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概述：
本文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问题谈起，然后对于什么是西方文学传统，什么是中国文学传统，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倾向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和文学的特点是什么进行了辨析。最后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莫言在文学上、政治上，价值取向上究竟迎合了什么，才能够使他在完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对文学问题极为敏感的极权主义社会得以成名。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遴选莫言问题上又究竟逃避了哪些问题。
全文七部分：（一）为什么会有莫言问题；（二）西方文学的文学的二元张力；（三）一元化、政治化——从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四）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化及文学传统；（五）如何定位莫言们的文学；（六）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究竟回避了哪些问题；（七）结束语。
首发《大纪元》网站：http://www.epochtimes.com/b5/12/11/28/n3739887.htm%E4%BB%B2%E7%B6%AD%E5%85%89-%E5%9C%A8%E6%96%87%E5%AD%B8%E5%92%8C%E6%AD%B7%E5%8F%B2%E7%9A%84%E7%B6%93%E7%B7%AF%E7%B7%9A%E4%B8%8A%EF%BC%88%E4%B8%8A%EF%BC%89.html
一．为什么会有“莫言问题”
1.1任何人都知道，共产党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一党专制，政治统帅一切，任何有碍权力，与这个权力相悖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个社会获得生存的基础，更不可能获得极权的统治者们的支持。
最近一百年来，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极权主义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都极为敏感。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莫言一类的知识精英能够在共产党社会名利双收，大大地得到发展，一定是迎合顺应了共产党的政治要求和文艺政策，否则对权力敏感的极权主义统治者绝对不会容忍并且帮助他发展，并且把他提拔到重要的位置上。
然而,莫言迎合了共产党什么？是什么让共产党感到舒适？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没有料到的是，
莫言没有急于为自己辩护，甚至可能为此而自得，反而是那些为他辩护的人急迫地出来替他辩解，显示自己的宽容和理解。但是这个辩护却让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
莫言能够在一个可以和希特勒专制相比的共产党社会畅行无阻地走红，并且居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强有力的质疑，这两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共产党智力衰竭了，还是我们智商不够，亦或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明知故为，欺骗天下，上演现实中的“皇帝的新衣”？
1.2“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事实上，稍微拉远距离来观察莫言我们就会发现，评价莫言涉及的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他在很多基本的问题上都非常简单地给出了他的取向答案，就如同他零九年作为官方作家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配合官方的演出，他主动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也如同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几乎没有一位严肃的批评家相信该奖会给莫言。现在的混乱不过是因为这个奖，以及那些运作的人所拥有的媒体等话语及权势资源，而使得整个文学领域浑沌了，价值取向混乱了，政治空气污浊了。
在文学的经纬线上，莫言从来都非常简单地、毫无矛盾地站在他的那个定位上。从来没有像肖斯塔科维奇那样陷入剧烈的、分裂的矛盾和痛苦中，更从来没有像索尔仁尼琴和布罗夫斯基那样站在现实的对面抗争。
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莫言从来都非常明确地置身于一个潮流中，从来没有像陈寅恪那样感到不自在，无地自容，甚至从来没有也是那个潮流中的邓拓、田汉们的那种，由于被历史和传统注入到血液中的感情因而产生的与现实分裂的苦痛。因为莫言自己就是这个潮流的产物，他血管中从来流的是这个四九年后的异化了的意识形态血液。
如果我们把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看作是现代社会的癌变结果，那么莫言也可说是当代西方文学，文化思想中的毒瘤上的一个细胞。
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社会看作是反传统的产物，那么莫言可谓是它孽生的螟蛉。
台湾的文化官员，部长龙应台说莫言获奖说明普世价值的超越性，然而具体分析，我们就会看到莫言不仅不能代表文学的普适价值，而且更绝对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莫言就是极权主义社会血肉的一部分，极权主义社会文化的有机的一部分，共产党文学的一部分。
很多人之所以横看成岭，是因为自己就在共产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自己就带着这种意识形态的眼睛。
