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作家，独立记者，并且以这个身分出现在中文世界。因此，他最近有关东西德统一问题的文章（《开放》杂志，香港，2006年2月号），以及与之相应的，最近几年来竟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置身到台湾内部冲锋陷阵的做法，使得笔者感到，现在对于曹长青先生，无论在知识、新闻还是政治领域，都应该进行一些辨析了。
无疑，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错了位，就可能成为谬误，成为危害社会的东西。所以笔者在这里想要做的是不仅就观点，而且就曹长青先生宣传这些观点的立脚点，或者说出发点做一个讨论。笔者希望通过这个辨析能使一般读者看到，这样的观点，这样看问题的方法，这种宣传问题的态度，究竟应该准确地定位在什么地方，人们能够从这样的作品和观点中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
认识了几个字，自以为有些知识的人，除去在政治，乃至商业等其它领域的角色和作用不说，他们在知识和新闻领域中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由两种角色，一种是以知识和精神为自己目的的探求，另一种是为了党派利益而投身于意识形态的鼓吹和宣传。对于前一种“知识人”在文章言论中提出的问题，是可以和他们讨论的。这些人当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他们并没有让自己完全隶属于政治党派。然而，对于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自己任务的后一类所谓“知识人”，一般来说就无法和他们讨论问题，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以党派利益为准，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讨论，而是作为
“二杆子”“打手”，为了党派利益冲锋陷阵。例如，时下完全到台湾谋生的阮铭先生，五十多岁前在大陆是共产党政府的附庸，九十年代中期后到台湾作李登辉的附庸，这种为主捉刀，永远站在权势一边的师爷，关心的不是研究问题，因此没有知识分子会认真对待他所说的话，浪费时间和他讨论。
至于曹长青先生，检点他的工作，尽管他认为自己是自由作家、独立记者，但是多年来，从在大陆，到八九年离开大陆后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大都属于意识形态的鼓吹宣传工作。特别在最近几年他完全投身到台湾内部的统独争论问题的时候，这种特点就尤其显著了。所以，本来同样是无法，也不可能和曹长青先生讨论这些问题。然而，这一次由于曹长青先生提出的问题，于中文世界来说，有很大的扰乱视听的可能。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希望了解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德国统一和德国近期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笔者愿意在此，借他提出的问题，谈一谈看法，而为了讨论这些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辨析曹长青先生的角色。
首先先谈具体问题，在德国，乃至欧洲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两德统一的。
一，对德国统一问题的不同看法
曹长青先生在“东西德统一的沉痛教训”一文中，引述柏林自由大学的韩裔教授朴成祚有关两德统一的书，认为两德统一完全失败，两韩要统一则必然灭亡。对两韩统一会如何，笔者不敢说，但是曹长青先生引述并宣扬的对两德统一的看法，作为经验事实来看，却实在是有点离谱，不着调。
如何看待德国的统一，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数据，由于看问题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不同。尽管笔者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是愿意借此提出一点感性的描述和看法。
首先在德国统一的时候，有哪些人赞同，又是哪些人反对。
（1）反对德国统一的第一类人，当然是东德共产党。因为他们早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坚持“两国论”，两个德国。事实上，台湾李登辉的两国论就是受东德共产党政府的启发而来的。而当时西德的宪法中开张名义地规定，东德国民天然享有西德的国籍。西德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德国的基础上的。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东德共产党，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对于本民族的传统，对于民族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唯有共产党，唯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才是最高的，最先进的一切。共产党只认权力、只认共产党人，党同伐异，六亲不认，大到社会，国际问题，小到家庭关系，都是如此。对此，中国民众当然都有体会。不过事实是，铲除民族感情，传统文化又谈何容易！这只有对阮铭这类对自己的物质利害算得非常清楚，它高于任何道义和社会意义的人，才能够非常轻易地抛弃。
当然如果统一这个口号能够帮助东德共产党稳定，或者扩充自己的权力和版图，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就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他们何曾热爱自己的民族和传统高于自己的权力过。
