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文化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上）
一．问题提出
最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最近十几年法轮功的出现和发展，以及最近几年有关如何评价时下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政治问题的争论，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有关文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如此严重地关切。（注解1）那么，为什么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越来越突出，甚至经常成为焦点问题？我想，回顾历史，人们都曾经看到，七六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中国是文化空白，道德崩溃，学术落后。現在，则变成人人都看到，当代中国文化堕落，道德堕落，学术堕落！这三十年的变化发展，笔者认为人们应该注意到，当代中国知识精英，越是讨论文化问题，关注文化问题，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知识就越堕落！
这是一个的“奇怪”的历史现象，反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革命以及此前的十七年历史中，当代中国经历了最为残酷的对文化的硬性破坏，这种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为此七六年后，人们对文化问题应该说是更重视了。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说痛定思痛，要“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从而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有所谓“伤痕”文学，走向未来丛书，北京文化丛书等等。
在这个被很多人称之为所谓“宽松”时代到来的时候，包括李慎之、何家栋等人在内，以及一些所谓“青年才俊”，甚至可以基本上“以他们的意志和思想”直接或者间接总结反省文
化革命的历史教训，并且参与到八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文化和学术应该重生，或者至少是部分恢复，但是社会呈现的经验事实却是，从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学术、道德如江河日下，越来越堕落，到今天已经可谓不可收拾。再看这些知识精英，至今仍然一如既往，隔江犹唱后庭花，仍然在歌颂他们起于八十年代的，最近二十多年的所谓“成就”。这个“成就”和堕落应该使人们想到，二者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
正如文化革命，它不是毛泽东一人搞得，而是他培育的一代人—不懂人间是非，不知羞耻的一代为他推展的，是五四以来那些投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助纣为虐的发展结果。从每个人来说，不能说进出韶山热泪满面的人只是受害者，对毛泽东的罪行没有帮助。同样，自七六年以后的知识、文化和道德的崩溃堕落，也不只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的责任。
捷克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威尔说，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它的缔造者。最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再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文化革命是如此，从所谓文化革命到今天三十年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然而，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即便在所谓推崇哈威尔的人中，也几乎没有人像他这样来想问题。
对于文化和思想的经验历史的进一步考察还使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关系还不止如此。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专制制度像共产党制度这样，和知识分子联系如此密切。它是由一些知识分子构想、理论化，由众多的知识分子参与缔造、维护，并且丰富完善了它的各方面内容。没有一个专制制度如此水乳交融地和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所以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问题，不仅牵扯道德问题，而且牵扯到认识论、方法论等根本的思想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有着深刻的道德和智力原因！
反思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的革命到七六年并没有结束，而是一直继续。正如同邓小平对其所谓“改革”的提法一样，黑猫、白猫能捉到耗子就是好猫，邓小平等共产党领导集团能够容忍，助长的思想与文化，在那个社会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思想与文化，都是本质上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相适应的文化和思想。黑猫退居幕后，白猫进到前台，不过是反传统，反人类的文化革命暂时改换一种外貌，让暴力退到幕后，从表面沉潜到深层。而它对不臣服于它的文化的摧毁和破坏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更为灵活。
