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認識徐芳櫨先生
1.1一九二五年出生的徐芳櫨先生，二零零七年八十二歲的時候出版了回憶錄，《越戰兩年記》，記述了他在一九六七年到六九年在越南的經歷。二零一二年，八十七歲的時候又出版了《從戎沒投筆》，記述了他從四九年到七一年二十二年軍旅生活的經歷。
一位幾乎走過一個世紀的人，註定了他的一切都會和一連串的數位相連，他走到哪裡都是一部活歷史，他站在那裡就讓你感受到人世的滄桑，人性的厚重，人生的經驗和智慧。在我和徐芳櫨先生接觸中尤其體會到這一點。他講的故事，談的事情都看來平常，卻讓我感到遙遠的過去，想到它和今天與未來的關係。單就這一點，它就讓你在現實中無法不向歷史看，不向未來思索。為此，當初知道徐先生動筆寫回憶錄，我幾乎是期待著早日看到他的書。收到他的這兩本書，我感到非常興奮，細讀他的兩本書，更讓我感到，徐先生為我們提供了兩本非常詳實、有價值的史書。
讀徐先生的這兩本書，情動萬千、感慨萬千、思緒萬千：人生、社會、歷史和人性；陰謀、謊言、屠殺和迫害，萬千糾集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誰也不知道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會打開，究竟它又會被糾集向何方？
1.2認識徐芳櫨先生並且能夠超越歲月和地域，建立起如此永久的感情和交往，對我來說是人性、人生的一個重要的事情，它讓我看到，或者說證明了很多雋永的道理。
認識徐芳櫨先生，和徐芳櫨先生一路二十多年的交往，是我在人生路上最後清除掉共產黨文化，清除掉奧威爾所寫的《一九八四》一書中的“老大哥”對我們這代人的換腦，換情，換了人性的最後一些痕跡的時期。沒有這個清除和超越，我永遠不可能看到徐先生一輩子的追求和奮鬥，看到徐先生努力在我們這些人身上投入的真情。
我能和很多臺灣朋友成為超越政治的，友情來往的朋友，後來更讓我想到，這不僅與對党文化的清除有很大關係，而且也大大地幫助了我徹底清除共產黨殘存的各種影響。就為此，我和很多臺灣朋友的關係甚至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在大陸的朋友。
真正訪台的時候形勢已經大變。那年年中發生了六四，這個事件一下子拉近了臺灣和大陸一般海外留學生的距離。雖然如此，幾十年的教育確立的深淵，卻絕非能夠一朝化為煙雲。
現在的人可能想像不到，那個時代臺灣在我們這代人的印象中的地位。那個時候臺灣其實就是一個妖魔鬼怪出沒的地方，是最忌諱的地方。誰家如果有港臺關係，就這一條你就要永遠被審查，被注意。你的子女親友就可能失去受教育，找到好工作的機會。單這一條，你就可能被打入社會的下三層。
這個影響對我們來說是潛移默化的。例如對我來說，雖然我從七零年就對共產黨已經徹底認清，認為它是中國一切災難的根源，可到了我訪台的時候，我還是認為我的“反共”和國民黨的“反共”是不一樣的。思想的染色，一經著墨再重新上彩是何等的困難。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我認識了徐芳櫨先生。
一九八九年底，我認識徐芳櫨先生的時候，他六十四歲，已經退休到三民主義大同盟工作，是負責盟務的組長。我還以為他是一個官員，根本不知道他戎馬倥傯，是一位曾占過少將缺的十五年資深政戰上校。後來整個九十年代我們一直有來往，聯繫。他一直在從各方面支持我們，關心我們。我知道在王若望先生處於困難的時候，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就是在徐先生的幫助下出版的。
這樣一個程式性的訪問能夠超越了泛泛的應酬來往，使我們和徐先生成為忘年交，人生路上的朋友，本身就說明了徐先生的為人之路，為生之績。
1.3二十世紀可謂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這一百年不僅在科技上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生活，而且在歷史上，為人類留下了很多的教訓、教益。我們甚至可以說，二十世紀人類付出過最慘痛的教訓，經歷過最殘酷、黑暗的時刻。兩次大戰、兩個最無人性的極權主義，數億人，我們的父兄，和我們一樣的生命死於炮火，死於迫害，死於非命。