（2）反对德国统一在东德的第二种人，是那些共产党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意识形态依附于共产党集团的知识分子，例如著名作家施台方·海姆，赫姆林等。他们之中很多人原来就是因为在西方生活失意而跑到东德来的。或者说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或者说共产党社会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得他们非常留恋东德，而不愿意重新统一。
（3）在东德要求、渴望统一的是绝大多数民众。自由民主生活，当然也有物质因素，使得绝大多数民众用这种要求和渴望冲垮了柏林墙。曹长青先生忘记了，东德民众除了被共产党文化污染了的一面外，也还有作为人的基本追求和冲动，并且正是这些导致了统一。曹长青先生尤其忘了，不是西德民众和政治家，而是东德民众造成了统一。今天德国每次在纪念庆祝统一的时候，来自西德的政治家、各界人士都强调这一点，高度赞扬，并且对东德民众表示极高的敬意。
（4）当年在西德反对统一的首先是左派知识分子。以诺贝尔文学奖君特·格拉斯，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为首一批左派文人，他们坚决反对两德统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尽管他们也非常清楚共产党的暴政，但是还是希望共产党能够改良到提供第三条路。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和共产党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促使他们自发地在八九年后跳出来反对统一。
（5）在西德坚决推动统一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一种是保守的、传统的德国人。前者认为是自己的理想和理念的胜利，后者有典型的、强烈的日耳曼民族情怀。五九年后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传统彻底决裂的社会民主党，只是由于对于统一会面临的问题忧心忡忡，就使得他们在统一前后的大选中惨遭失败。
（6）在国际上，西方一方面支持德国统一，要推进民主国家的领域，另外一方面也对两个极权主义诞生地，两次大战发动国德国持有疑虑，因为没有民主传统的德国，最近二百年来一直站在对抗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前沿。由于他们的民主是在二次大战后，由盟军给与的。因此统一后，随盟军撤出，影响力的减弱，是否会再次向负面发展，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一些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对此持强烈疑虑，并且试图阻挠德国的统一。
在此笔者必需要说的是，撒切尔夫人的考虑是基于国际政治和英国的利益，而非德国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对德国这个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诞生两个极权主义，极其保守排外的国家和族群，笔者坦承，非常同情撒切尔夫人的做法，笔者在德国，对于任何能够加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动向，观察的心情都十分矛盾、并且充满疑虑。
至于当时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两德统一：由于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中国政府正处于世界性的围追堵截中，因此对东德的崩溃，他不仅有物伤其类的痛切感，而且有一种危机感。在两德统一的历史性影响下，对于已经走向民主化的台湾，共产党政府有一种畏惧感，而普通民众则有一种强烈的期待感。
（7）统一将近十六年后，到今天对统一的看法，德国社会有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就是已经没有任何人公开出来反对统一，包括前东德共产党继承党左翼党，以及西德地区的左派知识分子。
由于德国经济从八十年代中期（注意！而不是统一后才如此）以来就一直走下坡路，所以统一后，由于突然面临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失业问题，没有大锅饭吃，并且由于很多东德人在想象中是一夜就会完全和西德人一样，所以对统一失望，或者准确说发牢骚的人的确大有人在。曹长青先生在文章中引述的，那个韩裔教授朴成祚书中谈到的不满和问题，大都存在，但是，站出来公开质疑，公开否定、反对两德的统一，今天在德国几乎已经没有一个人，更不要说一个党派。今天在德国政界、学界、媒体上讨论的问题是统一十六年后，为什么进程不如预计，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哪些问题人们过去没有想到。
如果今天在德国哪怕有很少一部分人以这些问题为根据，公开提出两德统一失败了，那么，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曹长青先生，以及他所介绍的韩国人的书。尽管在民主社会，有如此看法出现是非常正常的，并且即便如此，也不能够仓促得出结论，两德统一是一个错误。但是，问题在于今天在德国几乎没有人如此提问题，因此，曹长青先生，和这位韩国先生提出如此问题，做出如此结论，就令人感到，他们显然是别有一番用心了。
我想，曹长青先生和那位韩国先生当然也看到，在最近几年统一纪念日，德国总统，德国的每一个政党，当年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众口一词地高度赞扬统一，不仅为当年为统一所做的努力，而且为统一十几年来的进步感到自豪。为此可以说，把一些问题，一些牢骚，逃出德国到另外的地区上纲到反对统一，就更让人感到奇怪。
