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
这是在宣布刘晓波获奖后一个月写的文章。和刘晓波的分歧注定了正确的是我。因为零六年开始和他产生争执的原因是在如何看待共产党，以及在“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否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迎合共产党。这些问题更进一步反映在对于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党文化的认同问题上。直到一零年十二月他的获奖辞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而我从七零年开始就彻底唾弃了共产党，所以我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和东欧共产党的命运一样，中国共产党最终一定会被历史唾弃，所以就为此，和刘晓波的争论的性质，并不因为他得了奖就有什么变化。
现在重发此文，也为的是强调如何认识共产党。（2012-07-14）
一.我们的忧虑的究竟是什么
一九三八年，极权主义在欧洲已经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角落。敏感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从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在俄国执政就逐渐开始从各方面对此进行反思、探究。出生在德国科隆，
生长于奥地利的年轻的社会学家弗格林（E. Voegelin），在三十年代中期，从根本的文化思想角度，极权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宗教思想的关系出发，探究了近代极权主义的根源，并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了《政治化宗教》一书。由于出版广告的限制，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这本书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秋天，弗格林寄送了一本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语世界重要的犹太作家托马斯·曼。那时候托马斯·曼已经流亡美国。
弗格林究竟为什么会寄送给托马斯·曼一本，是想取得托马斯·曼的帮助在德国出版这本书，还是为了获得托马斯·曼的其它支持，没有文献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托马斯·曼的回信，却不但让弗格林大为失望，甚至可以说使他感到伤害。托马斯·曼在回信中说：
“对于您赠送给我的关于政治宗教问题的著作，我十分地感谢您。这是一本非常令人兴奋的、富有启发性、教益性的著作，它概括总结了在我们这个值得思索的时代的极为有限的空间中的丰富的思考经验。对我来说，您的弱点是著述中表现出的客观性。它让人感到您是在强调无批评性的、实证的意向。因为它涉及的太广泛了，开始时甚至有些好像是用来为那种可耻的实用主义辩护。人们期待的是道德抵抗，以及加强在伦理上的反对运动。因为正像我所看到的那样，应该开始在全世界组成对这种‘虚无主义革命’的反对。”（Eric Voegelin， Politischen Religionen，Muenchen，2007，144页 ）
按照托马斯·曼的希望，弗格林的书应该是具有战斗性的政治作品。但是，托马斯·曼太不了解弗格林探究的动机与思想了。因为使得弗格林探索思考这些问题的恰恰正是十九世纪以来知识领域中的精英们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正是知识分子中的那种群体的或者说集体主义的倾向。
在此之后，弗格林在该书的再版前言中，专门针对托马斯·曼的批评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对于弗格林来说，知识精英的政治化，知识思想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的那种集体主义倾向是最危险的倾向。反对希特勒、种族主义只是一个具体方面。二十世纪的历史也果然如弗格林所忧虑的，没了日耳曼的种族主义，来了无产阶级；没了希特勒，来了冷战，来了更多的共产党；没了共产党，来了恐怖分子、原教旨主义；没了战争，来了世界与极权专制的合作，盘剥局部地区的民众，糟蹋滥用该地区的环境。权力与精英们的勾结，甚至成为一体。这种倾向一百年来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在这种勾结中，甚至造就出一种癌变的共产党文化——一种特殊的极权主义文化。
以弗格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这一系列现象的探索、研究和抵制，是为了能够使得历史的进程接受一些经验教训，少走一些弯路，为了我们的后人少一些牺牲，少一些苦难。正是为此，知识分子的目的不仅绝对不会是政治权力，及政治上的得失，而且他最终关心的也不是表面的现实政治。正为此，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正是那些社会精英、知识精英。
弗格林及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卡尔·波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雷蒙·阿隆、依赛亚·伯林等思想家们深刻地看到，二十世纪的一切灾难都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相关联，这不仅表现在西方，也表现在东方，不只在掌权者，也在攫取权力时的谋乱者，不仅在极权主义国家，也在一般社会中。
弗格林等人对这些问题从不同方向，不同领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历史证明他们的忧虑是对的。在他们去世几十年后，我们面临的依然是这个问题。这就是今天不仅我们自己拒斥共产党文化，而且不断地吁请世界注意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在如何评价刘晓波这一类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所忧虑的中心问题：
刘晓波到底代表了什么倾向？
他的获奖将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影响、什么后果？
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
我们考虑的不是托马斯·曼那样的表面的政治因素，而是深层的——导致中国共产党统治半个多世纪灾难的那些因素，导致中国发生世界史上最黑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最残暴的八九年大屠杀，最令人震惊的物质大匮乏，精神大腐败，以及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环境大崩溃的与知识、文化及精神问题相关联的种种思想原因。
从这种角度看，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让我们忧虑，忧虑它可能带给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忧虑它助长当代极权主义的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忧虑它会迫使我们的亲友和后人付出更多的代价。对于这个获奖的欢呼，人们有理由认为，它很可能如当年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慕尼黑签订条约后，人们弹冠相庆获得了和平一样，由于它所带来的我们无法把握的走向而成为真正的饮鸩止渴！
二.刘晓波：意识形态化的畸变产物
刘晓波们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倾向？现在，我们为什么重新提出弗格林等前辈们曾经忧虑过问题？
