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出生二百年带给华人社会的窘迫（下）
二．华人社会的窘迫——中国政府影响下的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
1.
马克思及其思想和华人社会的关系，首先可以说它完全是当代在全世界不断扩张的西方影响的产物。其次，它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一方面是和马克思在西方的影响同步发展发生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由于以马克思及其思想为指导思想，并且以这种思想作为他们追求的社会的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权力。因此，它导致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三分之一世纪，中国变成了一个波普所称的“封闭的社会”，完全隔绝于世界。而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社会及其知识界不仅没有经历，甚至也不知道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析和对抗。知识界运用启蒙克服宗教神学的教条和禁锢的方法，再次克服了这个完全是基督教思想方法的世俗神学、世俗宗教的翻版物。而由于这个世俗的、唯物主义化即物质化的共产党像上帝那样掌握了社会的权力，彻底地推行了世俗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因此从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一经开始建立，就立即建立了奥威尔笔下的真理部，把彻底地改变人们的思维及眼界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为此，它就使得最近三分之二个世纪中国大陆的华人，不仅不知道马克思及其思想在世界上所受到的解析、化解及退出，而且竟然直到今天还一直认为马克思是最重要的、最伟大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看问题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对此，且不必说官方的宣传，实际上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所谓文革结束后的四十年，三个被人们看来是思想开放的例子。它们非常有代表性地、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三十年前，八十年代以《走向未来丛书》的金观涛为代表的所谓对于中国历史的超
稳定结构的研究，以及类似于此的八十年代末期红遍两岸的电视连续系列《河殇》为代表的所谓蓝色文明论。这两个作品不仅思想方法，乃至语言，包括有限的阅读文献的性质，都是可以让人们一眼看出是典型的真理部主导的作品——即成色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地意识形态化，以论带史的作品。事实上我们深知说它们是比文革中的样板戏，文革前后姚文元、戚本禹们的“为革命研究历史”还要典型的例子，毫不为过。但是，这些真理部子弟的作品居然被认为是思想松动，改革开放的作品。
第二个是大约二十年前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一书。作者高尔泰被誉为是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这部作品是他在被共产党排斥乃至迫害后的回忆及反思性的作品。但是这却是一部彻头彻尾毫无反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它的回忆方法、行文方式及语言，以及在回忆中对于他自己半生中和各种思想及知识人碰撞的描述，说明他是一个彻底地被真理部异化的意识形态分子。从他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能够做到把那些和他不同的人的看法以及批评他的看法写出来，而那些看法在正常社会的人看来却根本就是对他的人格和治学的粉碎性的看法，全因为他根本没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而这本书居然在大陆，甚至在台湾的一部分人中走红，没有遇到任何从精神思想上，从知识结构上，即从过去三分之二个世纪，一般社会知识界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对于共产党社会及文化的分析反省的质疑及批评。则更说明，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响乃至禁锢扭曲，已经不是一两位知识人，而是整个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大约十年前，二〇〇九年出版的北岛主编的多人回忆文集《七十年代》。如果说高尔泰的书是马克思主义渗透在书中的每一页、每一句话中，那么这本《七十年代》则是公然得意洋洋地回忆、张扬、自诩自己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如何作为真理部的有抱负的子弟存在及成长的。由于我自己是亲身经历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刻苦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的过程，而在一年后彻底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更由于这个真理部子弟现象奥威尔已经在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就准确清楚地描述过，所以我一直为自己的愚昧，沉陷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世俗宗教学说中，浪费了如此宝贵的青春生命而感到心痛。为此在一零年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这个“过来人”瞠目结舌。时过四十年，在马克思主义被彻底地清扫到世界的角落时，书中那些已经走遍世界的人，居然把自己作为典型的真理部子弟的那些七十年代的“文行”，依然如此洋洋得意地推给世界！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自爆其短的人！
为此，这三个例子说明，在现实中存在着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動物莊園》；它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最近三分之二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已经远离了一般社会及传统社会的规范，成了一个荒谬的历史笑话。
2.
