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

冯晓明千方百计封杀有关台湾问题的采访报道究竟为了什么?

著名台湾侨团侨领高晴宏先生
我在有关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主任冯晓明的问题的上一篇文章(再爆冯晓明对有关维吾尔人报道的封杀及编辑手段)中说:
“这样的、只有在噩梦中经历的事情,绝对不仅只是发生在我对维人的报道中,在冯晓明上任后,在我和他打交道的六年多中,已经成为我工作中的一个梦魇!凡是在敏感的时候,在中共需要不遗余力地封锁的时候,冯晓明一定是尽力,一定有各种反常的“编辑”行为,我不止一次地经历过。为此,在每个敏感时机,在对我蒙古人维权活动的报道中,在对台湾民主社会动向的报道中,在对法轮功及异议人士活动的报道中,在对欧洲政界重要人物特别对中国问题的言行的报道中,我都不仅充满警惕,而且白纸黑字地记录下他的举动。对此,我将还会继续有专文揭露。”
现在我来揭露他对于民主的台湾社会报道的恐惧及封杀,将分别从他对于文化、民主社会以及政治三方面问题的不同封杀手法,来说明他封杀的全面性。这三个案例可以让读者再次看到,在对于有关台湾社会报道的态度上,如我以前多次强调的,他封杀的疯狂令人惊讶,甚至感到诡异!因为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一个用美国纳税人建立的旨在宣扬民主人权价值的电台,而且还有国会、民主基金会,以及他的上级各层及同事存在,而这些负责人及同事很多自己就是或者是来自台湾,或者是台湾移民的后代,但是冯晓明竟然能够如此放肆,实在是匪夷所思,让人感到不知此身在何处!
其次,冯晓明如此不顾一切后果地封杀以及使用手段削弱有关台湾的报道,不禁让人进一步产生疑问:他究竟是为了什么?
只有一个解释可以说得通,那就是这些个报道的客观性——有的是因为时间性、有的是因为内容,会对共产党中国政府造成无法抵挡的伤害,所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封杀,倘若封杀不能,则一定要消音。为此在“那个链条”上,如果冯晓明没有配合行动,那他就是“失职”,所以他必须竭尽全力封杀或利用“编辑”手段消音。

《好海洋》协会演出照


在我过去二十年的报道中,细心的听众就会发现,我其实是更加关注一般社会文化方面的新闻,而非那些泛泛的政治新闻。因为我深切地了解,民主社会、正常社会和共产党专制社会、极权社会的区别更根本地表现在文化问题上。谁如果看不到在对待传统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方式问题上,正常社会和共产党社会的根本区别,我认为,就一定是在感知和思维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在报道中反映出这个根本的生活方式的区别,在我看来不仅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新闻记者的责任,而且也显示出这个记者的厚度。而这大约就是《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及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二战前后都曾经长期为电台做过记者及评论的原因。由于这种考虑,在多年来的报道中我非常注意对比报道有关台湾和大陆,中国和德国及欧洲在艺术、出版以及一般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交流及区别,凡是有这方面的新闻我都尽量不漏报。
这些报道,特别是涉及到台湾社会及其延伸到世界各地的侨团活动及其影响的各种报道,因为对于中国大陆的听众有着直接的,非常容易对比理解的意义,根据多年来我从大陆听众中得到的反馈,它们是大陆听众最喜爱听的采访报道。当年,一九九九年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出任首任台北文化局长,她在离开德国赴任前曾经打电话感谢我的报道。她告诉我,她被马英九聘任为台北文化局局长的消息,很多大陆听众都是在听到我的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她询问并且表示支持和祝贺,这则消息在大陆影响很大。
多年来关于德国和欧洲的台湾侨团及个人活动的报道中,我更深深地感觉到,这些台湾侨团,它们起自民间,发自个人多样的爱好和追求,因此其活动的丰富多彩及多方面的影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侨及其团体所无法相比的,而这就增加了我做这些报道的积极性及力度。各类文化社团、艺术家、作家、新书出版、画展、文化节,佛光山等宗教团体的人道关怀活动,都成了我一定要报道的消息。积累我二十年来的报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报道台湾侨团在欧洲的活动,是我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二十年来在海外中文媒体的新闻史上四方面重要成绩之一。另外三方面的成绩是:对于东德及共产党问题历史和现实的报道,对于维吾尔人、蒙人、藏人以及法轮功信仰团体活动的报道,和对于西方社会文化社会问题的报道。在这四方面,可以毫不为过地说,我一个人做的报道,多过德国之声、BBC、美国之音和法广对此报道的总和。
为此,在揭示冯晓明问题之时,我也要问,是这些团体协会的文化和政治生活,对侨居的西方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微不足道,不值得报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结果?这样的结果和现象又说明了什么?
时下,对于所有那些拿了纳税人的钱的西方社会的公益媒体,美国之音、BBC、德国之声、法广、自由亚洲电台来说,这些都是必须追问的问题!