由于这个为了维护极权主义专制的改革所使用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它的物质至上在巩固专制的同时，更毫不留情地毁灭了环境、道德等一切有序的东西。那个起自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思想的反传统、反自由主义的潮流，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后，仍然继续向纵深扩展。
用邓小平的猫论看，三十年来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尽管出现了一些猫的变异，走向未来猫、伤痕文学猫、各种丛书猫，但是究其根本都是猫。八十年代的空气使得凡不是猫的异类在中国知识界仍然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因而为数极少。
具体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当代中国文化和学风的败坏，到走向未来丛书等这一批人已经走到了顶点，其后二十年不过是增加了一些腐臭而已。（注解2）
然而，为什么这一切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事实，至今还迟迟未被中国知识界更广泛地接受呢？我们既可以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可以说是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在一个猫的群体中，自然把花猫就当作和黑猫、白猫不一样的异数，更可怜者，把长了癞的猫当作反叛。然而，无论共产党，还是依附于它的知识精英，对真正的异类还是非常敏感的，例如法轮功的出现，尽管开始时很温顺，但是他们都立即敏感地感到了其格格不入。笔者八十年代以来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见笔者即将发表的另外一篇写于九六年初的文章“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关于自然辩证法问题争论的继续”）同样，时下这个自由文化运动，还没有诞生就很让一部分人不舒服也是这个原因。
为此，笔者认为，反思最近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史，如果继续教条地沿着五四，沿着文化革命的思路，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走下去，其结果就是如今天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继续造成文化堕落的加剧。
为此，笔者强调，思索反省当代中国文化的堕落，必须跳出这个极权主义文化所加给我们的界限，抛掉这副有色眼镜，否则无法更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走到这样一个腐臭的死境。
基于这个想法，笔者在本文中首先从文化问题入手，分析为什么极权主义文化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然后解析极权主义问题及理论的发展变化，从而说明笔者为什么使用极权主义来描述时下的中国社会。最后笔者对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文化知识问题进行批判分析，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自由文化，重建中国知识传统。
笔者在本文中在十年前工作的基础上，再次强调提出，现今早已经全盘西化的中国社会，为当代研究极权主义提供了一个标准模式，中国自邓小平以后的改革使极权主义从教条走向了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第二阶段，第二代领导人例如胡锦涛、温家宝，以及当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则提供了极权主义社会的另外一个标准产品。
笔者强调，“九一一”后，人们将会逐渐看到，中国的极权主义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威胁比冷战的时候，要更加广泛和危险。
在分析描述上述问题时，笔者还对当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当代文化思想问题的错误一些理解和解释，以及造成它们的根源，从哲学及思想史方面进行了辨析。
二．文化问题演变探悉
1．文化概念辨析
2．启蒙运动以来的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探悉
3．文化问题讨论中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1．文化概念辨析
我们谈的自由文化运动是什么。我想首先简单地辨明文化一词的含义。我们中文文化和西文Culture其实是有根本性的区别。中文的文化指的是文治和教化，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基础上的人文思想。它是内向的，以人和社会为核心的。而西文的文化出自拉丁语，根据辞典解释，Cultura产生于农业耕作。直到近代的早期，作为现代意义的“文化”使用时，它仍然还是一个定语，cultura animi， 对精神的培育，仍然只是耕作、培养意思的延伸。到十七世纪末期它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用来描述由人形成的的世界。也就是到这个时候，“文化”一词才摆脱直接意义上的使用，成为描述影响和传袭人类行为方式，并且从中不断地会产生出新的挑战要求人们的关注的一个词汇。