无独有偶！如果说上述这三个历史性的笑话只存在于华人社会中，那么二〇一八年中国政府推动的在德国对于马克思诞生二百周年的纪念则是把这个笑话推到了欧洲，推向了整个世界。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政府的所谓艺术家不懂得讽刺及揶揄，不知好歹地在德国民众及媒体的注视下，世界的镁光灯下的表演，真的是让一个了解一般社会反应的中国人感到窘迫、哭笑不得。
到人家的家里，认同一个受到人家冷落、质疑的人物为自己的祖先及灵魂，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因为固然你可以认同这个人，但是你到人家的家里去认同，还奉送雕像、摆上供盘，带着你的人成年累月地到人家家里去上供、送礼，那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不幸，中国向德国赠送恩格斯雕像和马克思雕像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禁不得推敲的、可笑的举动。
在中国的游客没有到来之前，无论是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还是乌泊塔的恩格斯诞生地，都是门可罗雀。拥有它们的城市或者基金会的资金仅够维持它们存在。所以当然没有可能再为这两个人设置一个超豪华的大型雕像。而事实上没有人感到有必要设置这个雕像，如果谁来设置如此一个超大型、超豪华的青铜雕像，那一定会受到强烈的质疑和反对，因为它象征的一定是城市及基金会的无知。
但是认洋人为父的中国政府却也有着中国的传统遗传，他们认为既然认祖归宗了，那么这个祖居地的冷落也让自己不光彩。于是二〇一二年先是中国的商业部副部长提出向恩格斯故居完全免费赠送一具四米高的恩格斯青铜雕像，这虽然引起乌泊塔市民的质疑，但是由于恩格斯对他们毕竟早已经成了外人，没有任何社会影响，一具免费的礼品能够大大促进到乌泊塔来旅游的中国人的数量，况且它立在市区边缘的空地上，只有傻瓜才不接受。为此，一四年六月这具白送的四米高的雕像立在了恩格斯故居前空地的边角上。
在赠送恩格斯雕像取得成功后，不理解也不想了解德国社会究竟是如何看待这种赠送的中国政府以为自己取得了成功，扩大了中国政府的影响，于是继续向马克思的故居地特里尔市政府提出赠送一具更为巨大的马克思雕像。由于和乌泊塔的雕像屹立的位置不同，赠送给特里尔的马克思雕像不是在市区边缘，而是屹立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因此这立即引起特里尔的市民以及一些党派团体的反弹。虽然是免费，并且人人知道中国政府其后还一定会源源不断地送来好处，可是人们担心的是市容，担心的是马克思雕像影响特里尔市的形象，担心的是沾染了中国政府的气味儿，被中国政府的宣传利用。那气味儿绝对不是一种好味儿！于是从一六年到一七年，特里尔多陷于接受还是不接受的争论中。
对于民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虑，但是对于市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却是经济问题。政治人物从对共产党政府的了解还感到，突然来到的中国的赠送问题，还隐藏着一个威胁，那就是不接受的话，会影响到该市和中国的各种经济交流。为此，市政府在经过了仔细考虑后决定交由议会表决通过，并且在雕像的高度上，矗立的地点上，都打了折扣。在高度上他们要求从六米多减低到五米，地点则选在一堵山墙侧面的街角上，而不是在象征特里尔市的古老的罗马黑城门周围的广场上。
3.
