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二月二十二号,世界末日前经历了使用计算机以来最大的一个事故,一篇写好的“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之二”,“谈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文章,在写到倒数第二句结尾时,来了个电话,在接电话时没看计算机就顺手存了盘,结果严重,不知道在哪儿发生了一个错误。文章存完后就再也调不出来。白干了十天!不过,最后,可以自慰的事,二十二号世界末日没有发生,我是幸运的,因为为此我就还有机会在圣诞节期间重写,否则的话可就一时失足千古恨了。
然而我的个性使我的工作方法是“狗熊掰棒子”式的,从来不愿意再回头看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个想法,从来不愿意重复两次去写,演讲两次。这一次依然如此,迟迟不愿接受这个煎熬。可“纪念之一”两周前就发出了,所以末日后,节日前,急性子的我觉得还是先和大家交流一点文章的想法,末日幸存的感言好了。
我原来计划“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先写一组三篇文章。第一篇谈“信仰和科学”,第二篇谈“文化与政治”,第三篇谈“文化国家与政治国家”。丢失的这篇是之二,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其中我探讨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后,又具体谈了文化问题的讨论与八九年后中国所谓民运的变化走向,及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关系,最后写到台湾。在谈完时下台湾与大陆交往的问题后想点一下题,五十年前的台湾尽管政治劣势,可有文化根基,如今的台湾政府和四五十年代的相比,尽管经济优势,政治上主动,但是缺少文化的眼光,乃至文化基础。结果最后一句还没打出,计算机就出了问题,没存上盘。
由于文章写在末日前,在末日的“热潮”中我突然想到,我的这篇文章不过是想说明,这个二十二号的末日可能是容易度过的,但是世界如果不接受东方的文化,一定有迟来的末日。因为对此我们中国人已经在中国深切地感到,当代中国正在走向绝路,并且几乎每个人都有
这种末日感,稍有能力的人都纷纷离开中国逃向世界各地。
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如此黑暗与堕落,难道是因为满清和传统中国的原因吗?对于这个问题,谁都不能够否认,它当然不是来自满清的腐败软弱,而是货真价实地来自百年来的错误西化。
满清和传统中国带来的物质、技术,乃至社会的落后的影响应该说早在辛亥革命后就已经是过眼烟云,不再能够推波助澜,起决定性的作用了。二十年代后,无论是列强的侵略,还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还是四九年后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当代的问题都是由片面西化带来的。
为此可以概括说,中国从“文化中国”走向“政治中国”,导致了当代所有的罪恶。这个变化是因为西化的影响。
而对于这个问题,从更广阔的人类发展的背景上又让我们看到:西方从中世纪前的“宗教国家”走到现代的“政治国家”,固然解决了人类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却产生了另外一些甚至依然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可以说现代的国际社会的这些政治问题,乃至环境和社会问题都是这个“政治国家”带来的问题。
民主化解决了一些西方中世纪“宗教国家”曾经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可无法彻底解决当代社会的这些问题。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尤其是最近十年国际社会发生的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西方政客和东方极权主义的勾结给中国,给世界带来的问题,再次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现代社会的悖谬。
历史没有结束,也没有发生所谓文明冲突,但是却在现代化的框架中让人们感到纠葛与绝望。
单靠民主制、法制,个人自由、自由经济,无法解决环境问题,政治上的滥用权力,人性的堕落等形形色色的威胁到人类生存的问题。试图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让人再次感到,大约还是必须要靠人类的自我“文化”,自我“教化”。法制占主导地位的困境让人们深切地感到,道德与伦理在社会中,乃至统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对人类的社会存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中可能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现代社会的悖谬,走出困境。而这就是孔夫子为中国社会倡导确立的文化思想的核心。其实这也是法轮功学员们所倡导的,让西方人难以理解,感到惶惑的“真善忍”,自我修养。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启蒙时代的西方先者们在从宗教国家走向政治国家时,就在彷徨中感到了这点。所以法国的启蒙主义者思想家那时候非常推崇中国。对此唯利是图的政客与商人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点。因为他们只认物质,只认眼前,所以他们鄙视中国,从物质上剥削欺压中国。而恰恰就是这些人,他们甚至认为崇尚文化的中国人不需要人权和民主,是二等公民。
最重要的不是制度!这使我想起了法轮功的一句箴言,法轮功不是治病,而是教人如何“做人”。这个现代世界难道最重要的不也是倡导、确立如何“做人”吗!
所以,末日虽然过了,可它让我想到,当今世界如果没有彻底的反省和改变,没有一个当代世界的“仲尼”诞生,世界末日还是在慢慢地到来。为此,现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世界有末日”啊!
末日后,圣诞前,丢了文章,末日没来,可有些关于末日问题的想法愿意呈现给大家,供朋友们圣诞节节日期间咀嚼玩味。
2012-12-22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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