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国还乡忧思
六九年，到千里之外的吉林插队，一共只有三年多，中间却有两年冬天在北京各住了四、五个月。作为独子，这次出国，开始时和母亲说的是出来一年，最多两年。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从八八年夏季别乡，竟然是一去将近六年。
六九年插队时，还年幼，去家虽然千里，但是随时可回，有钱可以买火车票，没钱还可以扒车。但是不知为何，那时第一次心头咏起曹植的“白马篇”和陶潜的“荆轲”，“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心知去不还，且有后世名”。也许只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少年时的慷慨而已。八八年第二次别家离京，看着老母的白发，心底频添悲哀，却无慷慨之感，只想这一站人生快快过去，只想早日还家，母亲平安。因为，我深知，我多年的追求，我的理想在母亲居住的那片土地，需要我的人生活在那片土地。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去国的第二年，八九年，多少象我母亲一样的母亲失去了儿子，多少人被坦克和枪弹射杀出这个世界。母亲虽然希望我能回到她的身边，但也觉得幸运，她还有远在天边的儿子。而我虽然由于偶然而没有经历那场翻天覆地的事件，并且由于死者的鲜血能够得以继续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滞留，但是那野蛮蔑视世界舆论和正义的枪弹，却使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也不可能平静地在异国他乡生活。
我原计划九三年初回国探亲，如果找到工作就回到那片土地。但是由于手头的工作，使这个计划一拖再拖。直到今年初，决定无论怎样，也要回去一次。三月底，恰好台北有一个有关孙中山思想的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于是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转道香港回国。
三月上旬开始从报纸上陆续看到的新闻是，政治形势在日趋紧张。先是与我通信密切的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及包遵信先生被软禁在家，王丹等人被迫离开北京。继而是逮捕了一些民运人士。在我离开台北的前两天，又传来魏京生再度被捕的消息。报界的几位朋友劝我推迟一年半年再回去。但是我决心已下，早已经为我自己的一再推迟而心感不安，因此此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再考虑了，只想早一天踏上那一片土地。
二．北京旧貌新颜
四月初的北京，从飞机上看仍然和以前一样是一片干黄。北京机场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由于到过其它国家的一些机场，因此这次才突然感到，北京机场又小又陈旧，甚至远不能和香港、曼谷、孟买和台北的机场相比。从机场到二环路由于九○年亚运会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是一上高速公路那个仿古牌楼收费站却显得单薄，粗俗。沿高速公路、二环路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直到月坛北街的东段。和六年前完全不同了，以致我不知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方，只有靠近钓鱼台国宾馆的月坛北街西段没有变化。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北京的老城内外沿街穿巷寻找旧日的记忆，比较今天的变化。到处是几十层的高层楼房，但新建的楼房多数显得十分单薄简陋，平房也比以前更为破旧。过去我经常从木樨地沿长安街走向复兴门，十里长街以它的开阔使你感到舒适。然而，现在十里长街两旁的高楼却使它象一条胡同了。在复兴门外燕京饭店一带，你感到天变窄了，路向你压了过来。我感到愕然，长安街已经不复是儿时的长安街了。
我骑自行车穿丰盛、灵境胡同，府右街到琉璃厂，又从琉璃厂穿胡同到宣武门。大部分平房都明显地显出败落的气象。府右街旁（中南海旁）的一片片老房已经拆成了废墟。据说这里规定不许建筑高层，但是那些新建四五层楼房和二层简易楼房使市容显得十分零乱。府右街旁边应该说是北京内城的中心，从这里的情况可以看出内城已经不复是以往的老城。混乱在北京的各处曼延，在有的地方是芦苇丛一样的高层，有的地方则是如荆棘一样的低矮建筑。复古的琉璃厂虽然是文化的集中地，然而建筑用的却是“豪华”的颜色，“豪华”的颜色如果没有敦厚和富丽，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小家子气了。从琉璃厂到宣武门一带的平房正在拆，还可以看到人们在搬家，这里又要是一片高楼了。