在此，我们必须看到，由于讨论和交流的要求，也由于我们在讨论中使用的一系列的概念术语、以及讨论的前提及内容，现在我们说的文化一词，虽然我们使用的是中国文字，但是它是按照西方的规范来使用讨论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作这个讨论的时候，笔者发现，直到今天，且不说中国学界的望文生义，就是在西方的研究领域，或者说在现今世界，对于文化问题的一个历史性，有约束性的定义却始终没有产生。虽然最近对文化现象的兴趣的增加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文化概念，但是却没有使得探究更为清晰明确。人们虽然抱怨它的模糊性，但是很少人为客观地探究它付出努力。
至于东方文化，和我们这些人现在所思维的，所谈论的“文化”的区别，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在认识论上，我以为，Culture，它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的对立的基础上。中国则是天人合一。中国文化是整治，修养人，而西方是整治自然、对象，包括近代文化概念中的“人”也是作为外在的对象。就是这个特点，造成宗教征战更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也就是这一根本区别使得中国文化没有那种朝向科学的冲动，不想，也没有产生出当代科学。
西方也正是由于这种人和自然对立的二元论使得西方有更多地冲动战胜自然、攫取自然，更多地冲动放纵自己的欲望，从而产生了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产生了近代科学。但也正是这个冲动造成了当代的很多问题。例如环境过分开发，污染，人欲横流，物质主义在各个领域中蔓延。今天的文化扩张、侵略问题，宗教对抗冲突，乃至战争问题，也都是这种二元思想文化极端化的产物。
人与自然，对人生的思索，人组成社会后遇到的问题，在传统的中国人的社会中，当然也存在。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产生在人的一些基本天性的基础上的。然而，中国文化对于这些问题有自己固有的、传统的解答、解决方式。或者说，从易经以来，从孔学以来，中国人发展出自己固有的一种自洽的，解决导引这些问题、这些冲动的方式。当然它也就把中国社会完全导引向和今天西方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就其这个特点来说，中国文化由于这种内向型，所以它没有非常强的扩张的冲动，只有非常韧性的渗透性，消溶性。
和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特点，带来了近代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自由贸易，以及强悍的人本主义。这一系列的特点，导致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扩张性。近代世界各民族、各种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其主动方面基本上都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引起的。
我在描述这一现象的时候，并没有好与坏，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而是在力图说明解释一个历史发展现象。
一个半世纪以前，我们中国社会在西方人眼里看来，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如同印第安人，如同非洲，不过我们有相对来说较为成熟的精神和物质文明。但是，一个半世纪前，西方文明开始冲破了中国的壁垒。打个比方说，犹如一个拳击手，进入一个书生家，两相较量的结果，不是书生比拳击手劣等，而是打不过他，只好放弃阅读，先来西化。撤去书柜，引进沙袋，拳击套，演练拳击。演练的过程中，当然也在讨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书生身体，拳击手肌肉和体魄，殊不知演练过程中，肌肉体魄变了，书生的身体和精神也不复如前了。
最近一百年来，西方文化，由于物质上的强势，由于船坚炮利，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而且在社会生活、文化，乃至精神上，逐渐、全面地摧毁了中国文化。古代中国其实是和印第安人一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消亡。例如，我们这些人的思维，基本上都是西化的。我所指的西化是我们的思想方式，所使用的语言概念。再例如我们刚刚说过的对于“文化”一词的看法，乃至最近一百年来文化的发展，都不仅脱离了中国传统的模式，而且是直接摧毁了这个模式。
所以，尽管中国文化的含义和西方不同，但是我们今天谈的自由文化运动使用的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而论述为什么我们会有自由文化运动—这个产生于西方的思想冲动，又再次说明，五十年来、或者说一百年来西方文化已经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我们只有究竟应该接受什么的问题。
2．启蒙运动以来的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探悉
