顾准、李慎之们，以及他们的后人李泽厚们那里，这种启蒙却不仅继续是以自己的教条去启迪、教育民众，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更为甚的是居然这种启蒙成了对共产党政治局领导人的“启蒙”。毫无疑问，这样的两种启蒙，无论就对启蒙的理解，还是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所谓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的解释，都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仍然是五四后的那种极为负面，甚至可以说与近代科学思想、启蒙背道而驰的极权主义的“反启蒙”。
其实即便不去探究“启蒙”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只从表面现象看，也是充满讽刺性的！
一个几十年愚昧甚至是自觉地追随一个群伙、主动犯罪的知识精英，当不幸自己也被整肃之后，没有任何对自己的反省，突然摇身一变要对民众启蒙，要再次告诉社会如何，這凭的是什么？就凭他后来也挨了整吗？更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这种表现居然有“两头真”的不经思索的提法，居然就没有人起来向他们提出阿隆提出的问题。
C.事实上还不仅如此，未经过启蒙的反省的这种倾向，未经过真正的学术研究冲动的这种倾向，就是到了新世纪，到今天依然如故。
时下以李锐为例，他每期在香港的刊物上对谈，揭露他所经历的共产党的残酷，然而他所揭示的，例如延安的时候的整肃越残酷、越荒谬，人们就越应该更进一步质疑他们，为什么在经历了延安如此的黑暗之后，你们还是跟随共产党到达八十年代，你们的智力和道德底线到哪里去了？那些吹捧顾准、李慎之、李锐们为自由派的人的智力和道德底线到哪里去了？
阿隆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照妖镜，而且简直就是一个哈哈镜，这些荒谬绝伦的扭曲形象让人欲哭无泪！不仅是对镜中人，而且也是对这个容忍“两头真”提法的社会的巨大讽刺。
3.意识形态化导致的蜕化：从《动物庄园》到《侏儒王国》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一个特別复杂的问题。阿隆、弗格林并没有做什么高深的宣示和新的发现，不过是在学术上的一个简单、明确的表述。事实上，还不仅如此，意识形态问题在各种领域中都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它的存在。奥威尔曾经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刻画出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他对那个老大哥，宣传部的描述不过是“意识形态”问题和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的一种易懂的漫画表述。然而，这个问题在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虽然所谓开放了，人们也看到了阿隆的书籍和问题，但是却很少有人真的面对这个问题，感到难堪，做出思索。
知识精英不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追随者们提出阿隆的疑问，而且所有那些学者最厌恶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式的文化特点，令人诧异地、毫无阻碍地越演越烈地充斥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中，如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启蒙思想鼓吹者李泽厚、所谓文化启蒙问题提出者甘阳，以及那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博士刘晓波。这种假大空，吹喇叭的特点，在那些充满政治要求和欲望的“异议”人士中甚至表现得更为强烈，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刘晓波，在他的文字中，每一行都散发着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强烈气味。在这样一种空气中，提出“两头真”，吹捧顾准当然也就是一个毫不奇怪的问题了。
《一九八四》、《动物庄园》那类社会是顾准们五四后奋斗三十年建立的，而到如今它倒行逆施地已经存在了六十年。它的问题非但没有被认识到，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侏儒王国》。
如果阿隆的问题没有过时，那么我们就可以质问，那些反传统的人曾经准确地看到中国传统的缠足对于妇女的残害，为何就看不到阿隆、弗格林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对中国知识精英的“缠脑”带来的脑残？为何居然看不到被缠足变形，甚至可以说自愿缠足变形的顾准、李慎之、于光远们跑百米也罢，跑越野也罢，不是从来都没有过“放大脚”吗？
而从这个角度看，五四后的这三代人，除了少数四九年后有幸逃离这意识形态“缠足”的人外，在纪念五四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精神上的“放大脚”！
如果你在五四后的或者现在这个社会中走过一遭，那么“装大”、“装革命导师”是过不去的！你必须回答阿隆的问题！对上一代人，如果你曾经自觉追随共产党，对这两代人如果你没有过反叛，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厌恶，你必须回答，你究竟是智力出了问题还是道德出了问题？
事实上，在再次纪念五四的时候，由于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喇叭的人个个宣称自己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调子，问题应该变成，你必须回答你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这是阿隆、弗格林关于智力与道德问题的一个更为深刻的重要判据！
2011年5月4日，德国埃森一稿
注解：
1.《雷蒙·阿隆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92，笔者根据英文本，468页，德文本，483页，订正了中文本，922页的译文
2. Karl Popper，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Book 1， La Salle
Illinois，1974，8.Crucial Year: Marxism,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23-29页
3.Eric Voegelin，Autobiographische Reflexionen，Wilheim Fink Verlag，1994，28页
4. Eric Voegelin，Autobiographische Reflexionen，Wilheim Fink Verlag，1994，31页
Eric Voegelin，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Gnosis，Muenchen，1959，39页
5.同3，64页
6. 参看笔者：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当代》杂志，台北，第86期，1993年6月
7.同上，及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第271─272页。
8.吴学昭，陈寅恪与吴宓，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48页
9.同上，49页
10.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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