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9日 星期二

许良英先生生平与思想

笔者悼序:

一月二十八号清晨传来许良英先生去世的消息。虽然自从王来棣师母十二月三十一号去世,一个月来我一直是在焦切中度过,盼望许先生能够度过这道生命之关,再陪伴我们一程,心理应该有足够的沉淀,但是,强烈的生命本能还是让我绝对不能够接受许先生离我而去的消息。噩耗传来,血液立即冲上了头顶。一阕“哭许良英先生”的文字,几句下来,我就已经明白,暂时我真的是无法安顺地写完告祭许先生的文字,只有等稍事平静后再继续动笔。
我深知,尽管悲痛,作为许良英先生的学生,责无旁贷地应该为人们了解许先生做更多的事情。为此,现在只有先把我九一年写作的描述介绍许先生的文字发表出来,以供大家了解许先生。
这篇文字曾经与鲍曼女士合作作为德文在德国出版过,现在虽然时过二十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是我认为基本的思想及评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没有过时。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篇文字增深对许良英先生的了解。
我一直认为,尽管在思想上我和许良英先生倾向不同,但是在性格上,我和许先生极为相近。正如我在二零零一年写的文章中所说,他是最了解我,支持我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他留给社会,留给人世,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将近四十年下来,我和许良英先生有着很多充满情绪性、戏剧性,甚至可称为跌宕起伏的交往事件,对此,在今后的日子,承担着生命的责任,我一定会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有关我们这两代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回忆和记述。                      2013-01-28 德国·埃森


许良英先生生平与思想
——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
─仲维光─


(该文写于一九九一年,后与方励之先生介绍合成一文,“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三”。本文节自该文第一部分。)


一.问题提出

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表现为一切为政治服务,从而使人们丧失了个性和自我,丧失了客观独立研究思考的能力。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为我们分析极权社会和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把钥匙,它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认识和定位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极权社会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1),但是,对于分析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至今却只有少数学者涉及过这一问题。
十九世纪,由于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一种崇拜心理,因此始于上世纪的意识形态化问题便染上了一个时代的特点,由自认为是一种真理进而自认为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也在利用科学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科学社会的道德和规范,以及自由和宽容的思想不断地化解历史进程中和思想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研究极权社会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时,意识形态和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笔者在“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中曾经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化的概念问题,对以金观涛为代表的,由极权社会统治者所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本文则试图在上一篇文章的基础上,围绕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继续描述和比较分析在科学和科学思想领域中的另外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这两代知识分子分别是,以许良英为代表的曾经参与和帮助共产党建立政权和其意识形态化过程的一代知识分子,以方励之为代表的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并不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此,他们和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关系,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二.意识形态和良知的冲突:
─以许良英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围绕科学思想和民主问题的讨论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六日,以北京科学界为主的四十二位大陆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一封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这封信要求实现民主,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的青年;提出只有在广大人民和有效的舆论监督下“为政清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政府应该给以必要的支持。信件发表后,在大陆和海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这封信虽然措辞温和,但是,在共产党统制大陆后,这么多六十岁左右的专家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民主,还是第一次。这封信的发起人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施雅风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许良英教授,信由许良英教授起草。参加签名的有九人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绝大多数人在大陆是第一流的专家教授,其中,有半数以上人是共产党员,还有几位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有十三位教授毕业于浙江大学。(2)
这封信除了它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以外,还使得研究大陆八十年代问题的人注意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是什么,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什么,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这一群体所受的教育背景和其职业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科学学科的,所关心的问题也大都是关於科学思想和科学事业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许良英可以说是这一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通过对于许良英围绕科学史问题、科学思想问题、以及科学和民主等政治、社会问题讨论的研究,对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和大陆社会有更广泛的了解。
1.曲折的一生经历:
