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写于大约二十年前，一九九六年，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偶然的契机促使我决定写这篇文章的。因为一位到了德国的清华附中学生居然在三十年后说了一些不着边际，不属实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看法。我那个时候在认识论的问题，思想方法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正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上探究。这类历史问题、回忆问题本来我是准备在思想工作，也就是问题的探讨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整理记述，但是由于那个刺激，并且也想到趁着记忆力还好，把一些东西先写出来也有其好处。
那篇文章因为内容都在脑子里，所以写来并不费力，只化了三四天的功夫。当然还因为我当时正在构思写作另外一篇文章，关于邓小平的所谓改革与极权主义专制的关系，也就是我那时提出了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教条的和实用主义的。这后一篇文章是我更用心的。但是两篇写毕投出去后，第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引起的反响远比后一篇我着力很多的理论性的文章大的多。这后一篇文章被刘晓波注意到，并且在九九年的文章中使用了我的观点。所以我真的以为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及态度有了改变，在后来独立笔会的选举中把票投给了他。但是其后的发展让我看到，词句的接受不等于立场和处事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第一，在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上，我还在路上，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等待我厘清，如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文化根源；极权主义专制和传统专制的区别，启蒙是什么？东西方的不同是什么？二元与多元问题，马克思主义继承的是西方的什么东西等。这就是此后我这十五六年的工作。
第二，伴随我思想的进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对它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来自西方的根源的认识我会不断探究下去。这就是十八年后今天的我的状况，我已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从上个世纪初期在西方，尤其是欧洲两次大战给社会和知识分子带来的问题，从极权主义的产生带来的文化问题上来研究这个极权主义的普遍现象在中国的特殊反映。
第三，就是这篇文章为周围人带来的新鲜和刺激我自己也是料到的。因为那是我从七零年以来，告别那个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化的结果。尽管很多看过的人，乃至叫好的人大约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思想和文化的距离，但是三十年来走出的距离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和看到。所以我当时对朋友们说，这篇东西我虽然并不认为写得很成熟，可二十年内大约没有人能够写出超过这篇的文字，也就是在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能够涵盖住此文，并且给人更多的描述视角和思想启发。事情发展也真的是很不幸，二十年几乎已经过去，我认为我的预言基本上成了现实。这其实毫不奇怪，犹如唱戏一样，几句简单的唱词，可唱好它的功夫却是几十年的努力。因为没有人付出过我那样的努力来告别那个社会，重新学会如何说话和描述。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我为了认清并且说明我所参加过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从马列哲学的反省、反叛进入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自学了外语、物理、数学，其后又在大学和研究生继续学习了物理，更不要说在文史上必须下的功夫。我在思想和历史领域中的“音准”，首先是抛弃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野狼嚎”，然后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学习、练习而来的。
如此说法我的确有些放肆，因为借用了共产党样板戏中的语言，“野狼嚎”。可共产党《人民日报》的语言，假大空、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比“野狼嚎”更为甚。这就是我对我的同学卜大华的弟弟，低我两个年级校友卜伟华的文革史研究的看法。其知识框架和语言使用决定了其文革研究不过是文革继续。我对卜伟华毫无个人恩怨，卜大华说一直对我不错，这我也清楚，我点卜伟华的名字只是同情他而已。一个人居然搞了一辈子文化大革命。这从生命的角度看是很可悲的，可说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枉为人一场！
搞了一辈子文化大革命的当然绝对不是卜伟华，还有金观涛们。不信你去分析他们的语言和概念，他们思索和谈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至今金观涛谈文化大革命及他们那代人，谈马克思主义乃至阿伦特，居然依然完全用的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所说的新话和新思维！
我的另外一个校友闫阳生在看过我的这篇文章十年后，也写了篇有关红卫兵的文章。闫阳生大约是真心实意地不想再继续文化大革命了。可惜他由于没有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化，没有一个更为广阔的，或者说更为准确的参照系，他对文革的看法依然没有跳出牢笼，摘掉那副六十年代给他佩戴上的眼镜。他以为从“反校领导”到肯定校领导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就是超脱出去看文化大革命了，殊不知他开始高度评价的清华附中校领导其实是文革的先锋，他们在六十年代在清华附中推行的一切，包括教改，都是文革的前奏曲，或者说都是一场大的反传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当年的清华附中校领导，清华大学校领导与红卫兵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五十年代开始的院校调整，教育革命，阶级路线，推行又红又专为红卫兵的诞生奠立了基础，创造了温床。蒋南翔和万邦如的党团支部与红卫兵的区别不过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党卫军（Die Waffen
Schutzstaffel，简称Waffen-SS，）的区别。小巫见大巫！
我曾经感叹过命运捉弄人，因为那位张承志想出来的“红卫兵”与“党卫军”简直是天造绝对。就凭这个名字就毋须多费笔墨揭露红卫兵了。只要一说到“红卫兵”三字，正常的人就会立即想到“党卫军”这三个字！而这就牢牢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因为党卫军是希特勒专门屠杀不同族群的核心暴力组织，而红卫兵的成立首先就是专门执行阶级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因为他们感到蒋南翔和万邦儒们在阶级路线上还不够纯粹，不够残暴，所以才有了红卫兵。
闫阳生温情脉脉的回忆意味着他的什么问题呢？我想如果他善良，他自己应该会去想。他只要明白，不再想用野狼嚎的腔调来谈文化大革命不只是轻声细语问题，因为只要概念和方法没变，音调就没有根本改变。而这就进一步意味着要写文化大革命，要看清、反省文化大革命就首先要反叛，抛弃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一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没有反叛，不改变自己的价值和伦理标准，不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也就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谈文化大革命谈不出任何新意，或者说谈不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来。
为此，时下陈小鲁和宋彬彬的所谓“道歉”，人们首先要问的就是要反省道歉的是什么？
对“反省道歉”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们从懂事起就跟着推波助澜，大力推进的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那是货真价实的“族群灭绝”。你们那个时候并没有把地富反坏右，乃至他们的子女当作人看。你可能真的没有直接打卞仲耘、沈宁（陈小鲁的同校同学），可你们始终积极推动的是对他们的践踏和暴力。取消高考、破四旧、成立红卫兵，哪一件事情不是如此呢！你们什么时候觉得那些平民的命，“地富反坏右”的“命”是“命”呢？就是现在不也是依然如此吗！你们觉得那些有自己信仰的人，藏族、维吾尔族民众的命，那些不接受一党专制的人的命是命吗？
所以反省和道歉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对宋彬彬们又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就如写文化大革命，写红卫兵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却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正为此，二十年后，我觉得我的那篇二十年前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还是没有过时。
为此，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对自己以往的颠覆和反叛，道歉是虚伪的；而真诚的道歉则一定导致颠覆和反叛。因为人，只有到了他深切地体会到任何人的尊严都是不可触动的，任何人的命都是一样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反省。这不仅是西方所谈的普世价值，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伦理。用我们伦理观说，就是接受“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而这只有放弃一党之私才会有新的视角，新的开始。
文革始自阶级路线、族群灭绝、一党一己的专制，红二代的反省和道歉和整个历史的反省一样，首先就应该是对那个“红”字下面的反人类罪的罪恶的反省与摈弃。舍此都是自欺欺人！
2014.1.19，德国·埃森
当代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红卫兵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的历史事实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祭〕
─仲维光─
早就想写文化革命红卫兵诞生那一段历史了。
因为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因为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级不同班；还因为我一生中第一次过问政治问题，六六年四月，就成了这个“红卫兵小组”主要反对者之一。而我那时竟然不知，自此就离开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终究一直没有动笔。其原因除了在大陆绝对得不到发表外，主要还是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眼界还不足以驾驭那些资料。我出自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知识上，从小就受到那个社会的桎梏和扭曲，变化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知识框架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陆听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觉得不可思议。深入骨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告诉我，历史应该有其客观性，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怎么会任人打扮？及长，思想开始了反叛后才在认识论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没有纯粹客观的事物。
对共产党社会和红卫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价值和方法的改变，如果不改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不改换一种方法来研究事实，得到的永远是极权社会指鹿为马、人性扭曲的图像。
关于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一．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血统论”在其产生中起了哪些作用，它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红卫兵是否是维护一小部分人极权的产物。
二．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党卫军─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是如何起伏的：从清华附中红卫兵产生扩展到红八月前后的红卫兵、东、西城纠察队，从红八月到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历史过程。
