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此南辕，有彼北辙？是“两代”、还是“两位”知识分子的不同？稍作比较我们就能够看到，在这个看来平常偶然的现象中，实际上存在着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以及更深刻的知识分子追求问题。
观察描述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多，但是笔者想从“文化政治”还是“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入手。
由于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方法都是来自西方，因此现代思想描述、分析使用的概念思想都是来自西方。所以要想使得描述、分析清晰准确就必须首先明白自己使用的是哪个概念，对应的是哪个西文。否则任何一篇中文分析性的文字都不会清晰。
中文的“文化政治”实际上涉及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Cultural
Politics（亦或Politicize Culture），“政治化的文化”，一个是Politics of Culture，“文化中的政治”。在前者是使用文化问题但实际上过问的是政治，也就是用文化来参与政治。在后者，虽然是在文化领域中，然而他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的不是文化问题的探索，而是“政治”活动。这里文化领域的“政治”活动并非指的是与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相关的东西，而是指本意的Politics，即文化领域中的人士往来，名利运作。
“政治文化”则与前者不同，它涉及的是Political
Culture，或者说Culture of Politics。总之它涉及的是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它所涉及的政治是因为要分析这种政治的文化内容。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
弄清这两个问题，你就会明白齐如山和龙应台的不同在哪里，为什么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由此，你就会清楚齐如山、龙应台二人在文化问题上的不同根基，对文化问题的不同态度、作法和去向。说到底，你会看到一位是由于文化，一位是因为政治。
去大陆的龙应台女士也的确是因为政治，因为龙应台女士究其半生基本从事的都是“文化政治”。从她的《野火集》成名作开始，龙应台女士关心的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可能事实上还不止如此，龙应台女士的性格大约先天就拥有这种特点，在她学习研究英语文学的时候，在大学工作的时候，她关心的也是文学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同样，《野火集》后龙应台女士的作品也没有离开过社会和政治问题。
龙应台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再到德国、欧洲，这是三个反差巨大的文化，但是这三种文化的明显不同，中西，欧美，英语文化和德语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巨大不同，所带来的历史，以及现实社会和政治现象、历史结果的不同，并没有引起龙应台对于文化问题、文化哲学问题、政治文化问题的兴趣。她的兴趣，她的写作始终围绕着“文化政治”问题。
大约十年前龙应台重新回到台湾担任台北文化局长，就更是一个“文化政治”职位。她主要从事的是文化领域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与如何建设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即便是为那些真正文化事业，真正文化的研究开放绿灯，铺平道路，那当然也是文化领域中的政治问题。
从台北文化局长下来，以及此前、此后的去大陆，龙应台女士涉足的同样是“文化政治”问题。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到台湾，龙应台带着母亲去看，所谈到、想到的还是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
对于共产党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它和传统的关系，和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异同，这不是龙应台女士最关心的问题，和想要探究的问题，这大约也就是龙应台女士能够在大陆的水流中弄潮的原因。因为你涉足的是“文化政治”，你才会和那些在文化精神上和你格格不入的人圆融地交流，才能够把那种假大空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样板戏的“宣传”当作“历史”来讨论。
七十二岁离乡背井、逃生到台湾的齐如山先生，和龙应台女士形成对比，他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而逃亡到台湾的。他是一个文化所化之人，他关心的是文化，从事的是文化，因此他深知在共产党社会没有他的生存空间，文化活动空间，甚至没有那种广义的“政治”——人际交往的空间。
受传统教育的齐如山先生青少年时代在同文堂学习德语和法语，在辛亥革命前曾经介入政治支持革命党人，曾经三次到法国。但是先天的气质使得他没有更深地被卷入政治，对文化的兴趣更使得他在专注京剧研究后，从幼稚的片面西化思想转向了对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开掘、认知和推崇。
仔细对比你就会发现，齐如山西渡，龙应台留洋，在文化问题上，对他们各自产生的结果竟如此不同！而在这个基础上，齐如山南逃，龙应台北去，在政治问题上他们各自的反应也真的是南辕和北辙。
齐如山的经历使得很多人，包括梅兰芳在内，认为他是非政治人，甚至还做过很多所谓“进步”事情，因此不必自寻离乡背井之苦。然而，只有齐如山自己知道——不同文化精神潜在的那种巨大的对抗性，格格不入性，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他，只有去台湾，而没有龙应台那种到大陆的可能。
对这个问题的感觉，齐如山当然不是第一人，当年王国维的投湖自沉就是为此。文化的种子，文化的参天大树只有选择自己生存的土壤，否则就是绝路。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让人看到在知识人精神上的巨大差距。
齐如山没有等到样板戏的出现就驾鹤西去了。然而，齐如山对样板戏的态度却肯定是厌恶的。因为在他逃离大陆的途中，途经上海，梅兰芳邀请他去看《生死恨》的电影拍摄，他坦率地加以拒绝，认为“好不了”的谈话；他对于京剧特点的认识决定了他对京剧的所谓“西化”改革的否定性看法，更何谈那种极端西化的，也就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服务于政治的宣传剧，那种咬牙、瞪眼、挺胸、跺脚的假大空的表演方式。
如果齐如山看样板戏，可以想见他肯定是从京剧、文化的角度去看，而不是龙应台那种从“政治”角度，从两岸交往的角度评说样板戏。这就是“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不同，知识气质的不同！
齐如山的看法注定了他肯定是鄙弃，无法容忍这种粗劣的对京剧形式的滥用和践踏。因为即便是谭元寿都能够看到样板戏不是京剧，更何谈齐如山这样的京剧大“家”。
在艺术的土地，传统的环境，自由的空气中，只有热衷于政治的人才能够视而不见这种文化的不同，容忍这种甚至可说对“传统”、对“京剧”的近乎荒谬的嘲讽。
如今，齐如山去台湾，已驾鹤西去，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孕育我们文化思想的不尽源泉，我们华人文化的根本精神。
“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确有其关联的地方。政治文化探究的是文化的根本问题，传统的基础。固然，没有“文化政治”的“政治文化”可能会缺少生气，然而，没有深刻的对“政治文化”的关怀和探究的“文化政治”却肯定是轻浮的，甚至会乱了方寸。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红灯记》来宝岛，在两岸的交流中，如果没有齐如山这样的文化人，没了齐如山带到台湾的灵魂，而只剩下从政治上谈论《红灯记》，只有“文化政治”，那台湾就危险了。因为没了坚实的价值基础，台湾宝岛就有沉沦的可能，被大海再次淹没的可能，而那时，齐如山的后人就无家可归了。
齐如山去台湾，龙应台到大陆，带给我们的问题实在是深刻的问题，涉及的思想的确是根本的思想。
齐如山去台湾，六十年过去，台湾曾经为了自己的安全，用汉贼不两立的隔绝及反对来保护自己，曾几何时，现在台湾以为自己强壮到不必惧怕那个毛贼了。“他比贼壮”甚至使得有些人以为贼不再是贼了。可台湾人可曾忘记“贼心不死”这个中国成语，是否忽视了“贼胆包天”这个危险？！然而，这一切还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根基的“文化政治”。
没了齐如山的台湾，“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2012-2-11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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