如同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大陆现今六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迁,其后,在极权社会的政治形势下,每个人的命运又随政治形势的起伏变化莫测。许良英的坎坷经历和反映出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的特点。
A.良好的科学训练:
许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小学时的理想是做法拉弟(Faraday)、爱迪生(Edison)那样的的发明家。十五岁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浙江大学代办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在浙江大学听了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Bohr)的讲演。同年夏天由于对日战争的暴发,学校解散。许良英返乡自学。此后一年他读了十几本介绍二十世纪物理学最新发展和科学思想的通俗著作,其中包括英菲尔德(L.Infeld)、罗素(B.Russell)、莱辛巴赫(H.Reichenbach)、达尔文(C.G.Darwin)等人的著作以及爱因斯坦(A.Einstein)的《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一文。这些书籍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使他对物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其后,他又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并开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
一九三八年许良英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那时大学是导师制,他选择了王淦昌作为导师。王淦昌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曾留学德国,从师著名女物理学家梅特娜(Meitner)做博士论文。许良英在浙江大学受到了良好的物理训练。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还有早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真空技术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何增禄教授;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理论物理,研究相对论的束星北教授等。当时学校的空气非常自由,这些教授治学严谨,为人随和,学生可以直接听到他们之间的争论并和他们直接讨论问题。许良英毕业时,王淦昌教授曾经劝他留校担任助教,继续研究物理,他认为许良英做学问有三个特点:一.诚实,二.理解力强,三.有创造能力。因此,研究物理是很有前途的。然而,由于许良英当时已经立志投身革命,因此谢绝了王淦昌教授的挽留。
多年以后,许良英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当时浙大物理系所以能培养出这样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王先生和其它教授的诚实执著的求是学风和真挚感人的高尚品德。”(3)这些教授既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又把同时代西方科学家的学风和学问带到了中国。这使得很多与许良英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即使在战争中也有可能了解到当前世界最新的学术进展。
B.投身共产党的革命工作:
许良英在大学期间世界观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受到红军长征的影响,他在课余时间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刚入学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物理学家,二年级时他否定了科学救国的理想,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改变社会结构,发展科学。这个时候,他立志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一九四一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感情与理智在最根本、最崇高的领域中是统一的,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革命家,严肃的科学家和纯正的宗教家三者的灵魂在某些方面是统一的。”(4)许良英自己把感情和理智在最高阶段的结合定义为理性,并且认为正是这种理性使他能够对爱因斯坦和斯宾诺莎的理性论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并使他始终能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革命和科学事业。他曾经多次说过,在那段时间里他确立了持续至今的人生观。
大学毕业后,许良英全心投入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并于一九四六年加入了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后,他担任杭州市青年委员会学生部部长,一九五二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室副主任,并兼任编译局、计划局以及学术秘书处党支部书记,负责对外宣传。一九五五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他因为一个由他介绍入党的人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而受到牵连,被批判停职一年,从此,他下决心不再从事行政工作。
C.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捍卫者:
上述两种因素:青年时代良好的学术训练和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经历,影响了许良英一生。这使得他的工作产生一个分裂,一方面,良好的学术训练使得他熟悉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始终要求自己尽可能地了解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没有那种故步自封的妄自尊大。另一方面,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经历又使他陷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家,甚至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都摆脱不掉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掌握政权时为止,他较重要的著述有十六篇,其中十二篇涉及科学和科学思想,四篇是意识形态式的革命宣传文章。其后,尤其是他调到科学院工作后,他担任重要的政治职务,负责科学院的对外宣传,审查科学院所有出版物的政治观点、立场和保密问题。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术刊物最后都必须经他签字才能付印。这一阶段,他一共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九篇文章,除了一篇为悼念爱因斯坦逝世而作外,其它文章则基本上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阐述和补充。甚至在这篇悼念性的文章中,也是在用共产党官方的意识形态评价爱因斯坦及其思想,例如,批评爱因斯坦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的宇宙学工作是徒劳无功的等。(5)
