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雷福斯事件看余王排郭丑闻
一
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个人品质问题，当他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天地中的时候，他影响的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人，当他在一个社会的重要位置上的时候，他就很可能给社会，乃至大量的民众的一般生活带来积极或者负面的影响。因此，当一个无论就其思想深度还是其个人品质都没有足够的修养和能力承当的人担当了社会职务，他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的安危，这个错位甚至使他的思想和个人品质沾上牺牲者的血腥。
我在读卡尔·波普的思想传记的时候，对于一个记述曾经担心自己是否会由于语言问题理解错误，于是找来将近十本不同传记以及其它书籍，反复对照。这个事实是，在一次共产党组织的游行示威中，警察开枪打死了示威者，可是这促使卡尔·波普厌恶了组织示威的共产党，以及他们信仰的和马克思主义。
警察打死了人，为什么波普没有把所有的痛恨都集中在警察身上，而把主要的反省集中在组织者及其指导思想上？原来他看到的是，组织者为了政治目的而无视普通人的生命。
这件事让我深深地思考，为什么我没有如此自然的反应和思维，如此狐疑地看待这件事情，要找来几本书才能够确认自己的理解没有错误？答案是，我的人性被共产党改造过了。因为我从小受的共产党教育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为了一个政治目的，一个所谓崇高的目标，就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这是没有人性的、对人的蔑视。波普所具有的反应才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生命，都是同样神圣的。
为此，我反省了自己最初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此前我认为，为了唤醒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也许牺牲是必要的，它缩短了历史的进程。波普的反应使我彻底走向了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使我更深切地感到生命的可贵，普通人生命的可贵，也使我更对达赖喇嘛的政治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尊敬。
刚刚发生的余杰和王怡排郭事件，它所涉及的问题不只是他们对郭飞雄个人是否尊重，而是
涉及到如何对待那些和他们不完全一样的个人和群体。这种不一样包括信仰、社会地位以及在中国现实中的政治处境。在这一点上，郭飞雄和余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积极参与了高智晟律师的维权活动，他不回避法轮功问题。所以，余王排郭事件的焦点是如何对待高智晟律师为代表的维权运动，法轮功问题，因此这个事件所引起的震荡无论在精神，还是在政治、文化层面都是根本性的。
没有人相信，具有独立笔会背景的余杰和王怡对郭飞雄的排斥，完全是因为个人性格问题。
在这个事件上，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布什是作为美国总统会见中国的维权人士代表，因此它无疑是一次政治性的，有关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美国官方和中国民间的交流，当然包括信仰自由问题。余杰和王怡，李柏光和郭飞雄都是作为维权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这次会见的。但是余杰和王怡：第一，私自排除了郭飞雄，第二，在整个会见中只字不提中国目前遭受最残酷迫害，并且已经死亡几千人的法轮功问题，第三，事后用心良苦地把会见说成一次基督徒的私人会见，第四，对这一事件至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认识。
所有这一切是绝对不能归于个人恩怨，或是他们权谋不周。我之所以认为，究其根本这个事件涉及的是对共产党暴政、共产党文化来说目前最为敏感的焦点问题，法轮功信仰问题，中国的民间维权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是因为现在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共产党来说，你甚至可以参加民运，但是绝对不能参与支持法轮功。而与此相应的，在独立笔会中，一些人暗中支持，甚至有可能是在背后操作余王排郭事件，一些人对余王排郭事件反应消极，涉及的也是对法轮功问题的认识。所以余王排郭事件说到底是对信仰、文化、自由问题，对人权问题的最根本的认识问题。对此，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讨论和反省。
