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谈意识形态问题
三．意识形态与近代世界问题
1．意识形态与最近二百年欧洲社会的历史政治问题
关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理解肯定和很多概念一样，对它的理解和解释是多样的。但是尽管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的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使用不同，前述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究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概念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期，产生于法国。为此，也就可以肯定地说，意识形态问题产生于西方，产生于近代，产生于宗教退出去，政教分离的地区及时代。所以，无论讨论意识形态的看法有多少，讨论这个概念离不开西方，也离不开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背景及基础。
如前所述，意识形态，即“观念论”，这个词最容易理解它的途径就是，它实际上是神学理论的框架在神、神学教条退出去后，以观念取而代之，一个与这种神学平起平坐，甚至可以说占据了神学位置的思想系统。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世俗化的神学，一种世俗信仰，或者说一种政治化宗教思想系统。
为此，对于近代欧洲及西方来说，尽管在当代以及此前的二百年，在知识界的各个领域都在讲形而上学，讲理论，但是只要某种观念或思想使用的依然是过去的基督教式的“神学”二元论的方法，并且占据神学曾经占据的真理的位置，含有神学、教会教条的特点，那么很多这种思想或者学术争论就染有，或者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就是观念论的倾向。这类思想倾向，或者由此形成的系统虽然从十八世纪末期后被称为ideology，意识形态，但其实就是一种“尘世宗教”，“世俗化的神学”。
由此我们又进一步看到，在“当代国家”中，社会中的任何政治性的讨论，那种想要系统地、彻底地贯彻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的争论都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争论。脱胎于基督教社会的当代国家，由于在当代，任何制度与国家都已经不再自称代表上帝的真理和意志，为此，当代的政党政治基本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观念的争论，也就是意识形态争论，或者换一种说法，观念思想——意识形态论点成为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个现象对应的历史就是，中世纪前的教派、教义争论演变被替代成当代的政党争论和观念争论。这也让我们再次看到，当代政治不过是世俗化宗教政治，没有上帝的教会政治的再现。
当国家及全部政治生活与观念结合在一起，政治和意识形态合一，完全意识形态化，这就形成了这一百年来的极权主义：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以及当代各种以所谓伊斯兰宗教为名义。他们实际上是完全世俗化、政治化的极端团体。共产党和纳粹极权主义所显示出来的，以及一些其它倾向的观念团体所曾经企图追求过的，就是这种观念和政治的合一。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政教分离后，政治和观念的结合，观念占据了宗教的位置，意识形态占据了神学的位置。
极权主义社会在历史上对应的就是欧洲中世纪前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
国家及全部政治生活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政教合一，形成的中世纪前的欧洲历史，而极权主义则不过是政治、国家与观念完全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所以它究其根本就是一种世俗化宗教社会的再现，一种政治和世俗宗教，政治和观念论，也就是和意识形态的结合。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领袖要占据的都是类似于以往基督教宗教神、神职人员、神学的位置。所以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实际上是欧洲中世纪历史的重复发生，或者根本就是一个镜像。主义的征伐，极端化要求，种族和阶级的至高无上的要求，以及对于不同族群的灭绝都和中世纪欧洲的教派血与火的征伐，十字军东征有着强烈的类似之处。而今天中国社会的堕落也不过是中世纪教会堕落，《十日谈》一书中所描述的现象的世俗化重现。
在弗格林看来，现代社会将要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比中世纪前还要严重。因为在现代人看来完全具有负面意义的“政教合一”，在弗格林看来，问题不是出在“政教合一”，而是出在执行的人上，他认为，一个社会不能够没有宗教，不能够不由宗教所规范、约束、掌控。根本的问题出在执行它的世俗的人身上。为此，弗格林认为，解决它的历史导向，近代化的方向完全错了，因为它居然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人本与政治的结合，世俗化宗教，观念，也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结合，它当然要会把曾经有过的“政教结合”的弊病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在最近半个世纪，在反省历史的时候，西方学界发现，法西斯、纳粹和共产党政权在意识形态是是如此不一样，甚至直接对立，可统治的方式，犯罪的方式却是如此的类似，西方一直在争论是否可以把这两种极权主义等同并论。现在，我认为，从意识形态问题的角度，观念论产生的原因，从世俗化宗教的角度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两类极权主义，乃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们为什么表面看来那么不一样，甚至对立，但是手段、现象却那么类似。因为它们都是一种世俗化（基督教）宗教，替代基督教的返祖现象，不过进入的政治“观念”不同而已。