对于这个中国赠送为德国纪念马克思诞生二百周年带来的闹剧，我想不需要用我的描述，只需摘要介绍当地的报刊报道即可。这些报刊大都是地方小报，撰文者也大都是最普通的记者，并不是专家，但是这说明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的认识在德国及欧洲已经是基本知识。当然这要求你对这些术语，某些称呼的贬义性质、讽刺性质有所了解，即你还应该知道何为好、何为坏，何为讽刺！
在介绍这些评述报道前，我还要说，如果单只是德国社会例行地纪念一位名人，我想当地报刊对于马克思诞生二百年的纪念文字大约不会涉及到如此多的来自对于马克思的观念、概念以及政治现象和词汇。但是这一次由于中国赠送雕像，这个雕像成了纪念的一个重要话题，而它就挟裹来了很多活生生的、在教科书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带来的现实问题。由于在对于这个雕像的追踪报道中，再次充满了让德国社会的民众曾经在冷战时期熟悉的，听到就觉得滑稽及讽刺的单词和词汇，所以为此甚至可以说，这座雕像提醒了现在的德国市民——这位他们早就开始忘记了的马克思，他带来的灾难性的社会的存在，不仅还存在身旁，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侧，而且它正在不断地再次向欧洲移动、徘徊。
以下是我随便在网上检索到的五月五号前后、部分德国地方媒体的报道，我把它们概述摘引如下：
首先，这些报道对马克思的称呼和中国人脑中的图景及期待不同。德国媒体对于马克思的称呼是：一位意识形态分子，Ideologe，观念主义家。和中国人的期待相反，可以说没有文章称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当然更不会有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的。为此报刊的报道把中国政府的这个赠送描述成，“这位巨大的观念论者已经被重新运回到德国”。
对于中国政府的赠送，有报道说“力图让马克思及其思想复活的中国政府”在马克思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向特里尔赠送雕像。“但是，现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本来的内容在中国都不谈，也无法谈，尤其是马克思本来的具有的批评性的那些内容，它们被中国政府彻底地赶了出去。”
对于雕像的作者，在中国被称为艺术家的吴伟民，特里尔的报纸称他为“中国政府的‘文化官员’”。
对于这座雕像，有报道说，“特里尔民众认为这么巨大的马克思像立在特里尔市区，它让特里尔被人看成是一个没有品味的城市。这么巨大的雕像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很不幸”。“司机把这个马克思巨魔平安地运送到了特里尔，它败坏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气氛。”
对于出生在特里尔的马克思，在五月五号当地报纸的一篇纪念短评中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有的二十世纪最极端的专制统治者使用的都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培育造就了这些专制者，还是这些专制者错误地运用了马克思思想？即马克思思想是好的，使用的人是坏的？尽管依然争论不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马克思及其思想和这一百年来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后的暴力的联系，和革命的联系是肯定确实的。因为马克思直接主张及鼓吹了革命、暴力和灭绝性的迫害。”
还有一个报道最后说：“中国政府赠送给特里尔这个塑像，可能他们最终的想法，也就是其目的是为了中国自己国内的权力问题。因为中国的旅游并不完全是自由的，它一方面是官方组织的，另一方面是旅游团操控旅游计划，而第三个因素是媒体宣传及教育。这样，它就让人们把到德国旅游和特里尔绑到了一起，政治和旅游捆绑在了一起。这使得马克思进口到中国后，又在中国制造出口回到德国，最后再次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内销，销回中国。”
对于这个雕像，“德国人感到尴尬和可笑，可就是这点其实让人们可以再次看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感觉，他们就是来到了德国，也既不会感到尴尬，也不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当然更不会想到这个雕像是习近平送的。习近平让他们就是到了欧洲也在他的笼子里。”
“中国政府如此纪念马克思，推销马克思，说明马克思的名字及其思想和‘共产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不是“经”好，念经的和尚们出了问题，而是‘经’造就了如此的一类和尚，得此深传的和尚们深知离了这个经，他们就一定会崩溃。这不仅是马克思这个经如此，而且现今的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乃至对于斯大林和列宁的‘经’都深知如此。因为凡是共产党都深知，并且深切地感到，这些‘经’一脉相传，动了哪儿都会大出血，从而导致他们的彻底灭亡。”
上述我随手做的一些摘记——这些普通的德国地方报刊在纪念马克思二百周年的时候的文字，这些被中国政府赠送的雕像所激发出来的充满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的浅显、清楚的文字，难道不应该引起华人界的各类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在华人界中的图像，重新思索反省吗？
2018.8.3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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