《好海洋》协会演出海报

谈到文化活动,如果说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华人侨团的活动是值得并且可说是必须报道的话,那么在德国注册的《好海洋》协会则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的文化社团。
《好海洋音乐暨表演艺术推广协会》由几位来自台湾旅居德国的音乐家及音乐爱好者共同发起,成立于二〇一二年,蔡采崴女士担任执行长。该协会的特点,是完全由民间艺术爱好者组成,它涵盖或者说力图涵盖旅德、奥、瑞士乃至法国等地的台湾留欧艺术家及学生。其二、它成为台湾艺术家及学生到欧洲来交流的一个桥梁及推手,其三、它让当地欧洲的艺术家方便在欧洲当地找到与台湾艺术家交流合作的伙伴。它成立后的活动及影响从民间延伸向欧洲主流艺术界、主流社会,演出包括了台湾本土特色的艺术、中国传统艺术以及欧洲的古典和现代艺术。
这个协会推出的演出,由于文化基础及成长环境的不同,他们所受过的训练及气质所展现出来的艺术和来自大陆人员的演出有着很大的不同,任何一个稍有敏感的记者和学者都一定会看到这点。
前德国台湾协会会长刘威良女士
大约四年多前,关注台湾在欧洲影响的德国台湾协会会长刘威良女士特别向我推荐了这个协会,使我得以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及报道了他们的情况。此后,刘威良会长几乎每个季度都会告诉我《好海洋》的活动。说来惭愧,因为我知道,习惯于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角度去想问题的人不会理解到文化艺术和政治及政治问题的深层联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刻影响,而冯晓明则一定会利用这点封杀这些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有关台湾社会的文化新闻,所以出于自保,可报道可不报道的,我都选择了不报。所以《好海洋》成立五年来,我只是在开始时报道过。今年由于他们成立五周年,而尤其是现在他们的活动更上一层楼、更具独特性,所以五月刘威良会长再次知会我后,我迟疑拖到七月还是决定和蔡采薇会长联系了解情况看看是否可以报道。在了解中,协会在艰难情况下的发展再次让我肃然起敬。在我请蔡采薇会长给我传些更详细资料时回信中她说:
“仲先生,谢谢美言,依然困难重重,还有力气就尽量做。现在好海洋俨然成为德国接触台湾音乐家窗口,可是我没法有正常收入,还不断拿钱出来支应各项开支。附档是最近写的简介,您参考一下。”
我确实是带着敬和爱的心情来做这个报道的,所以做得很用心,非常中性客观,一切都是为了不使冯晓明有任何封杀的理由。然而,我绝没有料到尽管如此,它最后居然还是被封杀了,尤其让我惊讶的是,冯晓明说出的封杀理由竟然是:台湾和大陆无关,所以不能多报。他的回信如下:
“天溢:这篇报道我们收到了,但没有采用,因为我们的受众在中国大陆,而该报道跟中国大陆没什么关系。所以希望在选择报道内容方面,多考虑与中国大陆有关的内容。谢谢!”。
我把被封杀的报道附在文章后面,请读者自己判断这个报道及冯晓明所说的理由。
对他的说法我的看法是:冯晓明的这个说法简直是荒谬到让人目瞪口呆!
第一,谁敢说关于台湾社会及文化的新闻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因为即便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来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台湾问题,几乎可以说永远是中国政府的第一问题。
第二,冯晓明供职的电台是自由亚洲电台,这当然包括台湾地区。同样讲中文的台湾民众的活动当然是电台的重要报道对象。
《好海洋》协会演出后留影
第三,无论是《好海洋》协会的活动,还是台湾社会的文化问题,不但直接和共产党大陆形成对照,而且直接和传统中国文化密切相连。这个对于传统的不同理解及不同关系,谁敢说和中国大陆没有关系!
最后就是,冯晓明在回答我的时候居然忘记了,自由亚中中文部最重要的一个分站是在台湾,而且台湾当地的新闻,即用他的话说“和中国大陆没有关系的新闻”占据中文报道很主要的版面。
所以收到冯晓明的这个回答,我哑然失笑,人间居然有这样的不顾前后左右的人!能够把这样一个回答白纸黑字地发出去,你对这个人还能够说什么呢!