对于文化问题的关心和讨论起源于十七世纪，从历史的意义上看，它产生于静止向变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事物开始迅速地改变，人们信任的观点也受到审查，并且不得不改变。由于它是人们对于世界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人们生活、社会关系中各种关系的反思，因此说它是伴随启蒙运动产生，甚至说文化问题打开了启蒙时代也就毫不为过。批评家们甚至说，启蒙时代的人们发现人的文化本质，十八世纪是探讨一切人共有的是什么的世纪。
笔者以为，说启蒙时代打开了其后二百年人们对于文化问题的关心和讨论，也可以说毫不为过。它为文化讨论带来了一种新的品质，这就是，人们无限地相信怀疑、质疑，以及批评的正当性。文化问题的内容在其后二百年里也因此不断地变化，甚至由此在概念、思想上产生分裂，这种分裂直到今天仍然在学术领域，在社会生活中纠缠着我们。启蒙运动以来为我们带来的文化问题的讨论大致有以下几种倾向。
（1）启蒙运动中的对于文化问题的关心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现代化，对于新的知识的冲动。当时的精英人物，例如伏尔泰、卢梭、蒙台涅等著名的思想家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帮助那个时代，因此，这种冲动立即使他们以批评的眼光转向自己的文化。为此，它最初的批评带有很强的哲学性。
这种对于新的认识论和思想方式的推崇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相信新的科学工具能够战胜现实和自然，二是随之而来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
在此，人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切最初是很少的几个博学的人的学术性的成就，其后很多类似的更为广泛的对于社会和精神的新的秩序的思索，使得它成为一种运动，而它在十八世纪又通过很多人的旅行、游记，使得欧洲的不可想象的生活方式，染上了很多奇异色彩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工业革命后，媒体的迅速发展大大加速了这种传播。这是一个典型的个人探索和“运动”关系的历史案例。现在，那些以个体研究的存在反对自由文化“运动”的人应该也能看到这一历史特点。（注解3）
（2）文化讨论，文化性的批评如同启蒙运动一样，立即带来对其自身，也就是对启蒙的批评，对文化讨论的讨论。在启蒙人物卢梭的浪漫派思想的冲击下，抛弃具体分析，整体性批评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讨论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文化的名义对“文化”的对抗，也就是以一种文化批评否定另外一种文化。
这种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在卢梭之后，受其影响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大都是否定自身文化的，文化对文化的批评。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是缺乏分析的传统，二是缺乏对西方历史社会的了解，当然更由于急功近利，从而使得这种最为轻易的卢梭的煽情式的讨论，更容易为他们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地接受。
卢梭所带来的这种文化讨论，由于德国知识界对于西方，也就是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近代的敌视，随之引发出另一种文化对文化的对抗、批评。这就是自康德之后，德国对西方启蒙思想的逐渐背离，经过黑格尔、马克思，到达右派倾向的斯宾格勒、海德格，以及左派倾向的新马克思主义，如哈贝马斯等。无论是右还是左，其热衷的都是文化对文化的批评和对抗。在由德国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知识分子甚至把那说成是，文化（Kultur）对文明（Zivilisation）的战争，德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战争，例如犹太裔的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注解4）
(3)启蒙以来的文化问题的讨论带来的另外一种倾向是人本主义的膨胀和教条化。近代科学的产生，工业革命和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巨大创造性，使得一部分人的思想无限膨胀，并且从而导致人对于人的作用，人的地位的过分放纵评价。它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开掘，盲目地相信自然总会供给人必要的生存物质，人们总会找到新的办法。更为过分的是相信人能胜天，随意进攻自然。而这一切在社会中的反映则是放纵人欲，一切周围的自然环境，一切道德规范都让位于人的欲望。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人成为了宇宙的中心。对于人究竟是不是宇宙的中心，笔者不能否定，也不能肯定。但是，笔者以为在肯定和否定都无法做出前，人还是应该谦虚谨慎，先来讨论、研究，而不是立即行动。
（4）启蒙运动的无限怀疑精神，和它带来的对一种所谓新文化的极端推崇，带来了新的冲突和问题。由于启蒙加速了人们知识和精神的变化速度，加速了人们生活的变化，因此这种怀疑精神，和越来越增强的文化讨论的“整体”倾向，不可避免地使得它看到它所极度推崇的现代化的另外一面。从十九世纪末叶，一八八零年开始，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就产生了“厌倦”、“恶心”和“厌恶”等思想情绪。这种倾向在弗洛伊德和尼采那里得到展开。