一些人之所以侧看“成峰”，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完全”关注过最根本的普世价值问题，和最根本的文学问题，他们更多时候关心的是是否成峰，即政治效应、社会效应问题。这种效应他们甚至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获得的。他们以为莫言曾经有过的，和现在可能有的这样的效应，也可能会给予他们这样的效应，所以在他们眼中，他们永远不希望看到庐山真面目，而愿意看作是个“峰”。
那么究竟视莫言为何物，究竟如何定位莫言？
1.3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上说，“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很多媒体把它译为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个判断是否准确，究竟如何评价这个判断？
姑且不论这个hallucinatory是否能够翻译成魔幻，因为它在西文中本来的意思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种错乱、幻觉，。单只看这个realism，由于在这个颁奖布告中，评奖委员会不仅如此提到马尔克斯，而且还居然把莫言和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与二十世纪的福克纳联系在一起，于是问题就更为根本地成了莫言的作品与现实主义究竟有何关系，他是否完成的是把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与魔幻现实主义融合到了一起。
然而，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莫言不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是一位在共产党及其文化培养下的，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和思想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文化现象，它和一般社会中的“现实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莫言的这一本质，这种来源于西方文化现实主义的极端化后的结果，也决定了莫言及其文学作品不仅和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有根本的区别，而且根本就是反传统的产物。
具体分析莫言的作品，莫言成名的道路，人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看到，莫言作为这样的一个社会培养生长出来的标准作家，他从来也没有逃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窠臼，从来就是一个货真价实，不打折扣的共产党社会的作家，或者说一个在文学上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作家。他作为党员，党的干部，宣传部领导下的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可谓是名副其实！
二.西方文学的二元张力
要想准确定位莫言，首先就要明白这个“现实主义”是什么，其次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和“现实主义”对立的，是一种极权主义社会的典型产物，最后则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关系。
2.1西文中的这个在文学上翻译成“现实主义”的单词，在哲学上中文则翻译成“实在论”。一个西文单词，常常在中文上在不同语境，不同领域需要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单词对应，这个原因正是因为语言是一种思维方法，中西是两种思维方法，是不能够直接一一对应，一一对译的。
西文中的这个现实主义，让我们看到西方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二元论。这也就是说西方先哲从一开始思索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人和自然，精神和物质，人与上帝、神的分立。至于为什么会如此，科学哲学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告诉我们，这是无法论证的，非理性的。或许如中国文化何以走向和西方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一样，是偶然。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我们的先哲对此的看法是睿智的。没有孔子，中国今天也可能是另外一样。
八十年代中期后曾经有些中国的意识形态者把西方文明完全褒义地称为海洋文明，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西方文明，德文中“日落地区”的文明是由来自“岛屿”的希腊文化和来自“沙漠”的犹太文化会聚形成的。为此称它为“沙漠文明”乃至“岛国文化”也毫不为过。因为欧洲人自己也有这么说的。
这个落日地区的文化的特点是思想基础是二元论。在希腊是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在基督教是人与上帝的二元存在。或许这两种文化，来自希腊的和来自沙漠的之所以能够融合在一起也是因为都是二元的，亦或许因为这种二元的思维而产生了二元化的宗教。追寻它的因果关系超越了笔者的专业，但是在这里笔者强调的是，这种二元论的文化和东方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它的存在是因为它的形而上学前提。这就是说二元的思想基础的存在和非二元的思想的存在都在于一种非理性的，对于人与宇宙的关系的看法，对于这种关系的信仰。
大约也正是这个原因，佛教能够和中国文化融合为一体，因为它们有着类似的形而上学前提。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陈寅恪是睿智的，他看出，西方“耶教”的思想基础无法和佛教一样与中国重视家庭伦理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当然笔者在此必须要说的是，这绝对不意味着哪个对，哪个错，哪个好，哪个坏，这是人类的两种看法和两种文化精神，或者说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信仰。
2.2西方由于其文化思想的基础是二元的，因此文学也是二元的，浪漫主义对立于现实主义。但是，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又都是建立在精神和实在，人与上帝，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所有其后衍生的其它派别的追求也是在在这个二元基础上的，有了这个二元基础才会进一步产生批判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对于现实的反弹、反思，甚至肢解，变形乃至魔幻现实主义。