三．造反派（红卫兵）和红卫兵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如何看待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用封建专制一词来描述是不确切的）的政治和文化，红卫兵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一．走向完全极权化的六十年代初期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清华附中初中。那时，困难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我还小，个子才一米三八，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更不知道何为“阶级路线”。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阶级路线，考取大学和大学中的专业都有很严格的出身标准。经历了五十年代的老师和校领导也已经“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胆大妄为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基本上都从“表面”上消失。当然，实际上仍然还存在一些不安分的人，不然的话怎么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们学校自编的语文课本上就开始有批判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从六三年起，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反对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升入高中前学校又开始了对电影《北国江南》的讨论。我们那时的政治课，及学校和班里的壁报都是这一内容。六五年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仿效大型历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编自演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郑义（笔名，原名，郑光召）当时是这一剧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从六二年起，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毛泽东越来越多地谈论阶级斗争。六二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继而开始了社教（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全面深挖修正主义根子。阶级斗争及伴随而来的阶级路线使极权在各个领域都向更深层蔓延，直到六六年所谓“触击人们灵魂的革命”。
敏感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在六四年“教改”出现时就已经感到又要大难临头。这一年二月十三日，刚好是旧历春节，毛泽东在听取邓小平、陆定一、林枫、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时明确地指出：
“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历来状元没有出色的……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同年七月五日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他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该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国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记要》的文件。从根本上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规定了方向。
二．六三年─六五年的北京市中学四清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做的一切，其实和其它各国的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共性，很多现象也类似。因为，在极权社会中，掌握权力的人总是一方面感到自己的权力还不够大，另一方面则感到受到威胁。这种感觉上至毛泽东，下至那些在特权卵翼下跃跃欲出的干部子弟都存在。那时，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同时开始的社教、四清运动，和伴随着阶级斗争而来的阶级路线，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北京的中学、大学。从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招生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很多人，从出身上就被决定了绝对进不了大学门。一般出身的人，则被大学的重重密级规定所限制，很多专业根本不会录取他们。他们只能报考师范或那些古老的、与国家发展关系重大的前沿理论技术无关的专业。我所在的清华附中在六四年有一位被称为天才少年、名叫张明的学生，他刚刚十六岁，功课极好，只因为父亲在台湾，而被拒之在大学门外。这一下子几乎使他神经崩溃，他哭着喊着要到台湾找父亲。他成了学校教育我们的白专典型。我同班的一位同学，章坚，学习成绩优秀，只因为出身问题，就没有考上高中而在家待学。这一打击改变了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运。六十年代，出身稍有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能没有压力地生活。
阶级路线的贯彻虽然越来越左，但是还是难以满足那些干部子弟的胃口，他们利用社会的政治形势，从小就要占据所有有利的位置。
伴随着大形势传来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和给毛远新的信。“革命”接班人问题，干部子弟的理想抱负问题，教育革命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通天的干部子弟从六三年开始就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躁动，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聪明一点的北京市的某些中学大学的领导人为了在变化的政治环境中自保，已经学会了看着某些干部子弟的颜色行事。六三年北京市的一些重点中学如四中、八中以及六中等就都开始了四清。这些学校的领导除了在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干部教师队伍的阶级路线上存在问题外，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条罪状。因此，除了在这些学校的领导层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激烈的清理、撤换领导班子外，在学生中也展开了贯彻阶级路线，清理白专学生的运动。很多班级的班干部即刻进行了撤换。事实上，在那时的班干部中已经基本上没有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只有或出身一般而仍然不是红五类，或是老实的工农子弟。因为到了六三年、六四年已经没有老师敢于用出身不好的学生作班上或学校的领导工作。因为，只此一点就说明这位老师在政治上有问题。但是，尽管如此，班干部还是要再清理，要尽可能地都换成干部子弟。
在这场四清中，就我所知一些学生已经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例如四中的曹小平，乒乓球一级运动员，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他只是由于有体育特长和学习好，清华大学想要他，而恰恰在六五年政治稍微有些松动，所以最后很运气地被清华破例录取，但是，进的是密级最低的土建系。我还认识一位与此有同样遭遇的八中的学生。
北大附中宫小吉的“换取五分的秘密”就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出现的。宫小吉的文章也许讲了一些一般作学生的投机取巧的作风，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这篇文章是在当时形势和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影响下，来对旧教育系统的进行清算，是为继续推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内实现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是亦步亦趋在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大方向下。
六三年以后四清和教育革命的主导思想都是巩固政权，继续五十年代以来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和文化教育的彻底清算。教育革命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培养又红又专的工具。任何独立自由的思想，任何独立自由的探索，不管它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都要清算。如果说五十年代对道德和知识，对传统和文化是灭顶的毁灭，那么六十年代则是力图要斩尽杀绝，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所有上述这一切在北京市的中学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所在的清华附中是教育革命搞得“非常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在蒋南翔的领导下从五十年代起就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红色工程师。五十年代进行了院校调整，利用反右等运动对教师队伍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清理。到六十年代初期，则更进一步进行了教材和教学改革。除了更加强调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外，在教材和教学上的所谓“少而精”，实际上是使学生向工具性的方向发展，完全抽去了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论内容。那时，我们升入高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参观“反右成果”展览，进行思想教育。有意思的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是原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党总支部书记吕森，因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附中教书。这是一位有很有才华的老师，课讲的言简意明、清楚之至。整个高中阶段每次课后我化在数学上的时间基本上在十五分钟左右，而成绩却几乎没有掉下到九十分，这完全要归功于这位老师。但是，就是这位“右派”老师，课上言必提，主席春节讲话如何如何。可见那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教育界所产生的影响。而主席春节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位老师在八十年代复出后，再度出任过清华大学教务处主任，据说思想还是很左。
三．走向文化大革命：六四年到六六年的清华附中
清华附中之所以没有搞四清是因为它隶属于清华大学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清华大学自从蒋南翔掌权以来，一直以推行又红又专，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严格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著称。应该说清华大学已经够“左”了。
附中的所有校领导干部都是大学任命的，并且受大学领导，当然和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虽然有大学这面挡风墙，清华附中的校长还是深切地感到从城里中学吹来的这股以干部子弟为前导的，四清和阶级斗争之风。从六三年开始学校已经严格地在学生班干部和校干部，学生团员和党员的培养上执行阶级路线。除了升高中时的政治审查外，在高二挑选预科班学生时，为了保证进预科班的学生都能进清华大学，学校对学生家庭进行了外调。据一位老师说，清华附中是当时中学中唯一一所有能力、并且真的做了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外调的学校。
学校领导虽然也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出身地主的校长万邦儒不再做党支部书记，但是，在风声鹤唳的政治形势下仍然非常紧张。