为此，人们通过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就可以进一步看到，现代化问题的根本困境在于：
基督教社会之所以曾经政教合一是由基督教根本的教义特点所决定的。但是在“人间”的政教合一，也就是教会，即人的执行者的政教合一弊病在中世纪强烈地显现出来，这让人们深切地感到它的致命弱点，甚至可以说是灾难，为此就产生了近代的政教分离运动、启蒙运动。
政教分离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几乎已经说成了不容否认的一个经验事实。但是政教分离，人们忘记了留下的框架是一个宗教社会的框架，如果不变更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就不可避免地被世俗的东西填充、占领。世俗观念的占领，就导致了最近一百年来的人类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灾难。这同时也是四五年战胜法西斯纳粹后，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世界冲突依然不断的原因。
为此，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究让我们看到，西方社会，现代化社会从曾经有的政教合一的死路进入了另外一个怪圈，后基督教社会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尚且不知道如何走出去的恶性重复。百年来两次世界大战，两个极权主义，以及近年来的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充分明确地揭示了这点。
2．意识形态与现代国家问题：种族、阶级、地域及观念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
弗格林认为，当人们只从客观的所谓契约，国家结构的形成演变来研究现代国家，这种研究是片面的、表面的，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当代国家的基督教根源。
弗格林这个看法是准确的。西方之所以从十八世纪才开始形成近代国家正是欧洲社会和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的演变结果。
在近代以前的欧洲国家和地域分治的权力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宗教社会基础上的。这一地区的社会存在的价值和形而上学前提是基督教，而这就决定了它的社会结构，国家结构无不是和基督教紧密相连，或者说受基督教的主导和制约。近代以前的西方国家存在的前提是宗教，教皇、教会的承认和授权，而近代以前的欧洲国家的国家结构也不过是一个教会结构的外延。事实上，因为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基础上，所以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和这个基础不相容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形式。
但是这个形式到了近代，尤其是到了十八世纪开始了剧烈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使得基督教从现实生活中退出去，于是国家和民族就有了新的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而这个新的存在的合理性前提，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社会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从道理上说应该是价值前提，也就是人权、自由，但是实际上却往往并非如此，而是乘虚而入的其它一些观念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让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旧的，过去遗留下来的社会框架，观念的进入，意识形态的进入要比人权自由的进入更为容易。人权自由原则需要的是新的国家形式，社会结构，即普适的人权价值需要的是普适的国家法、国际法，普适的世界秩序，但是最近二百年，实际上，不仅那些反人类的罪犯可以在极权主义国家内和国际上逍遥法外，就是民主国家的政客和商人出了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在第三世界也不遵守自己宪法的价值。而和这种新的价值观念面对旧的框架的困境相比，观念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却很容易地进入老瓶，替代过去的一切形成另外一种变形的世俗宗教国家。
十八、十九世纪在欧洲形成的国家，在迈向以人权、民主为基础的国家的演变中举步蹒跚，但是在迈向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家中却进展迅速，泥沙混杂，甚至鱼目混珠。大量的地域国家，民族国家，党派、观念国家夹杂着染有各类具有部分当代新思想或者原则的法律制度在欧洲形成了新的国家。
事实上，当崇洋媚外的东方人把欧洲是为样板的时候，人权自由为价值基础的国家的形成在欧洲不过只是一个萌芽，甚至可以说还根本没有一个纯粹的建立在人权自由基础上的欧洲国家，因为人们还不知道建立在人权自由基础上的国家形式、社会结构、国际社会的结构是什么。对此的探索、尝试延续到今天。而欧洲国家，及欧洲在最近一百年来为世界造成的灾难，两次大战，两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传播泛滥，人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陷入的彷徨和矛盾，也都是这一倾向的直接结果。
基督教社会及国家世俗化，观念论，意识形态取代了过去的神学地位。一个世俗化的宗教社会，世俗教派分歧、对立、战争，观念国家代替了过去中世纪的一切。二十世纪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灾难世俗化表现在全世界的再现，它的一个世俗化镜像。
