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迟一周公布，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在那个星期一，公布的前三天，在德国和各个欧洲电视台的文字新闻上报道，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在三个人中产生，一位美国人，一位瑞典人，和中国旅居美国的诗人北岛。这消息引起了我的惊异。因为，早在八月底，一位很认识一些文学界当今所谓权威人士的诗人朋友就从美国打电话对我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一定要给中国人，将会给高行健。
到底给谁？！由于推迟公布反而更炒热了选情。星期二、三在德国看到的消息，好象真的将是北岛了。我由于对北岛的诗歌、诗人气质、知识框架、思想追求，甚至对当代所谓朦胧诗，白话诗的走向很有看法；我由于知道，在德国翻译北岛诗歌的汉学家们，没有一个人说他们真的懂得这些诗歌；我还由于知道诗歌是不能翻译的，具有唐诗宋词传统的中国诗歌，对中国人来说，能真正了解其中精髓的人又有几人，更何况那些并不能用汉语写作的汉学家了！因此，我感到疑惑，难道诺贝尔奖真的要出天大的笑话了吗？
星期四早上，一位对高行健极为反感，似乎也认识一些此中评选圈子周围人士的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对高行健的看法。我的疑惑因之烟消云散。
星期四中午一点，终于等来了今年得主的消息。德国电视台在一点零三分新闻报告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授给中国流亡作家“告因秧”。没有任何照片，没有任何别的说明。这说明，“告因秧”对德国人来说，是极其陌生的。直到下午三点钟的新闻报道，在这则消息的背后才配上了一幅黑白照片，可能是从网路，或那里弄来的，因为质量实在是差。在这个咨询发达的时代，两个小时居然只弄来这么一幅照片，可见德国新闻界的狼狈不堪。
这则消息应该是当天的重头新闻，真不知晚上九点四十五和十点半的新闻节目是否还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
果然十点十分，一切其它新闻报毕，电视二台留下将近五分钟的时间开始报道这则消息。主持新闻节目的人坦率地承认，当获知高行健获奖后，在德国没有人知道高行健。他们电台驻北京记者站准备了一个介绍得奖者的节目，但是，他们看了后，发现不是高行健。他们电台的“多维视角”（Aspekt）节目事先也准备了一个对“这位中国作家”的介绍，但是，发现也不是高行健。他们问在德国电视台主持文学四重奏节目的，所谓德国文学批评“教皇”拉宁斯基，他回答说，在他的所有笔记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高行健的名字。他们查遍所有大出版社的出版索引，都没有高行健的名字，最后终于在波鸿大学一个很小的私人出版社，布鲁克迈亚，发现出版过高行健的三个剧本。镜头终于转向波鸿大学。在德国终于找到了和高行健有关系的线索。
布鲁克迈亚出版社的负责人坦率地承认，他们和高行健不认识，也没有任何联系。他们是通过波鸿大学汉学系的马汉茂教授翻译出版这三本小册子的。这三本小册子，各印刷了三百册。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了，现在这几本是从波鸿大学汉学系借的。他们准备马上开印一万五千册，但是最快也要下星期上市。
镜头又转向波鸿大学汉学系。去年去世的汉学家马汉茂教授的夫人廖天琪女士接受了采访。她对记者说，高行健虽然在德国不很出名，但是在法国，瑞典，和美国是有名的。尤其是法国，上演了他写的一些戏剧，很有影响。
这是电视二台所叙述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十点半电视一台的报道则仍然有些七拼八凑。关于没有高行健的小说，主持人维克托狡佶地说，波恩大学的汉学教授顾宾说，他们翻译了，但是没有德国的出版社愿意出版。
真不知道德国的报刊如何报道这则绕不过去的消息。所有的文学专家，评论家都出局了！他们无法介绍，无法评述高行健的获奖。剩下来终于只有“汉学家”们的发言权了。从来在主流文学领域，（其实也在其它专业领域，如哲学、历史等也是如此）没有任何影响的汉学家，在这一次诺贝尔奖的影响下，终于走向了专业圣坛。
星期五，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教授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积极地评述了诺贝尔奖授给高行健，他认为，高行健走出了中国人的界限，走向了西方和世界。
但是，星期五在德国各报刊更多地引述的却是，据说人仍然在上海的，波恩大学的顾宾教授的话。顾宾教授，掩饰不住他的失望心情，明确地说，诺贝尔奖授给高行健是一个错误。高行健的作品完全是中等水平，读来无味。在中国有很多比高行健好的，并且有更大影响的作家。据说，由于顾宾曾经翻译了很多朦胧诗，已经为电视台准备了北岛得奖的介绍。
在该报的一则报道高行健到法兰克福书展的小消息中，则更有精彩的反应。他们挑衅性地，以顾宾先生的用语问高行健，“是否在中国有很多作家比他好？”高行健以典型的中国式的精神回答，“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作家比我好。”，报道者说，这种低声下气自卑的回答，简直叫人不能容忍。
《法兰克福汇报》这份发行量几乎是最大的德国报纸，当然不得不介绍高行健。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海德堡大学的汉学女教授魏格琳说，幸亏已经有的德文译本没有在德国流传，否则高行健的作品就立即死了，因为很多中国作品的译本是学生们的作业，质量太差了。该文还提到在汉堡的一位中国学者说，翻译高行健的作品必须有中国人帮助德国人，否则那些道家、儒家和佛家的东西，德国人是很难完全弄明白的。