六四年，我进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发生了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原因是熊刚不满意那天负责卖饭的娄琦所给的饭菜，出言不逊地骂了娄琦，因而争吵起来，娄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刚一拳而导致双方扭打。动手打架，在当时的清华附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课间操时学校教导主任对事件的双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表明，此事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在当天的晚自习课上，突然每班的扩音器又响起来，要大家晚自习后不要动，说校长有重要讲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极其严重的事情。但是，结果是校长以极其偏袒熊刚的口气对娄琦再次进行更为严厉的批评。这种露骨的做法一下子引起了一般同学的哗然。第二天开始在食堂里就出现了不满校领导做法的大字报，并且越来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这件事之所以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大使。在清华附中也有一大群干部子弟，但是和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等校的区别是，很少有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贺龙、薄一波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子弟，在清华附中有的是一些部级领导人的子弟。这也造成了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特点。因此，熊刚在清华附中也就算是较高级别的干部子弟了。六四年，干部子弟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提了出来，清华附中的校长出身地主，其他领导也少有工农红五类出身，当然不愿意由于不能有效地保护干部子弟而犯政治错误，产生政治动荡。
娄熊打架事件，学校领导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大家的不满压制下去，在第一线的娄、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压力下最后都做了检查，因为不检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记上一笔，上不了大学，影响终身。经过了五十年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噤若寒蝉，小心翼翼地生活。中学生虽然年幼、胆大，却也少有人到胆大包天，敢自投罗网。
六四年发生的娄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华附中发生的红卫兵事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领导的对抗，而到了六六年却发生了一个反转。这个反转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阶级路线，因为干部子弟的特权欲。
大约在同时，曾经做过罗瑞卿秘书，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即后来的红卫兵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初中由四中毕业只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却通过关系转到了当时北京市中学中录取分最高的清华附中。这种转学对平民子弟来说犹如天方夜谭。然而，这位转到清华附中的王铭，由于散漫，在入团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但他果然不“俗”，居然为此向团中央写了一封告状信，说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立即吓的校领导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入团后则立即就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虽然如此，如上所述，清华附中基本上是一个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由于他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在清华附中，要想出人头地，只是一般的功课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突出的体育成绩或文艺特长。这对干部子弟无疑是设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增加了这个学校的平民特色。象上面提到的熊刚虽然功课成绩很好，但是由于是死用功而来，且无任何其它特长，所以仍然没有被分入预科班。而清华附中高中的非预科班学生在学校基本上被视为二等学生。王铭虽然是预科班的学生，但是，他缺乏体育文艺特长，功课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华附中是默默无闻的。至于红卫兵最早的发起者骆小海和邝桃生（干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华则功课平平，体育是清华附中最不需要特长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视的航海队成员。说到张承志，则不仅进不了预科班，而且要用课外时间补习数学，且无任何体育文艺特长，是在清华附中感到个性受到很大压抑的一类学生。只有既是干部子弟、功课好，而且体育又极其突出的关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学冠军，数学竞赛二等奖，干部子弟，党员），才是清华附中出尽风头的学生。现在官运亨通的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则因为无干部子弟的跋扈气、听话肯干，风头虽然不如前者但也是清华附中大名鼎鼎的学生。而出身不好的郑光召（郑义）则由于体育文艺突出，竟然在清华附中独领风骚，无出其右者。这是他始终让干部子弟视为肉中刺的原因之一。
干部子弟，却又不是很高级别的干部子弟，在清华附中的平民环境中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束缚。
六五年秋天，北大附中宫小吉的文章已经在中学中传闻。而这一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之，报纸上开始了讨论。这时我同班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在课下也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参与这场讨论。与此同时，受上述影响，一个晚自习后，骆小海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贴了一篇“造反精神万岁”的短文。
骆小海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和宫小吉的文章类似，是要造因循的老师和旧教育制度的反，无产阶级要占领教育阵地。这篇文章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引起了一些讨论。并由此开始在卜大华、邝桃生和骆小海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那时在我们班，预（科）六五一班，分团委委员班长是王东岩，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杨荣杏（女）是工农子弟，都老实听话，是校领导的“红人”。而前述三人卜、骆、邝，两人出身中层干部，一位是革命军人，从人的本性上是属于不安分、性格活跃的人，应该说比某些校领导的红人有才气，但是，不幸的是他们走入的是卫道之路。
那时，我从来不参加班上的任何活动。高中的课程对我来说只要上课认真听半堂课就够了，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打乒乓球上，每天除了课余的五个小时外，甚至自习时间都是要么琢磨、闲谈体育，要么修理拍子。我不问也不懂政治，是一个喜爱恶作剧的顽童。所以骆小海的文章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只是觉得象是恶作剧卖弄小聪明的文章，不过是想出点风头而已。绝对没有想到这就是以后让毛泽东回信的影响全国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一文的前身。
四．红卫兵小组的形成
骆小海的小字报逐渐在班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当然，秉校领导意思的人，对这种自作聪明的“乱来”是不能苟同的。校领导也担心这种讨论产生动荡，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小心翼翼地限制它。而宫小吉和骆小海们的不满，当然首先面对的就是学校和老师，以及受学校重用的学生。但是，我是班外的人，我的身心都在体育代表队。那时我是校乒乓球队队长，前后两位管理乒乓球队的体育老师都喜欢我，队友更戏称那位女体育老师乔淑荣是我的姐姐。乒乓球室的钥匙很长时间由我拿着。所以我必须早去，晚归。班里任何纷争，勾心斗角都没有我的事。我除了玩，还是玩。
在骆小海的小字报后，逐渐由《海瑞罢官》的讨论发展到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学校的政治课，墙报都逐渐换上了这些“大批判”。伴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骆小海们也调子越来越高，上纲上线，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上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从部队内部的宣传中感知到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吹捧，某些人并且已经骄傲地拥有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因此，卜大华骆小海和邝桃生等人的调子中心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要占领史学阵地，教育阵地，要占领一切知识阵地，要驱除一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无产阶级和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知识和精神领域。比学校政治课和社会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运动，他们的调子要高得多，他们“高”就“高”在上纲上线上。他们明显的内心冲动就是要看准风向，充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刀锋”，争姚文元式的风头！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们的调子已经和学校领导领导的对“三家村”的批判明显地区分出来，他们认为，学校领导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们认为，“三家村”等黑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场。而“三家村”的黑市场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子弟，这些子弟和“三家村”产生强烈地共鸣，是“三家村”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自从六三年批判《北国江南》等电影以来的文化领域中的斗争，即在文化领域中的革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而这土壤就是校领导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红五类的“白专”学生。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华们斗争的矛头已经明显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学生，而校领导之所以使他们不满也不过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这些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其实所谓“重用”不过是没有把这些平民子弟“打入底层”，永世不得翻身。“天下是他们的天下，国家是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的胸怀世界的抱负。后来，骆小海写的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伟大抱负在六五年前后就开始形成了。
我承认，干部子弟比一般平民子弟要成熟的早，他们早就有政治上的抱负了，但是这种抱负是特权，是维护一小部分人的极权的“敏感”的抱负，是毛泽东、林彪在六十年代初期所营造的特殊的政治气氛下激发出来的。干部子弟的抱负实际上是对一般平民子弟抱负的压制和摧残。多年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某些人仍然津津乐道所谓红卫兵初期对抗校领导的“独立”思想抱负，这种留恋作为干部子弟也许有些“道理”，但作为平民子弟，听之任之，看不到其中的血和泪就可悲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大的政治空气下，干部子弟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对平民子弟和出身不好的人形成了一种压力，所以，天生就有奴颜媚骨的一般出身的人，在他们面前自然直不起腰来，阿谀他们，跟着他们跑。那时，哪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没有原罪感呢！出身不好的人首先就要和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深挖家庭对自己带来的坏影响，不同出身的子弟在不同的起点上，本身就已经意味着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种形势下，有些骨气和自尊的非红五类子弟能不积极跟着走就不错了，而那些不甘寂寞，想跳出底层，当二等人的出身不好的人，干部子弟虽然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至今仍然如此），但是也需要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年对联辩论中有人跳上台，大义凛然地宣称自己是混蛋，有人举鞭打死自己的父母的原因；这就是最初的红卫兵小组也有出身不好的人的原因。他们协助干部子弟取缔黑市，当然能起到很多干部子弟起不到的作用。我不排除他们之中很多人心里有“（对党的）真诚”，但是这种真诚不正是意味着人的尊严，人对自己的权利的意识和人格的丧失吗！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思想革命化，取缔资产阶级黑市的红卫兵小组已经成了雏型。这对所有不跟着他们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红五类子弟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而由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一切“资产阶级的阵地”，凡不是他们当权的地方当然也就是非无产阶级的。班干部和班里的团干部，是他们目标之一，校领导作为这些人的后台，当然就成了他们的第一目标。然而，在这种对垒的形势下，校领导的红人─班干部，却是无能的，他们只会跟着“党”走，而不会如红卫兵小组的那种所谓“独立”的作战。于是，我们这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就逐渐走向了和红卫兵小组对抗的第一线。