所以，可以说精神与物质的对立，观念思想和现实的交相作用，这个二元组成了西方当代文学，文化追求的基本旋律。
现实主义强调的其实不是中文中的“现实”，而是“实在”——和精神、感情对立存在的“实在”。现实主义认为描述这个实在，及与这个实在的关系对人来说更为根本。它强调的是本体存在对于感情、观念带来的享受与痛苦，以及伴随它的冲突、束缚和遏制。然而，却绝对不是消灭，或者说让感情、观念完全失去了独立性，绝对地被实在所操纵，被物质所等同融化。它只是认为这个实在更为根本，描述这个实在更为根本。
浪漫主义强调的则是人的感情、观念。当然是面对“实在”的感情、观念。它强调的是与“实在”对立存在的感情、观念的主导性、创造性，也就是在这种对立的张力下的感情和观念的能动性。
现实主义也罢，浪漫主义也罢，由于追求，都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陷入那种二元分裂带来的矛盾中，悖谬中。最深刻的追求到达的一定是徘徊、彷徨，痛苦与绝望。
现实主义也罢，浪漫主义也罢，最终肯定都会结束在悲剧中，而不是凯旋中。二元对立的结果是它把宗教带进尘世，带进个人，使人生充满个人与社会，生命与死亡的纠葛。
2.3二元的思索空间，追求空间使得有追求的人，充满二元张力的社会也排除掉了那种试图把尘世彻底地“宗教化”，也就是“宗教尘世化”以及把个人彻底地再次制度化、社会化的可能。尽管千百年来一直有持有各类观念，各类权力的人和群体试图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西方的主流社会却始终没有成功，居于次要地位。如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纳粹和共产党社会，尽管它们曾经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取得过统治地位，但是最终分别在四五年和八九年遭到彻底失败。
二元思想空间也让我们看到，任何近代文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都是在在这个二元框架中发展的。因为西方已经把人的精神和文化牢固地展现在这个框架中，托尔斯泰也罢，雨果也罢，卡夫卡也罢，都是在这个框架中挣扎。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更是没有逃脱这个框架。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力图解析现实，解析个人与现实的关联，解析个人的生存和未来。
然而，有追求的人当然不会满足悖谬和矛盾带来的禁锢和折磨，事实上，所有的追求都带有试图超越这个二元框架，超越它带来的痛苦和桎梏的努力。为此，有两种企图超越的倾向一直伴随着这个二元形成的对立矛盾的激烈碰撞。
第一种倾向是力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追求，也就是走向宽容的多元的追求。它表现在一切思想文化领域中都一直存在着的那种力图扬弃自己，超越自己的努力，达到多元化互补的努力中。这一切当然都含有对于形而上学前提，宗教前提的绝对性、唯一性的怀疑和超越，从而达到一种多元的前提。这也是近年来佛教在西方越来越流行的原因。它是作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前提，价值观，信仰观而被西方人接受的。
第二种倾向是，以一种一元化的统治，一元论来克服二元论，进而统治世界。为此就产生了观念领先，政治领先，绝对化现实的一元论。在这个二元基础上产生的历史决定论，西方中心主义，极权主义，以及附属于它的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一种把这种二元思想一元化的结果。
三. 一元化、政治化——从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3.1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马克思所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革命运动，彻底形成于二十世纪的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苏联。它的前期是革命现实主义。这类知识精英以占有真理，改天换地的革命家自居，用人和政党代替了上帝和先知，为了权力和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为此，文学变成意识形态的工具，现实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文学、文化的这个变化虽然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纳粹主义这个两个集权主义国家表现出来的形式和苏联不同，名称不同，然而这三个社会所产生的文学思想及作品，乃至作家的品质却惊人的类似。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和一般意义的文学有了根本的不同，它实际上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工具，宣传手段。它不仅与现实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且和批判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都是二元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元的。前者探索的是精神和实在的关系，表述的是在这个二元关系中存在的张力，而后者的定语就带有价值判断，政治取向，这样它实际上就规定了现实主义的单一方向，单一内容。
如同现实主义一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当然也是产生于西方传统，然而它为这个西方传统加载上了根本的、极端化了的特殊意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否认了西方本来的二元性，现实主义固有的二元矛盾性，悖谬性，以及二元带来的对于人生的不解性，绝望性。它用一种彻底观念化，使得精神在现实中丧失了它的活力。丧失了它固有的梦想能力，驰聘追求的能力。它又用现实的本体化，物质化使得精神失去了神圣性，隽永性。