年輕的時候不理解愛因斯坦為什麼談到人生使用了“短暫而充滿風險”的一生，覺得如果沒有追求，平庸的一生難道不是平和的一生。走過了半個世紀，經歷看到了無數事情才感到，人生無論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可能是平和的，天外有橫禍，誰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徐芳櫨先生的兩本回憶錄揭示的他的一生可說是這方面的一個寫照。而正是在這些偶然之中你看到徐芳櫨先生的品質，才智，運氣，看到了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徐芳櫨先生,原籍江西臨川，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國立中正大學第一屆行政管理專修科畢業。到一九四八年秋天，他二十三歲的那年，內戰的戰火由東北蔓延到全國的時候，他在江西省宜黃縣縣政府的一名公務員，於是他不得不做了他所謂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價值”選擇，毅然離鄉背井，前往南京接受軍事訓練，從戎報國。這個抉擇決定了他其後一生的生活，也是他在今天能夠為我們寫出這兩本回憶錄的重要前提。如果沒有這個選擇，徐芳櫨先生留在大陸，能否活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在說還是個疑問。他的子女也會永遠面對和我一樣的問題。為此，誰能不說徐先生在人生中的確擁有大智大慧呢！
二．徐芳櫨先生的回憶錄《從戎沒投筆》
促使徐先生寫這本自傳回憶錄《從戎沒投筆》的是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建立百年紀念。因為他自己親身經歷了中華民國最危難的時期，以及重生的最艱難時期。我想，還尤其因為他深切地感到，中華民國的今天有著他生命的奉獻。也正因為此，我想這本書其實對於今天臺灣的年輕一代是值得閱讀的一本書。
這本回憶錄是從一九四八年秋天寫起的。那一年他二十三歲，做出了本書所說的“一生最重要的的‘價值’選擇——從‘戎’報國”。這部自傳性的回憶錄寫到一九七一年春天，記述了徐先生二十二年的軍旅生活。
一九四八到一九七一，這二十二年幾乎貫穿了最近一百年歷史的一個最重要的時期，而我幾乎是伴隨徐先生的自己做出最重要的選擇的時候，無法選擇地出生在徐先生離開的地區。所以徐先生筆下的二十二年很多背景我是熟悉的，但是徐先生的場景和看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對我來說卻是陌生的，是在另外一個不可想像的世界。
我想，從一九四八到一九七一年這段期間的大陸和臺灣，即便用生死兩界的遙遠距離來描述都不為過。因為徐先生記敘的群體，記敘的事件，對於大陸人來說不僅陌生，而且醜陋乃至邪惡，而這種看法甚至持續到今天。例如被人稱為異議人士的劉賓雁、許良英乃至方勵之，在他們那批人中何家棟的話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他們不能夠容忍“反共”，在反對國民黨問題上，共產黨是正確的，是沒有錯誤的。說到底就是共產黨雖然整肅了他們不好，可反共的人一定是妖魔鬼怪。
正為此，我覺得徐先生在另外一個世界記述的這段歷史，不僅對臺灣人，尤其是對我這一代的，或者說今天的大陸人具有非常的可讀性，非常重要的對比思考價值。
也正為此，徐芳櫨先生的這本書就和很多傳統國民黨人的著述一樣，對大陸人來說有著更重要的閱讀價值。因為它記述了一個選擇了另外一種價值和道路的中國人的努力，犧牲和生活。他們不是妖魔鬼怪，在很多方面他們甚至可說是更有人性和傳統，只有看到和理解他們為什麼甘冒離鄉背井，甘冒生死不要共產黨帶來的社會，應該才能夠真的放平心態開始討論一些人類的問題，我們生活中的問題。
在這本回憶錄中，徐先生首先記述了在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時期，他從戎到南京中央訓練團接受軍事訓練。在這一段歷史中，徐先生既記敘了國民黨在兵敗過程中軍隊中繼續存在的腐敗，也記敘了厲兵秣馬，重整旗鼓的胡璉將軍軍中的做法。國民黨軍隊能在一瀉千里的潰敗中，通過古甯頭一戰重新立定腳跟既偶然又非偶然，可謂天助中華民國，為中國保留了一席之地，一湧之泉。
輾轉到臺灣後，你可以從徐先生的書中看到在戒嚴前期在軍隊中的恐怖形勢以及人性的人際關係。在這裡徐先生作為軍隊中的政工幹部，含蓄地描述了他在蔣經國先生手下工作的那段感受，有讚頌，也有人性和性格上的保留看法。