一九五六年以后,由于政治上的遭遇,使得许良英的工作重新涉及学术问题。到一九七六年为止,这也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学术工作时期,他的著述和翻译工作共计十四种,其中有八篇是著述。然而,在这些著述中,他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禁锢,仍然自觉并积极地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大陆有关科学思想和哲学问题的领域中,他和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亲自参与构造了很多教条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是社会全面意识形态化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他们把意识形态引进了学术研究,影响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这些倾向又直接影响了社会以及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例如,上文所提到的金观涛。对于许良英这一代来说,由于他们已经具有良好的基本训练,这种倾向对于他那一代的负作用和对于下一代人负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许良英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这本书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6),成为了解中国科技政策变化的重要文献。虽然在这本书中,他对流行于苏联的观点,如“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科学中的党性原则”进行了批评,但是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阐述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的政治性书籍。
一九五七、五八年,许良英重译了林赛(R.B.Lindsay)和玛根瑙(H.Margenau)合著的《物理学的基础》(7)。这本书在一九六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附有一篇一万三千字的“译后记”。一九六五年他完成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8)一书,同时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了“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9)一文。一九七三年,他为内部翻译出版的海森堡的《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10)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在这三篇文章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上述物理学家进行了批判。按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框架,他把这些物理学家的思想分为唯物和唯心两种成份,认为这些物理学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物理学家,其唯心主义思想是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服务的。而由于其阶级立场,使其不懂自然辩证法,不能以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其科学研究,从而束缚了他们的工作,并使他们不可能看到真理。这三篇文章可以说是在共产党国家中,运用教条的意识形态批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的典范之作,其他一些在自然辩证法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由于缺乏许良英等人的学术基础,甚至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D.良知和政治的冲突:
一九五五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中许良英第一次受到批判;两年以后,正当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感到欢欣鼓舞时,所谓“双百”方针一下子变成了反右斗争,於是,他站出来公开反对反右斗争。他后来回忆道,“我思想不通,认为这会使共产党失信于人民,很可能有人反对毛主席路线,於是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共产党员和志士仁人自居,公开反对这一运动。当我得知反右运动是毛主席自己事先布置的,鸣放为的是引蛇出洞,我才发现自己错了。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我对毛主席都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了。”(11)他因此被定为右派后,失去了党籍和工作,回到原籍乡村从事农业劳动,并与妻子离了婚。但是,他并没有改变敢于讲话的性格,为此,在文化革命中他又倍受折磨,几乎至死。一九七四年,许良英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又一个转折。林彪事件以后,他从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认识到这整个是一个骗局,因此,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觉醒过来并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前途问题。一九七六年,他在北京经历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感到封建专制仍然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且重新认识到,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科学和民主”仍然应该受到推崇,中国仍然需要启蒙工作。
E.严肃认真的学术介绍工作:
自一九五六年以后的二十年,许良英做了大量翻译介绍工作。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翻译了林赛和玛根瑙的《物理学的基础》,弗朗克(P.Frank)的《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12)和《现代科学及其哲学》;并联合其他人共同编辑翻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3)。这些翻译著作严谨、准确,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学风上都对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2.学术、良知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民主:
一九七八年,许良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新回到科学院工作并恢复了职称,次年,他的右派问题也得到平反。虽然他以前的很多朋友和下属在共产党的上层工作,但是,和前述金观涛等人的道路不同,许良英在一生中从来也没有过沿着社会已有的阶梯向上走的念头。他和东欧许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在生活中饱受折磨,但是在人性和良知的驱使下,从一个共产党人变成了呼吁人权、民主的独立知识分子。
A.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民主: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许良英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大陆带来的灾难中深深感到科学和民主的重要,并且逐渐认识到,象十八世纪前后的欧洲那样,中国需要一个启蒙运动。因此,从那时以后,他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这种启蒙工作,按照他的设想即是继承五四运动的传统,提倡科学和民主。