我如此看重这次会见并不是把布什看作救世主，或者是什么了不起的人，而是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会见，这样的会见可以让美国政府和民众，让全世界的民众更加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民众由于信息封锁，了解得不是很多。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又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对于不同信仰者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更由于中共，以及被中共奴化的中国知识界的宣传，很少机会能够正面登上世界官方的政治舞台。这一次，布什的会见实际上为中国的维权人士，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让世界民众关注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机会。
我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我认为在这样的会见中，不谈中国和全世界瞩目的法轮功问题，是非常说明问题的！余杰、王怡是惧怕中共，还是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是大问题？！还是和中共政府达成默契，把这次政治性的会见产生对中共的负面影响减低到最小，从而中共能够继续让余杰和王怡出国，继续享有持不同政见者享有的一切间接“好处”？！
本来通过这样一次会见，通过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会让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有所收敛，给很多还在大陆的一般法轮功学员带来喘息的机会，但是，余杰和王怡的做法，却扼杀了任何这样的可能。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这就是个人思想和个人品质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的生活和生命。
余杰、王怡，无论是出自什么目的，都使得这次会见，以对共产党暴政减低到最微小的危害开始，以对笔会、对维权运动造成最大的伤害而继续。
二
我认为，余杰王怡胆敢如此放肆地对待法轮功问题，对待郭飞雄等维权人士，在笔会中非一日之寒。余王排郭事件，及其后在笔会中的反应，再次说明在笔会中一些人对法轮功信仰，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尊重、不理解。据我所知笔会本来要邀请信仰法轮功的女作家曾铮女士负责妇女作家的工作，但是据说由于她的信仰问题，最后遭到了来自余王等人的否定。原因是她的信仰背景会危及他们的安全。
还有另外一位女作家盛雪，选前，秘书处未经本人请求就多次向大家发出她的简历，尽管如此，她依然高票当选。然而，选后，在某些人运作下，却以这位女作家在民运中担任职务，因为她自己的政治选择而被强力劝退。而据说更深层的原因却也是说不出口的，由于她和法轮功接触太深。
这是两个令每一个笔会成员感到羞耻的事件。在独立作家笔会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不去捍卫信仰、写作自由，因为信仰歧视排挤女性作家，这完全违背了笔会的宗旨。独立作家笔会的理事们也忘记了，女作家曾铮为了信仰，几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策略是应该有的，但是当他伤害到自由这一最根本性的原则时，人们就要为原则付出努力和奋斗。写作自由、言论信仰自由是笔会最高的原则，共产党作家笔会的奴性和策略在独立作家笔会不应有任何的位置。
当然这个问题，这种气氛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并不鲜见。据我所知，零五年纪念六四的联合活动，丁子霖女士明确提出有法轮功参加，她就退出。可以说正是知识界的这个气氛和背景，余杰王怡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排郭。当然作为笔会的副会长、理事的余杰王怡，他们这样做，事先没有感到压力而有所收敛，事后放肆地拒绝承认错误，也有证据表明居于笔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刘晓波先生在会见第二天给美国打电话，到处要认识的人向郭飞雄施加压力，要他沉默，联署信发出后，又放任拿笔会工资的工作人员出来进行各种阻挠，甚至怂恿某些人把问题搅乱，混战一场。
第二，还有迹象表明，在余王排郭之前，负责运作笔会的很多人都知道，并且参与商议了这件事情。因此，我们有权利要求：笔会的所有理事会成员，刘晓波、余杰、陈奎德、王怡、蔡楚、赵达功、孟浪、廖天琪、余世存，秘书长张裕，都必须出来说明，他们是否事前知道，并参与了余王的决定。这对于独立笔会，对于目前在联署信前后上述诸人的脚色和作用，都是一个极大的澄清。
此外，参与余王排郭事先决策的是人否还包括华盛顿地区其他组织的人？因为这一切都早已经超出了个人算计和人事争端问题，而涉及到对维权运动，对不同信仰的人，尤其对目前受到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的态度，所以弄清楚是非常必要的。
正是因为此，上述一切更使我深深感到，除了余杰和王怡外，在独立笔会中对信仰自由，写作自由也还是需要重新认识。否则笔会的形象将会继续受到多方面损害。因为一个不能把自由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不能够大无畏地捍卫别人自由和信仰的人，他的精神必定是萎缩的，也必将带有其它的副产品。
笔者认为，余杰们使笔会蒙受耻辱的不只是挖空心计的排郭，而且还有事后对于会见布什的媚态叙述，乃至余杰在国际笔会会议后迫不急待地沾沾自喜地叙述如何见到德国总理梅尔克女士，这都让人们从另外一方面看到其精神的渺小和软弱。对于一个具有如此悠久文化传统、知识份子传统的“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这类软骨症，使我们感到羞愧！