四月初，我们这些从不问政治的人感到了威胁和压力，因此，对这些干部子弟产生了不满并自发地从情绪上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那时，我们班开始了一个月的学工劳动，给清华大学焊电子计算机。离开了课堂，使所有的人都有了富裕自由的时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整天进进出出地在一起。那时，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是很神气的事情，而他们的首领就整天拿着这小红书，“装模作样”地在一起学习，议论。对此，我想，也许不但外人，连他们自己都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做作”，哪些是“真诚”。这正是“假作真来真亦假”。
余下的人自然也就在不断接触中逐渐紧密地联系起来。学工劳动中无法去打乒乓球，所以我就把打乒乓球的热情逐渐转移到了这件事情上。对校领导，严格地说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感情，但是对这些要取缔黑市，要搞所谓思想革命化的人，对这些蔑视我们的人，我却也本能地看不起，尤其是那几个出身不好，却奴颜媚骨地跟着跑的人。为了对抗他们和保护自己，我们开始觉得必须收集这些要整肃我们的人的不遵守学校和社会一般规范的材料。例如，他们公然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经常在熄灯铃响后，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跑到圆明园去交流思想。这在那时的我们看来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大约与此同时，我们班的这个以卜、骆、邝为首的小集团也扩展到其它的班级，当然首先就是高三的王铭等人，这或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地位高、消息灵通，或由于和社会联系广，或更主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潮流中的人。王铭小学和初中在育才学校和四中。他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很多是高干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跃的孔丹、秦晓、王尚荣等人都是他的同学。再后，这个红卫兵小组扩展到校外，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干部子弟支援清华附中的活动，当然都与他有关。故王铭一进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王铭的进入也导致了我们和高六三一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的联系，在四月底开始，我们和郑光召等人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那时，我们一方面和他们在暗中对抗，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们是紧跟党中央的大方向的。
四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清楚地记得这篇社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奋，至今邝桃生洋洋得意地在教室中一遍又一遍，一段又一段底朗读这篇社论的景象犹在眼前。紧接着发表的林彪的“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他们的情绪带到又一个高峰。此后一直到六月，他们仔细跟踪解放军报的每一篇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而且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使他们雀跃、欢呼，兴奋不已，犹如注射了一针吗啡，取得了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
五月份，双方已经壁垒分明。我们这几位非团员，从来不过问政治的人，居然成了对抗这个小集团的主要运作人。到那时为止，我们的思想并不复杂，对大的政治形势的背景毫无了解，只是凭着直觉，和一些不甘挨整的平民意识。我们并不知道林彪的作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内斗争。所以，即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林彪在《毛泽东语录》上的题字，和林彪的每一个指示作为大旗，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六月运动全面开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运动原来主要是中央的权力斗争。而在四月和五月，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这些话和解放军报这些文章的意思是对我们不利的。
我现在仍然突出清楚地记得的是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题为“向反党但社会主义的黑现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另一次兴奋高潮。报纸的这些文章真是令这些有“独立”思想的人奔忙不迭。那时，我们班里并不订这两份报纸，由于学校偏僻，弄到报纸并易事，但是他们总是及时地把报纸弄到教室中，得意洋洋地传阅。
十日《文汇报》推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十一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更多的一些平民子弟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五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里说，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由于彭真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而仍然把引导全国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讨论”的二月提纲发到全国，引起毛泽东极大的愤怒。在三月七日到二十三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此后，在多次谈话中，他指责《二月提纲》混淆界限，颠倒是非，如果北京视为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终于北京市委于五月十三日被彻底改组。十六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正式的“文革”政策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在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道：
“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再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月十七日康生的太太曹轶欧亲往北大，鼓励聂元梓等人造反，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
这一切在卜大华等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始终“和党中央”亦步亦趋的以王铭、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为首的清华附中的这一小组在一波又一波的五月风云中充分了解山雨欲来的形势，尤其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般人六月一日后才知道）后，他们亢奋到了极点，终于五月二十九日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小组”。在讨论叫什么名字时，张承志说，“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大家一致赞成。至今，张承志还以红卫兵的名字是他起的而自豪。然而，张承志的这一解释千真万确地就是红卫兵的宗旨，它无论从任何正常的政治、社会伦理角度都把“红卫兵”千秋万代地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他们能抢到在全国大革命的运动开始前三天行动，在那个信息封闭的社会，他们究竟有多少“独立”性，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们一下子感到风向不对。然而，我们虽然敏感地决定必须向校党委提意见才是当前的方向，并且在六月一日连夜贴出很多向校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但是为时已晚。四月、五月的一切已经把我们推到了无法翻身的“保皇派”的境地。事实上，由于我们是作为干部子弟的对立面出现的，象在娄熊打架事件中那样，无论我们是什么观点，在六六年六月都肯定是失败。因为那时中心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是无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况且，那时，这些平民子弟既没有那种关心大政治的意识，也没有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魄。（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有。）
从六月一日开始，我们这个小团体中的人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敏感，退到后面去了。我们大量地书写鸡毛蒜皮地揭发校领导的大字报，例如，卫生问题，浪费水电问题，与周围农村农民关系问题，及对某些不良事件处理不利等等。而校领导和他们重用的维持学校秩序的干部则再次被推倒“保皇”第一线。学校的秩序那时已经如江河日下。
六月二日红卫兵小组贴出了第一张和向修正主义校党委开火的大字报，当然攻击的重点是所谓掌握了权力、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界贯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和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字报中充分显示出他们不是独立的，而是完全紧跟由毛泽东确立的，林彪和四人帮推波助澜的“政治形势”，维护最高的权势。大字报中再次显示出干部子弟先天的对平民和对一般基层干部的蔑视、和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们在这篇大字报中明确地写道：
“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与此同时高六三二班的王家强（干部子弟出身，团支部书记）和高六三一班的一些人也贴出了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两边都形成了自发的签名。而我的朋友和我没有在任何一边签名。从这一天开始，清华附中气氛大乱。然而，由于无人能动校领导，校领导也无力控制局势，所以，学校呈现为混乱的对峙。
由于从北京市一开始推销酸牛奶就在我们学校食堂的一角每早销售，因此一篇大字报愤怒地声讨我们这些人是“酸牛奶中泡出来的修字号接班人”。这句话至今还是我们老同学见面时的笑谈。
