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年,二〇一五年八月底在荷兰海牙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的演讲。由于时间关系只讲了一个开头及非常粗糙的大纲,也就是应该在什么思想基础、什么原则上出发评述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而这个题目的另外一部分,为什么陈子明们是“真理部”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的具体论述,有头脑的听众其实是可以由这个基础和原则自己去展开。当然大家也可以等我完成“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讨论”一文后再来为大家做进一步分析及解释。
我之所以在这里匆匆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一批人极其严重地败坏、变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异议运动,离心运动。现在讲已经是太迟了!
我这样提出这个问题,其实陈子明们自己也不会反对。因为我说的是实话,如他自己所言,究其一生他从来没有公开声明过反对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权,反对一党专制。他也真的甚至就是在暗中也没有从事过。不然他和何家栋的关系不会是那么始终如一,那么血肉相连。
何家栋是何许人,他是《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的执笔者,典型的“真理部“的核心
和灵魂性的干将。何家栋信誓旦旦的临终之言也是他及他的后代绝对不能够反党。
这一点在陈子明从七六年前后到八九年的历史中是非常明白地得到证明了的。他(们)从没有对党提出质疑,我指的是质疑一党专制,也就是在他们之前,一九五七年时前辈知识分子提出的“党天下”问题。
陈子明们是变质了的一代人,他们没了质疑的能力,只有一心要入党,完善党的统治的冲动及要求。这其实也反映在方励之八十年代中期后号召学生入党。改造党的主张中。方励之说出这句话不能够完全说成是一种带有幻想的冲动,而与陈子明一样,可以更多地说是一种《一九八四》中所说的,“真理部”对下一代人的培养结果,要使他们彻底丧失了犯思想罪的能力,相信党是一切,党有着纠正自己的能力,可以做一切。所以方励之才会以为他可以回避五四年入党,曾经跟着党走的问题。然而这一点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和欺骗。因为如二〇〇四年《大纪元》九评所总结的,党是一个黑帮集团,根本不可能演变和改造。这个结论,在当代思想界,或者说对于有正常思维的人来说,理解它不是那么困难。
被“真理部”换了脑的陈子明们处处显示出的是他们彻底丧失了这个能力。因为即便到了八九年,当学生们公开拒绝为党内斗争服务,坚持自己的诉求时,他们居然梦想的是利用这个时机爬上船去,进入政治局。其后当他在监狱为囚的时候还在写入党申请书,向党表达自己的初衷绝不是反党。这一点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前的最后十年。当二〇〇四年海外已经提出彻底认清共产党是个黑帮集团,退出中共、解体中共,中共陷于四面楚歌的时候,陈子明最后的时日依然是要进入中共,要维持和改善中共,做合法的反对派。说穿了,祈求做一党专制的花瓶反对派。
而我又为什么一定要先完成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讨论一文后再来谈这个问题,还因为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就是七六年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国际学界早已经深刻地讨论了几十年。一九七六年后中国共产党出现的所谓“新”动向,其实早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所谓东欧提出“解冻”时期、“修正”时期都已经出现过,国际学界对此也都讨论过。而陈子明们,当然也包括那些高级一些的“真理部”出来的学者们,如李慎之、顾准,以及我曾经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当他们在七六年前后才开始思索共产党集团面临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总结对比、反思历史上,也就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他们进入共产党时思想界的讨论和研究,而且也不去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研究情况。事实上最严重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要去了解国际学界究竟是如何研究及看待解冻以来的共产党问题的这个冲动。
本来一个学者在面对一个问题,破题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看过去和当代对这个问题有哪些人做过研究,讨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还在争论。可他们没有一个人去做这个工作,也没有人有去做这个工作的“冲动”。所以这个“不看”、“不做”的原因是非常值得追究的。因为他们之所以认为不需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走在共产党“真理部”规定的路上,改善共产党是天经地义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给“真理部”及老大哥启蒙,才会到今天为止,依然只会为“真理部”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叫好,为其服务。所以,说他们失去了犯思想罪的能力绝非是无的放矢、耸人听闻。不要说对比奥威尔《一九八四》的描述和国际思想学术界对于共产党问题的研究,就是对比五七年提出党天下问题的知识分子,人们也能够一眼看到,在经历了如此残酷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后,八十年代初期对启蒙各类荒谬提法,不触及一党专制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根本就可以说是痴人说梦、荒腔走板。