冯晓明封杀有关台湾报道的第二个例子更让人震惊!
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台湾人拿到美国及一百多个国家的免签权是最近几十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性事件——一个对于华人社会来说具有重大历史、政治和现实意义的事件。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如何能够报导得不泛泛而有新意、有启发性,也就是远离政治口号,把这件事的深远及根本意义用详实的具体事实揭示出来,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难题。因为你必须找到第一手的新闻资料来源或者直接的采访对象,“他们”能够让你把这样一个新闻做得客观而脱离平庸的政治。我真的是很幸运,因为我和德国一位著名台湾侨领高晴宏先生认识多年。他不单一直是德国和欧洲台湾联合侨团的负责人,而且是佛光山、客家协会等团体在德国主要的创始者和组织者。
高晴宏及夫人在中华民国建立百年展览会
在报道日期的选择上,由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号台湾民众获美国免签正式生效,我特别选在十月十号中华民国建立纪念日前一周采访了高晴宏先生。因为这样一个时刻及这样一个新闻,可以有效并且客观地让世界及欧洲社会了解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
果然,高晴宏先生在采访中回顾对比了历史以及当前世界动荡形势中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揭示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及免签的意义。采访中他特别强调:
“美国对台湾的免签,‘这意味着台湾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负责的国家、最稳定的地区,最可靠的伙伴!’”
对此他还做了具体而精彩的分析,他说:
“大家要记住,在亚太国家中只有七个国家能够拿到美国的免签,日本、新加坡、南韩、文莱还有我们台湾,再加上大洋洲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非常少的国家。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是很安全的国家。例如有一个统计,办签证的时候不合格率不能够高于百分之三,台湾已经低到一点九九左右。全世界有两百个左右的国家,只有如此少数的国家让美国认可,而这就表明,被认可的这些国家都已经晋身到非常民主,非常进步,非常开明,而且也具有相当的经济能力。”
我相信高晴宏先生的这两段阐述,是近年来在媒体上少有的心平气和、面对事实,对台湾形象做出的极为客观中性、精彩的描述。但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号发到台里的广播,居然被冯晓明封杀了!由于有了六月二十七号直接经历了他伪造维吾尔人新闻的经历,因此我已经对他有所了解和准备。所以对于他再次近乎疯狂的封杀我虽然感到震惊,但是想到这则新闻宣扬民主社会的力度会对共产党专制政府造成的威胁,对他封杀这则新闻的态度,我也就不感到奇怪和不可理解了。而就为此,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彻底看清了他的面目!
这个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号的报道被封杀,让我彻底地不再相信,冯晓明的这种行为只是出于情绪和个人的好恶。


