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再次进一步强调的是，谁若是只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以此来谈论哲学史，那么就根本是南辕北辙的胡扯。因为唯物主义是一种观念论、一种意识形态，以这样一种教条系统来理解、解释哲学史，那不是哲学史而是一种僵硬的、意识形态化的断言，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贴标签。如果再加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那就更是一种对于真实历史事实的粗暴干涉及扭曲。为此，我要强调的是：对于哲学的历史，也就是philosophy的历史，真正在历史中存在的对于哲学问题的探索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毫无关系，这就是说，和马克思论断的恰好相反，全部哲学史和唯物唯心的对立毫无关系！
本文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对话，后两部分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我的一些经历及看法，希望对读者在对思想史问题的了解，及对当代中文世界思想状况的了解上有所助益。
1.
A：仲先生，我忘了问您一件事情：究竟尼采在德国学术界的地位怎么样呢？
我答：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文化人物，但是对当前社会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再次强调的意义及影响。我以为，准确说他的一些思想大约已经融化到一般的思想认识中，而不再被特殊提出了，所以他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存在。
我答：当然是叔本华对他（尼采）影响大。尼采在根本上是反黑格尔的，叔本华也是。叔本华曾经在柏林跟黑格尔公开对台开课，截然对立。我对尼采没有研究，但是就我对思想史的了解，他是在十九世纪，对政教分离后呈现出来的西方社会的问题，对基督教文化直接提出了彻底的怀疑。可是现在，在我看来，这有点是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方法语言等都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这也包括我正在听的马勒的音乐中的追求。马勒谱写了以中国诗词为基础的大地之歌。可那根本不是中国人的文化思想。马勒早期也受尼采不小影响。他们代表的是西方社会文艺复兴以来的那种离心倾向，这个离心倾向所具有的反省，不断地对西方文化的基础提出质疑。
尼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对我很有吸引力，可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再开一个研究题目。对此，我能说的是，由于中文界中，“崇洋”是一切思想的基础，所以无法体会、理解到尼采的痛苦及思索。说俗了，尼采和崇洋，更不要说媚外是冰火不容的。只有对西方社会及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及其社会，特别是政教分离后的世俗化所显示出来的问题，感到痛苦、绝望的人才能够理解尼采。
A：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那真是太可惜了！！我正想跟您再深入探讨一下基督教文化缺陷的问题。当然这个不是我说的，是莱布尼茨说的。据说莱布尼茨看过道家的书，后来把道家八卦和二进制说的还神乎其神的。
我真的是很想从学术角度讨论一下基督教文化缺陷的问题。我觉得老辜头（注：辜鸿铭）似乎也在暗示这个问题。实际上基督教文化，我觉得也得算是西方民主的基石了。不然法律规定不到的事情，大家怎么做呢？我可以举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和一些朋友有争论。
喔，对了，莱布尼茨还说中华文化可以补充基督教文化的不足。这都是我从维基百科上看来的。我认为莱布尼茨说的对。
我答：你从何而来说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民主的基石呢？对于这个不假思索的在中文社会中的说法，我曾经多次说过，宗教是让人信奉的，没有一种宗教是要人民主、自由地选择，而不是服从的。这是基本的常识。民主选择方式是在没有基督教的古希腊发生的。你只能够说基督教文化是时下西方社会的基础。但是问题正是出在这个地方，所以才会有尼采这样的思想家出现。
欧洲文化的形成是复杂的，所以才会在内部有对抗反弹、复兴启蒙。中国人用一个西方，甚至用蓝色来称欧洲文明真的是太囫囵吞枣了。如果说来自希腊是蓝色，那么你称颂基督教文化的时候就不应该用蓝色了，基督教是来自沙漠的黄色。
其次对于文化，我也不愿意用“缺陷”这样的语言，而更愿意用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盲点，或者说悖谬的地方。你说的对，莱布尼茨及他那个时代的很多思想家推崇中国，而那正是文艺复兴后，西方对自己反省的时代，所以他们到中国文化，另一种文化那里寻找对比、借鉴的内容，反省自己的文化。
