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从八十年代中期后，媒体和艺术界就对昆德拉非常不客气。八五年后，再也没有刊物和记者访问过昆德拉。九十年代中期，从七五年就在巴黎居住的昆德拉突然开始用法文写作。这使人们非常惊愕。然而，结果是法国的批评界对他的批评更加尖锐。《解放报》（La Liberation）认为他精神贫困，另外一些报刊的评述甚至更令人沮丧，认为，昆德拉至多只能算是一个最流俗的法国作家。不仅是巴黎的批评界如此，德国的批评界也断言他的作品无聊乏味，模糊不清，并在哲学上大模大样地东拉西扯。《不朽》、《缓慢》、《认同》，他自己后来的这些作品“使他的名誉扫地”“无情地撕碎了他”，评论界认为他的小说已经远离塞万提斯、劳仑斯为代表的精湛的小说传统。
德国的批评界还认为，他追求的是老的，道德说教的、冰冷严肃的风格，这使得他的小说缺乏刺激性和吸引力。有时，他试图把道德题目浇入法国当代空洞的形式中，结果就更为失败。例如，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小说《缓慢》，在波西米亚人的杂乱无章的爱情中充满了卖弄的、法国式的对应人物，在小说中，他过分地炫耀和随意地引述法国十八世纪中篇小说的内容。
在这些批评中，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撰稿的、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保罗·英根代（Paul Ingendaay），对于昆德拉小说的评价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表面看来，昆德拉的小说似乎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的写作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却只是把散文和小说，政治和私人生活，以及历史理论和世界观的津津乐道，轻率廉价地融合在一起。没有人会象他那样相信，用如此少的几行字就能把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麻木不仁清理掉，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断然说，他的玩笑对于刺穿那些论述的晦涩面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一部好的小说可以如此粗率地把他的英雄从街上扔进肮脏的湖水中去。他认为，昆德拉的小说的特点不过是，从一开始，就从一般的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中，强调突出了小说中的那些有强烈政治性的人物，不仅在脑袋中有些内容，而且在裤裆中也还有东西。
去年夏季，昆德拉别出新径，首先在西班牙出版了他用法语写的小说，《陌生》的西班牙文译本，并在西班牙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秋季，这部小说在法国出版了法文版，德文版原定在今年秋季出版，现在已经提前上市。
现在，米兰·昆德拉似乎在西班牙重新赢得他的名声。《陌生》去年夏天在西班牙一出版，几周内就卖了十万册，连续加印了三版。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批评家们一致地欢迎这部小说。小说西班牙译本的书名就出自巴赛罗那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女社长比特瑞茨·德·莫拉（Beatriz de Moura）自己。在西班牙还同时出版了加泰隆文本。
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作者是捷克人，用法文写作，首先出版的是西班牙文和加泰隆文翻译本。昆德拉为什么要这样作呢？对此看法不一。
人们推测，这部小说可能是他力图通过西班牙文学市场的票房重新返回到法国文坛的一次尝试。但是，听起来似乎更有说服力，更为善意的解释来自巴赛罗那。