弗洛伊德在一九三零年“文化中的不安”观察描述了这种现象。这篇文章的题目在写作时甚至更加耸人听闻，题为“文化中的不幸”。它表述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的矛盾和没有出路。
他把尼采指出的危险，文化会由它自己的方法而毁灭，作为确实的前提，由心理分析对文化作了时代的诊断，认为它已经产生严重问题，并且无法解决。他揭示了在具体的经验世界中冲突已经到达何种程度。文化曾经给与人反抗自然暴力以实际有效的庇护，但是现在则干涉个人的生活和精神，幸福和文化相联系已经成为过去。由此人们感到“不安”，并无意识地发展出一种作为被折磨的不安、恐惧、或普遍的不满的罪责感。（注解5）
由此，弗洛伊德和尼采的思想结合给文化批评带来一个新阶段。卢梭曾经从人类学的眼光进行文化批评，对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东西表示怀疑。现在弗洛伊德和尼采从心理学出发解释文化，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他的批评，尼采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他把卢梭思想作为启蒙残余而加以反驳，认为日内瓦公民卢梭是“第一个现代人”、“理想主义者和病态的”。（注解6）
这种厌恶是明显的。尼采并没有更多地对卢梭作历史性的讨论。而更多地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很多革命口号都是以卢梭的名义。尼采自己是一个新的先锋派人士，他既不愿意成为公众的先驱，也不愿意服从公众的意愿或支持某个政治纲领需要。他其实想象卢梭一样要成为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他比卢梭更加激进，不仅反对当代，而且也反对历史，从此，“生命”是比文化更新、更高的概念。（注解7）
这种完全依赖于直觉的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在最近几十年中更为加剧。对于这种倾向，笔者认为，它过于专断地丢弃了启蒙为人类带来的积极成果，作为文化问题的讨论它不仅缺乏严肃，而且大都非常粗疏。
3．文化问题讨论中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检索上述几条发展线索，即以往和正在进行的文化讨论和曾经展开的文化运动，笔者认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经验和问题，值得我们在讨论和努力的时候注意。这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在开展自由文化运动的时候，要首先明白我们自己使用的方法和界限，我们谈的是什么，以及有哪些倾向可能混乱视听。
（1）文化讨论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对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先天地含有价值判断的讨论。因为，谁如果使用文化一词来说明什么，那么实际上他已经确定“没有文化”，“野蛮蒙昧”，以及那些不属于文化领域中的东西是什么。在文化一词后面存在着，什么是对文化的损害，什么超越了文化的边界，甚至什么就简直可以说缺少文化。任何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又伴随着指明，谁或什么是站不住脚的，应该去掉什么。由于这些原因，文化问题的讨论常常被作为政治工具使用。由于政治上的利用，文化的名声也迅速地变得可疑。
这种利用文化讨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纪初期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延续了自黑格尔以来的反对西方的倾向，以文化讨论的形式公开提出了反现代化，反西方。在这些讨论者中的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Spengler）（见《西方的没落》）（注解8）。人们经常把他们的文化讨论称为是一场“转向保守的革命”。在当时，它不但迅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带来相当程度的混乱。
这种文化讨论不但加剧了文化悲观主义，而且传播了一种倾向，把复杂的内容强力变成或敌或友的简单对立概念，把西方文明化的模式魔鬼化，包括对技术和进步的相信。这些倾向实际上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开始产生，斯宾格勒及德国的知识界不过继承、重复加强了这种倾向。
文化讨论问题中所固有的价值判断使得对于各种文化的讨论前提变成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价值的认同问题。这样，对于各民族、地区和国家文化的讨论，就变成平权的，因为你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贬低一个民族、地区或国家民众对于那种特有文化的选择。否则这就违背了近代最基本的人们有选择自己信仰、生活方式的基本人权原则。在这种意义上的价值认同使得文化只有进步和落后，但是却没有好或者坏，善或者恶的问题。
然而，文化讨论固有的价值判断却也先天地带来对于任何违背基本人权原则，不能够容忍其他民众的信仰和价值的文化的对抗和否定，例如，对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种族主义文化，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文化的彻底否定。这是因为这两种极权主义文化都是不仅在思想和精神上是排他的，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带来过残酷的血腥的事实。