顺便说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是一场典型的由“真理部”发起并且操纵的讨论,笔者一直在等待:希望中国当代除笔者之外有哪位学人能也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居然到现在为止,在所谓异议人士中,在号称“自由主义”的学者中无人问津。为此笔者在此除了预告一定要做的那篇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讨论,还要在此预告,笔者将在完成此文后会来解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无论其发起目的,使用的语言,讨论的方法,最后的结果,都是最典型的老大哥操控的党同伐异的教条征伐。这个讨论除了在共产党内引起一些调整性的修正,换了“汤”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共产党对环境、社会继续造成破坏而言,不过是改换了角度和方式。而中共一党专制能够比东欧延长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有今天的恶果,也都因为于此。因为他们是更纯粹的共产党人,更理解什么是共产党,更知道对于一党专制而言,哪些是可以变的,哪些是不能够碰的。
事实上,冷战时期西方的共产党问题研究专家,如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阿隆、布拉赫、达伦道夫等人,早就看到并且研究过所有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后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的一些做法意味着什么。例如,他们在对“解冻”问题,苏联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变化,东欧的修正改革问题的研究后认为,解冻后的共产党社会进行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进行政治改革,共产党组织的纪律化,反腐败,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理性化、制度化、法制化,这一切的结果是要回到正统、纯正的共产党,而绝不意味着共产党极权专制会有任何根本的改变。
去除了极端的个人崇拜,制度化、纪律化了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实用主义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因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的邓小平集团提出的实际上是,一党专制的权力能否得到巩固才是共产党的标准。所以才有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才有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的血腥叫嚣。
事实上共产党集团的这类变化,斯大林死后的解冻,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并不必一定要真正出现才会被注意和讨论。因为四十七岁去世的奥威尔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都已经做了可说是十分具体地预言描述,中国共产党也居然就如书中所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亦步亦趋地按照他在书中预言的老大哥的理论及做法演变自己、维持自己。
这个对比可以让我们一眼看到,七六年后中共的那些做法,以及陈子明等八十年代的那批所谓青年才俊,包括金观涛等人们的做法和说法,不仅五十年代中期后在东欧都出现过,而且西方的学者对此也早有研究和结论。这就是共产党从来不想、也不可能改变自己,而金观涛、陈子明们也从没有想到过离开共产党,因为他们根本就是“真理部”培养的有革命豪情的第二代,共产党肌体上的一部分——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一部分。这也是到死陈子明依然如此的原因。他的这条道路甚至遭到曾经的共产党高干,有良知的于浩成的质疑。
在我对一些人对顾准和李慎之的平角角度和方法提出批评性质疑后,陈子明曾经在纪念何家栋的文章中,公开写文批评我,并且问别人我如何看他的文章。我没有和他讨论。因为一个浸淫在党文化、“真理部”的思维方式中的人,你如何能够和他讨论。
我和陈子明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人。我们认同的价值不同,学术规范不同,运用的语言也不同。对于何家栋这样的人,这样的典型的“真理部”的核心和灵魂性的干将——党“棍”,对我来说,这类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反省,如果不能够改换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我根本无法和他们交往、对话,无法容忍这样的人。而陈子明却是何家栋一手提拔扶植的,他的这篇文字就是为纪念、怀念他的“恩师”何家栋而写的。
对比陈子明的经历,我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鲜明对照。我读研究生的导师许良英比何家栋在思想上可谓要走的远多了。可我们之间从七五年认识开始就是争论,及至最后八九年后他虽然不再被重新接纳入党,却依然无法容忍我对共产党根本否定的思想。实在说,“真理部”的人比我们更敏感,他们非常知道谁是自己人。
操着“真理部”的语言的人,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的描述及论述语言都是有问题的。这个语言及思想方法其一是让新一代人丧失表达个人思想和感情的能力,其二是割断了历史。他们所说的历史,所说的思想,例如他们所说的波普、科学思想及启蒙根本就不是波普、科学思想及启蒙,而是被“真理部”用新话再造的波普及启蒙。一句话丧失了交流和探究的原来意义和能力。
所以,我以为一旦中国读者看到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就可以通过对比不仅一眼就可以看出陈子明这批人的无知、虚妄,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失去了一般学者们提出这些问题以及探究这些问题的能力,就是因为他们是“真理部”培养出来的变质的一代——完全癌变的一代人。
写下这些话,我并不是想让那些和陈子明走在一起的人如何,你们愿意掩耳盗铃,到处撰写“隔壁阿二不曾偷”,回忆歌颂他们,我管不了。但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下一代人我却一定要说明这一点:也就是究竟什么是“真理部”培养的一代人,党文化的表现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我们如今的文化面临的问题又究竟是什么?
本来什么是丑,什么是“真理部”的宣传,什么是研究,什么是异议人士,以及不要共产党意味着是什么,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可这,居然让你们搅得如此乱七八糟,不说说,行吗?
2015-11-02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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