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是平行的，他们是两个领域中的不同的追求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人物会见知识分子，意义是双方面的，很多时候，甚至可能是政治人物的荣光。例如德国诺贝尔文学奖格拉斯出席了前总理施罗德的活动。再例如，过去西方政治人物会见索尔仁尼琴等东方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他们都从后者获得了很多知识、政治教益，乃至政治利益。这包括不久前台湾陈水扁总统，在胡锦涛访问美国时突然会见胡平等异议人士，获益的是陈水扁。这种会见即便在中国古代传统中，也是所谓三顾茅庐，拜访隐者。当然诸葛亮从了政，那就又是另外一种伦理了。
这种以会见政治领导人为荣的现象和心理，是典型的共产党文化的产物，因为共产党社会是政治统帅一切，政治高于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余杰们到现在还摆脱不出首长接见作家，和那些政治首脑会见，乃有荣焉的心态，实在是让人遗憾。独立笔会中的一些人离心理、思想上的独立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一百年前，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在最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的时候，左拉发出，“我控诉”。但是今天这一听来美妙，似乎是进行曲的“我呼唤”，人们忘记了，它显示的却是左拉的思想和品格，他的大无畏的勇气。这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发出的。首先，因为那是一个排犹在欧洲已经成为风气的时期，其次居于少数族群地位的犹太人的名声、地位并不“好”，否则也不会发展成为二次大战中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德雷福斯事件是官方、媒体，乃至乡愿的知识界促发的。为此，在这种关头，为一个犹太人说话，发出“我控诉”的声音左拉很可能为此牺牲掉自己的物质生活，自己的名誉。我想这一切与最近几年法轮功的情况很相似，他们都是弱势群体，都是不被社会主流文化意识所理解接受的群体。人们如果能够想象九九年时为法轮功出来“控诉”所需要的勇气，就会理解左拉的伟大之处。
今天，很多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歌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歌唱左拉，模仿“我控诉”，其实歌唱的背后，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名利。因为真的要在历史的关头，为民众的自由，为文化宗教的自由站出来，那不是舒适的夜曲，需要拿出勇气、做出牺牲。而就是在这关头，独立笔会中的一些人被记下的更多的是不独立，精神的世故，胆怯，甚至出卖。
你没有为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控诉，你没有尊敬别人的自由，
你屈从了专制，和掌权者眉来眼去，你根本没有控诉的勇气和能力！
我想一个真正理解左拉，歌颂左拉，一个具有左拉那样思想深度和性格的知识分子，一定会为法轮功问题，为每一位维权人士大声说出“我控诉”。然而余杰王怡，乃至独立笔会中的很多人，不仅在会见布什的时候，在世界为你提供了呼吁的机会的时候，没有提出控诉；而且在笔会中，或者屈服于政府的压力，或者自己的思想中就存有共产党社会，共产党文化所给与的对法轮功歧视和偏见，继续扼杀控诉的声音。
我认为，独立笔会对于任何信仰法轮功的作家加入和参与不能有任何刁难、歧视。因为信仰法轮功就和余杰们信仰基督教一样平权，如果没有因为余杰信仰基督教而拒绝他担任笔会的职务，那么就必须公开承认对曾铮、盛雪女士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
从德雷福斯案件到余王排郭事件，一个记载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一个是软弱、对名利的心计。在历史面前，辩白甚至谩骂别人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已经记录下，在思想和信仰自由受到践踏，弱势民众被残酷迫害的时候，你不但不敢于站出来为他们“控诉”，反而顺服掌权者、用尽心机败坏他们的声音。
因为同情法轮功而不能让他会见布什，不能担任笔会职位，因为法轮功信仰而不能公开担任笔会的具体工作，这都是事实！与其继续用计掩盖，不如立即站出来，你现在仍然有机会为这位女作家，为法轮功，为高智晟“控诉”。
哈威尔说，要为真实而生活，知识分子就是要不顾一切地讲真话！左拉说，我控诉！对此，我想要说的是，在法轮功需要为他们呼吁的时候，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为他们呼吁，控诉！对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附庸权势，猎取名利，只要它助长了极权的专制，我们就要毫不留情的抵制！
2006-7-23于德国埃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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