在徐先生的這本書中，凡是那一段涉及臺灣軍事安危的大事，如金門炮戰，大陸青年投奔自由的生死毀滅過程，以及他在那段時期在軍中平順和坎坷境遇。這些事情由於都是徐先生親身經歷，所以款款寫來，讓人覺得這些事情就發生在你的身邊，即便是對我這個完全生活在另外一個語境和世界的人，理解起來也沒有任何困難。對於一些我也知道一些，甚至熟悉的事情，這本書就更給了我很多新的知識和思索角度。例如國軍潰敗時的情況，內部的腐敗，金門炮戰，尤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和越戰的記敘。
徐先生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的爆發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孩子，滿腔熱血地跟著毛澤東投身於文化大革命。共產黨的教育使我只知道毛澤東和共產黨代表光明，而國民黨是妖魔鬼怪，臺灣是地獄。但是徐先生卻是隔著海峽，僅從共產黨的報紙上就聞出了共產黨的走向。而就是這個基本感覺使得他對於越戰也有著非常清楚的，明確的看法。這些看法都已經被歷史所證實。應該說也正是這種直覺的思想基礎促使徐先生在這本書的開頭做出了他人生的最重要的選擇，投筆從戎，結果又是從戎沒投筆。
徐先生的這本書結束于他從越南回來後兩年，二十二年軍旅生活結束。而徐先生這本書結束的年代正是我剛剛邁入人生的年代，一九六九年四月我離開北京到吉林插隊，開始了我反叛的歷程。那一年我二十歲，做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價值選擇，徹底告別這個毀滅了我一生，毀滅了中國幾代人的共產黨。二十年後我認識了徐芳櫨先生，再過二十年我才更深地瞭解到徐芳櫨先生他們那代人被迫走的道路，所奉獻的，所帶來的，所留下的生命的業績。
徐先生在越戰那兩章記敘的經驗教訓，也是我在二十歲後其後三十年一直探究的歷史經驗，這兩章關於越戰的文字，徐先生還單成一書，所以我會另外寫文章談我的讀後感。
徐先生的這本回憶錄十本看來平常的書，但卻也是一代人的典型的一本書，因為它的平常，所以它帶來那些佯作不平常的書籍所難以帶來的具體的對比思索空間。因為它不能夠為名嘴們，媒體帶來更多的喧嘩與炒作可能，所以它失去了那種應該有的社會影響，但是這本書是實際的，而且寫下這本書的人才是臺灣實際的創造者、保衛者、守衛者。
三．為什麼會有內戰和冷戰
徐先生的這本書，徐先生生命中二十二年的軍旅生活讓我這個後來者深思，尤其是對比徐先生出走之後，我才出生所經歷過的世界後更是如此。
二十世紀為什麼那麼多的人在社會的動亂中，在政治集團的對抗中或犧牲了生命，或家破人亡、背井離鄉，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徐先生用生命躲避，對抗的是什麼，奮鬥的又是什麼，他給自己、給親友、給社會究竟帶來的是什麼？
總結徐先生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徐先生是因為內戰奮而從戎的，他在其後二十二年中所經歷的又無非是內戰和冷戰。為此徐先生這本書給我們的其實就是內戰和冷戰的教訓。
徐先生在這本書中的序言中寫道，“欣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作為國軍的一名老兵，國民的一份子，我有寫作的躍動；儘管：辛亥革命，我還沒出生；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我剛五歲；抗日戰爭八年，我在第七年才投身抗戰建國的洪流。但是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擴大叛亂，政府一面行憲，一面戡亂，到民國三十七年秋天，戰火正由大陸的東北向全國延燒；當時我是江西省宜黃縣的一名黨團工作者，縣政府的薦任職公務員，眼見局勢的嚴峻，便毅然辭去一切工作及行政職務，告別同志、朋友，將家小安頓在湖南省老家，然後隻身從湖南前往首都南京接受軍事訓練，做了我這一生最重要的‘價值’選擇——從‘戎’報國。”
他特別強調說，在當時他的生涯規劃中，從來不曾有過軍人的選項，更何況是“革命軍人”，也就是直接面臨生死，面對槍炮的軍人！