如果没有上述这些经验,对于二〇一五年关于马英九和习近平会见的采访报道,我大约也不会一下子就想到和看出:冯晓明对封杀及削弱这一采访报道的影响,会如此用尽心机!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七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是一件大事。无论对于台湾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会如何,中国共产党政府之所以能够突然同意在这个时刻举行这个会谈,肯定一如既往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效益。这个会面在当时一定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中心政治,它一定会动员各方面力量为它服务,确保这个会面正常和成功。但是我还是没有料到,在我看来是例行性的采访报道,实际上是正面遭遇到中国政府对此无所不用其极的封杀和消音。
欧洲台湾协会会长傅佩芬女士
马习会在欧洲社会及在欧洲的华人团体中的反应,当然是我应该报道的中心内容。十一月四号,获悉欧洲最重要的台湾侨民的组织、具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台湾协会对这次会谈公开发出强烈的质疑,并且呼吁人们抗议并且抵制。为此,我在五号晚上采访了欧洲台湾协会会长傅佩芬女士,并且在会议的前一天,六号德国时间下午,美国时间上午,中国时间晚上将采访报道极为及时地发到了台里。
由于我看到质疑和抗议的声音非常普遍,因此当时没有觉得这个采访新闻会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安排造成什么超出寻常的负面影响,以为在发表上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没有想到,直到德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美国时间傍晚五点多还没有上网,这让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按照通常惯例,这个时间还未上网的新闻就是被冯晓明封杀了。而如果这样的采访新闻被封杀,我如何向傅佩芬会长解释,因为一般人无法理解这么普通的新闻为什么会被封锁。她甚至很可能会觉得,我来自大陆,可能不支持台湾人的事业,而阳奉阴违地封锁他们的声音。所以,那一夜让我怀着极其厌恶的心情,睡得极不踏实。然而,更让我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早上七点起床后我怀着侥幸心理上网再看看情况,却突然发现这个新闻出现在网页上。
这是从前不曾发生过的现象,仔细查看网上记录看到,报导是德国时间凌晨两点,美国时间晚上八点,亚洲时间上午九点上网的。尽管以前经常发生,我很早发出的新闻被压倒最后一刻上网却放在最早的位置上,以便让它很快转到后台的时间错序现象,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样延迟到下班后两三个小时才上网的反常现象。这引起了我的思索。对此的解释只能是:中国政府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对确保习马会都要有所积极主动的行动,这个采访报道到亚洲时间早上九点上网就失去了呼吁抗议抵制的效用,对于一个小时后十点举行的马习会谈,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由此,冯晓明也就能够表明他的工作是主动并且积极配合了某方面的要求和希望。否则,无法解释这种诡异的反常。而对于这种来自封闭的共产党社会的诡异,柏林墙崩溃后我在德国生活的经验,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的解密让我确信,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它们的真相。


以上所述都是事实。所以在此,如前几篇文章一样,把当时报道的文字附上,供读者自己判断。

1.附件一:2017810日关于好海洋协会的报道:

成立五年的好海洋艺术推广协会成为中欧各国了解台湾文化的重要窗口
成立五年的台湾好海洋音乐暨表演艺术推广协会,今年继续推出一系列的各类精彩演出活动。它已经成为中欧华人社会中在艺术上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采访报道。