五四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走向了一条歧路，一条片面全盘西化的歧途。这条歧途不仅是对中国文人传统的那种礼义廉耻、忠孝仁义、修身济世的传统价值观、生活观的背离，而且是一种片面的西化。左派知识分子的那种自以为代表真理的专断教条思想，傲慢态度，在哲学上是那种毫无反思、妄自尊大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及决定论的思想产物，在文化思想上是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西方宗教思想的世俗化结果。这种思想导致他们成为一种异化了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一种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艺术等专业领域则导致他们脱离了具体的专业问题，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就是主题优先，以论带史，政治目的统帅一切。在这种前提下，他们的一切作品都成为一种追求政治功利的宣传品。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所谓五四、“科学与民主”、启蒙、救亡、全盘西化、传统问题等，在左派文人那里的所谓研究和讨论，都是一种为政治目的服务，甚至可以说本身就都是一种政治。利用这种东西游走于各“党派”高层的知识精英与中国传统那种具有救国济世的“家国”情怀的文人是不同的。“党”文化和传统社会的“士”文化是不同的。
知识精英的这种倾向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得到了彻底表现——彻底的政治化、功利化。这就是四九年后，从李希凡们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完全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显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畸变现象。
从李希凡开始，其后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历史学领域中的以论带史等问题的讨论和所谓成就，到六十年代初期对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对于《北国江南》、《海瑞罢官》的批判，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八十年代的各类青年知识精英们的所谓“开放改革探索”，如“控制论研究历史”、“西化问题”的讨论，乃至后来被作为正面形象重新发掘出来的顾准现象等等，都是一种以政治为目的的宣传，在学术上不仅毫无价值可言，而且根本就是一种直接的毁灭。所有的这些青年才俊，知识精英关心的也是政治得失。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李希凡、戚本禹、姚文元的道路，永远吸引着他们。
这是一条政治化的道路，一条完全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一条非正常社会知识分子的道路。不幸，刘晓波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并且三十年来他从来也没有试图努力摆脱这条病态的恶之路。
首先是价值问题、世界观问题，在对于天地人，人的认识的最根本的问题，形而上学前提问题上，在他们的极权主义前辈们封闭的、畸形的教育下，刘晓波们是失去了传统的一代。在刘晓波走的这条路上的知识精英，既没有中国传统文人所特有的士大夫情操，忧国忧民、忧君、忧政、忧天下之兴亡、人间之疾苦的“家国”情怀，没有中国文人固有的“正气”、“清气”，也没有中国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都具有的那种对抗权威，独立自由的思想与艺术精神，及对政治的蔑视与厌恶。只要做两个对比，那就是把刘晓波们与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相比，把刘晓波们和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布罗斯基、吉拉斯等现代知识分子相比，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根本区别，及刘晓波们极权主义文化的血缘传承。
其次是刘晓波的著述，其方法、思想、语言，提问题的方式、提出的问题，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表现的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的文化。或者说，正是弗格林、波普们所不认同的那种文化与思想。刘晓波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所谓知识分子的刘晓波的知识和学术工作居然从来也没有超出过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这本来在最近三十年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走上背离的道路，可惜刘晓波没有这种冲动和倾向。
所有这一切，又从客观及主观上，双方面造成了刘晓波们，这两三代人学院训练与知识结构的贫乏苍白。
其三，刘晓波的一切考虑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他的早期的黑马式的文学批评，中期的，八九年投入天安门广场的活动，电视上的作证及其后的忏悔及著述，以及最近十年的各种杂文，对于不同意见，对于中国社会时政问题的文字都是意识形态化的文字。不错有一些时候刘晓波的问政已经是在共产党的主流意见的边缘，但是他的所有的考虑都是为了政治，而非为了价值，社会的、个人的、学术的价值。这种以文字谋取政治社会利益的道路完全是陈伯达、李希凡、姚文元、戚本禹的道路的延续。这条路和八十年代初期的金观涛、何维凌们，陈一谘们，陈子明、王军涛们……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因为机缘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同，刘晓波不幸也走向了当年那些共产党的合作者们，如章伯钧们、陈子明们所走向的被整肃的道路。
这样一条道路当然和我们一直推崇的，最近半个世纪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例如索尔仁尼琴、布罗夫斯基、萨哈洛夫、米沃什，乃至那些苦闷的知识分子肖斯塔科维奇们不一样，当然和那些经过痛苦后从左派知识分子中走出来的凯斯勒、纪德、吉拉斯们不一样。
没了知识和精神追求的刘晓波们在政治中如鱼得水，不管是哪种政治，掌权的还是在野的，这本身就说明，这是一类异化了的知识分子。
三.极权主义文化的回潮
尽管如此，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作为极权社会癌变结果的刘晓波，还是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很多直接的、正面影响。然而，这直接的正面影响却大都和刘晓波无关。因为欢呼支持的中国民众大都不关心刘晓波是谁，刘晓波做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和平奖给的是在监狱中的人，中共政权不欢迎的人。他们关心的是是否打了中共政府一个耳光。
民众的欢呼是对共产党的抛弃与否定，而绝对没有一丝一毫肯定的意思。在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共产党倒台，那在全世界、中国得到的一定是如八九年柏林墙倒塌时那样的最大的欢呼。所以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的直接的积极影响本身否定的是刘晓波的说法和做法，那就是他对共产党近年来所谓进步的肯定，以及它所谓的自己“没有敌人”的说法。
如果刘晓波们还有一点感觉的话，那么就可以从这种欢呼声中感到民众对他们对共产党的顺从和美化的嘲弄和否定。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的结果很有南辕北辙的可能。因为共产党文化产物的刘晓波们借诺贝尔奖而欲图继续走下去，甚至拓宽他们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种极权主义文化的反动，甚至可以说是八九年以后，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极权主义文化回潮。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的事情的发展变化和最近一百年来的国际社会、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看到，它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政治及其文化思想的反动与回潮。