六月八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由城里来支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两年四清中就已经闹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据说有前文说得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华附中的学生和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校领导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的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冒着烈日到校门外劝解外校同学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联，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这哪里可能有效。“十七级的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是躜动人群中的一句有名的调侃的名言，却真正代表了他们心底的声音。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狂妄的干部子弟心中什么时候会把基层干部放在眼中呢！在群情激昂得人群中有人开始对校长无礼，恐怕这是清华附中最早武斗，蹂躏干部老师的开始。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学生。高六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就是在这种激昂的气氛中愤而自动站出的一位同学。她在愤怒之下以“宣战”为笔名写了一篇大字报，并且公然面对这一群从来不把一般人看在眼里的喧嚣的干部子弟朗读。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虽然宣夏芳出身没有问题，却为此在其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斗、被整肃，并且遭到红卫兵们切齿的痛恨。而我们这几位从四月就和红卫兵小组分庭抗礼的人，要比宣夏芳“狡猾”，我们看到了大的政治形势，尽管无论怎么做都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位置，但是，我们不会愚蠢地冲到第一线去。
当晚，无法安定的清华附中从团中央开来了以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工作组，宣布接管学校的领导。为什么不是从教育部或教育局而是从团中央派来工作组，是不是也和某些干部子弟通天有关，我至今不知。我听说是某些干部子弟到团中央汇报，请来的工作组。那时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我们学校高一的学生。
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正如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所承认的，那时，组长刘晋要每天向胡启立汇报情况，胡启立则直接向刘少奇汇报。这一事实更加说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从根本上是被豢养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这里引一点遇罗克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来和红卫兵小组对比一下，究竟什么是“独立”。
遇罗克在六六年一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今年来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二月六日日记中写道，《“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所作。……但是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持《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矣！”
七日写道，“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谤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二月十三日《文汇报》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发表了他批驳姚文元的文章“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写道，“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定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在其后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五月三日）“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六月四日）“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七日）“……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无法比拟的。”（二十六日）
即使是在今天看来，遇罗克思想有着他的时代局限性，但是，那些有“抱负”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小组和他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和遇罗克相比，红卫兵小组依附、寄生于极权社会的权势者的特点毕显无遗。
五．六六年红八月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从六月九日起红卫兵小组成了清华附中的掌权者，思想革命化、取缔黑市之风也就占领了清华附中的每一个角落。从六月九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这一段在学校中主要进行的活动就是在工作组和红卫兵的领导下，对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老师及班干部的揭发批判。全校性的活动就是对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的批判大会。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和声讨在圆明园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当然“坐飞机”、揪头发之类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而在批斗会之外的劳动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干部老师，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对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也展开了清肃。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级，最开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例如我们班，挨整最厉害的是杨荣杏、田小庄（革命干部、烈士子弟）和王东岩。高六三二班则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红卫兵小组的张明主持对王家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在张明主持下的多次批斗会。教室门开着，很多外班级的人也在旁听，里外挤得水泄不通。批斗会上不仅拳脚相加，而且张明居然卑鄙地说，王家强的父亲出外革命，为什么会生下王家强？他是他母亲和他爷爷生的。这对我们哪些孩童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我现在能想象这对那时十几岁的王家强的心理会摧残到什么程度。说身心备受摧残，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张明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跨班批斗出身好的王家强，据说他们以前有积怨。在批斗会上对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肃最积极的倒是红卫兵小组中被我们称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
六月九日，掌权的红卫兵在我们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红卫兵小组的人交出自己的日记和所谓记录关于红卫兵小组言行的黑材料。我被迫交出了我的一个日记本。在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红卫兵们不能再象红八月时那样飞扬拔扈了，他们有的到外地游逛，有的躲在家中，不再到学校来。学校里冷冷清清。我在教室前的讲台桌下发现了它，它被“跟屁”们在上面批的乱七八糟。我捡了回来，保留在家中。但是，现在转眼我离开北京已经八年，无法知道它是否还在。
在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给老师和干部剃阴阳头。自八十年代来曾经主演过多部电影的女演员霍秀儿，那时是初一的学生，也被剃了阴阳头。她同班的女同学刘克芬，工人出身，由于和红卫兵小组的跟随者不是一派，也受到了剃头批斗和殴打。各班都开始了批斗老师和同学。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贞都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并且被剃了头。他们和校长等领导一样每天进校门，批斗会前都要自称，“我是ｘ狗，我老老实实认罪。”而无论是什么批斗会，深挖根源的第一步就是出身是什么。时至今日居然有人说初期红卫兵没有血统论，真是不知是从何说起的。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说，红卫兵初期是贯彻党的政策的，言外之意，党的政策是好的，这是一支好红卫兵，没有参与迫害及其它那些文化革命中耸人听闻的罪行。这若不是留恋那时的时日，就是下意识地认为平民们那样的生活就够了！这种看法仍然含有当年那种对平民们，对出身不好的人的人格的蔑视！
大约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的同时，各个中学和大学也都进驻了工作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从六月初，红卫兵开始掌权之时，阶级路线进入了全面的极左时期，血统论开始越来越表面化。没有血统论根本就不会有红卫兵！！这句话一针见血。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没有那时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没有阶级路线和掌权“指点江山”的抱负，那里会有产生红卫兵的冲动。
从六月九日起，郑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郑狗光召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就是从六月九日后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见面互称和自称，“郑狗”、“戴狗（建中）”、“赵狗（伯彦）”、“刘狗（喜鸿）”，就是那个时候在各班的批斗会上，和大字报中留下来的充满血泪的戏称。
从六月九日开始，直到八月底开始串联，学校活动散漫为止，出身不好的人所作的事情就是检查自己和互相揭发。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几乎都成了校一级的“领导”，班里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并不很好的但是跟他们跑的人的手里，当然象李德庆那样虽然坚决地和他们一起造了反，但是由于不会阿谀，六月九日后就身不由己地逐渐出了局。我清楚地记得六月中旬的一天，发游泳证时，那位自己出身就有问题的李姓女同学站在教室中的叫嚣，“他妈的，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你们听着，你们没有游泳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留在教室检查自己，改造自己！我们进行了审查，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就没有游泳证。”没有领到游泳证的其实还包括个别出身好的前班干部。
郑光召在工作组进校后一周左右画了一副毛泽东画像歌颂毛泽东象红太阳，但是，这马上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资产阶级狗崽子怀着阶级仇恨，丑化伟大领袖，居然把伟大领袖的脸画得通红，并且有很多处不象。”
事实上，到此为止对所谓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学术”批判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七月底后走向社会的破四旧、抄家、打人，焚毁图书，拆毁古迹，都是从红卫兵小组的这种初期功绩的基础上发展下去的。利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思想起家的干部子弟，捍卫极权社会江山，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红卫兵小组当然难逃其咎。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人大会堂，第一次正式接见了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首领立即感到了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在第二天就连续贴出一论、二论和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并通过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转交给刘少奇和毛泽东。（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当然，可能两个渠道都走了）三论“造反精神”是共产党思想和文风极其典型的产物，集中地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种无知、狂妄，对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视。就这种意义上说，骆小海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的成员不愧为共产党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培养出的一代，不愧为极权的共产党人的后代。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多元社会中产生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必然蜕化的结果。在大字报中有这样的语句：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凡，更待何时？”