二〇一二年,由几位来自台湾旅居德国的音乐家及音乐爱好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艺术社团,名为“好海洋音乐暨表演艺术推广协会”,由蔡采崴女士担任执行长。现在这个协会已经进入第五年,记者在该协会的网页上发现,协会今年的演出活动丰富多彩,遍及德国各地。为此,本周记者采访了蔡采薇女士。
关于协会的情况,她首先简单介绍说,“‘好海洋’这个名字是由台湾的原住民阿美族语言用汉字写出来,现在它其实成了台湾的代名词。协会二〇一二年成立,所以今年是第五年了,开始的时候确实比较辛苦。我们的音乐会基本上都会发表台湾作曲家的作品,无论是哪一类的。然后也会有台湾的音乐家表演,当然我们也会和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合作,把台湾的音乐推给当地人,也推给世界各地的人。”
据记者了解,自一二年成立后,好海洋协会在中欧各德语系国家中每年组织举办十几场音乐会及巡
回演出,不仅场次逐年增加,而且展演内容也在扩展。二〇一六年甚至年跨越到舞蹈和电影音乐等领域。关于今年的活动,蔡采薇执行长介绍说,“今年三月我们在慕尼黑爱乐演出过一个弦乐四重奏,是发表台湾的一个重要作曲家的彭婧的专辑作品。六月份我们邀请到了台湾一个很著名的爵士乐团,叫丝竹空,他们来德国五个城市巡回演出,非常成功。因为它们是爵士乐,又把中国乐器,二胡、竹笛跟西洋乐器电吉他、爵士鼓等结合在一起,所以回响相当好。”
对于一个月内即将展开的演出活动,她介绍说,“下半年的演出很密集。最近的是在九月九号,也是在慕尼黑爱乐音乐厅,黄瑞兰的钢琴独奏会。黄瑞兰是住在维也纳的台湾钢琴家,我们邀请她来慕尼黑做表演。同时发表台湾作曲家的作品,作曲家是洪绮莲,曲目为:Metamorphosis 蛻變;Bergnebel 山嵐。九月中旬到九月底,我们从台湾邀请到两位重要的音乐家,为此我们又跨越到更大的领域,南管跟古琴。南管是保持在台湾很特殊的一种古典文化,现在全世界大概只有在福建泉州一带跟台湾及东南亚还保存有这种文化。由台湾传统声乐家吴欣霏吟唱,黄贞婷配合古琴进行即席演出,曲目包括南管歌乐,南管散曲(节选闽南第一名剧《陈三五娘》),古诗吟咏(李白•贾岛•李商隐)及古琴曲,为配合苏黎世的演出将加重茶禅诗的表演。”
据记者了解,十月到年底,该协会已经安排好五六位在国际艺术舞台上享有盛誉的台湾艺术家来德国和当地艺术家协作演出。这些演出将会安排在柏林音乐厅( Konzerthaus Berlin)、慕尼黑爱乐( Gasteig München)、汉堡莱兹厅( Laeiszhalle Hamburg)等场地。十月份的演出甚至将在德国首屈一指的场馆柏林爱乐厅(Berliner Philharmonie)。为此,德国的媒体评述说,好海洋协会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中欧地区民众了解台湾及其文化艺术的重要窗口。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2.附件二,2012103日有关台湾民众获得旅行美国免签的采访报道:

旅德台湾侨团负责人高晴宏先生认为,旅美免签意味着台湾是全世界最稳定可靠的地区

美国给台湾旅游免签十一月一号生效。这个免签对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有哪些意义,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对旅居德国的台湾侨民代表、侨务委员高晴宏先生的采访报道。