這是被迫做出的選擇，因為在徐先生出走後出生的我，前三十五年的生命中雖然沒有徐先生那種選擇的可能，但我的經歷已經讓我也深深地體會到，有一點我和徐先生一樣，那就是改變徐芳櫨先生一生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存在”。
這是被迫做出的選擇，其實生長在二十世紀的絕大多數人大約都面臨過這個選擇。一九四九年時的中國民眾，東歐很多國家的民眾，五十年代初期的朝鮮民眾，越南民眾，七十年代的東南亞民眾。
迫使人們不得不做出抉擇的是一個在歷史上最為獨特的內戰，冷戰。抗日戰爭很多人可以不走，軍閥割據民眾並不必須離鄉背井，以往的列國分立，社會依然可以太平，然而這一次，四五年後的內戰，徐先生卻必須做出價值上的選擇。因為這一次內戰是和歷史上任何一次內戰都不同的內戰。內戰發起的一方是一個新生的政治集團，一個帶有典型的十字軍東征特點的幫派。這個幫派絕對的統治，以消滅所有其它任何稍有異於他們的個人和族群為其目的。
這個政治集團殘酷的血腥嗜權本性，在二十世紀初期已出現就顯現出來。而這個特性就決定了這個集團存在於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一定會有內戰，存在於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就一定會有冷戰，乃至世界大戰。
所以徐先生個人的經歷，徐先生這本書告訴我們的是當代研究極權主義的專家們經過深入探究後的一個結論，那就是，二十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只要有極權主義政權，有這種要求的政黨存在，它所在的國家就一定有內戰，它所存在的世界就一定會有冷戰存在。因為他們要的是絕對統治，絕對權力，因為他們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而非以人類社會的價值倫理為原則。
就因為共產黨的這個特性就迫使成千上萬的徐先生們必須做出生死抉擇。我稱它為生死抉擇，因為這個選擇使他可能和其它幾百萬人一樣死在戰火中，死在其後的各種偶然事件中，但是，沒了這個選擇徐先生也可能是共產黨其後幾十年中的死於迫害的上億非命的人中的一員。等待也是一種選擇，這種等待到的選擇所造成的悲劇可能更甚。共產黨的存在讓每個人生死不明，誰也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當代歷史大家陳寅恪先生最後二十年的命運就是一個很好地說明。所以徐先生的選擇無論怎麼說是積極的。因為他選擇了一個還有價值觀念和前提的社會和群體。他為整個群體奮鬥了，並且也造福於了他的家庭，以及其他的民眾。
為此徐先生的這個選擇也告訴我們，在面對共產黨決策的時候，永遠是生死的選擇，災難還是平安的選擇。在民國三十八年秋季，徐先生必須做出的選擇，其實早在此前的三十年中就多次存在，由於此前，徐先生的父兄在每一次選擇中做了可說是不成功的選擇，所以到了徐先生，到了一九四八年就必須做出生死選擇。
然而，在徐先生撰寫這本回憶錄的時候，在民國建立百年紀念日的時候，很多人卻把這個結論，這個政治集團所具有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時代忘記了。冷戰成了一個無是非，無因由，和以往任何衝突一樣的對抗時期。沒有人深究四五年後的那種內戰可以避免嗎？冷戰可以避免嗎？徐先生可以不從戎而能平順，乃至有所發展地度過一生嗎？
徐先生現在腳下的那片大地確實令人遺憾。因為現在我們很多大陸人，徐先生走後出生的人在重複徐先生曾面臨的抉擇，可這逃亡者先驅，對抗者先驅徐先生出走後在那邊養育保護的一些後代人卻忘記了這些。
四．徐芳櫨先生捍衛的價值是什麼
我自己的經歷讓我明白，要我以後的大陸人理解徐芳櫨先生及其一生的奮鬥，特別是從價值問題上，從精神上並非易事。徐芳櫨先生是成千上萬的國軍戰士中的一元，也是我從小就受到的妖魔化教育的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元，後來成為大陸電影中的那些醜化了的國民黨軍官。這個形象依然還在大陸的我這一代，乃至我下邊兩代人的心目中。因為我的師長，直到最近十年，出手還是那種漫畫式的國民黨，國民黨軍隊，以及醜化了的這些人的倫理道德。