3-1.百年来对于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的探索及极权主义文化孽障
一百年来，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始终是人类当代历史，知识界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从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掌握了政权，支持也罢，反对也罢，都要面对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问题。最早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列宁建立在恐怖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争论。到二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出现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随之在欧洲产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派知识分子对此的争论也日益深化。到三十年代，由于希特勒纳粹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对极权主义问题讨论的迫切性。事实上，其后半个世纪所有对极权主义问题讨论的思想与方法基础都是在三十年代基本上形成的。例如弗格林、卡尔·波普、哈耶克、雷蒙·阿隆等人的思想。而一大批有良知的文学家、诗人、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从不了解，凭热情和理想，到对他们本质的认清。这中间包括纪德、凯斯勒、奥威尔。那些至今看来还没有任何过时感觉，入木三分的作品，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纪德与凯斯勒的作品大都是那一时期他们的经历，及对此的思索反省的记录。
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从三十年代以后，尽管在二次大战中，因为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曾经暂时退到第二位，但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立即又成为人类不得不面临的中心问题，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思想文化问题。四十年代末期开始，极权主义概念虽然不断引起争议，但是逐渐成为分析共产党社会和希特勒极权主义的中心概念。这期间出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及美国布热津斯基等对于极权主义概念的进一步讨论使得极权主义概念已经超越哲学和思想领域，进入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文化学，并且成为谁也不能够回避的概念。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五十年中，有关极权主义的文学作品、音乐作品成为这半个世纪最重要的经典作品，人类历史上的宝藏，音乐作品，例如《日瓦格医生》、《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米沃什、布罗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则成为冷战时期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家。
共产党问题是这一百年来最重要的问题，是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提法，不是如何改善共产党，而是它给人类带来哪些罪恶，如何抵制、消灭它。
中国社会当然也逃离不了这个问题。四九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个问题的探究。然而到五七年，一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延续了这一讨论，提出党天下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由主义思想与共产党意识形态及极权专制的对立问题，自由民主问题，然而，另外一方面，谭天荣、林希翎、林昭等为代表的左派思想的新一代，已经显示出，他们逐渐被共产党思想意识形态化，失去了提出问题的能力、思维能力的特点。这个特点由于五七年共产党对传统知识分子彻底粉碎，以及其后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全面控制和意识形态化，居然使得五七年后的几代人，沿着谭天荣、林希翎们的方向彻底被意识形态化，异化，彻底失去了感知、提出以及研究问题的能力。
自谭天荣、林希翎之后，后来的知识精英们失去了前述那种一般社会对于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研究取向。完全被意识形态化的精英们走的是李希凡、戚本禹、姚文元的道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所谓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居然在这些知识精英们那里没有看到任何一般社会中的那种对于共产党社会及其思想的探究。可以毫不为过地说，七六年以后中国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是试图改善延续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统治的一种脑软化现象。极权主义概念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后才进入中国知识界，更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再看刘晓波 先生。学生时代的刘晓波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最彻底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分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宣传产物。以往共产党搞意识形态斗争几乎首先总是选择在这一领域。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回顾刘晓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同样如此。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的所谓黑马式的批评，除了在表面政治问题上引起的效应外，他的语言、他的方法、他的思想，不仅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而且可以说完全走在这条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上。对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及其文化问题居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厌恶与反叛，更没有显现出彻底告别这种极权主义文化，追求另外一种思想方式的冲动。细究刘晓波八十年代的工作及其思想，说他完全是极权主义文化孽生的畸形产物是毫不为过的。