一九八九年比特瑞茨·德·莫拉在马略尔卡岛对昆德拉详细地讲述了当年西班牙内战和流亡的故事，这引起昆德拉的共鸣，使他决定写作一本有关这个内容的书，并且首先在有这种历史背景的西班牙出版。这本书所涉及的被迫流亡和重返故土的失败，正如昆德拉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在在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发生的情况，和东欧非常相似。这些题材作为一部在故乡变化之后的政治小说，是非常理想的材料。
这部小说写的是两位捷克流亡人士，女主人公，伊瑞娜，流亡巴黎。男主人公约瑟夫则被迫逃亡丹麦的哥本哈根。二十年后，在柏林墙倒塌后，女的从巴黎，男的从丹麦，重新返回捷克。他们的经历都非常不愉快，期待没有一个得到实现。他们迫不得已的流亡生活，无论母亲兄妹，还是朋友，都没有兴趣听他们的讲述。那些留在捷克乡村中的人，遥望他们还有些好奇，但是每次接触却都是不愉快的。
女主人公伊瑞娜，在八九年后，几乎所有她所亲近的人都返回布拉格，只有她没有这个想法。她虽然流亡巴黎生活了二十年，但是，她没有被他那些对倾心于革命的法国朋友们推到“伟大的返乡”的神话世界中，重返捷克。
她的母亲已经能很容易地来看她，给她带来故乡的消息。然而，这依然没有使她渴望返乡。母亲喋喋不休地劝说她，伊瑞娜却固执地用一句名言来保护自己，“故乡是居住的地方，而不是他出生的地方。”
伊瑞娜的情人，瑞典商人古斯塔夫，在布拉格建立了一个分公司。不久，小说作者就强迫伊瑞娜走向归途。那么，在他和她眼前发生的是什么呢？此后，作者在叙述他们的返乡故事的时候，就经常提到那个古老的返乡的故事，《奥德赛》。伊瑞娜必须返回她不想返回的故乡。
从最初的作品《玩笑》（1965年，出版于1967年）到使他世界闻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年），昆德拉总是喜欢在他的作品中交叉评述爱情的杂乱无章和政治历史的规律。他确实比其它东欧的作家更多地描述了一些在那层灰色铁幕后面的私人生活。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没有由于压抑就失去了欲望。在他的小说中，那种无忧无虑的神话总是和轻佻圆滑联系在一起，对共产党统治术语的带有讽刺的攻击使他关于爱情的描述富有某种趣味，他的英雄的男主人翁也不令人感到可怕。
在这部新的小说中不情愿返乡的伊瑞娜当然也不是独自返乡的，昆德拉让她在返回布拉格的途中遇到一个以前几乎爱上的人，约瑟夫。他流亡到哥本哈根，这次回来，到波希米亚的一个小城探望他的亲戚。他把自己的旅馆地址给了伊瑞娜。德国的评论家说，肯定是这样的，在昆德拉的小说世界中，怎么可能在返乡中没有一次爱情事件。当然，在这本书中昆德拉首先描述的是伊瑞娜和约瑟夫各自单独经历的返乡的失败。他略带讽刺地使他们回到陈年的生活谎言中。小说很快就接触到在流亡者和留下的人之间产生的陌生和不信任。
关于这本书的题目，《陌生》，如果准确理解，涉及的是对一个从前被禁锢窒息的群体和社会的陌生，冷战结束十年后，返乡的人却不得不再次面临冷战。女主人公伊瑞娜邀请她少年时代的女友一起吃饭，庆贺她们的再见。她把带回去的十二瓶最好的法国葡萄酒放在桌子上，希望和女友按照法国的方式，小口品呷上等葡萄酒。结果她少年时代的女友，却有自己的口味，宁肯大口喝捷克啤酒。那晚结束时喧闹嘈杂，杯盘狼藉。伊瑞娜的幻想也再次破灭。
男主人公约瑟夫面对的是他弟弟的手表和墙上的一幅画，那是一幅为他个人签名的作品。他们家的房子，现在由他的弟弟拥有。他的一位老朋友，恩，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和他的谈话中，非常轻松愉快地谈到他的流亡。
在墓地，约瑟夫看到埋在那里，被忘记了的亲戚，他领悟了一切。对于那些在一九八九年后死去的家庭成员，没有人告诉过他。在这一幕中不仅是死者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而且昆德拉甚至把伊瑞娜和约瑟夫都置于死者的阴影下。伊瑞娜的丈夫马丁和她一起流亡到巴黎后就去世了。约瑟夫也失去了他的丹麦妻子，但是，他已经习惯于如同和活人交往一样对待她。一般在小说中，死去的人总是回溯的结果。在这儿也是如此。以前的情人，立刻由生走向死亡。约瑟夫在回忆中，吃惊地转向他青年时代的日记，发现一个并非有意的、爱情的小独裁者。