一九七九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他提议召开纪念大会,并且为大会主席周培源起草了讲话稿,这篇文章后经《人民日报》摘要发表,其中论及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的一段话,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篇文章中,许良英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观点,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这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由于它把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怎样保障个人权力并且对行政权力能够保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他说“经历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摧残之后,我们痛切的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14)当时活跃于西单民主墙的一些青年对西方民主理论所知并不多,这篇文章马上被当时的民办刊物《四五论坛》加以引用,并且就此发表了长篇文章。
一九八○年,在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的倡导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成员请科学家给他们开设“科学技术讲座”。其中第一讲,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简况,主要是由许良英起草的。他在文章中强调重申了这一命题: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15)。当时他还抱有给中共领导人启蒙的幻想。
一九八○年十月,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继续宣扬这一观点,论文的第一部分,后来以“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为题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发表。这篇文章的观点在八十年代的大陆曾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并且当时就被自然科学史所的某些人斥为右派观点。在中国知识分子关於科学和民主问题的讨论中,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此文可以说还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这篇文章中许良英首先论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来说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他认为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功能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用它来同封建统治做斗争,资产阶级用来保护科学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宽容。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而科学的发展需要三种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其次是人们必须在必要的劳动之外有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自由,第三,人们必须有独立思考的自由。这三种自由中最根本的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力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衰落灭亡,科学和民主是其内在的动力。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因此就更应该重视科学和民主,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根本,是关键。他认为,以往常讲的“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并不是民主,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封建社会的开明君主也可以做到,说到底还是要为民作主。民主概念的核心内容是每个人在法律上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有不可侵犯的人权。他还认为,所谓“兴无灭资”这一口号是错误的,对资产阶级既要看到它坏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好的一面。而且,我们当前的任务主要应该是反对封建主义,发展科学和民主思想,而绝不是兴无灭资(16)。
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17)一书中,许良英继续强调论述了科学和民主在近代国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他同时强调了思想自由对于人类进步的必要性。其后他在《关於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18)《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19)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20)等文章中继续阐述宣扬科学和民主。
B.对以往教条思想所产生的错误的检讨:
在关於科学和科学思想的研究中,许良英和金观涛以及后文所论及的方励之之不同之处之一,在于他并不完全回避自己曾犯过的错误。而是敢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承认自己曾经犯了那些错误。
一九八七年,他在“争论从何而开?分歧何在?”这篇争论性文章中,首先检讨了自己曾经以政治干预科学所犯过的错误。他说,一九四八年他知道苏联正在开展反对“世界主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斗争,尤其是读到苏联当时主观意识形态的A.A.日丹诺夫关於哲学史问题的讲话,思想引起极大的震动。日丹诺夫指责爱因斯坦的宇宙理论是“为神学提供新论证”,他自己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迷信斯大林、毛泽东把苏联想象为天堂,因此无条件地接收了日丹诺夫的论断,从此开始了对爱因斯坦宇宙论的批评。这个错误一直延续了二十八年,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中,他还指责爱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论无论在哲学上还是科学上都是错误的,在西方已经被人用来作为宗教的新论证。他认为,这个错误对他来说是一个历史悲剧。“因为我是学物理出身的,由于迷信斯大林和苏联,竟把政治问题和物理学问题混为一谈;虽然一九五六年开始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一九五七年有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出党,但对毛泽东的迷信依然未曾动摇。虽然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已使我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造神运动的迷雾中清醒过来,但没有及时对自己思想中的积垢进行彻底的清理。这种清理直至‘四人帮’覆灭后才开始。”(21)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写道,“如果想凭一点一知半解的皮毛知识和空洞的哲学概念,就想‘指导’科学,这不仅可笑,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加深所谓‘信仰危机’。”“当我回国头来翻阅自己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和三十几年前所发表的东西,看到在貌似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所做的许多错误论断,自己总要脸红,深深感到内疚。"(22)