在这一阶段的思想潮流中，陈寅恪、洪谦 先生他们直接和间接地涉及到这一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共产党思想，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探索，思考。以自然科学为专业的黄万里 先生则又是一种代表。他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认识，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直接，但是对于政治的看法，身上的学风都是显示着对于这种党文化的对抗与抵制。人们可以看到，即使到了九十年代，在黄万里 先生写给所谓党领导人的信中，都没有任何党文化的那些意识形态式的套话，没有沾染任何党文化。
3-2.八九年柏林墙倒塌，共产党集团崩溃的意义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这是二十世纪，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的历史意义绝对不只是政治上的，也就是它绝不仅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单纯的民主国家战胜专制国家，而且意味着一种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精神、思想及文化的彻底失败。过去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很多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文化问题，至此都已有了历史性的“经验”的答案。它意味着卡尔·波普、弗格林、雷蒙·阿隆们所尊崇的价值，所做的探索是必要的、正确的，而共产党及其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及文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被公认，并遭到彻底地抛弃。
在这种意义下，极权主义概念在经过了起伏以后，几乎被思想界完全接受。对共产党的认识变成了究竟是否可以把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专制和希特勒极权主义专制相提并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深入的讨论使得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依然是在作为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出现在思想界。一九九七年出版了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并且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近二十年讨论极权主义的书籍涉及之广，之深是过去五十年来所从来没有的。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及知识界来说却并非如此。
一九八九年，中国共产党把一部分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逼迫成了反对派，但是这些精英们却从思想上依然没有产生反叛和反思，没有过产生变化的需要和冲动。他们的眼界也仍然沿着笔者前述的的方向：这就是语言、方法、关心的问题仍然意识形态式的，根本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规范，来重新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文化、思想、学术，基本的生活方式上来认识评价共产党及其社会。
在这方面，刘晓波八九年后的文章、观点及做法还是没有显示出要彻底告别共产党社会的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的冲动。不错，刘晓波在九八年前后的一些文章，曾经引用过笔者提出的极权主义的两个阶段的提法，但是他仅仅局限在提法上，而没有对共产党社会，极权主义问题的彻底探究。这是因为他根本的思想方法与笔者不同，他不知道，极权主义及两个阶段的提法是建立在对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基础上，建立在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极权主义当文化的彻底反省的基础上。所以他接受的不过是某些术语而已。
刘晓波这一阶段留下来的历史，让我们再次看到，他们没有基础、也没有能力如其它地区的知识分子那样提出及讨论极权主义、党文化问题。
这一阶段的刘晓波，尽管在政治上被共产党彻底赶出体制，但是在思想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他所显现的极权主义文化孽生的特点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有做出这种“改变”的必要。
3-3.最近十年国际及中国社会对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认识的变化
在最近一个世纪，共产党及其思想文化是知识分子、知识界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八九年柏林墙倒塌后已经不再是它是否是极权主义国家，是否能够通过改革演变成一个正常国家的问题，而是是否应该把它和希特勒极权主义等同看待的问题。
然而，在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一个十年，尽管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已经普遍化和深化，但是由于人们不再感到极权主义的现实威胁，因此，它越来越成为
一个历史问题、学术问题，而忽视甚至忘记了身边那些活生生的极权主义存在物。这一倾向也再次让人们看到弗格林与托马斯·曼分歧的深刻性。人们更多的是功利性地关注极权主义存在的“政治”影响。
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因循了这一功利规律，把极权主义问题再次推向世界历史的舞台中心。恐怖分子与百年来极权主义问题的联系，以及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政府不时让世界感到的政治上的再次威胁，以及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彻底毁灭，对环境的毁坏、对世界的威胁等一系列问题，使极权主义问题开始重新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心位置。
在这个十年中，在中国，虽然经过了五十年代彻底摧毁中国传统，以及与世界联系的断绝，但在经过文化革命的彻底黑暗之后，还是有部分知识分子保持了正常的知识传统，例如黄万里；还是有不断的文献再现了以往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对抗，例如九十年代陈寅恪的重新发现；还是有年轻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铁幕外的思想，例如六九年后笔者所走过的道路；还是有中国民间的，从来也没有中断过的对于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天地人观念、家庭观念，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坚持。
所有这一切，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虽然没有在知识分子中形成群体的对于共产党问题的彻底性的探究，但是在中国民间社会却形成了对另外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追求。九十年代的这个追求的典型代表就是法轮功的出现。九十年代出现的法轮功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奠立了最近十年中国社会对于共产党问题讨论的社会基础、思想背景。
二零零四年《大纪元》发表的《九评中国共产党》，以及以后展开的讨论与退党运动，可以说完全是最近一百年人类社会、知识界，对于共产党问题讨论在中国继续和扩大。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思想、文化、人类生活方式的横向和纵向联系。它代表的是对于极权主义，对共产党的全面的抛弃，不只是政治上的，而且是从最根本的生活方式上。这当然包括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概念语言。