二，德国经济问题绝不是统一造成的
最近十几年来为什么德国的经济一落再落，为什么振起无力？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和对曹长青文章的感想一样，觉得中文世界被某些只顾挟洋自重、而捕风捉影、不求甚解、舞文弄墨的人弄得混乱不堪。
如笔者前述，德国的经济早在八十年代末期就已经走向下坡路。德国的政治人物，当然不能承认这是由于他们的政策所导致的。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在统一后的选举中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人太多。笔者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在二次大战后，德国再次排外情绪被点燃起来，并且越演越烈，正是在八九年两德统一后。不是两德统一造成了排外，而是德国的政客，媒体、知识分子煽动起这一波排外浪潮。
其实每个民族都会有这种排外暗流，问题在于如何宣传它，如何导向它。在德国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笔者对此深有体会的是，好、坏，很大程度都是知识分子煽动所至。对此，笔者亲身体会到，卡尔·波普所指责的，德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的历史有“原罪”。
对此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值得笔者提出，那就是，居然在德国生活的很多中国人，也随这个说法起舞，认为德国人行，就是外国人太多了。匪夷所思，除了无思想外，恐怕还应该说无自尊。而无自尊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彻底粉碎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其实就中国人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难民都对德国社会贡献很大，而不是为德国社会造成负担。
统一后十余年的排外，虽然造成德国社会的再次相对封闭，外国人基本上被排除在门外，几乎很少有外国人能够再在德国获得政治避难，但是德国的经济还是无法走出低谷。这终于使得施罗德总理采取经济改革，同时在二零零零年开始对外开放人才进口，但是，这却不是一个孤立的绿卡问题，问题在于德国一系列的政治文化传统，德国知识界所酿造的最近二百年来德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气氛，使得德国经济从七十年代后逐渐失去竞争力。
四三年出生在波兰的现任德国总统科勒尔，经济学、政治学博士，当选总统前在美国担任国际货币基金会主席，对于东、西德，德国和美英经济、社会文化有很深的体会。他在2004年明确地指出，德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在于德国传统的、官僚机器过于庞大，过于死板，权力过大，因此无法适应自由经济竞争。他说本来这个问题，在七十年代后，德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改革，但是德国的政治人物错过了改革的机会。在统一后，他们更把这套官僚机器推进到东德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得今天德国的经济迟迟不能走出低谷。
这真是一针见血，说穿了德国的经济逐渐失去竞争力，是因为最近二百年来德国的知识精英为德国所酿造的精神传统、国家机器。而这一切又和为什么是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极权主义的故乡紧密联系。
虽然德国作为国家不到二百年的历史，但是，自它有国家起，德国知识分子们为国家这个词带来的涵义就是国家至上。语义学家说，在德语
Staat 一词中，本来就没有民主自由的意谓，它意味着凌驾于民众之上、个人之上的政治体。所以，在德国从黑格尔后，就是国家至上，权力至上。崇拜国家、崇拜权力是最近二百年来德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他们为民众和社会营造的文化。
稍微有一点观察力的人都应该注意到，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电影等作品中，有很多是揭露攻击政府、警察的腐败，和黑社会的勾结等，但是在德国几乎没有这类作品。显然不是在德国没有这些现象。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即便出现这种政府的腐败，法律也是尽可能对他们加以保护。德国的法律首先保护的是国家和整体，而不是个人。
贯穿于德国生活中的“一切要合乎秩序”，其内涵基础也是国家至上。这就是到科尔为止，在任总理从来没有竞选失败过的，科尔一任能够十八年，这在民主国家确实是罕见的。尽管如此，科尔最后一次竞选失败意味着德国在慢慢地走向开放，自由民主精神已经开始在德国扎根。
在这个基础上的德国国家官僚机器越来越庞大，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一切都要合乎秩序的制度条例也越来越详细、冗繁。例如德国的电视曾经报道过，在柏林你流动卖烤香肠是合法的，但是流动卖咖啡，无法可循，城市警察就要不但取缔你，而且要罚款。为此，不但德国大量的官僚机构的管理人员在吃这碗“没事找事”的管理闲饭，而且德国民众也习惯于看到这一切，向政府机关告密。所以如果你的流动售货车上有任何新东西要出售，不但要提防警察，而且要小心沿街的每一个窗户后面的眼睛。如果你仔细考证，我相信共产党社会的居民委员会，和共产党一样绝对是起源于德国的文化传统。
这种由国家和各种机构安排民众一切，不仅渗透在德国政治、经济中，而且也渗透在德国的文化和大中小学教育中。
这样的国家机器当然需要越来越多的钱，也就是要收越来越多的税，而这些税的来源就是个人和企业。这不但阻碍了德国再生产投资的能力，而且严重地束缚了个人和企业的创造力。