“你们说我们‘狂妄’，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说我们‘粗暴’，我们就是要‘粗暴’”
“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共产党大批判语言到六六年中期的这一跳跃，扯掉了任何伪装词句，任何温文尔雅的面纱，就连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也感到有些过分。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有过的和工作组的所谓“矛盾”。然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象以往一样成竹在胸。清华附中红卫兵从来是嗅着共产党上层的鼻息进行“革命”的。
果然，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给他们写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又特邀了部分高等学校代表列席会。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领导把清华附中红卫兵首领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还在天桥剧场开的一次红卫兵大会上突然秘密召见过卜大华等少数几位红卫兵头目。这一下子把这一毒焰燃向了全国。破四旧、抄家、血统论犹如天方夜谭魔瓶中放出来的巨魔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全国都沸腾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当然要站在第一线，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整个社会和学校里打人的最高潮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总结了他们前两个月的经验，贴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一时期则走向舞台中央。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清华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组进校前后，作为群众运动中的所谓“过火现象”出现的，在工作组撤离后到八月十八日之间形成高潮，是全国的先导。
无产阶级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权势毛泽东撑腰，当然要把一切非他们意的“子弟”，思想、行为都打翻在地。“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是继三论之后，红卫兵小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报。不是他们“经不住社会浪潮冲击，而写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文章”，而是多年来在他们血液中奔腾的思想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脱颖而出了。出自熊刚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飞向全国。这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可数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几次重大影响之一。
历来造反都是对统治者的反叛，但是，在极权社会中是非是颠倒的。在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乃至现今（如我曾经谈到过的王蒙、张承志现象），依靠权势，居然是造反，居然有人今天还认为运动初期的红卫兵提倡的是“独立”思想！
在此，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后在清华大学也进行过的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完全是站在拥护的立场上的。由于对联在清华大学遇到的阻力，并且有大字报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人，大学的干部子弟希望中学的干部子弟能给予支持，曾经所谓“反”工作组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感到事态严重，八月初，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齐集在清华附中，然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所有的狗崽子们“反工作组”、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退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后联动的先声。
打人事件几乎是与红卫兵的得势孪生而来的。六月八日大批城里中学的干部子弟齐集在清华附中门外之时，对出来劝阻的副校长韩家鳌就已经有暗中拳脚。从九日工作组进校红卫兵掌权开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脚，走向桌面。在清华园各处，只要有“黑帮”（即有问题的干部或老师）人物出现，总是伴随着拳脚。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经在群众围攻现任广播事业局长艾知生（那时清华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时，从身后给了他一脚。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后，斗争行为一下子升级，十八日北大师生设“斗鬼台”、“斩妖台”，把陆平等六十多个“黑帮”戴高帽批斗。
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三论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且不说，万邦儒和韩家鳌等校领导每天要在纠察队（队长就是张承志）的皮鞭下（一点也不夸张），在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而且动辄就会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学生来说，每班的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已经有近百人，其中在运动前就对立的很厉害的某些班级，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都下了地狱。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郑光召、赵伯彦、梁强、刘喜鸿、戴建中、徐经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领导红人王家强和张蕴环（女，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动学生，张蕴环甚至被剃了阴阳头。他们除了必须每天写检查参加劳改外，都不断地遭受毒打。其中郑光召被打得肾出血，赵伯彦只因为在挨打过程中不叫唤，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几个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肉模糊。戴建中的检查在将近五十米的楼道中对面贴满，地方不够又转到楼上，“浪费”了几百张纸，还是不能过关。高二（六四二班）的女生郭兰蕙，工人出身，孤身的母亲只有这一个女儿。郭兰蕙由于身体不好而休了一年学，降到六四二班，因此有些多愁善感。八一八受到毛泽东接见后的红卫兵在极度兴奋中，周六在班里宣布，下周要清理郭兰蕙的思想问题。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下，郭兰蕙在极度恐惧中周末服敌敌畏自杀，但是被发现后送到医院。那时的医院要抢救谁一定要请示红卫兵，因此打电话询问清华附中红卫兵，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头目居然对医院说，不得抢救。就这样，就在母亲眼下，郭兰蕙忍受了一周的痛苦后而告别了人世。对活人和死者的折磨，都令人发指。高一的女生杨爱伦出身职员，被批判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堪侮辱，神经恍惚，在撞火车时虽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了几只手指头，成为残废。
在此前后，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师，物理老师刘树华因为不堪批斗而从锅炉房的大烟筒上条下自杀。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六四年高中毕业留校的高惠英老师（女，校共青团团委书记）被皮带的铜头打瞎了一只眼睛。我们班由于找不到出身不好的学生，居然开始整肃原来的学习委员杨柏龄（女），她出身职员，爷爷是地主。在被批判中，她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精神恍惚。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批斗会上，学生们排队，每人都要用皮带抽打副校长韩家鳌几下，以表示自己革命，无人敢于拒绝下手。至于被铜头皮带打得浑身是血的则不仅有校长万邦儒等校级领导，还有一般教师和同学等至少几十人以上。
这些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八月初书写“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前后，在八月二十日左右书写所谓“十点估计”前发生的事情。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至今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和社会上别的红卫兵不一样是说不过去的。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不无鄙夷地说，“一下子几百万、几千万的组织，都叫红卫兵。大部分的组织根本就没基础，没思想，只要叫‘红卫兵’，对毛崇拜，造反就成。”我想这正是区别，清华附中红卫兵更自觉，更有思想基础地奠定了红八月有应有的一切。但是，这绝不说明他们和其后一涌而起的红卫兵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前面曾经提到骆小海在工作组在时的某次大会上，得意洋洋地铿锵地朗诵他的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檄文，红卫兵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把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们旧日的同学至今还经常在一起戏谑，“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砸个稀扒烂。”这些杀气腾腾、充满血腥气的词句，确实只有清华附中这些有才气的红卫兵小组的人才能体会和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蕴升华出来。
从八月上旬开始，清华附中这些有“独立思想”的红卫兵“开创”的阶级路线血统论问题、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问题在社会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象八九年六四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疯狂的毁灭时期。叫它红八月，是准确的，它充满了血腥。这个红八月当然不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以及其它干部子弟所主导的，它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多年导演的发展结果。起源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过是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是这种政权和专政，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其区别只是在于其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基于血统，但是党卫军是民族血统，而红卫兵是则是一个掌权的小群体的血统而已。
千年纵过，德国的罪孽难逃，千年纵过，红卫兵的罪孽又怎能轻轻抹过！
红卫兵和党卫军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点是，红卫兵和党卫军一样，都是和近代西方民主自由文明同时产生的当代极权主义的产物！红卫兵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西化”的结果！所以它能影响到其后西方的六八学运并产生西方的红卫兵！
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八月八日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的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骆小海在六七年不得意时，曾经在一首词中得意地写了一句“十点估计羞可汉”。其实骆小海们不过是重复了“十六条”，甚至可以说共产党历来政策的内容而已，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这不过是在专制的恐怖下平民们已经不敢有任何声音发出的悲惨境遇中的一声廉价的减缓声而已。