传统的浪漫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说在极权主义社会的所谓文学那里被归一为观念主义，完全意识形态化；以往的现实主义（realism）被凝固为唯物主义，也就是物质主义（materialism），彻底决定了精神和感情。这个导向在中国大陆的哲学界表现的更为明白，那些意识形态分子居然以为实在论（realism）是朴素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一元化归化了二元的对立和冲突，悖谬和痛苦。这两方面的一元化形成了社会的一元化，这个一元化又必定是从两方面，思想上和形式上都反对传统，以及任何多元化的倾向的文学创作和探究的。它不允许没有答案结论的任何悲剧作品，任何质问和追求，任何绝望的呼唤。
3.2凡是一元论思想基础上建立的文化、文学，注定了一定是思想先行，主题先行，因此一定是一种宣传，而不是一种对于生活的开放式的探究和感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失去了以往存在的一切文学的意义。
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一个严格的观念前提限制，也就是所谓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个“社会主义”的定语说到底其实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为权力服务。这就又导致了它的表现形式一定是一种完全意识形态化，观念领先，为一个垄断性的统治集团，党或者某个个人服务。
极权主义统治者及其作家毫不掩盖地声称“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个为政治服务就是莫言们抄写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基础和灵魂。这也是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存在基础。
不仅文学，它在极权主义社会中不同的人文科学领域中有不同的反映，在历史领域中“以论带史”，在文艺领域中的“主题先行”。它的结果就是一种整个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宣传化。“假大空”，“符号化”，“脸谱化”是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种特点更进一步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是建立在谎言上的社会，在这点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说根本就是一个“文学谎言”。
极权主义研究专家和学者清楚地看到，在共产党国家能够存在和发展、得到国家官方允许赞助的只有那些意识形态化的作品及其作家。在极权主义社会不存在能够脱离政治的文学和学术。真正的作家，或者说有追求的作家，在政治的禁锢中，在到处存在的谎言中一定是充满痛苦，道路坎坷险恶。
极权主义社会的所谓“作家”失去了一般社会作家的品质和性格，对当权者俯首听命，对一切其它文化、思想、信仰、民俗、传统，先知者、后觉者，民众缺乏基本的尊重，乃至无知而肆无忌惮地亵渎，是这类宣传文学及其“作家”的典型特点。
3.3各种各样的西方描述、表述方法，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一般来说没有它的存身之地，但是如果抛弃它的灵魂，基础，使它的方法适应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还是可能作为画皮存在。适应的基础就是一定要政治及伴随它的观念领先，一定要符合它的一元性，一定要反传统，反封建，反多元。也就是一定要失去它追求的价值，以及鞭挞现实，与现实黑暗不妥协的灵魂。
所以魔幻现实主义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里，就剩下了一个妖魔化。因为如果它是二元的魔幻现实主义，它描述的一定是现实存在的专制社会对于人性的残害，被扭曲的民众生活。如果它是一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一定会反传统，排斥一切多元的其它存在。它妖魔化的也就一定不是丑陋的专制及其社会现实，而是传统与一般民众的生活。
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经模仿过西方音乐、艺术中对于上帝和神的歌颂来歌颂和崇拜共产党，借用过西方文学艺术中对于恶的鞭挞来丑化另外的族群，如地主、资本家及知识分子，运用过西方对于天堂地狱的分立和描述来攻击传统。现在则不过只是又多了一个方法，利用魔幻来丑化，魔化中国的传统和民众，歌颂片面现代化和继续为五四以来的片面西化，一元化的西化辩护。
我们之所以如是说，就是因为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事实上不仅如此，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作品，乃至达达主义。任何一种在一般西方社会产生出来的文学流派都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西方现实主义衍生出来的一种极端化的结果，但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极权主义社会绝对不会放任任何这样一种不同倾向，一种敢于面对现实和人生的文学存在。
为此，在一个到处充满纸醉金迷，物质腐臭，以资本主义早期为自己辩解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框架依然僵硬地在那里存在，为政治服务，政治优先统帅一切的艺术依然禁锢着一切，威胁着一切。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却没有人在艺术领域公开推崇，并且力行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狄更斯们的现实主义！
四.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化及文学传统
4.1不仅现实主义和中国文化、文学传统没有密切关系，而且与之相连的二元论也非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特点和基础。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根本特点，前辈学人曾经从各个方面给予过论述。
钱基博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开章明义地写道，“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文之含义有三：（甲）复杂，非单调之谓复杂。……（乙）组织，有条理之谓组织。……（丙）美丽，适娱悦之谓美丽。……综合而言，所谓文学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齐如山先生在谈京剧的时候曾经说过，京剧不仅不能写实，而且最忌讳写实，只要是一沾上写实的手法，京剧的精髓，精粹就完全被毁灭了。
