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让我谈他正在写的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看法，这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泛泛打字过去只是谈了几点想法。发给他后，突然觉得可以抛砖引玉，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思想的问题还是点点滴滴地不断讨论更好，因为我们积累的问题的确是太多了。
1.这位朋友认为推翻满清是孙中山唯一可以没有争论地得到肯定的事情。
我以为，现在看，推翻满清也不意味着是绝对正确的事情。因为西方一些国家保留了王位，甚至北欧还是去请来的王位。而废除了王室的德国，却发动了两次大战，产生了最极端的专制。他们现在甚至都后悔废除了这道风景。这说明王位有否并不是判定正确与否，进步与否的判据。所以孙中山的这个功劳也是值得探讨的。
2.寻此思路，北伐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
北伐伐的是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现在都知道，割据时的军阀或者说诸侯并不比党阀，党国坏。孙中山引进的是西方基督教社会的世俗化的国家结构。彻底破坏中国传统秩序，始自孙中山、国民党。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已经不是如以往所说的，凡是西化，或所谓现代化，就一定比中国传统的好。我现在甚至宁肯不用这个说法，而认为应该具体地说是“引进世俗化的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党国结构”，党化国家结构，不意味着必然比中国传统的好，进步。我以为这点前辈贤人曾经深切感到。而后辈作家廖亦武现在也同样感到，鸡犬之声相闻的老子的国家观，要比西化的帝国观好——即传统中国的国家形式，远远好于时下的所谓“现代”，即后基督教社会的国家形式。我宁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廖亦武在法兰克福书展获奖演讲词中所说，这个西化的帝国，党国化的帝国必须，也必然崩溃。
而再从更远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看，北伐甚至可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身，或者说后来的一切革命前身。
虽然如此讨论对孙中山可能带来很多负面评价，可如果做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孙中山在当时的船坚炮利的西方的强势全球化的形势下，在当时中国各类同辈人的努力中可能也是竭尽所能了。因为如果和共产党那批人相比，他的可取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辈无法与孙中山比肩，只是力图汲取点教训。
4. 辛灏年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很有些才能的意识形态宣传家，或者说卓越的Publicist——公众文字工作者。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及著述不是历史研究，而是一种历史宣传、社会宣传。这点去看看他阅读的文献就知道了。请注意，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比后者，Publicist高级，我自己多年来的很多工作也是属于Publicist。历史学家和“公众文字工作者”之间虽然没有高低，可也不能够指鹿为马。
写下上述四点后有朋友提出了一些反驳，甚至激烈的反对，为此继续讨论如下：
5.有朋友认为，满清皇族作为异族政权与社会对抗太激烈，无法和解保留。此外西方的皇族有很强的连续性，但中国并没有，连续的只是道统，因此若保留皇帝能起的作用有限。
对此我认为，事情并不是能够那么简单地回答的。满清的确是异族政权问题，可不要忘了中国文化所化之人王国维，以及大儒梁济都是殉了清。所以晚清那种尖锐化了的民族关系，是不是孙中山们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又重新炒作起来了的，是很值得研究的。费正清说过，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非种族、血统。为什么？探究这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化传统很重要。此外，我们对西方的“皇族”又有多少了解呢？谁真正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的只是，西方王室和中国的皇族不是一回事。再就是亚洲日本的情况也很特殊。任何类比的提法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存在形式的形而上学前提，存在的条件及可能。
对所有这些，不是我的专业，我没有答案，我提出来，只是想说这是问题，要研究和讨论。
6.有朋友认为孙中山的奋斗不是反封建，因为中国无封建可反，他的奋斗是从专制走向共和，从酷刑迫害走向人道自由！
对此我认为，首先那个时代是一个从西边来的“革命”的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西方在经历了政教分离后，进入后基督教社会的世俗化时期，一个以观念论，及意识形态取代基督教神学的世俗化革命时代，世俗的十字军东征时代。所以问题或许应该是，如果没有孙中山，中国在这个世俗基督教化的西化潮流中就会直接跌入深渊——即俄国、意大利和德国之路。孙中山是在西化的路上，试图让中国缴纳最轻的学费，或说试图绕过这个深渊的一种努力，一种充满问题的努力。
对此，也涉及到我近年来得到的一个看法，世俗基督教化是比基督教化的中世纪更坏的一种东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说过，相信有一种真理，并且自己占有这种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平行于此我要说，世俗基督教化的思想基础，及社会潮流是当今世界，全球化潮流中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恰恰就是他们，相信有一种真理，并且自己占有这种世间的、世俗的、物质化，或者说唯物主义的真理。
7.有人对我说的，“辛灏年先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有才能的意识形态宣传家，至多可说是Publicist——公众文字工作者”，很是不理解，认为我“太书生气、太机械、太狭隘、太幼稚了！《谁是新中国》是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对此我愿意更进一步补充几句。我认为，对于已经长期生活在意识形态化的中文世界中的中国人来说，我提到这点的时候想到及涉及的甚至不仅是两类人，而是三类：
historian、Publicist和ideologist。这里涉及的是研究形式的区别，性质的区别，即一般讨论问题以及学术研究的区别，以及更为根本性的一般讨论问题以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宣传的区别。
Ideologist，意识形态者是观念出发，为了一个宣扬一个观念而从事文字工作，而Publicist，文字工作者是为了讨论问题。他或许是在讨论一个观念思想，但是不是为了要贯彻它、宣传它。
在最近一百年，有历史学家称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因此认清这个区别是重要的。而对于这个区别，我认为，凡是读过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并且真的读懂了，明白了《真理部》是怎么回事的，尤其读懂了这部小说后面那个详解新话和新思想的附录的人，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为此，这个ideologist，意识形态者在现今社会的知识界的确很有些贬义。因为意识形态者的观念论很有些世俗宗教教义特点，意识形态者的宣传总有很强的党同伐异的特点。而对于另外两类人，publicist和historian的区别，首先我要说的是，publicist毫无贬义，它不过说你从事的不是哲学、不是文学，也不是历史，而是一种广泛的文字工作。公众文字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是平权的知识人。当代很多在西方有影响的人物，包括奥威尔都可以称为publicist。我当然知道会有人在西方生活而不熟悉这个词，所以加了一句，笔者自己的很多工作也是属于publicist的工作。
这里我必须要说的是，在我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ideologist、publicist和historian的区别的时候，就遭到如此动感情的批评，其原因正是在于百年来的世俗化宗教带来的意识形态问题，《一九八四》中强调的真理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精神被彻底的意识形态化了，所以很多人才会认为以论带史，正确的观念及贯彻这个观念是精神生活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伟大的事情。而这其实也正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我认为，对于我来说，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自己的方法能够做什么，有哪些局限，不能够谈什么，自己吃几碗干饭才是一个知识人，一个publicist或historian最重要的工作。为此我这篇短文的目的也是如此。而也正是为此，publicist和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间没有明确地界线，根本的区别。成为一个publicist并不丢人和低人一头，但是相反，成为一个ideologist却是一件十分值得警惕、值得讨论的事情！
2016-09.28修订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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