在这样一种潮流中，也就是在八九年以后形成的世界性的对于极权主义的彻底否定中，刘晓波们却没有借助这个发展去彻底改变自己的学风、作风，反而仍然固守着旧有的对意识形态化的文字，对玩弄政治的爱好。更为甚者，仍然利用权谋打击其他异议人士。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与刘晓波本来并非属于一个群体的所谓“和解智库”、和解派们。在这个大潮流中，和解派们苦心经营的就是一个，不能彻底否定，彻底抛弃极权主义及其道路。和解派们当然不敢，也没有能力谈论思想文化问题，所以只有围绕在政治问题中的幻象中，制造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例如“胡温新政”，“党内可能有改革派”这样一类的问题。尽管所有这一切都和肥皂泡一样不断的破灭，但是与共产党共生的这些所谓精英，还是会不断吹出新的肥皂泡来，例如最新的“习近平的人民性”等。
如果从百年来对于极权主义的探索和认识的思想史角度看，二零零八年出现的所谓《零八宪章》，可以说是对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东欧异议人士对于共产党专制的反对行为的一种反动，对百年来探索并且否定极权主义的一种对抗与否定。因为零八宪章不仅没有提到对于极权主义的彻底抛弃，相反，与时下德国正在讨论的东德共产党国家是否是一个合法国家的讨论平行，零八宪章的基础恰恰是对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的肯定，它的目的则是如何使得共产党政府存在下去。所以说，零八宪章开始了一次更大的对于《共产主义黑皮书》以来彻底否定极权主义的思想倾向的一种反动和回潮。
事实上，极权主义的思想及文化问题、党文化问题最终没有被自认为从事文化思想工作的刘晓波等知识精英想到与提出本身，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他们与极权主义文化的血缘性。他们没有感觉，更没有能力提出极权主义文化问题。
3-4.极权主义及其文化的回潮
在与极权主义专制及其思想对抗中，八十年代初东欧的异议人士及西方知识分子就曾经尖锐指出过，只要共产党叫共产党就一定是极权专制，也说过，后极权主义的本质仍然是极权主义。九十年代后更基本上确立了极权主义这一概念与共产党的等同性。前东德政治局常委沙波夫斯基更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没有一个共产党的所谓改革派是想要让出自己的权力，改变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本质。在德国辩论的是东德共产党国家是否是一个合法的国家，持肯定态度说它是个合法的国家的观点已经越来越被动。
在国际社会中，显然几乎已经没有人再为共产党及其思想辩护。前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的历史事实，使得共产党不可能自己走向民主，共产党一定被灭亡成为一个经验事实。在欧洲就是前共产党人也必须和共产党三个字划清界限。
然而，在欧洲社会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公理，却在中国问题上遇到了意外。对欧洲一些政客、一些商人来说，似乎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中国不是东欧那样的共产党国家。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标准完全不同于对待本国乃至欧洲的共产党。其原因就是，他们以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对他们造成危险、损害，反而在经济和环境上可以向他们提供在欧洲，在西方所无法获得东西。那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无需考虑保护的环境。
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西方那些在被主流学界排斥在边缘的左派文人、汉学家则浑水摸鱼，公开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极权主义唱颂歌。在西方主流学界对于极权主义思想、文化、政治问题继续讨论研究的界外，形成与之相对的一个暗流。
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中国那些，他们一方面感受到共产党极权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及灭亡的命运，另一方面却因为既没有能力反叛，同时又和这个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利益的收买而自愿为其服务的人，更是利用中文世界的特殊性，公开散布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变化进步，宣扬与共产党政府合作，宣扬极权主义体系及其社会文化的合法性。由于这种情况表面看来似乎是出自“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他们起到了政府控制下的知识精英们所起不到的作用。
这种“宣扬”可以说是三个利益的结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共产党政府的利益、西方国家政府的政客、商人利用中国廉价劳力和环境的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讲，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这三个利益的结合而形成的逆流，大大阻碍了中国社会对于极权主义体系反抗的进一步深化。从而可能再度延迟共产党的灭亡与共产党社会的崩溃。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听到刘晓波获奖，民众们高兴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共产党政府的打击，但是，刘晓波周围那个群体不加掩饰地公开说，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中对共产党统治采取温和态度的人的一个肯定，甚至说，这是按照共产党“和解智库”的愿望实现的结果。
实际上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词就是一个对于极权主义回潮的策应。它重复了一个谎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忘记了，以前中国经济上的崩溃是共产党造成的。时下中国的所谓经济繁荣是“西方资本”加上“没有人权的廉价劳动力”，“对资源的廉价掠夺蹂躏”造成恶性繁荣。
一个自己造成贫穷，再强力采取损害民众根本生态环境与人权的实用主义方法，竭泽而渔摆脱掉部分贫穷的做法居然受到表彰！这样的评述，如果是对希特勒政权，对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评述，肯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如今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评价上，而却没有受到谴责，怎么能不说它是百年来对于极权主义问题认识的一个反动，是对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一直在探究讨论与认识的极权主义问题的一个倒退回潮呢！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它的倒退回潮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①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可以说是对于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探究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出版提出共产党极权主义是和希特勒极权主义等同的一种极权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共产党的存在。事实上，时下在德国以及东欧各国继续讨论的有关东德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都是这一讨论的继续。为此，刘晓波及《零八宪章》，以及这次诺贝尔和平奖宣布颁发给刘晓波前后引起的他们的反应，都不但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性，而且直接和间接地散布对共产党的所谓进步的歌颂和幻想。