对此，人们本来应该很容易看到。因为即使不说两个极权主义，人们也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很多欧洲国家的天主教教会将近二十世纪中叶才不得不承认民主制、人权，很多西方国家的女权，黑人的权利也是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通过艰苦的斗争，甚至付出牺牲才逐渐实现的。
对此人们也很容易地看到，为什么二次大战后，纽伦堡法庭的建立要突破很多原来的限制和框架，而为什么这个反人类法庭在八九年后得到扩展，并且一定会在人类现代社会中超越国界地普遍化，因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是人权和自由，所以现代社会一定会需要自己的国际和国家秩序，而不能够沿用过去基督教教会社会为我们遗留下来的现代国际社会和各国的国家形式和结构。
“老瓶装新酒”，世俗化基督教国家结构在时下遭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难民问题。
难民问题是发达国家不能够真正完全在人权自由原则上发展经济的直接结果。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外极不遵守普世的人权价值，也不遵守自己国家中的劳工法、环境法，他们对第三世界采取了两套标准，不能像对待自己国家的民众和环境那样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及环境。而人逃向好的地方则是人的天性，在普适的人权和自由原则上，人当然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发达国家及地区也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和不接待被迫走向这类选择的难民。
阻碍接受这种倾向的是旧的国家或地域族群观念。
所以难民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西方制造的，因为你利用了难民地区的资源和人力，却没有顾及这个利用不是在人权自由基础上的；根据普适价值的原则西方不能够拒绝接受难民，可根据实际情况西方又无法完全接受，任其发展下去。这是新的，最近二百年来的价值基础和国际社会秩序是旧的形式，老瓶装新酒所带来的无法解决的悖谬和困境。
“老瓶装新酒”，观念国家带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民族自觉问题。民族自决不是人权自由的产物，而是观念论，意识形态分子利用人权自由的产物。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以种族，还是以文化为第一诉求，具有排他性质的要求的权力结构、国家要求，都可以说不是一种新的人权自由价值基础上的新形式的国家或社会。绝大多数民族自决要求形成的国家是观念领先的、意识形态国家。
卡尔•波普在《猜测与反驳》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任何人只要稍微花点功夫研究批判民族自决原则，都一定会明白它荒谬绝伦，这条原则等于要求每个国家都应该是民族国家；国家应局限在自然疆界之内，这个疆界应和一个种族集团所处的地域相吻合；因此，应该由种族集团即‘民族’来决定和保护国家的自然边界。”
波普认为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对此他说，“民族主义梦想的所谓‘民族’或‘种族’并不存在，长期居住在有着自然边界的国家里的同质的民族集团是没有的，或者说几乎是没有的。”甚至马萨里克通过民族自决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从它建立那天起斯洛伐克就以同样的原则要求脱离这个国家。在爱尔兰、印度、以色列、南斯拉夫，到处都是如此，因为这样建立的国家内部仍然有少数民族，民族自决并不能保护少数民族，集团和个人，民族自决在很多时候煽动的是集团情绪，民族主义情绪，这里且不说民族自决所面临的历史、政治和法律问题。”
至于对这种排他的族群思想的警告，波普说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都会被当作道德和宗教信仰来用。这是他们仅有的力量。而在理智上，它们近于荒谬。”爱因斯坦则更加尖锐，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幼儿疾病，是人类族群的麻疹。”
为此，上述两节让我们看到：意识形态问题，观念论问题在世俗化基督教社会中的位置及作用让我们看到，当代国家问题是与观念论，意识形态问题紧密相连的问题，最近一百年，凡是与国家问题有关的犯罪以及战争问题，无论是苏联的古拉格，希特勒纳粹的集中营，还是中国的劳改营，波尔布特的集中营；无论是两次大战，还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无论是中国的内战，还是南斯拉夫及苏联解体后的战乱；无论是九一一恐怖行动，还是七十年代以来的红军旅乃至格瓦拉，以及由民族带来的族群对立和对抗，都是意识形态问题，观念论问题占据基督教神学中的神学信条的位置的结果。理解当代国家问题，准确地理解和定位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
对此，人们还可以看到，只有到了人权法庭不仅能够审判希特勒、波尔布特、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这样的人及政党集团的反人类罪，而且能够审判西方那些明知如此，却在外交上、经济上支持、纵容了这些罪行及反人类集团的政客和商人的时候，和近代产生的新的人权、自由价值相应的新的国家及国际社会秩序才可以说初步成熟。
3．意识形态与当代社会的观念化、物质化、世俗化
3.1．对意识形态，观念论的认识，不仅不应该只是陷于政治问题及思想领域，而且也不可能只是局限在这一领域。因为在二元论的思想方法中，在基督教的文化框架中，在西方社会中，意识形态、观念论的产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一定会如以前的神学教条一样影响到一切社会生活。。
意识形态、观念论问题在最近二百年来的历史性的政治影响已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极端化产生的结果。这就是，以世俗的观念，以意识形态占领这种基督教文化中宗教思想及宗教所曾经占据的位置，它就必然地导致一种尘世化的宗教社会。这种倾向的极端化和中世纪前的宗教的极端化一样，会为社会造成负面的、灾难性的后果。