在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许良英曾经对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作的评价做了极其激烈的批评(23)。一九八八年,他在“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一文中,再次公开承认并反省了这一错误。他说在这个脚注中,“为了维护恩格斯著作的神圣性,对爱因斯坦和胡克(S.Hook)做了无理的攻击。”一九八三年再版时删掉了对爱因斯坦的批评,但“仍保留着给胡克扣的政治帽子。近年来,为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历史,我读了胡克的代表作《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和《美国百科全书》中他所写的词条“民主”,发觉他是一位目光锐利、有独立思想的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不无道理的,值得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冷静思考。”(24)
C.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下的科学史研究
从许良英对自己以往所犯过的错误的反省中可以看到,他把过去的错误归结到自己在政治上的迷信,而没有涉及认识论、方法论等更具体详尽的思想和学术问题。这种特点也反映在他八十年代的有关科学史和科学思想的研究中。
许良英在八十年代科学史方面主要的工作之一,是他和其他人共同编著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一书,但是,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介绍性的书籍,而不是一本研究性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参照了当代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介绍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和医学等在本世纪的发展。意识形态干涉学术问题的做法,比起其它书籍虽然在这本书中已经大为减少,但是仍然可以说主导着本书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研究。由于中国大陆在共产党取得统治后,根本没有出版过全面、系统地介绍二十世纪科学技术及其思想的发展的书籍,因此,在经过长期的锁国以后,对于人们了解世界的一般情况,这本书的出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许良英关於科学史理论的文章,是他在八十年代所做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他在“关於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探讨”(25)一文中首先讨论了科学和民主的社会作用问题。接着他讨论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是祸还是福。他认为对科学技术进步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类以宗教界的某些人为代表,他们用中世纪的价值观念来衡量现代社会。另一类则是有批判眼光的学者,他们既看到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一面,也看到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滥用科学技术而带来的恶果。他认为科学技术从来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问题出在社会结构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最后,他讨论了科学史研究的精神境界问题,他批评了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并提出应该向被研究的科学家学习他们的精神,例如,牛顿和爱因斯坦。
在“关於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一文中(26),许良英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科学史理论。他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小平的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的原意。科学是生产力这一说法存在着两方面概念上的混乱,首先是把科学局限于物质生产方面,而没有看到它在思想精神方面的社会作用。其次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并由此对科学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和限制,使科学的发展受到阻碍。因此,必须弄清楚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科学通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生产力,但科学是技术基础。在这里,他又不点名地批评了赵紫阳等共产党改革派只看到眼前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基础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做法。认为这对现代化事业十分有害。他认为科学发展受到两方面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是生产技术是否需要科学,二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否为科学发展提供保障。他再次强调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科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是科学知识具有历史继承性,而每当这种知识的积累到达一定的程度,就会有突破性的变化,当这种突破必须要抛弃旧原理和旧概念时就会产生科学革命。他认为库恩(Thomas S.Kuhn)教授的观点: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进步等观点,是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围绕爱因斯坦的研究是许良英在八十年代做的另一项工作,一九八三年他在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讨论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的论文,(注解27)在这篇文章中,他从爱因斯坦的科学工作和书信往来中分析了理性论(Rationalism)思想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并由此论述了理性思想在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一九八三年,他指导了一个学生对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掀起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进行了考查,他们在北京和上海调查了大量资料,并且访问了很多当事人,最后完成了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详尽地描述了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是如何在中共高层的示意下发起的,并揭示了毛泽东在这场批判中的引导作用。这篇文章也向我们揭示了在专制制度下的某些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升迁是如何违背良知,迎合共产党的意图,主动从事这项活动的。这篇文章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科学史资料,可以说是八十年代唯一一篇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行学术性研究的论文(28)。
D.反对专制、宣扬民主的政治启蒙工作:
如上所述,许良英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和社会现实,和政治密切相连的。然而,许良英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直接对政治问题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三年许良英几乎在每一次会议上都大声疾呼地宣扬民主,批评专制,因此,在一九八三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列为重点整肃对象。由于这次运动只进行了二十七天就半途夭折,他侥幸未直接受到冲击。然而,他并没有就此躲避风险,反而在以后的每次会议上都公开点名批评这次政治运动和它的发起人胡乔木和邓力群。