由于这两种文化的取向，总数已经有几千万人死于非命。所以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对于我们下文要讨论的共产党文化问题，还有希特勒纳粹主义等，只要它没有接受普遍的基本的价值，只要它仍然是极权主义的，那就没有要肯定它什么的问题，只有如何对抗和消灭它的问题。
（2）文化讨论的整体化倾向、意识形态化倾向辨析：
文化这一概念，它天生就含有保存，继续某些东西的意思，然而文化讨论却是要重新批评性地评价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历史上所展现的，这种讨论常常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甚至是迅猛激烈的。
文化这一概念，它属于那种整体、总体式的理论概念。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与文化相关，都可以讨论批评。为此，文化这个概念的又常常纯粹是作为争论而使用的，而在争论中，一般来说“文化”一词都没有完全确定的内容，很多时候是在争论的使用中，不断地改变它的意义。
由于文化的这种整体性、不确定性和矛盾性，因此文化讨论常常带来的不是踏实的研究和分析，而是党同伐异的意识形态式的征战。不谈西方，但只谈在我们中间的表现，在最近半个多世纪，乃至时下在吹捧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基督教化的讨论中，这种讨论方法的表现就非常典型：对中国传统的傲慢自大，无知诋毁，对自己误认的上帝或者其他权威或义务的盲目信仰，极端的教派化，过分的虔诚，蔑视民众等等。
人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在嗜好文化讨论的知识精英身上发现这种文化批评所伴随的错误行为方式：出于仇恨而在知识上的古怪夸张、异想天开，以及自欺欺人的论证。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会经常看到这种文化问题的讨论。这类批评甚至可以说是过多到人们根本无法摆脱他们。这也是促使笔者在这篇文章中不得不强调，以意识形态式的批评来谴责是不能有助于理解和达到目的的。意识形态批评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批评将通过它的坚决的旗帜鲜明的专断教条而使理论上的贫瘠被掩盖忽视。它难以进一步了解熟悉更多的现代特点和因素，并且对世界模式的多元性更加格格不入。这类批评实际上是要求只有唯一一种文化的权威性，要求它的霸权。为此，它很容易脱离研究讨论领域，而被政治所利用。
过去的经验更告诉我们，出于这种目的，那些采用意识形态式的批评方法的人的工作很多是牵强附会，吹毛求疵，只是为了攻击其他的文化。
（3）什么是启蒙传统？什么是自由文化？
谁如果想要真正从事文化批评的研究探索工作，他就必须排除掉那些带有刺激性的感情因素的意识形态式的批评。在真正进行历史性的文化批评探索前，人们首先应该象康德那样对自身有一个清理，重新检视是否有不当的态度，使用的是什么方法。这种方法能够解释哪些问题，没有能力解释哪些问题，它的解释是推测性的，还是可以用经验证明的，它的界限在哪里。然后进一步检视自己对于概念是否有误解，从而为这种探索创造一个好的前提。这也就是首先要转向一种自省。这种文化讨论的态度和方法正是启蒙传统，真正的近代科学思想潮流所带给我们的积极的遗产。
为此，文化讨论首先应该弄清楚哪些东西肯定已经永远地衰落灭亡，以及那些被近代修改了的生活方式，以前究竟是如何的，然后是“描述性”（而非思辨的、专断的！）的文化批评，继而重新构造文化的自我观察过程。这中间包含文化现象的描述和批评的确立，当然在对文化现象的区分和理解中都是价值性的和判断性的。
文化问题的讨论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批评者的角色位置也在变化。在十八世纪，在中国是十九世纪，它是作为一种新的领域而出现的，尤其是它带有的现代性。但是其后，它的哲学批评就应该越来越多地带有和历史相联系的很强的当代的自我反省。
笔者在此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启蒙和科学思想与脱胎于德国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对抗的。它是宽容的，而非专断的，它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它是经验的、理性的，而非唯物的或者唯心的。这种倾向所带来的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化。
任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文化及文化讨论都是自由文化的天敌。
（4）自由文化运动面临的迷雾和歧路
将近半个世纪的共产党极权主义统治，造成我们这一代人精神、思想和学术的封闭。一知半解、指鹿为马、张冠李戴，这类错误，由于共产党僵硬的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在我们这一代人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当我们有了可以正视的机会时，我们没有很快地纠正自己。由于智力、道德，以及形形色色的其它原因，这种倾向始终伴随着我们，并且至今仍然没有退去的倾向。这就使得目前推动的，继承启蒙的自由文化运动更为迫切和必须。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康德式的自省精神，在反省讨论的时候，首先要检视自己使用的工具，检视自己的眼镜，则会产生非常荒谬的误差。这中间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就被引入中国的卡西赫（Ernst
Cassirer）的遭遇。