科学哲学家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提出了和开放社会对立的封闭社会，西文中封闭这个词，并不是只有锁国的意思，而是含有社会的一切都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和秩序的意思。在这种意义下，德国实际上可说是波普所说的氏族社会千年以后的，另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模式。我在德国生活了十几年，不仅对它的国家、政治形式，而且对它的文化的封闭性有很深的体会。
在世界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德国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秩序来和混乱，乃至专制的第三世界竞争，但是从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形势、格局有了很大的变化，德国人在开放的世界中，在自由竞争中越来越捉襟见肘。时下，你不能够不拘一格，不拘种族地域地吸收人才，你不能减轻企业负担，放权让企业和个人创造发展，你当然没有竞争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曹长青先生应该看到，不是两德统一拖累了德国，而是政治人物，政治机器的权力过大，而是和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不相容的“地域主义”（！）阻碍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作适应“自由经济”，经济才能够灵活有竞争力。这对于台湾最近几年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台湾或者已经，或者将肯定会尝到用“地域主义”、非敌即友、封闭排他的政治意识形态过多地干预自由经济的苦果。
和曹长青先生一样，笔者也坚决反对共产党专制及其文化。但是对于台商进入大陆，这一切自有自由经济的道理，用政治和意识形态阻碍经济问题，只能适得其反。当然进入大陆的台商自己必须清楚，由于那边没有自由和健全的法律，对于自由经济来说，在那边投资，肯定永远会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这个道理也存在于“统独问题”上。统独问题和反对共产党专制问题是两个问题，混淆而谈其结果比经济问题的后果还要坏！很可能是祸国殃民！
谈到此，再谈那个在德国的韩国教授的书。
一些中国作者，习惯于拿着西方的只言片语当令箭，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我承认，受共产党的假大空文化教育影响，自己以前也有这个毛病。随思想进展，以及在西方生活了十几年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态平和了，看问题冷静了。一篇文章，一个观点，我首先想要了解的是，这个作者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概念。他为什么这么说。同样一句话，一个现象，在左派和右派的笔下，是不一样的。不是他们什么观点都代表了西方，代表了“先进”。我想，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因为社会自由，在西方有比东方更多的醉汉、流浪者、神志不清的人。因为社会自由，这种人也更加容易进入到学界和知识界。
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痛感中文世界引入如此多的昏话。由于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一一澄清，所以很多时候只有不去管它，让它自生自灭。然而有些东西，却由于那些炒作的人的不屈不挠，或者说，迎合了某些权势人物，而不断获利，又不断炒作，从而很可能给社会带来大的灾害，这就使你不得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曹长青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此。
笔者无暇去考证这位教授为什么会写下如此一本书，但是感到，他肯定有自己的经历和政治动机，笔者怀疑他是否是一位极左派，有共产党思想背景，或者曾经在韩国社会非常失意，因为在韩国人中持这种观点和有如此“履历”的人确实非常少见。当然这也是民主社会的特点，什么言论都可以发表。也包括必须有人对他进行质疑和辩驳，否则对社会可能造成失衡的影响。
三，曹长青现象辨析
曹长青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作家，独立记者。如果他真的以此来要求自己，那么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辨析一些问题。
我认为曹长青先生没有意识到他的做法和自由作家、独立记者相去甚远。究其思想方法问题，笔者深感，他从小和笔者一样受的非黑即白的，共产党的二分法教育的直到如今在他的头脑中还占支配地位。曹长青先生不仅思想方法是非黑即白，而且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民主社会的党派观中：一切党派非黑即白。
更进一步的对这种思想方法在认识论领域中的辩驳，在此笔者不再作分析。但就这个非黑即白的党派观，在民主社会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民主社会的党派存在是因为意见不同、看法不同。保守也罢，激进也罢，绝对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为此，你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但你必须学会容忍、尊重对方的意见，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讨论。在民主社会，即便是党派的喉舌、乃至“打手”，也只是攻击对方的弱点，而不是，也不可能把对方置于死地。上纲上线是共产党社会的做法，在民主社会可以肯定地说，拉高调子的做法非常令人厌恶。如果对方真是民主社会的敌人，那么可以绳之于法律，而不必如此煽动。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曹长青先生的做法非常值得讨论。他在台湾“内部”政治问题中的做法，不仅偏离了记者，自由作家，甚至作为民主社会的党派“打手”也都出了界。