事实上，最近一百年历史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这个尘世化宗教造成的灾难甚至比宗教极端化更严重。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直接地经历了这个结果。世俗化宗教思想及团体的产生，政治化宗教的疯狂过程造成了两个极权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以阶级、种族，以所谓信仰，以地区为名义的杀屠，如在苏联、德国、中国、柬埔寨、南斯拉夫等曾发生的迫害和杀屠；也造成了当代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分子。
然而，战争和公开的迫害、杀屠，还只是不平常的事件。这只是文化思想问题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一种极端化结果。事实上，尘世化的宗教社会问题，各类观念代替神学及其教条的倾向在欧洲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在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问题非常广泛，甚至可以说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中。
对此，我们最容易看到的领域就是与我们密切相联系，并且最为敏锐的艺术领域。
在十九世纪前的古典作品中，人生存的价值和精神问题是人和艺术要表达的内容。在古典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作品中人对于信仰和价值的追求。巴赫的音乐，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精神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也大都是宗教题材，人性的解放也是在宗教的框架下，要求追求信仰的自由，追求真正生活的自由。用现代人的话说，人是有信仰和精神追求，有着比基本的物质要求、欲望要求更高的追求与探究的生物。但是政教分离，宗教从拥有权力的社会结构中退出去的结果却是宗教退出了一切领域，包括精神领域，人对人的欲望和享受以外的内容的好奇、敬仰和追求。
宗教在当代不仅只是失去了政治权力，而且失去了它的崇高性，对人的精神的支配和影响地位。
为此，最近三百年，政教分离宗教退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精神的世俗化的过程、观念化过程。因为精神的世俗化，取而代之宗教教条的就是观念，也就是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问题，观念论问题实际上逐渐如同中世纪以前的神学欧洲社会一样影响、左右着近代社会。在中世纪以前欧洲的宗教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宗教哲学、宗教艺术、宗教文化，在政教分离后的框架中，也就是近代社会，这个新旧过渡阶段，旧瓶装新酒阶段，顺势而生的是观念哲学，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也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
在宗教及其神学教条退出的地方产生的意识形态问题，各种观念试图占领是过去传统基督教所占据的位置。如果说分析传统西方社会及其历史离不开基督教，那么同样可以说分析认识任何最近二百年西方社会的问题都离不开各种观念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基督教虽然从世俗权力结构中退了出去，可不仅它的社会框架，而且它的思想和文化框架都还留在了那里。在这个架构下运行，如果不产生意识形态问题，不发生观念论问题那才是奇怪的。当代西方艺术的现状不过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宗教退出去的当代西方文化中，当代西方艺术领域，到处充斥着观念艺术，到处充斥着意识形态，西方艺术已经成了一种失去了价值观和精神的艺术。
3.2．观念论，意识形态是世俗化宗教社会的一个结果，它必然也会相辅相成、迅速向每一个角落蔓延。而这种失去了神圣与神秘，失去了对未来，及人以外的世界崇敬及憧憬的观念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直接助长的就是世俗化和物质化。当代社会现实的观念艺术泛滥，世俗化、物质化泛滥，事实上无不和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所带来的问题密切关联。所以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产生的所谓工业社会问题，后工业社会问题，现代化问题，后现代问题，其用语都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过是政教分离在精神及文化领域，在社会领域，在国家结构，国际社会秩序问题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准确说，是基督教社会世俗化问题，是后基督教社会问题。所以不是“后现代”而是“后基督教社会”才是当代问题的关键。
为此，这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问题在第三世界，例如在中国，物质化、世俗化泛滥更加迅速、猛烈，因为在这些国家甚至完全没有存在过基督教传统的价值基础，形而上学前提，所以观念化，世俗化一旦破门则长驱直入，毫无阻碍。
为此，对于意识形态问题产生及发展、泛滥的描述及理解，让我们看到观念论问题可以说是理解当代很多问题的基础，或者说是一把钥匙。时下的现代化社会，究其根本不过是一个人类社会的过渡过程，所以卡尔•波普并不把民主化的当代社会作为一种理想模式的社会，而依然苦苦地在《寻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3.3．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后就被人们强烈地感到，并且不断对给予了追究探索。阿隆在去世前的回忆录中，用了大量篇幅谈了意识形态问题，并且已经清楚地把这个问题当作了西方社会的根本性的问题，与世俗化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讨论。