崇洋媚外的那些中国人总爱把文艺复兴当作喇叭吹，可他们从来不思索文艺复兴是什么。文艺复兴正是对过去基督教文化及社会问题的反省，因为基督教的“政教合一”已经走到令人及社会无法容忍的地步。而这让人们必须注意到：
第一，政教合一是基督教宗教固有的要求及特点；
第二，近代西方寻求到的解决方法不过是让基督教从政治中退出去，但是西方人却居然忘记了：留下的这个壳子，这个载体，这个培养基，如果没了基础和前提，就一定会孳生出各类蜕化的变基因产品。而这就是十九世纪以来我们全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也就是让马勒突然在几首中国翻译诗中似乎就找到了自己的感觉的原因。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却都明白，马勒眼中的中国诗歌，还不是地道的中国诗歌情思、文化情思。
A：我明天细细品味您给我写的这段留言，现在我先睡觉了。我还有一些别的看法，主要是老辜头的那些对中国古代人伦关系的论述。我现在可已经是“三十而立”了，所以看问题不可能再跟一个青少年一样了。
我答：好，这个问题是需要仔细琢磨的。最后再多谈几句，供你思索。
一三年，我在研究西方产生的这个极权主义问题的时候，提出后基督教社会问题，提出了认识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新的描述框架，从而我认为彻底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位学者如是说。
我提出后基督教社会论，是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的。它会使你理解一切有了一个更为简单清晰的框架，或者说坐标系。围绕它以后我会展开对于一系列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例如国家社会的形成不是契约论，而是一种宗教或者思想文化的演变，或者说演绎出来的一套结构，而这就推翻了卢梭、孟德斯鸠以来的国家思想。再如各种文化不可比、也不可通约，在最高的意义上，各种文化不相通，语言也不可翻译。
至今为止的文化杂交让人看到的是，失去了自己文化的形而上学前提的文化，杂交的结果就是二逼文化，一种变态，让这种文化失去精致性而变得粗糙、畸形，甚至可以说是癌变，至多是一种无生育能力的文化骡子。第一代或许有些表面的强大，例如时下被西方资本杂交喂养起来的中国，但是没有生育、发展的能力。对此，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界的蜕化情况，文化的蜕变也已经给你提供一个详实的、多方面证明这点的案例。
相对的狭义的问题则是，我认为，保障民主制的正常良性地发展必须废除多党制，或者说在政府中、议会中禁止政治性的政党的存在，即在议会及政府中不得以政治诉求结党，因为结党就会尚黑，就会使那些人直接为政党服务，而不是直接对选民负责，当然如何实施还需要更具体详实的研究。其次我认为宪政制不是民主制的基础及保障，而是陷阱，必须严格地把宪政置于民众的直接民主权利之下。这样，我就把流俗的人们对于民主制的基础的理解都推翻了。而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前面跟你说，我没有精力专心尼采问题的原因之一。我必须在这些问题上继续投入精力。 （2018.3.8）
2
谈到尼采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德国另外一位哲学家叔本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仅涉及到对当代思想史、历史的理解，而且也涉及到我自己思想探索中的一段经历。我在以前的一些文字中曾经提到，我从七五年认识许良英先生开始就在很多基本的思想问题上和他有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看法。由于介绍爱因斯坦是许良英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而叔本华是爱因斯坦最喜欢的几位哲学家之一，因此在我和许先生的思想对立中就不可避免地也涉及到对于尼采、叔本华理解上。
人们知道，爱因斯坦非常厌恶德国思想及文化传统。这不仅是由于他是犹太人，而且更因为他对于德国社会文化气氛、中小学教育的那种封闭性的厌恶。他曾经明确地说，关于他在科学上的巨大发现，奇怪的应该是，一个经历如此的教育的人，竟然还能够保持着想象力。二次大战后，他不仅自己绝对不重返德国，而且不能够原谅那些返回德国的物理学家。他极为厌恶德国黑格尔传统的哲学家。二次大战中，雅斯贝尔斯曾经想流亡美国而希望爱因斯坦推荐，但是因为他的哲学倾向，爱因斯坦采取了极为罕见的消极态度。但是对于叔本华，此外还有康德却是例外，这两人都是爱因斯坦最喜爱的哲学家。就我对爱因斯坦的量子论思想的研究，以及在翻译介绍爱因斯坦的著作及传记的工作中的了解，我甚至认为，爱因斯坦继续的正是康德哲学传统。
对于许良英先生，由于他对叔本华和尼采的看法基本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观点，因此非常厌恶叔本华。然而，爱因斯坦却是非常喜欢叔本华，并且特别喜欢叔本华的一段话，“人只能做他想做的，不能够要他想要的。”这段话甚至挂在爱因斯坦的办公室。许良英先生对此的解释是，爱因斯坦只喜欢叔本华这句话，此外，在他关于爱因斯坦的介绍中，从来回避这个问题，并且从来也没掩饰过他对叔本华的厌恶。