一九八六年五月,他在题为“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29)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双百方针的口号下的欺骗宣传和欺骗行为。在一九五六年任中共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一九八六年说,毛泽东曾主张艺术和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可以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双百只限于科学和艺术,而右派份子把它扩大到了政治。许良英逐一驳斥了这些说法。他说,历史事实是,自一九五一年以来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一系列批判知识分子的运动,并致使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害至死;一九五七年也是毛泽东把双百扩展到政治领域,从而大搞反右,整肃知识分子。对于陆定一仍然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许良英认为这是把百家变成了两家,他再次强调要想真正作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必须要实行政治民主,保障言论自由,反对打击迫害持不同意见者。大约与此同时他在另一篇记者采访中提出,自由不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保障个人自由,不应该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顶帽子来束缚人们的思想。(30)
一九八六年十月,他和刘宾雁、方励之共同发起筹办《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这是共产党统治大陆后第一次由私人发起主办的对抗政府的自由讨论会。其后由于某些知识分子的向中共当局的告发,及十二月底共产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而中途夭折。许良英这次未能逃脱整肃,并被迫退休。退休后他在家专心研究民主问题。
一九八八年,整个政治形势有所缓和,他再次出来在各种刊物和报纸上撰文呼吁民主,并和新权威主义者等鼓吹专制的人展开了论战。在“驳民主缓行论”(31)一文中,他明确地驳斥了认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四种流行说法:一.民主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中国的经济仍然非常落后,因此不能实行民主。二.中国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后,人民将不会行使民主权利。三.中国没有民主和法制的传统。四.现在实行民主会导致社会动乱,影响经济改革,只有在完成经济改革之后才能实行民主化。对前两个观点,许良英具体对比了两百年前美国的情况,当时美国的经济和教育都不如今日的中国,但是美国却选择并且成功地实行了民主制。对于第三点,他反驳说,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东西,可是人们并没有对它表示非议;而民主思想事实上比马克思主义还早几十年传入中国的,因此这一理由是不成立的。对于第四点,他从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失误的例子指出,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驳斥了金观涛的所谓“民主只是一个朦胧的理想”,我们不能确定它是什么,以及当时正在流行的电视剧《河殇》中关於民主的基本特征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学性”的荒唐说法。他认为,某些人鼓吹的新权威主义、新民族主义、新英雄主义是一股反民主的逆流。对于中国来说,除了民主之路,我们别无其它选择。
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许良英一共写作并发表了十五篇文章,其中十三篇的主题是民主问题,而这十三篇中又有十篇是直接涉及政治性问题的文章。

(以下关于方励之先生的分析介绍略去)
……

四.结语

极权社会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它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不仅是东方社会的问题,也是昨天和今天西方社会的一个问题,这种倾向在西方的左派和右派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解除意识形态是当代,既包括东方、也包括西方,在社会和政治范围中的处理问题的前提和目标。当然,关于解除意识形态化问题也是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人们对此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答案。解除意识形态化论的支持者认为,解除意识形态化是科学、技术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的产物,是这些国家政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的结果。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家将放弃乌托邦理想的绝对有效性,接受这样一种态度:专心考虑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政治家将只被制度内所必然存在的问题所支配。但是,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种专心关心现实决策的倾向可能会在伦理或政治领域造成损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看来,解除意识形态化不过是伪装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暗渡陈仓,它的目的是用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掩盖阶级对立,巩固和稳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极权社会的现实告诉人们,化解意识形态化在促进极权社会解体和向民主社会演进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极权社会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化的问题。因此,笔者在分析今天大陆社会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时,基本上围绕着完全意识形态化,解除意识形态化,还是只是意识形态的转化问题。
许良英、方励之和笔者在“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一文中所谈到的金观涛,在当代大陆社会中分别属于不同的三代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分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他们身上的各自特点,比较他们之间的不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极权社会、在极权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以及上述诸问题。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统治,这是分析今天大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许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许良英就已经完成了大学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框架,并且参与了共产党的很多工作。
方励之生於一九三六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大陆社会的转型期。