我的經歷也讓我看到，從我認識徐先生開始，到閱讀他的書，歷史的距離，政治的阻隔已經悄然退去。我不僅理解徐先生，從徐先生那裡學到很多東西，而且視徐先生如長輩親人。我們能夠跨越這道人為設立的深淵，這中間無疑是最根本的人性和價值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要想理解瞭解徐芳櫨先生及其同代人，就必須理解他們的道德情操，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品質。因為徐先生是因為價值抉擇而從戎報國的。要想理解他們，就必須認同他選擇的價值，認同他選定的價值才會對他說重現的歷史產生共鳴。所以對一位大陸人來說，對從小被共產黨換了頭腦的人來說，和徐先生，和時下的臺灣人，沒有根本的價值和道德的認同和溝通，永遠不會有根本的溝通和理解。
徐先生遵循的價值是什麼？徐先生這代人是為什麼不得不離鄉背井在臺灣紮下了根，生息發展？徐先生雖然幾乎終生從事的是軍隊政工工作，但是卻沒有在書中用原則性的大話反復強調。這著實地令我驚奇。應該說他對三民主義是精通的，因為他一生寫了那麼多有關三民主義問題的文章，在部隊中做過各種宣傳，可徐先生在書中沒有任何教條之語。我想這大約就是徐先生追尋的那個社會的一個特點，三民主義所具有的包容特點，徐先生做自己性格特點。然而儘管如此，徐先生追求的價值，為人之道卻在書的每一頁，每一件事情中明確地顯現出來。那就是傳統中國人的價值觀、倫理觀，為人處事之道。
生於一九三六年的，流亡巴黎的大陸著名異議知識份子姜友陸先生曾經對我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攫取大陸政權的時候，他雖然十幾歲，但是立即看到這不是他要的政府和社會，因為共產黨推行的完全和他從小受到的中華民國的禮義廉恥，忠孝仁義的教育不同。在徐先生的書中，我看到了姜友陸先生談到的為人之道。
徐先生在“党國”的軍隊中，在戒嚴時期做人行事處處上下有序，恪守準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沒有成為“黨奴”更是令人驚奇的。這大約也就是臺灣和大陸，國民黨和共產黨最根本的區別。這個根本的區別在於價值。一個是党高於價值，傳統的價值，現代社會的價值。一個則是無論這個黨如何想要權力，但是他們不敢肆無忌憚地突破傳統的價值，現代價值的界線，當然更不敢肆無忌憚地無視和踐踏。
國民黨曾經有過不少暴行，如二二八事件，可他們不曾或者說不敢明目張膽地踐踏人類尊嚴，人類的底線。與國民黨根本不同的是共產黨的暴行，他們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九九年後對法輪功的鎮壓與他們在四九年前的一切暴行一樣，與他們在四九年後土改、三五反，反右，五九年鎮壓西藏民眾起義，六六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一樣，用姜友陸先生的話說，是公然對禮義廉恥、忠孝仁義，對人類最基本的準則和倫理的肆無忌憚的殘暴。鄧小平的那句“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最典型地代表了共產黨對人類的蔑視與嘲弄。
應該說就是這點，徐先生追尋了有所懼，有所固守、堅持的革命軍，逃離了無所懼怕，肆無忌憚的革命黨。應該說就是這點，徐先生這代人也參與寫下了臺灣的歷史，啟發了我這一代的大陸人，奉獻出了最寶貴的貢獻。
時下很多人談臺灣的當代史的時候，都關注到臺灣的民主發展史，從二二八到黨外運動，本土化運動，突破黨禁，到民主的逐漸成熟。但是當地臺灣史卻還有另外一個同樣是主導臺灣命脈的歷史，那就是傳統的延續和發展，對於這個傳統的捍衛。這同樣是一個為人類價值奮鬥的歷史，而這個歷史就是徐先生這些人所參與的，他們對今天臺灣的貢獻，明天中國大陸的貢獻在今天似乎沒有民主史那麼響亮輝煌，可這個貢獻的深遠意義，我想可能比民主制的影響還要廣泛長遠。因為它涉及的是人和社會最根本的生存價值問題，也就是促使徐先生年輕時做出從戎抉擇的那個價值問題。
同樣正是這個價值問題，今天把我這個大陸人和徐先生等許許多多的臺灣民眾聯繫到一起。儘管我出生的時候，徐先生們就離開了大陸，儘管經過二十多年的妖魔化，可讓我們最終能夠跨國這一切人生和社會的柏林牆的就是傳統價值觀念和傳統文化。
在這個價值基礎上，我越是理解徐先生，認同徐先生，就離立體的歷史，真正的傳統，正常的人性就越近，就離党文化，黨的意識形態，黨化的歷史和社會教育，異化的人性和思想越遠。一個大陸人，當你讀徐先生的書的時候，如果你發現存在著不同，或者問題提法不同，或者是歷史敘述的事實相異，或者是文字用法兩樣，那麼我認為就要問一問，為什麼會有這個不同？我想任何一個正直的人在詢問這些的時候，都一定會發現黨教育你的那一套是扭曲的謊言，是半個多世紀來造成中國當代各種災難的原因。