齐如山先生浅显的语言真的可谓是把握到了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根本。
齐如山先生深刻看到的正是中国文化不是二元的，绝非建立在西方的那种精神与现实，人与宇宙、上帝的二元对立观上的。事实上不只是京剧，一切中国文学都和现实主义毫不相关，都是如齐如山先生所说，一走入现实主义，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基础就失去了，中国文学的精髓也就受到根本的伤害。
毫无疑问，人之“本”是相同的，任何种族的人都有七情六欲，然而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却使人的七情六欲表达的方式，对七情六欲的认识，及享受的角度产生了明显的不同，这个原因就是它的形而上学前提，对于人自身，生命和宇宙关系的认识。同样，由于这个形而上学前提的不同组成的社会的构造及文化精神等也不相同。
中国的先哲们对于“人的存在”在天地中，未知世界中的地位，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不是二元分离的，而是天地人相互依存，水乳交融、关联转化的。人无法和自然分立，对立存在，因为人就是自然，人无法和神分立存在，因为人就有神性，精神无法和实在对立，因为精神就是一种不灭的实在。善恶相报，因果轮回，天人合一。人，不仅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无法超越，而且自掴耳光，自残形体都是值得商榷的。
4.2对个人欲望的推崇，在二元的西方占有中心地位，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个人”的发泄，女人是男人的发泄对象，男人是女人的泄欲器具。为此，到当代干脆发明了仿生娃娃，宣扬以发泄为人的最高享受的性解放。
仔细探究，这个解决性问题的仿生娃娃之所以在西方产生，其实与科学在西方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可能有着相同的形而上学和文化基础。因为欲望、“性”，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中不只是一种生理发泄，一种动物性的冲动，而是和真善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把它也和修炼升华的“术”，艺术的“术”联系在一起，甚至把不“泄”作为最高境界。所以仿生娃娃这类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失去了它的地位、合理性、目标性。它无法完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那种天人交合的韵律。
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丑，没有变态，没有动物性的放肆。但是恰恰前辈们看到在人类生存中的这种“丑”“恶”和变态，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从夏商周开始就流向了礼义廉耻、忠孝道德。
这是一种推崇，一种追求，当然不能够说是一种彻底绝对的现实存在。中国的很多文化，文学，文艺作品都是在这种方向下产生的。中国的绘画讲究形式美，意境美，中国的戏曲讲究形式美，意境美，中国的文学讲究的也是形式美，意境美。
一种抽象的文艺形式常常是人们追求的产物，当人们感到这种形式无法表达出人们追求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破形式。中国各项艺术的发展也是莫不如此，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昆曲、京剧。小说从三国水浒西游，到金瓶梅，再到红楼梦，它也是沿着一条美的线索，教化的线索，对于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信念的推崇的线索发展的。
再看近代产生发展起来的京剧，在谭鑫培及马连良谭富英等后人，在梅兰芳及程砚秋等后人，在及裘盛戎等后人的发展完善中，都是越来越美，越来越丰富。从唱腔到做派，到衣服道具。
京剧本来是从荒村野戏发展而来，其中不乏黄色乃至下流的剧目内容，但是这种必然存在的下里巴人却终究在中国的文化中登不得大雅之堂，而且在这个剧种的发展中日趋后退。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处处显示出的是内化，“文”“化”，而非原始生命冲动的泛滥和放肆。这个向美的发展和西方向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性解放一样，有着它的形而上学的前提的，有着它自身的合理性。
4.3对于中国文学，任何用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给它贴标签的做法都会遇到矛盾。例如，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贴上浪漫主义标签的诗人李白，灵魂深处是入仕，封卿拜相，是对国家、民族和家族的责任。被人们理所当然贴上现实主义的诗人杜甫，却处处是飘逸的对自然的爱，对生命的幻想，锥心裂肺的情痛。
所以，形而上学的前提决定了中国没有西方的那种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化、文学是向“美”，向着“文”“化”，内化的方向发展的。
然而，全球化，西方的强势，五四运动却彻底地打破了这个“美”的趋向，彻底腰斩了这个文化的发展。当代京剧的发展是最具惨烈性的发展。生于忧患，而死于灾难。在二十世纪初期它刚刚起步就立即面临工业化、全球化带了的现实主义等各种强势文化的围剿。但是它竟然在多难中走向中天，而最终在乌云暴虐中被彻底摧残陨落。两代京剧艺术的精英用自己的才华和生命成就了它，殉葬了它。当然，人们真的也不曾料到这种文化会有凤凰涅槃。时下对这个腰斩已经产生了最直接的、强有力的反弹，及知识分子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西不同，美与和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心地位。越来越多的人深切地感到，向“真善美”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动力，一个内在的《神韵》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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