对于许良英先生的解释，以及他对叔本华的看法，我是不同意的。我甚至认为，他的这个解释，不仅误解了爱因斯坦及叔本华，而且严重地误导了读者。由于党交给他的在中国介绍研究爱因斯坦思想的工作所具有的垄断性地位，他的这个看法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的读者。
此外，我也认为，单就对作为一位科学史研究者来说，叔本华作为很少的几位爱因斯坦喜爱的哲学家，在介绍和研究爱因斯坦的工作中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研究，并且一定能够揭示出很多问题的题目。如果对于如此明确的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揭示，就会错过最重要的对于爱因斯坦的基本的思想倾向、知识分子气质的了解及揭示。这对于一个研究者是不应该的。
我之所以从开始就对叔本华持十分好奇的、开放的态度，而有别于我对德国思辨哲学、以及各类非理性哲学的那种厌恶态度，直接原因是因为我在研究生阶段选择的论文题目，对于爱因斯坦的物理思想，即科学思想的研究中，而非他的文化生活中。
我在许良英先生那里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特别选择了物理性比较强的题目，爱因斯坦的量子思想研究。这个题目除了是了解爱因斯坦的物理思想发展的一把钥匙外，还因为我认为通过这个题目，可以弥补我的一些不足。由于我是因为学习哲学及解释马克思主义问题、思想史问题，和解析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而进入这个经验主义哲学及科学思想领域的，对于未来的人生，我知道我一定会更多地进入哲学及思想的研究，而非专门的物理思想研究，因此以利用读硕士研究生阶段，以及在自然科学史所工作的机会，首先选择这样一个物理性较强的题目，对我的一生更为广泛的研究将是十分有益的。
进入这个题目后，我没有想到最后基本上完成了对爱因斯坦在〇〇年后的物理研究中提出的量子问题，到三十年代后期，整个量子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我写了大约八万多字，许先生说硕士论文不要这么多，为此我用了前一半，四万多字，题目也变为《爱因斯坦对于波粒二象性的探索—1900-1925》，而后半部分就此束之高阁，在北京家里的壁橱上，或许现在已经不在了，想来也心痛。
在做这篇论文的时候，我深刻体会到了爱因斯坦思想的变化。他在提出量子问题和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即一九〇五年前后，对受了马赫的经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可操作的角度出发来探究物理概念及理论的构成，并不回避。但是在〇五年后，伴随他对于新兴的量子论思想的厌恶，对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及创立，对和谐性的追求，他彻底地转向了康德思想传统，并且不仅再也不提、而且十分忌讳提到马赫的影响。他的最著名的话就是，理论是想出来的。大约就是这个原因，自称是康德及启蒙思想继承人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和爱因斯坦关系极好，思想非常相投。而波普是一位我推崇为自己的楷模，但是却是许良英先生极不喜欢的又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哲学家。
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提出爱因斯坦思想和康德思想的关系，是因为那时我发现，要想更深刻准确地把握、理解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就必须理解康德，而这就提供了对于爱因斯坦为何喜爱叔本华的钥匙。因为叔本华非常推崇康德哲学，并且是沿着康德哲学的问题继续探究。
关于许良英先生对康德和波普的看法，在许先生的文章及和我的信件中很能够说明问题。其中最典型的一次信件来往是1995年2月22日给我的信。他在信中说：
“最近粗读了Popper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一些章节，觉得多数论点确实是有价值的，但论证方式有时过于烦琐，有点像Marx早期的著作，容易使人生厌。这使我想起了Einstein1944年评论Russell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们读过Hume的著作，他们就会惊奇，在他以后，居然会有许多而往往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哲学家（显然包括Kant）写出那么多晦涩的废话。’在这方面，德国人（包括用德语的人）可能最为突出”。
看到这封信，我立刻做了回应，在3月8日的回信中表达了我的看法，
“括号中的话（注“显然包括康德”）我想是您加的。这话是不确实的，爱因斯坦的话应该不会包括康德在内。康德哲学不是晦涩的哲学，相反是以清楚闻名的，当然可能艰深，但是艰深不是晦涩。爱因斯坦不但继承的是康德的传统，而且很有康德哲学的特点，这也是经验主义哲学进入德语世界的一种很值得研究的倾向。……爱因斯坦的话当然也不会包括罗素在内。他的话指的是黑格尔一类哲学家”。
为此许先生3月27日回信确认说，