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侨委会,在世界各国中是一九一一年成立的中华民国的独有特色。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和海外侨胞的努力分不开的。为此,中华民国侨委会也一直设有海外侨务委员的职位。
十月二号美国国土部宣布,将从十一月一号开始实行台湾民众到美国旅游免签。这个免签的宣布在华人社会中引起巨大的反响。究竟它对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有哪些意义,记者三号上午采访了在德国台湾侨民中享有广泛影响的高晴宏先生。
高晴宏先生是西门子计算机公司的高级主管,也是多个台湾侨团的创建人、负责人,现在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侨委会德国的侨务委员。他首先对记者说,“这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消息。它表明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在互信方面已经建立了更好的基础。”
对此,他进一步分析说,“最近亚洲国家有很多问题,如在领土等问题上有些争论。在这个时候宣布给我们免签,我认为有很大意义。这也就是说,至少他把政治和其它方面问题分离处理,他们着重看的还是这个国家是不是很民主,这个国家是不是很安定,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它是不是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对全世界的和平、自由和民主方面是否有一定的贡献。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于我们台湾的确是根据过去很好的友谊关系,然后,我们又经过了长期的密切的交往最终促成了这个计划实行。”
为此,高晴宏委员说,这意味着台湾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负责的国家”、“最稳定的地区”、“最可靠的伙伴”。对此他说,“大家要记住,在亚太国家中只有七个国家能够拿到美国的免签:日本、新加坡、南韩、文莱还有我们台湾,再加上大洋洲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非常少的国家。所以这说明我们台湾是很安全的国家。例如其中要求的一个统计:办签证的时候不合格率不能够高于百分之三,台湾已经低到一点九九左右。全世界有两百个左右的国家,只有如此少数的国家得到美国的认可,这就表明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晋身到非常民主、非常进步、非常开明,而且也相当经济能力的程度了。”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3.附件三,20151106日关于台湾侨团呼吁抵制马习会的采访报道:

欧洲台湾协会质疑“马习会”:不合时宜、不当地点、不适人选
十一月七号将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引起在欧洲的各类华裔侨民团体的关切。欧洲台湾协会对这个本应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马习会却如此仓促举行,提出强烈质疑。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采访报道。

即将在十一月七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由于是国共战争,两岸分离六十六年后第一次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因此被称为历史性的会面而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与此同时又因为这样重大的历史性的事情,只是在会见前的三天才在媒体上公布,这对于民主社会来说又可说不是一个平常的做法。为此,两天来马习会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宣布及举行,不仅引起欧洲媒体的讨论和探究,而且在欧洲的各类华裔侨民团体、民运团体、异议人士中也引起了关切。
欧洲台湾协会是在七十年代由台湾争取民主的异议人士所创建,九月旅居德国的傅佩芬律师当选为新的欧洲台湾协会会长。她代表欧洲台湾协会对于这次马习会提出强烈的质疑。为此,五号记者采访了傅佩芬会长。
傅佩芬会长首先对记者说,“首先我们应该先讲清楚,我们并不反对台湾跟其它国家的正常交往。我们觉得台湾应该跟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有正常的交往,但是我们反对这次马习会。因为我们觉得这次马习会,无论人、时、地都是不适当的,对于它的动机、程序,还有他们企图造成的影响,我们都强烈地质疑。”
傅佩芬会长说,首先会议的地点的选择并不能够保证台湾民众所应有的人和国家的尊严。“我们知道习近平先生他去新加坡是为了庆祝中国和新加坡建交二十五周年。这个时候台湾的总统要到新加坡去,而新加坡并不承认台湾,新加坡在接待习近平先生的时候一定是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来接待他,那么他们是否会对台湾的总统有一样的、对等的对待呢?”
对于时间的选择,傅佩芬会长说,“就时间来说,我们都知道台湾明年一月十六号要举行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国民党的选情非常低迷。在这个时候,又以这么仓促的方式宣布,它没有经过任何人民的监督,也没有经过立法院的决议,而且是在记者已经得到这个消息后,总统府才对外宣布这个消息。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匆促的做法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做法,也不合我们宪法法制的秩序。”
为此,傅佩芬会长认为,这次会面充满对于政党对政治利益的现实考虑,它企图影响台湾的选情,而不是为了两岸人民长久的和平发展。对此她说“我们都知道马英九先生目前在台湾,任期只有不到七个月,民意满意度也只不过剩下不到百分之十。现在习近平先生居然决定要和他见面,我们高度质疑,一个中国领导人跟一个台湾即将卸任的总统究竟能有什么可以跟他谈,又可以跟他达成什么协议呢?”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2017.11.30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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