这部流亡者的小说，越是明显地远离流亡的政治和历史的内容，就越多地走向小说的回忆的中心，在那里不是留下来朋友和亲戚变得陌生了，而是自己被岁月磨折所造成的变态。
离开家乡后，作者又一次用了唯一还存在的希望描述了一次短暂的诱惑。由于共同的感受，流亡的男女主人公，伊瑞娜和约瑟夫在巴黎机场互相倾诉经历，相爱，但是，结局也是悲剧，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建立在痛苦的误解上的。最后重新再次回到以前的孤独。
在这部小说中，昆德拉把回忆的失败置于回乡失败的中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昆德拉过分地喜欢东拉西扯的议论粉碎了他的小说的核心。德国评论家洛塔·米勒在书评中认为，“关于‘思乡病’这个概念，那种杂文式的辞源学的离题发挥，即使在德文译本中，也从来没有在多愁善感中失去一丝那种极其不幸的怪味。在另一方面，他又象一位老练的酒吧钢琴手那样使用奥德赛的模式。他对他的听众评价不高，于是过多地使用踏板，并且有点过分响亮。”（《法兰克福汇报》，2001，2，24）
关于小说的题目，“陌生”，作者在约瑟夫并不知道这个女子本来是谁中也示意了这种陌生，互相并不真正理解对方。他和她度过了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下午。伊瑞娜知道他是谁，但是他不知道伊瑞娜是谁。他甚至从来不知道伊瑞娜的名字，而通过一件过去的对象，他才产生了罪感。在《奥德赛》中的性关系造成以后事件发展的成功，在这里造成的结果却是返乡的失败。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这里，读者就是没有没有作者也能预见到作者一定会卖弄地提到那个关于返乡的家喻户晓故事：这两个流亡者在旅馆的房间中作爱前，一本丹麦文本的《奥德赛》史诗放在床头柜前上，这样他们就能一起谈论奥底修斯和珀涅罗珀。
如果谁对这些不满，作者也和奥德赛史诗一样准备了一个对位补偿的人物，那就是米拉达，约瑟夫少年时的情人，伊瑞娜的女友，她由于爱情的痛苦折磨而试图自杀，结果失去了自己的左边的耳朵。她用一种反抗一切流行事物的发型来隐藏这点。她不参预任何混乱的爱情。在小说中她是一个陪衬的、由于不幸而如愿以偿的人物。
在小说中，人们同样可以发现的是，这位现在用法语写作的作者对他的母语捷克语的复杂心情，语言的“返乡”和“陌生”。以前昆德拉用捷克语写作，后来他决定永远不再用捷克语写作，因而，现在再谈到捷克语就成为一种“返乡”了。对于昆德拉，他喜欢这样转化使用伊瑞娜的名言，母语不是他生来而有的，而是他用来写作的那种语言。
但是，在这部用法语写作，却首先出版西班牙文译本的小说中，捷克语还是起了一种非常的作用。小说中的人物返回到那个作者背离开它的捷克语言中，在小说中，那些人物就象再次试穿一件久已不穿的衣物一样，非常小心谨慎。小说中的关键场次，都是在喃喃的捷克语中进行的，例如，伊瑞娜和从来都不知道她的名字的约瑟夫作爱时候的那些粗鄙的语言。或许昆德拉在这种奥德修斯和波讷洛波之间的性关系的转化描写中只能容忍这种捷克语言。这个关于返乡失败的故事同时也是作者对他所离开的捷克语言的困惑。
应该说，昆德拉对这种崩溃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这种崩溃是由于美好的想法所造成的。因为在人这种习惯动物后面存在的是半心半意的行为。他们不愿意听到自己生命深处的响亮的带有威胁性的声音。时间使得一个人在年轻时把政治观点和私人梦想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成为它的摧毁者。对于家乡的认识、和对家乡的思念追求的魔力的分解成为这本书的冰冷的魔力。这还不够，昆德拉在小说的这一幕，还向我们显示了，“使用了暴力的分离，永远不会再次成长在一起。”