“上信中引Einstein的那段话，括号中是我加的。在我的印象中，Einstein对Kant的哲学评价并不高。《爱因斯坦文集》中我曾译了他的评价，你要写Einstein和Kant的文章，不妨找来看看”。
由此可见，不仅对叔本华而且对于康德的理解，许先生都是依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教书式的理解。而这就造成了对于爱因斯坦的理解及介绍的致命的屏障。
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是当代西学的基础，而恰好就在这两方面，百年前开始引入西学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还需要大量基本的，可以说初等的工作要做，这尤其是在经历了真理部的禁锢及对历史的扭曲之后。
我当初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人生规划本来是，在做完这篇爱因斯坦的量子论思想研究后，研究他的相对论思想的发展变化，然后再研究爱因斯坦对于宗教、文学及音乐的看法，以及在这些方面他受到的影响。我准备在完成了物理问题的研究后，即在第三部分，充分利用我的特长来展开对于爱因斯坦为何推崇叔本华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现在我来看这个思想线索，叔本华、康德和爱因斯坦，我感到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自洽性，因为这些人的追求及冲动有着同样的思想来源及背景。可惜我的这个人生规划的后四分之三对我来说，在这一生大约只能是画饼充饥了。
3
现在来谈尼采和叔本华的思想倾向。
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根本不是中国知识界所理解和谈论的非理性，尤其不是中国的所谓诗人们望文生义、似是而非、昏头昏脑、昏话连天地吼几声人性的解放的那类非理性冲动，因为恰恰相反，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是从理性的基础上出发，在对于理性问题的探究中触及根本所引发的。此外，尼采质疑并且可以说彻底地质疑的是欧洲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绝非只是抽象的一般文化及人生。这和中文世界中的那些西化论者们在文化上的推崇有着根本的不同。
看到这点其实不难。西方最通俗的哲学教科书介绍叔本华说，他生于一七八八年的一个商业家庭，父亲希望他从商，因此大学学的是会计，但是他很快就对商业感到厌恶，而从一八一一年到一三年在哥廷根和柏林专门学习数学、自然科学及梵文。他最推崇的哲学家是柏拉图和康德，他在柏林听过费希特的课，认为他说的都是废话，从此对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极为厌恶。一八二〇年到三一年他担任柏林大学的编外教师，公开开课和黑格尔唱对台戏。这个时候公开和黑格尔唱对台戏的还有推崇经验科学及其思想的洪堡。但是当时黑格尔正在声名显赫之时，尽管科学家洪堡对德国科学界及近代严密科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作为哲学家的叔本华却没有受到大学及学生的广泛支持、响应，为此，他于一八三一年退休。他不仅厌恶黑格尔，而且极为厌恶大学中的哲学教授。
对于叔本华的思想经历，让我惊奇的是，我几乎和他有着相同的经历：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认真的思想探究，以及对于如何能够言之有物的推崇及强调。在这个倾向中的思想家都厌恶黑格尔及其后的思辨且晦涩的玄学哲学。这包括爱因斯坦和波普，他们也都明确地认为黑格尔空话、昏话连天，波普甚至称其为黑话。为此，从这个角度，我很理解爱因斯坦为何会喜爱叔本华。
从叔本华和黑格尔的对抗以及他的著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可以让我们明确清楚看到：叔本华继承的是康德传统的对于人的认识及知识的探究。康德认为人们通过看到的现象世界而建立的知识，是通过人们固有的认识框架及范畴建立的。这个知识是人产生的知识，而非客观世界的本体。而叔本华则更进一步认为，人们的知识，对于现象世界的认识、探究的框架并非只是理性的、固有的范畴框架，例如时间和空间、因果关系等，而还有更根本的心理因素、意志因素起作用。意志是没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无因而生的活动。它在人的思想精神中表现为冲动、本能反应、奋进、渴望和要求。在人的认识过程中，意志是真实的自我，肉体等感觉不过是意志的表现。尼采则在这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的路上，对于人们认识的质疑上走的更远，他甚至对于一切欧洲固有的文化沉积及背景发动了强烈的攻击，这个攻击可谓是粉粹性的。
在我看来，黑格尔们思辨的体系化哲学的倾向，代表的是曾经经历了基督教化的欧洲的基督教经院思想，在政教分离后，这个思想方法在欧洲世俗思想界的世俗化再次呈现。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世俗的经院哲学。我现在不愿意用经院哲学这个说法，因为源于古希腊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不具有神学思想所有的那种封闭的系统性，当然没有那种教义性、教条性。所以我用“经院思想”来表述这个千年基督教化的欧洲社会的所固有、所遗留下来的思想倾向。