首先他对国民党的看法和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国民党的确曾经是一个革命性的、专制的政党。但是，它经过了两个值得人们重视、甚至尊敬的变化，赢得了重生。这就是八七年开放党禁和二零零零年心平气和地接受选举失败，让出政权。这两个变化使得国民党真正变成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党，尽管你可以说它非常保守，带有陈腐气。但是它已经货真价实地是一个和民进党平起平坐的民主党派。这两个变化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这里特别要强调后者，和平地转移政权，这对国民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
尽管对民主的定义不同，但是，我认为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定义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他认为，民主就是能够通过选举实现政权转移。否则就不是民主。例如，今天大陆无论怎样，在什么范围中扩大所谓民众的“选举”，如果民众不能够通过选举把共产党选下去，就永远不是民主。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也是如此，无论它怎么吹嘘民主，如果它不能接受民主选举让出权力，那么它就永远不是民主政党。转型后的国民党经受了这个考验。
因此，八七年的开放党禁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党，只有和平经历了二零零零年大选失败后，国民党才可以说彻底完成了转型。这一点，我想起了李远哲先生二零零零年对民进党的支持，他后来承认说了过头话。但是我认为，他最根本上还是对了，因为二零零零年的选举结果促进了政党轮换，从而大幅度推进了台湾民主的发展，推动国民党完成了转变。所以曹长青等先生用那种共产党式的打棍子、你死我活的方式攻击国民党，不仅不是民主社会的方式，而且实在可以说是败坏民主。
第二，这种唯有自己的主张正确，不能失败，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违背民主社会的原则的。
以波普的标准看，和国民党这个曾经是专制的工具的政党的变化对比，民进党，以及李登辉还没有能证明他们是否能够经受这个考验。因为，在二零零四年的选举中，李登辉居然公开说过，如果连战宋楚瑜选胜，他就要逃离台湾，而三一九枪击案则更使人们可以怀疑，民进党是否输得起，如果民进党输了，台湾是否会爆发内乱！？
对于民进党是否能接受，和经得起政党轮换的考验，目前来说还没有确定的经验答案，一切还只是一种推测。但是可以说的是，从李登辉的言论和做法看，他把台湾民众内部民主选择变成你死我活的选择，而这样性质的选择造成的结果就是不能输，不能轮换。这种威胁的结果是威胁损害了民主制度、民主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曹长青先生甚至走得比李登辉先生更远！
第三，在这种被李登辉等先生变成你死我活的对抗中，曹长青先生的很多做法可以说是太过分了。例如三一九枪击事件后，人们不会忘记是曹长青先生迅速跳出来说，这可能是共产党特务干的。曹长青先生则应该没有忘记，即便李登辉等人，也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为了选举造势进行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没有证据地宣称。这种做法又是染有典型的共产党宣传部的特色。三一九枪击事件已经荒谬绝伦，曹长青先生的这个做法真的让人感到很丢人，说有点小丑跳梁，也是毫不过分。
所以在曹长青先生置身于有关台湾内部的事务的时候，他的言论营造的整个气氛使人有时空倒置的感觉。用办深圳青年报的方式攻击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人士可能会从中感到一丝快感，但是用这种方式讨论其他问题，就有些令人厌恶了。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要说，曹长青在台湾“内部”问题中的做法，不仅偏离了记者，自由作家，甚至作为民主社会的党派“打手”也都出了界。
第四，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的曹长青先生应该明白，独立记者、自由作家或者撰稿人与政治人物，无论李登辉，还是马英九，在社会生活中，思想中都是有相当距离的。他可以赞成他们的某种观点，甚至某种程度地支持他们，但是拉拉扯扯就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曹长青先生在美国生活，应该看看美国的记者和作家是如何行事的，有哪一个记者、作家发表新书是靠政治人物“站台”？
八九年后，我曾经和已故德国汉学教授马汉茂谈到严家琪先生的大陆版《首脑轮》，他说，一本学者的书，在前面印上和某国总统，以及一些政治人物的合照，这在西方是令人奇怪的。后来他自己陪同当时的外交部长根舍访问中国后，对我自我解嘲地说，“很奇怪，很丢脸是吧？”我从他那里了解并且学到，在一个正常社会生活的人，可能会按照不同的需要去从事各种不同的活动，但是他应该知道不同的规范，不同的耻辱观。绝对不应该把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
