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承志文革期间和我的冲突五十年答客问发表后，一些朋友来信希望我重发“卫道的张承志，顺道的王朔”一文。这篇文章写于二十三年前的一九九五年，那时我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及“族群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说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已经上路，但是对于这两个问题更加广泛的把握以及总体的“极权主义”概念的历史性的研究及把握，则可以说基本上是其后十五年的工作，而关于“后基督教社会”的提出及认识，则是当时根本不曾感到的事情。所以这篇写于九五年的文字我始终不愿意自己再次重发，至多希望它只是作为文字资料，或作为我的思想发展的轨迹让人们再去阅读。现在，我没有想到由于发表了这篇新的有关张承志和我冲突的文章，很多人对于那段历史感到陌生甚至不可思议，而希望读到这篇文字以作补充，为此，为了让人们熟悉那个时代，我决定自己来重新贴出这篇文字。
关于张承志和王朔的这篇文字实际上涉及的是“党文化”问题。我在最新的有关张承志的文章中强调的也是这个发生于西方最近一百年的“一党专制”及“党文化”问题。
历史上出现过不同形式的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两种，皇朝制及暴君，但是在西方，如果不把中世纪前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称为专制社会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存在的专制制度及形式有：autocratic、despotic、tyrant、oligarchy、dictatorship、absolutism、monarchy、monocrat……。所以单由“专制”这个历史形式存在的种类，实在说“专制”可谓西方文化的土特产，在历史上它竟然有过如此多的存在形式。
然而，尽管有如此众多的专制形式，到二十世纪初期，一九一七年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继而一九二二年又出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潮流及政府，欧洲人却突然发现，竟然还是不能够描述出在日落之邦（Abendland）新出现的专制。为了说明这种新出现的专制的特点及性质，人们开始穷尽自己的各种思维及探究能力。最初一些学者认为苏联的专制是一种东方式的专制，因此称它是鞑靼式的专制、亚细亚式的专制、中国式的专制，但是很快发现，这根本就是对东方的无知的产物，考茨基明确地承认，他们在提出这类想法时没有认识到东方的孔子思想；这种思想根本上是反暴政的，和暴政毫无关系。所以试图把共产党专制归咎于东
方文化传统的尝试，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后，在西方就被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彻底地抛弃了。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天方夜谭式的牙慧，竟然在六十多年后，在中国经历了残酷的文化大革命后的八十年代，被金观涛以及《河殇》电视剧为代表的所谓中国的青年才俊们拾起，并且掀起巨大波澜；鼓吹启蒙的知识精英甚至致死依然是在反传统、反孔。这种荒诞的无的放矢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十年代欧洲知识界开始用“现代独裁”（Modern dictator）、“现代专制”（Modern autocracy）……，来称呼这几个新出现的政体，但是很快发现这种加了定语的称呼带来更多的问题，它需要不断附加边界条件。尽管人们也曾经试图用“法西斯专制”、“纳粹”来指谓这类政体，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在独裁者墨索里尼的自谓的提示下，人们开始发现，采用他的说法，称这种新兴专制为“极权主义专制”，会更为准确。为此，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学界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领域。
极权主义研究者很快发现，这个新发生的极权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它伴随着一个自己所特有的极权主义的文化，而历史上所有的其它的专制则都没有这个特点。这个极权主义所独有的“极权主义文化”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党文化”。
“党文化”不仅是历史上任何专制都不曾有的，而且它也不可能在任何别的文化及社会结构中发生发展，它一定是在“西方社会的结构制度”下，即现行的所谓党派制、议会制及社会存在形式下发生、发展。而这就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极权主义专制是西方文化及社会的独特产物，是后基督教社会结出的果实，或者贬义地说，是欧洲传统社会发展到现在、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毒瘤”。
党文化的精神、思维及语言特点非常明显而典型，因此不曾在共产党社会生活过的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能够惟妙惟肖、非常具体准确地把它们描述出来。在我能够较为彻底地读懂《一九八四》之后，我发现，《一九八四》真的是一部了解极权主义的教科书、一部字典。你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每一个现实的极权主义现象中对应内容。对此，我推荐，有心的读者可以具体地对比、阅读《一九八四》。你会在有关真理部培养的第二代子弟的特点中、真理部对语言的改造，对思维的简化，对历史的重构，对人类文化记忆的切断、用止罪等对精神的禁锢中，以及在他们掌控下的文学创作中，清晰地看到，张承志现象是典型的真理部的产物——极权主义社会文化的结晶。
而这就让我重新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困惑，即二十世纪初期的人为何无法在任何一个以前的专制形式中找到共产党及法西斯社会的准确影象。
“党文化”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其实不是传统专制形式中的一种，而是基督教政教合一，以神的名义“教会统治”、“教会政治”的一个“世俗翻版”！——说白了就是，中世纪前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社会的全面彻底的世俗化。所以到传统专制中去寻找现代极权主义社会的模板如何能够成功？欧洲人只有反身到自己的文化、社会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它的模板才行。
在众多的专制的描述中，欧洲人并没有把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作为专制社会，所以这个问题的难度就如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是尽管如此，有能力的思想家还是很快就感觉到问题的方向并且提出力图引起人们的注意及讨论，如弗格林在三十年代中期后，阿隆在三十年代末期就分别提出政治化基督教问题、替代基督教问题，五十年代后又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世俗宗教，即世俗基督教问题。为此，在这些欧洲前辈的肩膀上，我在二〇一三年提出“后基督教社会”问题。
共产党社会之所以和以往专制不同，要控制人们的精神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之所以带有它自己的党文化，因为它出自基督教社会的模板，它不过是以领袖及政党取代上帝和教会而已。所以张承志们的那种所谓文学及文字毫无价值，不过是世俗化的布道，如果我们要看布道作品，我想，直接去看有神的基督教布道文字，一定比世俗社会的布道更有意义及光彩。所以在重新贴出一九九五年的这篇文字的时候，最后我要说，如果现在我重写这篇文章，我会以《一九八四》为模本，更入木三分地把握这个党文化及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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