我在北京的第一周，电视上的东方之子节目正在播放采访著名建筑家贝聿明，贝聿明说，他坚决不在内城十里内建香山饭店，是因为怕破坏整个老城的面貌。他反对急功近利地用劣质的建筑材料急速地建筑。过去，我对这一切没有体会，出国几年，现在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样修建拥有如此古老传统的文化古城。德国每一个城市，内城都完好地保持着旧有的面貌，那些房屋很多不过百年左右。而北京，城墙没了，护城河平了，四合院少了，整齐的内城混乱了。我突然感到，人们心里的北京城已经不复存在了。保存下来的北海、天坛、故宫，不过是这个混乱地走向“现代化”的城市的点缀而已。
三．繁荣与问题
市场的确是很繁荣，什么商品都有。过去很少见到的山珍海味现在在市场上都能买到。基本生活品也很充裕。在商店中我甚至看到在德国那些办公用品，夹子、打孔机、活字戳。当然价格也是惊人，几乎和德国的不相上下，例如泰国大米。有些甚至比德国的还要贵，而质量却要差。例如，我想买一个带洗碗槽的柜和一个碗柜，居然每件都要一千五千元，两件就要六百马克。虽然标明是合资单位生产，但是质量却远不如德国的同样产品，而在德国化二百马克就可以把两件都买到手。衣服也只有在小商店和个体户还有便宜的，但是质量极其不保险。当然国营商店的产品也是如此，我买了个箱子，装好箱子，刚想立起来看一看，轮子就碎了，我哭笑不得，第二天只好提着这个坏箱子上路。而这只箱子合八十多马克，在德国也能买到。我发现，同样的价格在德国的选择性小一些，但是质量可靠些，这就是目前大陆市场的行情。想便宜去地摊，就此来说现在大陆和台湾一样了。
公共汽车的票价仍然是一角两角，“小面的”则一上车十元，十公里以上每公里一元六。不知汽车公司怎么生存。我家的房租从过去的七元张到现在的二十八元，但是象我这样的人过去每月工资是五十元，现在都是五百元左右，如此一算住房反而便宜了。水电费则几乎没涨。我实在不明白这样物价改革的结果，但是一般挣八九百元的人家，钱基本上都用来吃了，这样的价格下只有电器是比以前便宜了。
我问朋友的基本工资多少，他们大都三百元左右，但是其它的钱是怎么来的，他们自己说也不明白，反正每个月还有别的进项，但是内心却总是惶惶，不知明天怎样。如果国家控制的这种不合理的物价真的崩溃了，例如水电、房租及公共交通，国家若不堪负担，谁都害怕这一结果。
国营工厂则大多数开不出工资来，由于根本没有法律制度保证，很多工厂只是厂长某天说，你们明天不必来上班了，开不出钱来了，工人们便只有自谋出路。我的某位熟人的儿子就是如此。他居家后也自有办法，到处收购彭斯化妆品旧包装瓶，然后自己在家里配制化妆品装入旧瓶，冒充彭斯化妆品，不是零售，而是向外作批发生意，一干就是近两年。朋友告诉我，就在我到京前，逮捕了一个个体户，他从臭沟的污水上面撇出浮油，然后每天用它炸油饼卖，在京期间我从来不敢出门乱买东西吃。这个社会的人，现在除了政治上有很大的束缚外，根本没有任何其它的道德束缚。
据那些政府的菁英们讨论说，现在有三个问题是怎么也解决不了，一是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无法有效协调控制，二是国营企业亏损问题无法解决，三是腐化越反越严重。我想这个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为维护政权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完全把道德伦理打乱的政权是无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以后，接任它的人首先接下的就是这些问题。就象今天的东欧社会，经济难以好起来，昨天的问题留下来的太多了。由此我也想到那些缓变论，缓变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如果六十年代变，或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期变都不会有今天这样多的问题。
四．媚俗的艺术界和实用的学界
刚刚到北京的十几天，我虽然告诉自己要看电视，这样可以很快了解社会的现状，但是我却是怎么也不能看下去。新闻当然不必说了，电影和电视剧也是看不下去。看一会儿就被那种装腔作势的夸张表演倒了胃口。我到京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京都纪事》和《过把瘾》。主演《过把瘾》的男演员是时下走红的王志平，但是我觉得他的脸上一点儿戏也没有，影界的朋友告诉我，这是最有潜力的演员。至于电视剧和电影那种拖沓的节奏我更是不适应。但是，这一次我又经历了一次人的适应能力的测验和人的可被塑造性的实验。一个半月后，当我离京时，我就适应了这一切。感到了王志平确实是“大陆”“最好”的演员。在一部比一部庸俗，并且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中，我也居然在《过把瘾》重播时，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集，到上飞机时还惦记没看的最后两集说的是什么。