②百年来，在思想史上，卡尔·波普、弗格林等人曾经在认识论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深刻地探讨了极权主义的思想的来源、发展及社会影响，对于知识分子的专断教条、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进行了深刻的探究。在这个探究的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对于极权主义的党文化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在这种意义上，诺贝尔和平奖授给刘晓波就不仅在价值问题上，而且在思想方法问题上，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百年来知识分子这种探究的一个反动。
③一九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人们以为冷战结束，人类那种建立在根本价值对立、冲突问题上的历史结束，另外一个时期开始。但是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使得人们再次看到价值问题、信仰问题、思想问题依然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一度丧失政治扩张能力的残存的中国共产党势力逐渐显示出对于世界环境、道德、经济乃至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再次让人们感到极权主义问题的威胁。或者更明确地说，托马斯·曼所感到的威胁没了，弗格林感到的威胁，不仅存在，而且依然严重——这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中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在这样一种现实意义上，刘晓波们影响的加大，就不仅是对于历史性的探索潮流，而且也是一种对于现实及其思想探索的直接的反动。
细究对极权主义问题的探究及其起伏，我们看到，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党集团的崩溃，共产党的失败，它的意义绝对不只是政治上的，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对于人类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与教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及其精神文化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不仅是一定要彻底摒弃的东西，而且是要时刻警惕提防的东西。如果人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能够看到，时下在中国社会，刘晓波们对于共产党社会、共产党的肯定态度所带来严重的后患。当然如我们前所分析，这还不仅仅是他们的态度，而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共产党社会的一种遗留物。他们的存在给当代社会，给中国社会的正常化带来后患。
无论刘晓波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这二十多年来的言行所体现的是一百年来左派文人、共产党精英给中国带来的最坏学风，他的观念是对中国社会最有负面影响的一种观念。
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从根本意义上永远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消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堕落的东西。
四.伦理道德崩溃的扩大与加速
极权主义当然会对人类社会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浸淫在极权主义文化中的刘晓波们也当然会直接或者间接折射出这种影响。把一个以推崇“价值”观念为标榜的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奖项奖给刘晓波，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肯定是在道德领域，为此，分析中国大陆社会最近几十年道德伦理走向，以及刘晓波们在此中的角色与作用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4-1.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建立在人对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相应产生的信仰、价值等前提下的一种规范。极权主义的共产党自以为代表真理，用一党、一小撮人的权力、利益代替了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和信仰，代替了近代人们所尊崇的个人人权、自由。在极权主义产生的初期，共产党初期及极权主义攫取政权初期，由于用一党的利益、一党的要求完全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因此共产党沿用了以往的宗教形式、专制形式、家长形式的一些规范，来为他们自己极权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
当党、领袖还能够取代“神”、“上帝”的位置，取代皇帝的位置，取代家长的位置来迷惑民众和党内一般党员的时候，这个极权主义社会还没有必要打碎以往的伦理道德的形式规范。但是随着他们的倒行逆施，极权最终迫害的必然不仅是党外的民众，而且包括党内的不同派别和人员。在这种迫害中，同时在那种互相迫害过程中，极权主义集团就失去了那种神圣性、权威性，而赤裸裸地显露出权力的丑陋、他们人格的丑陋。为此，党和领袖就失去了“神”、“上帝”“救赎者”、“先知”、“先锋队”的位置。这个已经失去了传统的信仰、价值，而又没有新的前提、价值能够足以形成新的规范的社会，曾经沿用的伦理道德规范形式失去了前提和基础，它就必然会陷入混乱，乃至崩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极权专制者当然绝不愿意复原传统以及现代一般社会的信仰观、价值观，因为民众们如果恢复传统的家庭观念、传统的生活观念、传统的爱憎恨，一定会使传统的价值观复活。传统社会对待天地、对待父母、对待社会、对待朋友的态度、方式，一定和共产党的一元独裁不相容。对此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经常用做皇帝来比喻共产党，其实共产党是不能够容忍人们如对待皇上的态度那样来对待共产党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皇帝有一系列的规范约束，中文“革命”二字就是说皇天无道，民可以革之。然而，共产党、毛泽东却不只是皇帝，而更是“上帝”！同样，没有一个共产党的高官，包括周恩来、胡耀邦、赵紫阳在内，遵循中国传统的宰相等文官那样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说好了，他们遵循的是教会的规范，说白了，他们遵循的是“帮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在七十年代末期后，为了“极权”，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肯定选择的不是对人们有约束力、规范力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而是宁肯迫使人们更加远离一般社会、传统社会，让人们自由放任，失去传统和现代一般社会的价值观、信仰观。
所以，极权主义一经甚至不经脱离初期阶段，都必然带来道德的大崩溃与混乱。极权主义统治或早或迟必然为这个社会，它的民众、各阶层的精英带来混乱和堕落。这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共产党，改变共产党的那些所谓改革必然导致的混乱结果。