对于阿隆为代表的信仰科学分析、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们来说，他们认为，“怀疑”，当然主要是怀疑自己，以及宽容开放的态度可以破除这种世俗观念的专断的宗教要求。可宗教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认为，基于怀疑态度的经验论的实证科学也是一种观念，甚至人的理性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只要不是“超越的宗教精神”占据中心，就一定会导致观念论，产生意识形态化问题。为此，弗格林认为，所有近代思想，尤其是启蒙思想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观念论，是近代一切灾难的根源。实际上弗格林和自己的导师，自由主义法学的开山人物凯尔森分手的原因也在于此，弗格林认为他的老师的法学中的具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因素。
虽然我曾多次强调我对弗格林的治学方法怀有强烈的怀疑，但是我认为弗格林的提出的这个问题却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它让我们看到，世俗化，观念化，意识形态化带来的问题，即政教分离后在精神和一般生活中带来的问题。
事实上，政教分离后的世俗化为西方社会带来的问题，西方当代的思想家几乎在它一出现就敏感地感觉到，并且一直在从各个方面思索它，探究它。对此，尼采认为上帝死了，海德格试图走回前希腊，斯宾格勒认为现代化的文明在衰落，要代之以传统的西方文化，汤因比认为欧洲只有回到基督教，特别是回到天主教才能够重新复兴，弗格林则要求回到中世纪前超越的基督教，他认为民主制只有在基督教社会中才能够真正实行，西方必须重新注入超越的宗教精神。而对这个问题，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则希望能够用多元论，用对西方文化的反省扬弃，用伦理的弥补来克服世俗化宗教社会，克服观念论带来的各类危害，开创一种新文化，新的人类精神和价值。
3.4．在我看来，西方之所以走入到近代是因为中世纪让西方曾经走入绝路，因为人执法行事的宗教社会一定会走入中世纪的绝路，政教分离是人力图走出这条死巷的努力，而最近一百年来则显示的是：刚刚走入近代的，世俗化的宗教社会，西方社会再次面临的悖谬及绝境。
在没有神却还不曾存在适用于普适价值的框架，只有基督教社会留下的框架的时代，人们必须看到，党派政治是教会教派存在的翻版，而这种世俗观念与政的关系，一旦高度合一，形成一党专制则导致的是比政教合一还要黑暗堕落的灾难。
这个经验历史告诉人们，任何返回的试图除非提出更为详实具体的理由和事实，否则都很可能是一种混淆视听的强词夺理。
我认为，由于绝大多数西方的思想家还是在二元的，固有的文化框架中探究这些问题，因此，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采取的态度更为可取。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采取的是怀疑审视，对人类存在的各种不同文化采取的是多元兼容态度，为此时刻准备否定自己、纠正自己。把怀疑指向了自己的思维基础，把未来指向多元论,这至少为一种新的可能提供了更好地起点。阿隆在他的回忆录最后一部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索，对西方问题的重新思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努力。
这个克服世俗化宗教社会、克服观念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实际上的努力，人本主义，人权带来的需要新的社会和精神价值的努力，其实也早已经在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生活层面和现象中逐渐展示出来。百年来一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慢慢地推进。当代对于国家概念的重新认识，人类对于反人类罪认识的深化，人类对于法制、伦理及信仰的重新认识都说明了这一点。世俗化社会需要新的形而上学前提，新的精神基础，人类的观念需要重新回复到非二元的，非意识形态，非“论”的位置。这或许就是爱因斯坦等思想家看到的，在人权自由价值原则基础上，人类更需要以人和生物为基础的“伦理”。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推崇甘地，推崇东方，哈维尔也曾经把克服极权主义后的希望寄托于东方文化，大约就是基于这个思索。
究其根本，西方贤哲们，告别意识形态，告别观念论，告别世俗化基督教社会，也就是走出近代世俗化带来的悖谬，显示的就是波普所苦苦思索的《寻找一个更好的社会》的企图。
4．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个忽视意识形态问题存在史的意识形态性的结论
4.1．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本来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都不是一个有重要讨论价值的著述。但是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时机，八九年，在一个特殊的媒体时代，因此就造成了它的巨大影响，然而这个影响实际上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消极的影响思想却远远大于真正的学术价值及影响。为此，这也就使得最近二十年在讨论历史问题，乃至政治思想史问题的时候，总是要不得不面对它说几句。这恐怕也是福山想要达到的。
福山以记者式的捕捉问题，渲染问题的方法抓住了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把他说成是历史的终结。但是其实毋须讨论，其后的历史已经否定了他的结论，尤其是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后的恐怖集团的蔓延，中国共产党继续存在的现实。尽管如此，弄清福山的思想，他为什么会如此公然地，驾轻就熟地犯下这样一个错误，并且被人们广泛传播，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4.2．人们必须承认，到八九年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预测到共产党东欧集团会崩溃，即使是在对抗极权主义中政治上最乐观的人，即使是最坚决，最有信心的极权主义的反对者。我想这肯定也包括福山自己。
