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6日 星期四

还学文;宋彬彬与文革

--令人无法承受的道德倾斜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卡玛拍了一部讲中国“文革”的纪录片《Morning Sun》,《初升的太阳》。怎么会用这样一个名字,使人感到突兀。对于无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他们一生中最阴暗-如果不说是最恐怖-的年代,实实在在是没有阳光、没有希望。看过电影之后,感到《初升的太阳》倒也实至名归。对宋彬彬、骆小海们而言,他们生命不曾有也不再有“文革”中那样不可一世的时刻,如旭日喷薄而出,势不可挡。一样风景,两样心情。


在全球化的今天,制片人卡玛尤其具有国际性。她特殊的身份,使这部影片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西方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她的中国“文革”文本,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曾经成长于那个国度、经历了那个时代西方人,相信她了解在那个国家发生过的事情。但西方人到底是雾里看花。中国观众、尤其是经过“文革”的当事人,无论是当年的“老兵”还是“狗崽子”,看了电影都不难查觉到,卡玛对于“红卫兵”-当年那些“老红卫兵”、那些“初升的太阳”-情有独钟。

银幕前后,作者着力为宋彬彬辩白,一定要为这位当年上了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大名鼎鼎的老红卫兵平反。也许我孤陋寡闻,但是查看网上“宋彬彬”的条目,关于宋彬彬打人,重复引述的只有电影中提到的那条消息,并没有卡玛说的复数的“那些”传言,也不见有有铺天盖地愈演愈烈之势。卡玛要为宋彬彬鸣冤,理由不必外求。

她为宋彬彬大鸣不平,以至于把今天看来对宋彬彬不利的说法都归为传言。

例如在毛泽东接见后改名宋要武这回事。那边,宋彬彬自己说,改名“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记者强加给她的”。这边,卡玛这里就为她辩解, “根据我对当时共产党报纸的了解-那里充满了谎言,编造-我没有理由认为那时的报纸比宋彬彬本人的话可信度更高。”我不由得发现,这与那些在两德统一后被东德国安部秘密档案揭露出来当年为它秘密工作过的人的辩白之辞如出一辙,他们也是声称,国安部的文件全都是谎言和编造,公众要相信他们本人。说文革时共产党的报纸能违背共产党的意旨,越俎代庖,制造谎言,卡玛也是在当时的共产党中国生活过的,这个假设未免太过大胆了!

至于如何对待这些她所谓的“传言”,是也?非也?卡玛直截了当地把它归结为“相信谁”的问题。她选择相信宋彬彬和维护宋彬彬的说法。她的影片请宋彬彬站出来为自己洗刷,选择对宋彬彬有利的一面之词为她辩白。卡玛谓之曰:“澄清史实”。

于是,“证史”的问题,在卡玛那里就如此轻易地脱开了严肃的事实追究。以影片中援引为证的《点滴思忆話宋岩》为例。胡平考察出,这篇文字表明,文章作者和宋岩没有过直接接触,不知忆从何来;而且收录该文的文集《草原启示录》中偏缺作者“朝鲁陶斯”的出处。作者身份尚且不明,读者和观众又如何查证作者转述的那位在偌大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一个不知名的新油田遇见的无名之乡的那位名为巴图的退休务牧干部的存在和他陈述的真实性呢?这至多是以传言对“传言”而已,与“求证”是不相关的。退一步说,假定真有那么一个巴图大叔,假定他真的说过那些赞美宋岩的话,又假定他说的也是实话,内蒙插队时期已经善良而高尚的宋岩也还是不能用来证明当年的宋彬彬没有参与红卫兵的暴力行为或没有打过人。以时间上在后的推论在时间上先的,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这样的“澄清事实” 几近儿戏了。

对“宋彬彬没打过人”卡玛提出的唯一能和证明沾上边的,是所谓“王友琴说宋彬彬没打过人”。采访中她说,“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与了没有,她说没有。” 如果是指王友琴对于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的研究,那么卡玛也应该援引王友琴的文章。如果卡玛的所谓证明另有所指,那么她就应该交代清楚她的具体提问和王友琴的具体回答,给读者以判断的可能。仅是“我问了,她说了”这样的话,是搪塞不过去的。

我们来摘引王友琴的“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1966年6月1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7月31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王友琴是这样说,宋彬彬没有参与吗?

提出她个人的中国“文革”文本,是卡玛的自由。但是把自己的“相信”认作事实,把自己的私人文本宣称为历史的真实,也就过分了。好在卡玛的电影并不是唯一的“文革”文本,我们还有王友琴,还有宋永毅,还有丁抒,还有“文革”暴力的幸存者。

再读一读王友琴一篇篇关于“文革”中打人研究吧,面对受害者苦难的历史,宋彬彬的自我洗刷,卡玛的激情辩白,不是显示了一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道德倾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