4-2.作为社会精英的刘晓波们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前面所说的文化思想、学术问题上一样，是共产党社会的产物，是失去传统的一代。这意味着他们既没有中国文化传统中文人固有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也没有西方知识分子的那种建立在对人以外的存在的神秘感基础上的神圣与敬畏。
如同在知识领域中一样，缺乏根本性反叛、反省与超越能力的刘晓波们，在伦理道德问题上同样如此。过去三十年来的经验事实让我们看到，刘晓波不仅是极权主义文化的畸形产物和它的一分子，而且还是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一分子。在刘晓波身上既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修养美德，也没有近代知识分子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在价值观上，在道德观上，刘晓波典型地代表了失去了传统与价值的一代，例如他的所谓三百年殖民地说，六四后的那种电视作证，朝三暮四的随机变化，转换信仰的任意而为，以及赤裸裸地打击其他维权人士的权谋，所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特点。
在刘晓波身上可以看到思想混乱带来的道德混乱，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完全被共产党的教条的唯物论的一元历史观，意识形态化所左右，很多时候它所造成的甚至不仅是混乱，而且简直就是荒唐。
在刘晓波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由于伦理道德的混乱，又使他丧失了思想上的梳理问题、探究问题、甚至求知的能力。例如他居然把恐怖分子在“亚洲”的阿富汗炸毁“佛教的”“巴米扬大佛”事件说成是炸毁“阿拉伯”文化瑰宝“阿米巴大佛”。
在刘晓波获奖后，一些他的追随者们也知道刘晓波们道德的放纵与堕落，但是如同刘晓波一样，他们缺乏感知反省这种丑陋的能力，居然用常人的错误来为刘晓波辩解，甚至进行吹捧。事实上刘晓波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没有“神圣”、亵渎“神圣”，是没有传统、价值规范约束。这种以政治为先而随意牺牲道德与价值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不知耻！无耻！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麦克斯·玻恩说，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并且只有自己占有这种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事实上，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推延：凡是以政治得失为第一目的、用它压倒信仰以及价值的，一定不会遵守道德规范，不会有道德约束，一定不知道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尘世的人的确都是凡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是“无耻”与错误不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电视上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作伪证；歌颂极权主义专制的共产党政府开明；回避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协助统治者削弱打击高智晟等维权人士；这一切都属于无耻！
对于一位正常社会中，以知识与精神的追求为目的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宗教感与价值的前提之下，政治问题所面临的有限与无限，实际与永恒的矛盾永远是令他痛苦的问题。只有那些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知识精英们，才会心安理得地沉浸在现实的泥淖中，甚至公然为污浊辩护。
如果一个人没有羞耻观念，而却又被一项以尊崇价值为标志的奖所表彰，那实在是人间最为可悲的一件事情。为此，在道德问题上，二〇一〇年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犹如打开天方夜谭的魔瓶，一下子把各种不知耻的言论突然释放出来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一切都和最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崩溃“和谐”相应。由此我们甚至再次看到，刘晓波们的道德走向完全是共产党改革效应的一种必然结果。
或许有人说刘晓波们已经宣称他们推崇的是人权和自由，这表面上的确如此，但是人权自由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人权自由一定伴随着宽容，对别人的尊重，包括文化与信仰。人权自由伴随着价值与形而上学的前提。没有宗教感的人本主义是一种人的妄自尊大，没有形而上学前提的自由，可能成为一种瘟疫。事实上，刘晓波们的一元论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传统的蔑视、反对，对于殖民地问题的看法，都包含着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的思想前提。他们在政治上的放纵，道德上的肆无忌惮，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在他们伦理道德问题上，他们没有接受新的价值和信仰，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堕落与蜕化的结果。
五.刘晓波们与法轮功学员的追求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
科学哲学对于人类的思想文化问题的探究使得我们看到，规范的改变涉及根本性的改变，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为此，价值和信仰的变化，前提假设的改变是最根本性的；反之亦然，思想方法的改变一定会导致价值信仰的改变。
刘晓波的追求与法轮功学员们追求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绝对不仅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而是牵扯到根本的思想文化、信仰、价值的追求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刘晓波是否谴责过中共对于法轮功的迫害，是否在某些方面，如杨佳事件、余王排郭事件那样间接协助中共，限制、压制法轮功反迫害的影响问题，而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他们各自代表的是什么方向、什么倾向？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
首先从追求来说，刘晓波追求的是政治上的得失及作为。他从来没有显示出他在价值问题上，文化思想问题上，拒斥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社会，与之相反，他明确地表示要改善共产党的统治，在一些方面他甚至歌颂共产党社会的所谓变化，要求人们顺从、支持这种变化。
然而，法轮功学员们，从一开始追求的就是另外一种信仰，一种植根于传统中国和东方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文化也有一定联系的信仰及精神。