关于这本小说，如果谁想把它看作是，返乡的流亡者站在几乎忘记的故乡前，对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清算，他的希望就会落空。那么，是否能把它看作是对正在变成资本主义的布拉格，广告代替了那些党的宣传口号的哀伤的攻击？这似乎也是有疑问的。作者的兴趣确实是把由流亡返回家乡直接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几乎把这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他当然也谈到令人震惊的二十世纪，但是，仅仅是再次引用历史书籍而已。那些当年的反对者的返乡当然是政治和历史的结果，但是，在昆德拉的笔下的历史却是苍白的抽象，没有能揭示出更多的内容。
可能是由于昆德拉在写这部小说时，吸取了很多西班牙朋友对他所讲述西班牙内战和知识分子流亡的类似经历和倾向，因此，在曾经有过这种历史的一些国家，如西班牙，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反响强烈。西班牙的批评界毫不吝啬地称赞它。他们称赞这部小说是在最真实意义上的作品，作者重新发现了他以前就有的令人惊奇的能力。但是，德国的评论家认为，昆德拉的这本书和他以前的书一样，经常离开主题，大段地发表议论，使得这部书结构非常松散。书中经常有回忆、遗忘、缺席等随笔式的离题发挥，甚至堆积人们可能有的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些东西对于这本书来说并不必要。如果说对于这种流亡现象确实非常有反省，并从中找出某些东西的价值的必要，那么，这种卖弄在这里就更是多余的了。
同样，对于“思乡”这个词，作者从一开始就处在别的语言中的辞源和语义的阴影之下。当然，昆德拉在家喻户晓的关于思乡的神话中找到了一些已知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推测，昆德拉也许可以很容易地返回他旧有的文学力量，由他那匆匆忙忙换盆移栽的生活中，由自身的经验中获得了一些体会，但是，读过小说后，读者却会感到，昆德拉在前台玩弄的戏法，其幕后究竟有什么是很值得怀疑的。
对于他的小说风格，德国的评论界仍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还是那种散文，小说，政治，私人生活，历史理论，世界观廉价的混合。而更为有意思的是，在去年年底，德国的评论界甚至注意到，中国对这种廉价的混合的模仿。那位评述昆德拉小说的德国文学批评家，保罗·英根代，是德国少有的几位认真阅读、探究过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作品的非汉学家。他抽丝剥茧班底追寻那过于直白粗疏的语言和情节后面的内容，并明确地在评述文章中说，既然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此粗浅的语言后面一定藏有深邃的内容。但是到分析的结束，他终于作出结论，看来作者要写出符合诺贝尔奖水平的作品还要化很大功夫。
推出新作《陌生》的昆德拉，没有这位中文作家那样幸运。他没有东方的背景，没有“神秘”来掩护，赤裸裸地和西方作家和批评界站在一起，昆德拉的新小说，如同他那返乡不返乡的人格，矛盾的母语认同那样引起争论。使西方评论家感到奇怪的昆德拉的那种小说风格：东拉西扯、一知半解的意识形态式的说教，缺乏精致的文学技巧和描写，实际上都是他那个不愿返回的“故乡”的文化的产物。作为一个流亡作家，昆德拉的意义仍然只在于写有关那个国家作品，即便是关于返乡问题，即便是他拒绝承认他的故乡和母语，即便是他大量引述和模仿法国的作品。到现在，人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在巴黎居住了二十五年的昆德拉，无论从知识框架，文学技巧，都没有超出二十五年前那个社会加在他身上的界限。这是历史和政治给人带来的悲剧和无奈。对于一个来自东欧，并非没有才能的前共产党社会的作家，陌生的究竟是什么？故乡的人对人性和一般世界的陌生？对充满真实的文学和生活的陌生？流亡者对故乡的陌生？还是对残留的极权主义文化的陌生？也许他自己也已经不知道了！
二○○一年四月二日德国埃森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