按说，中国近年来在国际影坛一再得奖，中国的影视应该有所进步才是。对比日本的文学艺术在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得奖后的逐年进步，对中国的情况就会有更多的期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和一位电影学院的教授谈起来，他也认为时下的情况令人痛心。影视界的两种倾向十分严重，甚至可以说压倒了一切，一个是媚俗，一个是商业化。这两种倾向是艺术的大敌。前者可以说是第五代导演带来的副产品，而后者则是时下社会的产物。对第五代的某些导演，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清醒的认识。
学术界的情况历来比艺术界情况更差，现在依然如此。我的一些朋友积极从事的都是一些社会效应好的工作，很少有人坐下来认真读书研究。我当然理解他们，要提职称，要养家，还想要在社会中获取名誉地位。很多人还在认真论述这种转型期中的各种混乱是如何有道理。这时我才更深切地感到，学术风气的败坏从两方面促进了社会道德的败坏。知识分子总是在悲叹社会风气每况日下，实际上他们自己就在参与败坏社会风气。这半个世纪形成的知识分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点仍然如江河日下。
我在北京时，有一本书正非常流行，很多知识分子奉之为非常精辟的著作，书名是《第三支眼睛看中国》，作者据说是一位德国博士，叫洛伊宁格尔，王山翻译，山西出版社出版。一位与我同龄的人大社会学教授把它推荐给学生，请他们看西方的观点。一位权贵子弟把此书每人一本送给政治局常委，认为不可不读。很多朋友非常敬佩的向我打听洛伊宁格尔的情况。我从未听说过此人，既然他们说此书如此好，于是我请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兄把书借我一读。书拿来，我看了十几页，直觉告诉我，这决非德国人写的书，西方学界行文和使用概念都不是这样，这一切是典型的大陆学界文风。我的这种判断使他们感到离奇，说不出话来。但是我也耽心自己判断万一有误，因此加了一句，如果是汉学家也是非常糟糕的声名狼藉的汉学家。但是就我的经验，国外汉学界最劣质的作品也不是这样行文。回到德国打听洛伊宁格尔，至今无人知晓。如果这本书真如我的判断，我觉得是很值得学界反思的事情。
五．迷离的未来
“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从六九年走向这条不归路，早知这是一条寂寞、贫穷而充满荆棘之路；早知这是夸父逐日，因此从来没有那种“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的感伤，也没有“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悲叹。倒是报国之心和个人的权利─人权、和对生命及对人的爱结合起来，从来也没有空的感觉了。
这次回国很重要的就是想看一看是否能回去工作，但结果由于政治原因，原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没有人敢于决定要我，其它单位也是如此。反而是我在国内期间制造了几个工作位置，出门有人盯着，信件有人检查。
关于回国工作问题，熟识和不熟识的人都劝我，说邓小平身后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虽然也许只有一两年的混乱，但是你既然对现实政治没有兴趣，何必赶这个热闹。这话虽然有理，对权力斗争的政治问题我没有兴趣，但是关心社会政治问题我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我自己是已经准备好早回去的，只要有工作，有口饭吃，我就会回到那片土地，回到母亲身旁。
回国，对大多数在海外的中国学人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大部分是学习技术的，这样一大批技术人才是在安定时期国家建设的财富。这一批财富如何保存、发展，如何使用最好，即何时回国，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想，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敢担保邓小平身后中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邓小平已经为中国种下了灾难，除了环境资源，经济秩序和道德伦理的破坏积重难返外，八九年的事件更是在人们心中埋下了仇恨，至今北京市民提起八九年的大屠杀，无不咬牙切齿。在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已经倒台的九十年代，谁敢说，中国大陆一定不会步苏联之路呢。有一句苏联的谚语对中国也是适用的，那就是：
“谁来的太晚，谁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二日 德国 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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