和刘晓波出道就是因为政治问题，并且一直积极参与政治问题不同，法轮功从诞生到九九年被镇压迫害，甚至可以说到二零零三年，法轮功学员们从来也没有公开直接对抗过共产党及其文化，但是由于他们有明确的自己的信仰、价值，他们从开始就是沿着平行于共产党文化的另外一种方向。而刘晓波却从来没有对自己那个政治的基础，对自己立脚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美学及极权主义的共产党问题提出过彻底的质问。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广大法轮功学员，包括从事法轮功媒体的一些负责人等，他们从来没有政治上的诉求，没有政治上的权谋，没有为了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得失而运作。“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法轮功学员们问政治是不得已的“反政治行为”，而非刘晓波那种主动的、积极的，充满抱负心的政治行为。至于很多人对未来法轮功是否会问政的看法，这种问题只是推测性的，不是“经验事实”。
其二，在具体的思想言论，以及社会影响上，刘晓波典型地代表了共产党意识形态化的产物。而法轮功学员展现的则是一种宗教文化，包括它的语言，叙事方法，以及行为规范。当然不可否认，广大法轮功学员由于也来自共产党社会，所受的教育过去从来没有超越过共产党文化的范畴，所以在他们追求的路上时刻会显露出一些共产党文化的痕迹，但是从根本的方向上，他们和刘晓波不一样，是彻底背离共产党，极权主义的文化思想的。
正因为在这方面的根本区别，法轮功在残酷镇压四年后，就出现了《九评中国共产党》，出现了号召人们退党的运动，出现了神韵等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形式。而刘晓波们，在投身政治二十年多年后，也没有提出过自己的文化诉求、知识诉求、没有探究自己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包括社会的、精神的、文化的、思想方法上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究其根本，刘晓波们自己就是这个极权社会中的一分子，并且一直在随波逐流、推波助澜，“悠哉游哉”，当然不会感到法轮功学员们那样追求和需要。
其三，在道德规范上。法轮功要求学员们以“真善忍”作为原则，要求始终如一地遵守这些规范。在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上，法轮功学员们重新宣扬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夫妻、社会伦理道德，推崇传统社会的修炼、修养、“出入进退”。在每一件事情上，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法轮功学员不因小的错误而原谅，不为政治上的功利得失而不择手段。在法轮功学员的道德和精神领域，“神圣”无处不在。
然而，刘晓波们，毫不掩饰地在所有这些方面与法轮功学员们的追求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为政治上的得失不择手段，原谅掩饰各种以往的错误，认为人间无“神圣”，人的精神都是物质的、世俗的。
所以刘晓波们对法轮功学员们的追求漠视，甚至排斥是必然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与共产党的亲缘关系是显然的。
综上所述，对比刘晓波们与法轮功学员的区别，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到今天为止，经验事实显示出来的是，与基督教及其教会的存在对比，可以肯定地得出，法轮功具有一切宗教信仰团体所具有的合理性、合法性。至于很多人对法轮功的疑惑，疑惑法轮功是否可能也像刘晓波一类精英们那样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那只有等这种现象真正出现、成为事实后，才能够来分析评断。在这里我能够说的是，出自这样一种极权主义文化，党文化社会的法轮功学员们，的确是非常容易感染上共产党社会的这种特点的，然而事实是，到今天为止，法轮功信仰显示出的对于党文化的抵抗力，复活传统的能力却是让人非常吃惊的。
今天出现的事实还告诉我们，法轮功是无法和共产党妥协，无法歌颂极权主义统治者的任何做法的。因为他的信仰和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和“极权”主义相对抗的，是唯物主义、极权主义的文化绝对不能够容忍的。然而，刘晓波们的意识形态、学风、伦理道德等生活和思想方式却是可以和极权主义相安、相容的，只有他们的某些政治行为使极权主义感到不安时才会被共产党所不容。这就如当年的某些所谓民主党派人士，例如章伯钧们，不是因为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而是因为误以为自己能够和毛泽东、共产党共享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从而惹出杀身之祸一样。
六.结语
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再次证明，弗格林的忧虑是对的！极权主义对于世界的威胁，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他的价值观、思想方法影响到社会结构、文化思想，影响到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与关系。中国共产党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破坏，对于中国环境的破坏，对人类产生的威胁，让人们今天看到了极权主义并没有因为八九年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失败而成为过去，相反它对人类的危害在继续深化。
弗格林等前辈知识分子对于极权主义的产生及其造成的对人类的危害的探索更进一步让人们看到，这种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它的历史渊源，它是一种什么倾向，建立在什么思想基础上的文化倾向。
为此，弗格林在研究中认为，今天的极权主义的语言符号形式，它的典型的特点、运动群众的方式，在四百年前，即十七世纪就已经基本形成。他甚至把这种思想追溯到诺斯替派的形成，希腊的文化传统。弗格林为此探究了，没有宗教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对于人类带来的危险。
弗格林的这一切探索，让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共产党社会道德的崩溃，三峡大坝等一系列对于自然环境的肆无忌惮的破坏，人定胜天，人之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关系对于传统的社会，民众互相联系纽带的破坏，都是来自极权主义。
最近二十年极权主义在中国继续存在显示出来的问题，让人们再次清楚地看到弗格林等前辈的忧虑，极权主义对人类的威胁不仅在政治范围！对抗极权主义的问题，也已经远远超离了政治范围！
今天我们在评价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问题的时候，如果离开对极权主思想文化的广泛的思索，那就很可能失去了价值取向，迷失了我们的思想方向，从而助长了极权主义在政治、伦理道德、环境等范围中对于中国，对于世界的继续危害。
为此，可以肯定的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在文化思想领域、学术领域、道德领域，在经验事实范围内评价都只能得到负面结果。而在政治领域中，它是否能够为中国的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这却还要看各方面是否能够对此恰当利用。它不仅依赖于中国真正不要极权专制的民众，而且也要看国际社会的各种努力。
共产党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而这个变化一旦开始，就肯定是共产党灭亡的日子。任何想要挽救共产党，试图让它存在下去，甚至转型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共产党的罪孽太多，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党派有它这样无耻、腐败、残暴、嗜血。就为此，不是民众不想温和转型，而是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绝了自己的退路！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刘晓波们早晚会被准确地钉在历史的耻辱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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