可能是听者有心，魏格琳对那些翻译作品的看法刺痛了顾宾教授，他给《法兰克福汇报》投书反驳这一点。而更一步传来的消息是那位德国文学批评教皇在了解了高行健的作品后说，我以前没有读过中国人的作品是我的运气。与此同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也在中国人中引起讨论。
我无法评论高行健作品的德文译本如何，就如我认为那些连一篇最简单的短文都不能用中文无误地写出的汉学教授，没有能力评论中国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水平一样。那些汉学教授大概忘记了，中国人要想拿到德国文学博士，是用德文写作博士论文，而他们的汉学博士却是用母语─德语写作的。
我认为诺贝尔评选委员会选出了高行健，是中国人的运气，因为高行健的作品主要是戏剧和小说。对于戏剧和小说，通过翻译还是能看到一些真韵。大约也正是因为此，那些专家，如拉宁斯基在看过后，说出那么否定性的话来。如果是诗歌，他们可能就真的什么都不敢说了。因为专家们都明白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不懂语言，何来评价“语言的艺术性”如何！
中国的人文传统中，诗歌和书法也是文人中的“极品”。中国人中又有几个人敢于说自己懂得诗歌和书法艺术呢！那其中的“气”，那其中的“境”，那其中的“性”，岂是只知道“性冲动”西方人所能领悟。我常常开玩笑地说，到了西方人把他们的性冲动陶冶成不瘟不火的神韵境界后，他们就会理解什么叫人文精神和修养了。
所以，我不明白顾宾教授何以敢那么低的评价高行健。即便说您翻译了一些朦胧诗的作品，可是您说的出那些诗真的好在什么地方吗？您真的能领悟到中国诗歌的神韵吗？我可以肯定地说的是，没有背诵过几百首唐诗宋词，没有背诵过几十篇古代散文，就最好别来谈中国文字艺术。
顾宾教授说，中国有很多比高行健好的多的作家。这我就更不相信了。
不久就是在几年前，顾宾教授在评论当代中国文学（伤痕之后的文学）时曾经有一度变得比较负面，而引起中国大陆一些人的愤怒，对他展开大批判，使他深有感触吗。封闭的共产党社会的教育和训练都是十分狭窄的，怎么会一下子“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作家。就说高行健吧，他自己就坦率地承认，在国外这十年作的，在国内一辈子都完成不了。这原因并不深奥，就是因为国内没有自由，眼界太窄。
我对顾宾教授每年去中国大使馆参加国庆宴会，没有意见，因为，我想他会比别的德国人更了解极权主义的中国。但是，顾宾教授眼下说的话，却有些不伦不类了！
除了诺贝尔奖没有授给评奖委员会谁也没有能力评价的中文诗歌是中国人的运气外，我认为中国人的运气还在于，六十岁的高行健对中国文化传统是熟悉的。他不仅能写，而且还能画，这使他对中国文化的修养远过于后几代人。我看后代的中国青年，对中国文学和文字的掌握，都几乎和顾宾这样的汉学家一样了。
我认为中国人的运气还在于，高行健是学习法语的，在“可能”的时候（八十年代初期前，他看到的也有限），他能看到外国和世界，和世界沟通。所以，高行健没有象那些顾宾说的比他好的作家那样，一知半解地胡抡外国现代技法。
瓦格纳教授说，高行健走出了中国人的限制。其实这样说也不太准确，应该说，他走出了共产党的限制框架，走向了真的中国传统，走向了世界。那个共产党的限制框架其实也是西方来的。
谁都知道，屈原、李白、曹雪芹都没有出过国，也不了解世界，可作品却都是超越国界，超越时间，永恒的。
至于拉宁斯基先生说出那样的让中国人气馁的话，我到是有些阿Q精神，那是骂德国汉学家呢！拉宁斯基不懂中文，能看到的都是这些人过滤过的东西。因为他们选择翻译的作品太烂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太烂了。是啊，如果让顾宾教授翻译那些他认为比高行健好得多的作品给德国人，那拉宁斯基就更倒胃口了。而与此相反，我想，拉宁斯基可能永远不敢说，“幸亏他没有读中国的李白杜甫，没有读红楼水浒，金瓶梅！”他明白，这样说是丢人的。
选择高行健，我认为是中国人的运气。高行健具有基本的文化修养，正常的眼界和心胸，经典式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如中国传统文人所说的，要写诗，先做人，他有基本的做人的尊严，这一切都是使他不可能和共产党极权统治融洽相处。这些就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透过他们所不懂的语言的翻译所能看到的。所以，中国人有运气，选择高行健总算是逃过那些离谱的汉学家为中国人设下的荒诞陷阱。
我当然也知道拉宁斯基说的对的地方，因为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蜕化的社会，在一个蜕化的社会选择卓越者，和在正常社会中当然不是一样的标准。但是，谢天谢地的是，高行健虽然走的不远，站的不高，但是，他总算是在正确的路上，他将给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知识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当今中国经过共产党的五十年统治，要想选一个没有病的，精神上，知识上没有蜕化的，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选择高行健在中国人中闹翻了天，当然也就更不奇怪了！
二零零年十月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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