到一九八九年为止，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关于为什么会产生它，它的演变特点，以及它的未来走向的讨论，如果说是从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攫取政权开始，可说已经争论了七十多年，但仍然没有一个定论，莫衷一是。即便是后来较为统一的说法，把它称为极权主义的讨论及研究也是经历了三起三落，七十年代末期后，对它的认识在经历了一个低谷后，重新开始了对它的研究。这当然包括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因为一生以反对极权主义为最主要工作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在最后年代写的回忆录中，几乎把意识形态问题仍然作为它研究极权主义，研究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焦点问题。而德国的极权主义专家布拉赫在八十年代出版的著述中还称二十世纪为《意识形态的时代》。为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福山在没有充分总结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甚至根本是忽视了前人在对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研究中所遭遇到过的起伏困境、思想困境，而单只在一九八九年发生的现象上就匆忙出来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的结论，这实在是不严肃的。
要想做出历史终结这类的结论，对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来说，首先就应该是讲清楚，为什么历史会有一个终结，其次要讲清楚过去百年来，甚至二百年来，过去人类的历史所产生的冲突原因，演变原因是什么？现在为什么说这个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如此一个重大的历史终结，为何没人预测到，也没有任何迹象地就来到了？这是基本的治学常识问题，但是福山忽视了所有这一切，在没有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匆忙下了历史终结论。
以笔者的看法，对历史做这样一个宏观的判断，只有在过去那些对于极权主义问题，对于意识形态问题作出过详尽、深入地思索探究的人才能够做这种尝试，例如波普、阿隆、弗格林，法国的福莱特、德国的布拉赫教授、迈耶教授。福山能做的，应该做的只是描述八九年的情况，提出一些问题而已。一个匆忙做力所不及事情的人，显示的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把握和了解还没有真正进入。
4.3．其二是关于历史终点论思想。姑且不谈历史是否有终点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未来，而当代对于人类史的研究，认识论研究已经清楚地告诉给人们是，没有一个铁定的规律，历史是偶然的。中国人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大约就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偶然观。所以只谈这个说法，“历史的终结”，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说法。一种观念的产物。
福山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不假思索地运用了传统基督教的终点思想，不过是最近二百年来不断在重复的一种以世俗代替基督教位置的世俗化宗教思想。
“基督教的宗教秩序是最高的秩序”是传统基督教神学的基石，这就是存在着一个天国，一个人们追求的终极地，一个人间的千年盛世。而近代西方的“一般”思想基本上都没有跳脱基督教这个神学观，都不过是一种观念化，世俗化的产物。这中间最具代表性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黑格尔不过是用绝对理念，绝对国家来代替了基督教中的宗教思想及秩序，而马克思更是直接地用所谓共产主义来代替了千年盛世说，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代替了基督教教会及神职人员，用消灭异教徒的方法，中世纪的方法来消灭一切不同阶级，不拥护一党专制的人。
这种思想事实上在当代无处不在，本文中多次提到的弗格林的思想也隐含着基督教的历史终点论的思想。下节提到的杭亭顿也是如此。对弗格林来说，基督教的宗教秩序及其文化，民主只有在基督教文化中才能够实现。对杭亭顿来说是西方社会及其文化，是最高的秩序，任何其它文化思想都是不值得考虑的。事实上，所有其它尘世中的历史发展，他们也都不感兴趣。
这种对比也就让我们很容易地看到，八九年后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的提法也不是什么新的提法，不过是黑格尔、马克思等的宗教思维的世俗化继续，把宗教曾经占据的位置换成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所以我们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建立在观念论基础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观。
事实上，一九八九年的历史性的变化，对于一位有思想的思想家来说，它不是证明西方文化的最后胜利，而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它证明了西方文化迈出了克服自己文化中另一方面因素的重要一步，如同四五年一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步，在一些方向上可以深化走下去了。
一九四五年后，第一次建立了纽伦堡国际法庭，第一次在国际范围超出了国家领域，超越传统国家观念审判反人类罪，一九八九年后，这个新的动向昭示的也是在这个方向应该有更多的推进，即价值问题的探索性的推进，在普世价值下对曾经出现的两个极权主义的产生的原因的探究的推进，而不是匆忙地党同伐异式地宣称，一个集团、一个观念的绝对胜利。