八一八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卜大华以及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红卫兵。这些照片使得他们兴奋激动，并且也把他们的名声带到了高峰。但是，接下来是大串联，红卫兵们要输出革命到全国，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八月底后，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动。而他们自己则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卜大华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省一级的领导的优待招待，如到武汉就受到王任重的接见。八一八之后，卜大华们把北京破“四旧”的火，对“资产阶级”仇恨的风播向了全国。然而，也就是从八月以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终于这场火烧到了这群干部子弟的父兄。他们对毛泽东的权力构成了威胁，毛泽东开始再次需要利用平民们来收拾这些不服气、分享他的权力的人了。到卜大华十一月从外地回来，形势已经完全变了。这就是在血腥的红八月之后，用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的话说，平民们“直到十月以后他们才有革命的权利”。
六．比红卫兵还可悲的造反派：极权社会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是不可分割的两面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来只有两种不同的时期，想做奴隶而得，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而在统治者内部，专政的“特权”除了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维护和争夺以外，它在猜忌中还必然圈子越来越小。
十月，为了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毛泽东发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终于平民们也被专政者派上了用场。现在必须说的是，那时的平民们，即所谓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在思想方法上和干部子弟们其实都是一样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造反派的文化及其心理，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造反派们十月后的雀跃，是令人泪下的，终于想做奴隶而得了！终于让“毛主席和党”看到了他们的忠心了！所以，他们终于能和红卫兵─干部子弟一样，为了捍卫一个人（毛泽东）的专制，为了保住自己的平和的奴隶地位，而热血满腔，充满勇气了！如果人们真的心平气和地想，造反派其实比红卫兵还可悲！还低劣！人家捍卫的是父兄们所占据的特权、专政，而造反派们却是充满豪情地为了想做奴隶而得！
红卫兵的理论思想基础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而造反派们的理论基础在是毛泽东的“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造反派们真诚信奉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造反派们不仅真诚地拥护极权的“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而且仍然在真诚地改造自己的人性。
上述一切也是我自己的写照。很多当年的造反派一方面对干部子弟红卫兵全面地否定，一方面却对自己全面地肯定。某些“两种文化革命论”底下隐藏着的就是自己的一贯正确。被权力所奴役的人和维护权力而不得的人当然冲动是不一样的，并且在前者潜在的就有追求平等的因素，这就是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平民子弟更多地走向追求人权，追求民主平等道路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当年对平等和权利的认识，所要的“平等权利”究竟是什么，“自觉”追求的并不是现今的人权，因此，是必须要认真反省的。
十月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有权利和那些跋扈的干部子弟进行表面的派仗了。这种权利对干部子弟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平民子弟则是宝贵的，一定要维护的。这里必须说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后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绝大多数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压制的红五类子弟，而郑光召们，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失去文化革命开始前的站在对立的第一线的勇气，本派组织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让他们站在第一线。从各方面考虑，直到大家离开学校下乡为止，这些“狗崽子们”都心有余悸地站在运动的第二线、第三线。尽管如此，平民子弟们还是真诚地感谢毛泽东，并且真的认为这种权利是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所以对中央文革小组有很深的感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聪明地利用这些平民造反派与那些不肯把权力让给他们的老干部们对抗。
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周泉婴，写过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说造反派们从根本上是被“无产阶级”利用的对象，在被利用划过几桨后，时机一到，就会被打落到水中。这话说来残酷，造反派们都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上共产党的确想如此。当然，后来的历史并非是如周泉婴说的那样，因为，其后的几十年发展历史竟然是共产党再也没有能力，或者再也寻找不到那个再把这些人打落到水中的时机了。七五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罢，改革开放也罢，都仍然是不得不用这些人来划船，共产党只有利用“宽松”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统治，再也没有能力象六十年代以前那样大搞阶级斗争、大讲阶级路线了。到八九年，共产党不但没了把这些人打翻到船下的力量，而且只有射杀下去一批人才能保证船的继续航行。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周泉婴的四一四同志─万润南以及其他的人，也被射杀到船下了。“四一四思潮”没有胜利，倒是平民们穿过极权，觉悟到人权，驶向了新的航道。
时代和人们的存在状况为每一个人打下了烙印。在极权社会中，正常的平民在被压迫的气氛中逐渐觉悟到一种反抗和追求；被共产党统治压断了脊柱的出身不好的人则永远染上了一种阴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飞扬拔扈惯了的干部子弟，经历了文化革命，眼见从六三年就要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层，老老实实接受被统治，却突然发现他们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则从六六年十月起就染上了地狱中的邪恶之气，他们开始痛恨这个世界，痛恨自己的不得志，痛恨平民。东、西纠之后的《联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产物。
记得六八年大家就要离开清华附中，各自开始另一种生活时，写“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作者之一，也是红卫兵小组创始人之一的高六三一班的张明在和同班的郑光召等人告别时说，“你们是地富反坏，我们是工农，二十年后见”。二十年后，据说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正是当年的这些高干子弟主张坚决地、毫不留情地镇压。在我去年（九五年）回国时，听一位当年四中的朋友说，他参加了一位干部子弟的婚礼，在婚礼上这些干部子弟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子英明，坚决地镇压，我们早就象东欧那样失去了政权，哪有今天。一位当年认为自己是未来总理的干部子弟，现今虽然也已经步入社会的上层，却由于距离总理还远，由于自己这些干部子弟居然没有完全压倒平民子弟，而牢骚满腹，恨天恨地，恨社会现实！
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大都由于父母干部级别低，无才补天，如今散落在社会各处。但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堂，几代知识分子所遗留下来的平民气，却居然仍然在清华附中培养出一代有社会影响的平民知识分子，如郑义等。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要在二十年后见的张明现在却是在他的亲戚，以身在台湾的国民党要员李焕的儿子李庆华为首的专门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中主持工作。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骆小海则既没流血也没头断地至今生活在美国。
岁月无情，历史无情。在思想产生反叛之后，我原来很悲观地认为，我这一代人，在知识和精神上能够做到薪尽火传就不错了。那时，没有人能料到极权社会─共产党阵营居然会在八九年崩溃。当然，在八九年后，大部分人又没有料到中国共产党居然支撑到今天。而我因为有以前的悲观，所以没有象大部分人那样怀有共产党一年或三年倒台论等等幻想，认为能有今天的变化，已经很不错了。
共产党是否会象国民党一样败部复活呢，除非共产党放弃极权，象国民党一样走向民主，但是，那些“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们”能允许这样吗？八九年的死结能解开吗？地狱中的邪恶之气能消散吗？
描述、评价历史没有完全的客观性，评论文学作品也是没有完全的客观性。当我们出现不同看法的时候，就要看一看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否相同，即反省一下我们用的价值、方法是否相同，是极权社会的还是非极权社会的！极权社会的文化不是“没有道理”，而是因为它压迫蹂躏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接受它，所以它必定要被抛弃。产生于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各类作品，时至今日，甚至一般大陆民众都不再看它的道理正在于此。至于文化革命中和其后产生的，诸如张承志、浩然乃至王蒙等人的作品，除了要通过此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者外，没有一个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会对这样的作品有兴趣。如果一定要谈论“客观性”，也许只有时间和空间会对“客观性”做出诠释。时至今日，谁还会看“三论造反”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样有“独立思想”，有“气魄”的文章！
七．结语：红卫兵─当代极权（左派）文化的产物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和分析红卫兵，我绝不会再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角度来看问题了，我也绝对不愿意以极权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为基础来思考问题，而希望完全从另一个理论框架和伦理价值来分析这一切。
例如，红卫兵对校领导的反对，提倡的独立思想，今天在我看来是提倡一种更加奴化的思想，是彻底粉碎“个人”，走向完全丧失“自我”。否则的话，人们在文化革命中就不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七六年后，就不会拨乱反正，今天的人们也就不会抛弃过去，逐渐接近当代世界和西方思想。从理论上，我们之所以不采用那种看问题的前提和方法是因为，如果把疯狂地提倡个人崇拜称为提倡独立思想，那么，以这样一种理论和方法看问题，会让你矛盾百出，无法解释很多问题。而另一方面，从伦理和对良知的认识上，这些看法具有十分危险的倾向。
今天究竟如何看待红卫兵的诞生及其后来的发展，我愿意提出以下几个分析线索：
1．红卫兵是在什么形势下产生的，即它是顺乎，或确切说借助什么潮流，在什么潮流中推波助澜产生的。
2．产生之初，红卫兵要做什么，即它的目的是什么。
3．产生之初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特点。
4．红八月高潮中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行为和目的和早期的红卫兵的思想、行为和目的是否相同
5．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否相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6．中国红卫兵为什么会影响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它国家也产生红卫兵，即中国的红卫兵和西方红卫兵在思想和目的那些方面是有共鸣的
1．红卫兵是在什么形势下产生的，即它是顺乎，或确切说借助什么潮流，在什么潮流中推波助澜产生的。