五．沒有結束的歷史
讀徐先生的回憶錄《從戎沒投筆》，你會發現，經歷這一切的人還在你的身邊，迫害過你父兄的人也還在你眼前，可你們是否已經忘記這段歷史，已經以為這一切只是歷史，是曾經發生過，卻消失了的事情？但是，現實卻並非如此。歷史還在延續，它還在發生，不過形式有時已經有所變化。它隨時可能再次發生在你的身上。因為就在一九八九年，在世界讚揚鄧小平的時候，就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八九天安門大屠殺。就在高喊緩和，經濟上不擇手段地吸引外資的時候發生了九九年後的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這些迫害居然每次都能夠史無前例，就是因為人們依然麻木和綏靖。如果人們高度警惕，隨時顯示自己的力量，就可能至少是減少流血犧牲。例如八九年後的那幾年，中國不但收斂，而且一再顯示改革的意願和讓步。在那將近十來年中，中國第一次有了把政治犯，異議人士放了來和西方做交易，但是與之相比，在那之後，最近的十年中，胡溫政權卻再次不放一人。
後來的人覺得這是一個新時期，共產黨人已經非昔日的共產黨。過來的人由於經歷了一切，他們知道什麼才真正意味著共產黨變化了，什麼不過是假像，他們的一生已經多次經歷過這些。然而，既便如此也只有誠實的人，有追求的人，善良的人才會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心和大腦思考，講話。而那些過去現在都是唯利是圖的政客們則永遠是心甘情願地被共產黨騙和與共產黨一起騙人。
讀徐先生的書，這本樸實無華的回憶錄，我不僅在價值的認同上有所收益，而且在對現實的判斷上也越發清醒，那就是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被共產黨所騙，幫助共產黨欺騙的人，無論過去和現在永遠是那些要麼在智力上有問題，要麼在道德上有問題的人！
2013/7/19，德國·埃森
徐芳櫨，《從戎沒投筆-軍旅二十二年記（民國38年至60年）》，臺灣，臺北•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3月出版
作者簡介：
仲維光，一九四九年生，山東黃縣人，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思想史碩士，近年來被多個大陸網頁媒體推薦為大陸最具影響的知識份子之一。
思想經歷：一九六九年，仲維光開始自學哲學，不久就把顛覆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知識界，徹底揭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給人類社會和中國社會帶來的思想、政治和社會災難問題作為己任。八十年代大陸開放後，八八年到德國繼續研究當代中國思想政治問題，並為此從哲學、歷史、文化三個方面全面考察了極權主義以及極權主義概念的提出和發展。現在他是華人學者中對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擁有並且掌握最多文獻的學者，並希望未來能夠利用自己搜集的近千種文獻與所作的研究在華人地區建立一個專門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機構。
出版：著述、翻譯作品包括《愛因斯坦的早期量子論思想研究》，《愛因斯坦傳》，《愛因斯坦語錄》，《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份子》，《當代極權主義與知識精英》；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專門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國社會思想界的問題”，“極權主義和自由文化問題”，“極權主義還是權威主義”，“傳統專制、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區別究竟是什麼？”，“五四以來思想問題系列”，《當代啟蒙思想家卡爾•波普》、《啟蒙究竟是什麼》等数百萬字。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