与福山对比，《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出现，对于两个极权主义是否可以等同并论的探究，九十年代更普遍地利用国际法庭审判反人类罪的努力都是属于这个倾向的新的努力。
5．杭亭顿文化冲突论挑起的是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对抗，观念论问题
杭亭顿关于文化冲突论的看法可以说完全是最近二百年以来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意识形态化现象的一种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冲突论的提法在八九年后被炒作出如此的效果，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实在地说应该是一个悲剧，一个可说是几乎完全没有看到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及其教训，闭眼重复最近一百年的错误的悲剧。
5.1．对杭亭顿来说，首先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他的专业能力范围中的问题。因为杭亭顿先生并非是研究文化问题的专家，当然也就更不是研究东方文化问题的专家。他根本没有直接的，第一手的对于东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如何能够断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必定导致对抗，甚至是不能够互相并存、相容的对抗。所以，显然作为一位政治文化学者，杭亭顿没有资格、更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和论断。而作为一位政策学者，这样的提法也是一种忽视了历史和政治现实，让世界在很多方面重蹈覆辙的政策。这个预言立即就遭到了失败，因为仅仅是在杭亭顿提出这个说法后的几年就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它的偏颇、封闭，及不真性；因为在现实发展的历史中人们看到，最近二百年政教分离后产生的世俗化问题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问题：
第一，恐怖分子、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产生让人们看到冷战时期，乃至过去一百年来影响当代历史的问题依然在存在；
第二，残存的中国共产党，北朝鲜共产党国家的问题，不是文化问题的冲突，而是上个世纪初期产生的极权主义国家在东方的变种，十九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世界各地的泛滥。
5.2．其二，八九年的历史不意味着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胜利，而意味着政教分离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一些的新的因素的成长结果。
为此，杭亭顿的这个提法不仅没有让我们看到他为历史提出了新问题，反而让我们再次看到意识形态问题、观念论问题在西方社会，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即代替了神学宗派、教条的不同意识形态、观念论的造成的对抗继续在现在社会制造不平静。
杭亭顿先生或许不是有意识的，但是他闯入的却正是和一百年前挑起意识形态问题，用观念论在社会上挑起和制造各种事端的现象类似的领域。这个历史让我们曾经经历了阶级斗争论，种族优劣论，甚至从十八世纪起就不断地在经历的文化优劣论，即我们常说的西方中心论。
这真的是历史的吊诡，一九八九年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崩溃，本来是近代人类的新的价值观念的胜利，多元论的胜利，可居然对于福山、杭亭顿这样的“著名”学者来说，在他们由此而产生的鼓噪一时的思想中，竟然是下意识地充满着“西方中心论”胜利的倾向。而这就再次说明，一九八九年后的历史，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仍然处于一个新的价值观念出现后的开端——后基督教社会的各种后遗症依然顽强地存在着。人类对此虽然经历了两次大战，三百年来曾经灭绝了自己很多宝贵的文化，但是一切还依然只是开端，远远没有过去。
在此笔者要强调的还有：就是八九年所显示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胜利也绝对不意味着“西方”的胜利。因为他们战胜的、克服的也是西方社会中对它们的对抗。人们也忘记，对抗人权自由的东西比人权自由在西方社会中具有更悠久的历史、更广泛的基础。且不说中世纪的宗教审判所，就是天主教会接受民主也只是二十世纪上半页的事情。为此在西方才会虽然有四五年的胜利，却还有四五年后到八九年前的残酷历史，虽然有柏林墙的崩溃却还会继续经历南斯拉夫内战、九一一问题、苏联解体后的各种问题。无论一九四五年还是一九八九年的胜利，都是西方社会对西方社会另外一种倾向的胜利，而非西方战胜东方的凯旋。
5.3．杭亭顿导致的混乱，重新挑起的矛盾极为严重。因为多元论问题，多元文化问题本来到了九十年代已经成了人类共识。阿隆在七十年代末期就不断地强调过，最近一百年来西方社会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进展就是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说自己比别的文化高级、好。文化必须共存，互取长短。
对此，阿隆明确地说：“思想和精神上的多元论就是我们既不能够声称拥有数学或物理那样的的真理，也不能够降低回到日常生活的那种随意的看法。这个多元论已经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因为它是依靠那些一直竭力否定它的各种信仰所表现的错误所论证或检验证明了的。只要伊朗的什叶派教士想要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统治市民社会，那么伊朗的什叶派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属于同一个家族。西方人之所以比列宁和霍梅尼的信徒要高级一点，是因为西方人已经知道在科学真理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区别，尽管科学真理也永远是暂时的；由于他们不断地挑战自己，他们还知道，我们的文化在某种方面上也是很多文化中的一种。拒绝怀疑可能提高战斗的狂热，但是排除了和睦的可能。如同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霍梅尼伊玛目使我们想到，即便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充满活力的信仰还是能够引起十字军东征。今天的西方人不仅认识到多元论在道德上的权威性，而且也认识到我们文化的特殊性，只有这种多元论才是唯一一条有意义的历史道路。”（英文本471-472页，德文本486-487页，中文本935）