卡西赫是启蒙传统、近代科学思想传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是这个思想流派与倾向中的少有的几位涉入文化问题讨论的哲学家。在文化讨论中，最早介绍卡西赫的思想本来应该是我们中国思想界的幸运，但是翻译者、介绍人甘阳却令人啼笑皆非地把卡西赫作为海德格的先驱。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不是一个知识误差，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方法基础造成的先天畸形与残疾。笔者之所以二十年后还要再提这点，不是揪住甘阳个人的错误不放，而是因为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两三代人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仍然在用这种荒谬的方法在文化领域中讨论问题。（参见注解2）
卡西赫的文化批评，他的看法和情绪不仅完全和黑格尔、及其之后的海德格，而且和马克思，及其之后的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以及尼采、弗洛伊德，及其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相对立。他继承的是启蒙以来的经验和理性、分析传统，一种完全与上述几种倾向迴异的哲学气质。无须论证，海德格，无论在哲学思想上，还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上都是卡西赫的敌人。对这一段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海德格在德国大学，及其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影响，消弱了卡西赫的影响。一九三三年，卡西赫由于犹太血统而屈辱地放弃了汉堡大学校长的位置，并且不得不离开德国。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德国一直被边缘化，直到一九九八年出版他的全集，他的有关文化批评的论述，才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德国的学界已经承认，有关文化批评的问题由此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象尼采一样，卡西赫看到历史哲学的破产。但是，他并不是那种思辨辩论式的，而是分析的、描述的，并由此开始他的批评性的文化哲学。卡西赫断然拒绝黑格尔，而回到康德，从康德哲学探索出发。对他来说，最根本的是由理性批判来进行文化批评。（注解9）。他认为文化批评是对那种国家权力中存在的因素的批评。而这却是黑格尔要求人们承认的。（注解10）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卡西赫工作的意义，卡西赫对于他所拒绝和承认的东西的简单清楚的论述具有多重意义。事实上，卡西赫开启了时下文化批评的新阶段，并由此开始克服由于世界急速变动而加剧的文化悲观主义。如果我们观察这个时代的理论的发展的影响和基础，对他作如此的评价并不突然。当代那些所谓著名的文化论者，如傅科（Michel Foucault）、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朗格(Susanne K． Langer)、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古德曼(Nelson Goodmann)等其实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得益于卡西赫，并且不断地从他那里汲取灵感。事实上，是卡西赫把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不可拒绝的伴随现象，并由此重新评价了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文化。所以，二十年前，甚至到今天，甘阳先生如果读懂了卡西赫，如果不是敌视卡西赫，而是沿他的路走下去，那就肯定会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左派，做出一些清楚、准确地论述。
与此类似、根本不应该发生的胡言乱语还有很多。在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很多基本事实和思想的把握理解是绝对不能错误，不能张冠李戴的，例如，否定现代，要回到前苏格拉底的海德格和尼采不是一回事，和后现代也更不是一回事，把海德格作为现代派、或者后现代派思想代表会让海德格啼笑皆非。德国和法国知识分子对近代思想文化的感情、情绪和评价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当然，甘阳先生的这种错误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过失，而是那个社会的产物，这就迫使我们中国的知识界，现在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首先就面临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这种文化为何会造成如此畸形变态，如此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极权主义问题，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一切都仍然肯定是荒谬的。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为什么极权社会的学术问题、知识问题，首先是反叛问题，从封闭走向开放，彻底改变思想规范问题，否则产生的都是如甘阳先生那样的误解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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