如前所述，红卫兵是在中国社会走向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在极权社会日益完善、彻底的过程中产生的。它顺乎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共产党内的主流”毛泽东、林彪，用能得到的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和意图，编织自己的乌托邦图景。没有大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清肃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形势就不会有红卫兵的产生。没有逐步对一切所谓“非无产阶级文化”的铲除就不会有红卫兵。具体说，就是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社教、四清，没有教育革命，没有历史、哲学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批判运动就不会有红卫兵的产生。没有毛泽东、林彪就没有毛远新、姚文元，没有毛远新、姚文元就没有宫小吉、骆小海、卜大华，就没有红卫兵。
2．产生之初，红卫兵要做什么，即它的目的是什么。
产生之初，即红卫兵小组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做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狂热地确立领袖崇拜，彻底肃清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在学校中就是要彻底打碎过去的一切教育制度和系统，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为纲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红卫兵小组从萌芽之初目的就很明确，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极权，捍卫统治者的地位。铲除一切非他们的思想和文明，乃至个人，及其可能的土壤，及资产阶级子弟。这就是他们的焚书坑儒、取缔黑市的真谛所在。产生之初的红卫兵具有完全的干部子弟色彩，依附于极权社会最大的权势者─毛泽东，蔑视一般民众和一般基层干部。
3．产生之初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它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特点。
产生之初的红卫兵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是以林彪等人在那些年代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为自己的思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讲话为自己指导思想。它的思想方法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专断。他们行必拿“红宝书”，言必提伟大领袖，林彪如何说。中国自六十年代初期越演越烈的极权主义，在早期红卫兵小组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达到了顶峰。
今天来重新看他们当年的言论，人们就会发现，除了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修正主义外，没有任何其它内容。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红卫兵。红卫兵小组的某些人居然说早期红卫兵没有血统论，这种说法让人吃惊。血统论是维护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只要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就必然会产生血统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思想就不会有红卫兵产生，因此，也可以说，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正是靠血统论催生的。
事实上，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不止是干部子弟，而是几乎所有的伴随极权社会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索的能力，丧失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能力。
4．红八月高潮中的红卫兵的指导思想、行为和目的和早期的红卫兵的思想、行为和目的是否相同
红八月高潮中红卫兵的特点不过是按照红卫兵小组的模式，把这幕戏推延到全国和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已，它在行为上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群体性的暴力行为，（王友琴，“一九六六：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载于《联合报》，1995年9月4─8日），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那里都已经存在。
在思想上，它同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敌视一切不同于它的思想。
在目的上，红八月以后的红卫兵和创始之初的红卫兵小组完全一脉相承，没有超过六月红卫兵一步。
5．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造反派和早期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否相同，它的特点是什么。
如前所述，在早期及其后的红卫兵那里无从谈论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的意识和活动明确地是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以维护或换取自己在极权社会的地位为目的。和早期红卫兵小组相同，产生于文化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们同样也是极权社会，极权文化的产物。尽管他们在那个社会总是受到压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们总是在不断地用各种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狂热的领袖崇拜，在他们身上的表现虽然有些尴尬，但是，却也的确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但是，红卫兵的另外两个特点，即先天的组织标准─血统论和暴力倾向，在他们身上就基本上不存在，前者是因为在他们那里不具备这种存在的可能性，后者则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虐待和他们低下的地位决定，这使他们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另一方面不敢放肆。当然在暗中和某些启发下，他们强烈的暴力倾向也会宣泄出来。这表现在在各类群众组织间的武斗中，他们同样会积极参与。而一旦抓住某些一贯欺压并且迫害过他们的干部子弟，他们也会报复。因为这种暴力和仇恨也是极权社会二分法思想的必然产物。
由于缺乏，甚至没有这两个特点，所以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不区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区别，即把造反派作为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就会使人感到有些缝隙，不那么贴切。
二者的指导思想虽然都是毛泽东思想，但是，红卫兵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即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革命四五年就要搞一次。二者当然有区别，区别在于红卫兵的矛头是权力阶层以外的人─被统治者，而造反派所向的是权力阶层以内的一部分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区别是一种根本性区别，它使二者以后的发展走向形成根本性的不同。
6．中国红卫兵为什么会影响到西方，在西方以及其它国家也产生红卫兵，即中国的红卫兵和西方红卫兵在思想和目的那些方面是有共鸣的
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文化革命、极权专制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还是当代世界的产物。很多“在共产党文化中生长”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在经历过一些波折后，从文化革命的“破四旧”、“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转换成另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把文化革命的一切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然而，当设定这样一种理论框架看问题时就会遇到很多背谬，最简单的例子是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曾经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反封建。再例如无论共产党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甚至根本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美德，如，文死谏，没有一个共产党高官这样，包括被整死的刘少奇和圆滑的周恩来。
中国的红卫兵影响到西方的左派，为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个框架的证据。即：
中国大陆当代社会是一“西化”的社会，它基本上是近代左派思潮，极权文化在中国的衍生和结晶。中国的红卫兵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受当代西方思想影响的产物，所以有彻底蹂躏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残酷“壮举”，所以有要焚毁中、西一切不符合于“左派文化”的书籍。这当然对某些西方左派中的极端分子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对一般西方左派学生来说，红卫兵那种极端狂热的“乌托邦”，消平人间一切不符合自己思想的冲动，则和他们有先天的共鸣。那种一元化的教条倾向，那种“整体式的”思想方法，即思考一切问题喜欢变为普遍的对立问题，如喜爱用国家、民族、人民、社会、阶级、世界、历史，及东方、西方这些大概念，中国的红卫兵和他们则是具有相同的思想来源。当然由于在西方的环境中，中国红卫兵的某些内容不能直接适用于西方，但是究其根本而言，两者在其思想宗旨和其外在形式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和一致。这也是时至今日，某些在极权文化中生长，对极权文化仍然没有反叛的的青年知识分子，重新留恋文化革命，走向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原因。这再次说明，尽管中国封闭，但是它是西方近代极权文化的产物，它和西方极权主义有着先天的联系。它甚至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国当今的封闭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是二十世纪以来引入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的结果。
事实上，除了和西方的左派极端分子的共鸣以外，如王友琴所说，红卫兵的三个特点在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中也存在，这两种极权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对红卫兵的分析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更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一九六七年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失势后至今将近三十年，在大陆仍然只有无反省地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文章，甚至正面歌颂老红卫兵，联动的文章和书籍。这种现象甚至在海外也存在。如果我们对人权和民主不再是像文化革命中那样敌视，如果或多或少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主自由社会，对伴随它的文化有一些认同，那么，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文化革命的浩劫，还是多反省一下自己的好。
为此，我也在问，造反派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对自己以往的看法是否也和那些红卫兵们一样是一种无反省，一种唯我正确的偏见。本文第一次力图对造反派，对自己做出更多的，更严厉的反省和自我剖析。还是哈威尔的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这对我们的后代和对人类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和经验。因为，尽管人们看法有分歧，但是，极权主义摧残了人和人性是经验事实，我们不要极权主义是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的一个原则。
我总感到，我们这些在极权文化中成长到二十岁才开始有些觉悟的人是有“原罪”的。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八日德国·埃森草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