与此对照，曹长青先生和权势、政客的关系，实在是太过分了。知识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权、势、钱的关系并不因为在中国大陆和在台湾就会有什么不同。然而，曹长青先生自己似乎没有觉察到这点，这引起笔者的奇怪。细检曹长青先生二十多年来的历程发现，就是笔者在本文开始时所说的，曹长青先生从来没有从事过独立的新闻，文学，或者知识研究工作。他始终是围绕着党派政治，八九年前在国内的时候如此，到海外仍然如此。所以他也不明白知识领域中的荣辱和规范。
我当然也知道，选择这样做，去这样说，是曹长青先生的权利，然而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按照行业的规范准则来说，这样做和一个自由作家，独立记者相去千里。笔者希望读者看到，曹长青先生的这些做法，只能说是“台联”，台独团体的党派干部。
曹长青先生的这种党派先锋角色在西藏问题中并没有掀起很大风浪，是因为达赖喇嘛秉持的是宽容，互相理解，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和平相处而牺牲忍耐自己。他甚至常常力图善意理解要置他于死地的共产党政府，乃至共产党文化。所以任何天性中的党派打手在他那里都不会感到如鱼得水。
曹长青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内部的党派斗争中，在李登辉先生那里找到了共鸣，是因为二者的思想基础都是那种封闭排他的非黑即白，党同伐异。而对于具体促使曹长青先生和李登辉先生走到一起去的，究竟是反共、还是反中，我想就连曹长青先生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楚，因为两个人的前半生都和共产党有过关系，两个人对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人又都是否定和痛很。但是，可以说的是其根源却不尽相同，李登辉先生是对日本文化的爱，对日本近百年历史的认同和同情，而曹长青对传统的看法却是遗传于共产党的一元论历史观，二分法认识论。当然，也不排斥来自日本建立的满洲国地区东北的曹长青先生，潜在地也有那种对日本的爱。然而，笔者认为，即便退一步说，对这种对日本的爱可以讨论，但用这种爱播种“地域主义”，播种仇恨，却肯定是要否定的。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由于感到重要，笔者希望再重复几句题外话，但它却是一个具有相当危险的问题。将近十年前，笔者在研究民族问题时写过，
“近来民族自决权力，似乎变成和我们所推崇的天赋人权一样是一个不能否定，不能有任何微词的原则。这就使它成为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但是，它的确是荒谬的，并且被政客制造出了很多流血的动乱，例如今日的俄罗斯车臣问题和南斯拉夫的问题，卡尔·波普在《猜测与反驳》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任何人只要稍微花点功夫研究批判民族自决原则，都一定会明白它荒谬绝伦，这条原则等于要求每个国家都应该是民族国家；国家应局限在自然疆界之内，这个疆界应和一个种族集团所处的地域相吻合；因此，应该由种族集团即‘民族’来决定和保护国家的自然边界。”
波普认为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因此“民族主义梦想的所谓‘民族’或‘种族’并不存在，长期居住在有着自然边界的国家里的同质的民族集团是没有的，或者说几乎是没有的。”甚至马萨里克通过民族自决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从它建立那天起斯洛伐克就以同样的原则要求脱离这个国家。在爱尔兰、印度、以色列、南斯拉夫，到处都是如此，因为这样建立的国家内部仍然有少数民族，民族自决并不能保护少数民族，集团和个人，民族自决在很多时候煽动的是集团情绪，民族主义情绪，这里且不说民族自决所面临的历史、政治和法律问题。”
“民族自决用在只有二三百年民族和国家（Nation）历史的西方尚如此，如果它用在和西方历史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则必然会产生更大的混乱，给未来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我借此机会再次吁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谈论民族自决的问题上一定要小心，决不能轻易地追逐时髦，这是一个会“祸国殃民”（！）的问题，我认为，要认真地思索人权，政治自决和民族自决的区别和联系，认真地思索中国自身存在的历史和精神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波普所说，重要的是对少数集团的尊重，而不是所谓民族自决。”（见安琪，《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学者仲维光先生》）
至于对这种排他的族群思想的警告，波普说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都会被当作道德和宗教信仰来用。这是他们仅有的力量。而在理智上，它们近于荒谬。”爱因斯坦则更加尖锐，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幼儿疾病，是人类族群的麻疹。”曹长青先生在抨击共产党挑动、利用民族主义的时候，想必也使用过这些言语，这些道理不会因为你改换了时空就失去了意义。谁不相信这点，谁肯定就会受到惩罚。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名诗不会因为曹长青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而失去它隽永的意义！
2006-2-25于德国埃森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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