阿隆认为，西方人之所以在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和很多地方陷入困境，就是因为过去及现在在很多事情上还没有认识到这点。而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也让西方人比其它文化的人都更多地了解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他说，“那些撕裂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的痛苦的矛盾冲突，尽管我们可能还没有能力完全克服它，但是我们还是已经能够抵抗它了。（英文本，474页，德文本，489页，）
然而，杭亭顿却完全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在阿隆去世十几年后，他居然重蹈观念论、意识形态的泥淖。杭亭顿的这个文化冲突论的产生就是一种典型的基于政治考虑的观念论，而非学术研究的产物。这种以我为中心，也就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生的命题正是阿隆所说的“撕裂西方人对于历史的认识”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再次显现的也不过是中世纪的教派思想，宗教争战思想在现代文化问题上的世俗化再现。
文化冲突关注的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族群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种货真价实的观念论产物、一种意识形态。而它的结果一定是重新挑起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观念论的对抗，也就是一种由意识形态主导的新一轮的人类族群的对抗。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冷战，杭亭顿可说是直接继承了所有冷战的负面基因。
事实上不仅是杭亭顿，就是日本裔的美国人福山都是被冷战的结束，所谓“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暂时的喘息机会反省冷战，而以胜利者的面目高歌昂进，结果就继续了意识形态问题。无论福山还是杭亭顿的观念论都说明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在继续，新价值，普世人权、自由的胜利被推到了后边，新形式的世俗基督教思想，西方中心主义乘势而进。为此，在九十年代后就再次产生了新的一轮意识形态的对抗，如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各类伊斯兰恐怖分子集团的出现，残存的共产党，如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死灰复燃。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和杭亭顿们所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空间有关。
5.4．对冷战的补充思索
一九八九年后，造成冷战的共产党集团崩溃从而使得二十世纪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冷战结束。冷战涉及的原因多方面，如何看待冷战也是多个角度的，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冷战居然一下子成了一个绝对负面意义的词汇。由于冷战从多个角度涉及了意识形态问题，所以对于冷战做一个简单的辨别是必要的。
到八九年为止的冷战，可以说可以从两种角度理解这个冷战，一个是从价值的角度，凡是有彻底意识形态化的集团存在，有一种极端世俗化教团，也就是极权主义团伙出现的地方，如共产党和纳粹集团，就一定会有党同伐异，世俗的十字军东征，就一定会为有保卫自己价值，对抗这种意识形态，化解这种意识形态的努力，也就一定会有内战，及冷战。
而在这种存在中也有另外一个倾向，那就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对抗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观念论团伙对抗另外一个观念论团伙。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法西斯和纳粹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团伙的对抗，就是这样一种对抗。此外同样类似的是，在西方社会中还有其它类似的与共产党集团、纳粹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子和团伙，如极端保守的集团及激进团体，如美国曾经支持的伊朗宗教派别，以及曾经受美国支持过后来又反美的本拉登。而西方中心论的本质，西方社会中的其它一些具有极端基督教思想的人也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观念论的势力。
以价值问题对抗形形色色的观念论，带来的是观念论的化解和人类认识的深化，以观念抵抗观念则是意识形态对抗、宗教性的世俗对抗，则是新的冷战的基础。所以杭亭顿的提法及其造成的影响及结果让我们再次看到的是，意识形态问题在现代社会，在一个世俗化基督教的现代化社会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要说有一种负面意义的冷战思维，那么杭亭顿的思想就完全是这种片面思维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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