对于欧洲的这种宗教世俗化，也可说是世俗思想的经院化的倾向，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这种倾向上继承了黑格尔们的各种世俗的经院哲学的特征，他们二人不仅没有任何创新，而且也没有能如黑格尔那样建立了一个系统化的全面的教义。在哲学上他们至多不过拾了一点黑格尔的牙慧而已。如果就思想家的要求来说，马克思至多不过是一个世俗化的牧师，还称不上世俗神学家。他所作的，只不过是把这种经院化的哲学倾向、世俗化的神学倾向，简单明确，并且响亮地运用到社会具体问题上，利用了欧洲及其社会所固有的那种千年信仰基督教而培养起来的狂热习惯或者说传统，利用了政教分离后文化及社会动荡为人们带来的恐惧及不安定感，及末世感，来推进他们的世俗教义。
马克思及一部分知识精英，如同基督教建国、犹太建国一样，有效地围绕他的世俗教义，把世俗的布道、传教、教化带进世俗宗教的建国运动中，并且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取得了重大突破性的推进。为此，这也就让中世纪发生的残酷的宗教战争，在二十世纪再现为“世俗宗教”战争，即阶级斗争、族群战争！
返回思想问题，在对于尼采、叔本华和康德思想的探究中我们看到，文艺复兴对抗的是基督教教会及其宗教化的社会对于人间的禁锢，而在文艺复兴及启蒙思想发生了一二百年后，叔本华继承了康德传统，但是他对抗的实际上却已经不再是宗教教条的禁锢，而是那种政教分离后，把宗教式的教条的神学方法运用到世俗化思想观念中的世俗思想及其代表。所以叔本华对于谢林、费希特及黑格尔不屑一顾。
同样是进入到精神和心理领域，但是叔本华的进入却是通过认识论的进入，对于人们认识能力的探究，而黑格尔们则是通过思辨、教条，通过一种没有经过认识论反省审查的思辨方法建立知识系统。说它是专断地进入知识领域，运用的是独断、教条的方法是千真万确的。而这个独断教条，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促发文艺复兴发的原因。从独断教条中醒来，是启蒙运动的最根本的特征。
如果人们理解了欧洲近代发生于对抗基督教及其教会的禁锢中，那么人们就很容易理解叔本华和尼采，他们不仅对抗了基督教政教合一社会中曾经存在的神学对于思想的禁锢，而且更多地对抗了与时俱进的同代人的在政教分离后世俗化基督教思想在欧洲社会的代表，对抗后基督教社会中的基督教在世俗思想界及社会中的遗韵及框架。
我之所以研究启蒙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而对尼采思想感兴趣的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他实际上是在这个传统中，探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触及到了非理性问题的产物。对此我甚至认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后，科学哲学界出现的费耶阿本德也是这个倾向的结果。而科学史研究者对于科学家及科学思想的研究，最后都归咎于无法解释的信仰及科学家的气质，最后一定触及到这个理性所不能够解答的非理性问题，也是这个认识论探究，这个启蒙思想的倾向的结果。所以对于知识的探究最后导致的一定是非理性。人们对于人自身认识的探究就像是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成为一个悖谬问题。唯一的最大成果就是，认识到这个悖谬，而这就让我所追寻的，所倾向的这派哲学家们，从苏格拉底到波普，开章明义都强调，哲学家能够说的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而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当你谈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你的方法能说什么，不能够说什么，你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不能够说的问题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闭嘴。而这就是我一辈子强调的，认识论及方法论问题是一切学术、一切知识的根本问题。这当然也包括人们所关心的政治思想问题。
这个认识论问题探究的结果肯定会牢牢地把唯物主义排除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之外，因为唯物主义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意识形态，一种观念论。而任何推崇启蒙思想的人，推崇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如果忽视认识论问题，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拒斥意识形态、观念论，那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2018.3.12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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