金观涛生於一九四七年,他生长在稳定的共产党社会中,是完全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人。
从这三个不同的知识分子身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束缚,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追求,以及个人良知,使他们在极权社会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社会环境,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个性是决定一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的多种因素,反过来在这多种因素制约下的知识分子又对于他所处的社会发挥出极其不同的影响。
一.知识和思想的封闭性问题:
与金观涛相比,许良英和方励之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不同的特点。
许良英的大学生活是在开放的社会中渡过的,他经受了扎实的基础训练和良师指导。虽然,他在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有很长时间处于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移到深山僻壤,但是,许良英和他那一时代的人和同时代的学术却一直是紧密相连。由此,使我们看到极权社会对学术和人性的摧残比战争更为尤甚。
许良英青年时代奠定的基础,良好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开阔的眼界,影响了他的一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许良英的翻译介绍工作,无论从其选题,还是最后成书的质量都显示了这个特点。五十年代以后许良英的研究著述方法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是从他讨论的问题和所引用的文献,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熟悉当代学术文献和讨论的问题。
和金观涛这一代人对比,许良英案例再次告诉我们,观察渗透着理论,良好的学术训练和知识框架对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有良好的训练和眼界,即使在如此封闭的极权社会中,一个人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保持和世界的联系,对比许良英案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共产党培养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金观涛等人的特点。
和许良英不同,方励之是在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时成长的,因此方励之既受过前辈知识分子良好的知识训练,同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又显示了走向封闭的特点。这一点反映在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上的研究,他紧密地和当代学术联系在一起,在科学问题上绝对不随意而为,严格遵守规则。而另一方面,方励之在科学思想和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上却也在不同程度显示了他的封闭性。在科学思想问题上,方励之只了解到爱因斯坦等少数几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在人文学科他所提出的问题,如全盘西化问题,对宗教问题的说法等都显示了封闭社会的特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他对民主等问题的看法不过是一些初级知识。造成这种情况并不能只用这并非是他的专业来解释。方励之在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共产党,五七年给共产党中央的上书,八十年代呼吁青年人加入共产党以改造这个党,这些事实都是封闭的极权社会的产物。在思想基础和眼界上,方励之都显示了极权社会对他产生的影响。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思想发展上,许良英基本上继承延续的是五四以后对科学的理解。应该说五四以后对科学的理解和推崇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在这些倾向中有经验主义的,有马克思主义的,许良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科学在许良英那儿很多时候是一种生产力,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手段,没有科学就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科学就没有近代社会。在批评种种生态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对科学的批评和反对意见之时,许良英认为科学是一种中性的却有积极作用工具,它的进步或倒退作用完全在于使用它的人。近代社会需要科学这一工具,但是有效地运用科学这一工具却又必须要民主制度来保障。
在另一方面,许良英又亲自参与了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工作。自五十年代以来许良英写过许多宣传自然辩证法,批评西方科学哲学、科学思想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作品,它们从物理学、科学史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做了详尽的诠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在八十年代他的著作中依然还能看到。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在由此谈到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对于历史发展、社会规律、必然偶然、科学理性等范畴的使用,或者说他在对历史社会问题论述中完全继承了三十年代以来具有唯科学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科学又变成了和价值、世界观相连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许良英事实上是站在了近半个世纪的科学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之外的。
对于方励之来说,科学思想和概念则始终是作为一种对抗极权社会,化解完全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方励之基本上对科学哲学和理论了解不多,他把每一个他已经掌握的科学概念外延为思想,再外延到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历史问题。这种外延,在开始反抗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问题的深入,尤其是接触到真正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问题时,这种意识形态式思想方法的特点,它的局限性就毕露无遗。
在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领域中,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也有很大的不同。许良英和方励之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讨论科学思想问题,许良英和方励之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和极权社会相冲突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为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服务。方励之是以科学对抗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许良英是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代替旧的意识形态;但是,金观涛则基本上是为占正统地位的政治和思想服务,为完全意识形态化服务。
三.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社会的努力:
许良英和方励之在八十年代的工作,尤其是许良英,主要是为化解极权社会,化解它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倾向。我们将从下述四方面对比概述他们所做的努力。
A.反省精神:
在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身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反省精神。许良英一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七十年代以后许良英已经年过五十,然而,他觉悟到极权社会的种种黑暗,觉悟到自己走过的弯路,不断地公开地在报纸和刊物上做自我批评,反省自己以往的错误,希望以此能唤醒更多的人,能更深刻地解释极权社会的弊病。
和许良英相比,方励之也做了很多对社会的批评和反省,但是,却没有对自己五十年代入党等历史做过公开的反省,在他自己提供的有关他的介绍文章中,到好象他自五十年代以来,入党、上书共产党中央等都是正确的(101)。
和方励之和许良英相比,金观涛则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做过任何反省和批评,在金观涛那里,他所受过的教育,他的思想,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切都看不出和封闭的极权社会有什么关系。从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三类知识分子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社会的不同关系。
B.对极权社会制度的批评:
在对极权制度的态度上,许良英和方励之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们对极权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批评,这种批评涉及多方面,从要求民主到呼吁人权,从要求科学研究无禁区到要求言论出版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许良英和方励之的这些工作对极权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没有想为统治者或其中某一派服务,也没有象金观涛那样:认为共产党的错误在於五八年后走得太快了;八十年代的共产党改革将使他们可能走在全人类的前面,并且再次如十月革命那样解决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金观涛的目的是发展完善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事实上金观涛从来也没有对制度和民主人权以及出版言论自由等问题发表过任何有损极权制度的言论,
C.对极权的教条思想的看法:
从七十年代以来,方励之从物理概念和理论出发,对极权的教条思想进行了不断的批评。八十年代,他更是直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不仅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震动了那些被极权社会同化了的知识分子。方励之从物理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认识论进行了批评,并以经验科学为意识形态,在化解极权的教条思想方面,取得了非常有效的的成果。
与方励之不同,许良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科学是要人们研究讨论的,因此要不断地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上,许良英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冲突,他只是主张,在这种基础上要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和方法,修正马克思主义。
许良英和金观涛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两者有很多不同。七十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对于许良英来说是一门学说,而不是完全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出现的。但是对金观涛来说,马克思主义却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他用来为政治,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工具,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用来为改革派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理论”。
四.许良英和方励之的学术工作:
许良英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做了很多学术性的工作,他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编译、介绍和研究工作,在华语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介绍了一些其它重要的西方科学哲学著作。在科学史的其它问题上,他也做了很多扎实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方励之则在天体物理学上的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学术工作。这些工作都并没有极权社会的色彩,不会与日俱消。
与上述两人相比,金观涛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工作,没有讨论过任何真正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史领域中的学术问题。
五.对大陆社会的影响:
A.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在中国科学院和科学思想界,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所表现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告诉我们,许良英和方励之从来也没有想依附共产党,依附统治者,相反,他们不顾危险,经常直接批评共产党领导人,批评极权制度和思想,批评各种社会现象。在八十年代,他们多次受到各种威胁和打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在这一点对大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B.学术:
对比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的工作,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各自的特点。金观涛的工作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工作,是完全意识形态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产物。因此,在大陆学术界,在那些还知道什么是学术研究的老一代学者中他得到的是强烈的批评,而在年轻一代中他赢得了赞赏。但是这种赞赏恰恰反映了极权社会所培养的青年一代的封闭、无知,和完全意识形态化下所塑造的世界观:价值和方法的特殊性。金观涛在青年中助长了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及对学术研究传统的破坏。详细具体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自三十年代以来,沿着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发展,金观涛一代把陈伯达、李希凡、姚文元等人的文风、学风发挥的淋漓尽至。对于大陆的学术研究风气的扭曲,作为代表人物金观涛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比金观涛,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则做了许多坚实的研究工作,并且同很多伪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做了不懈的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方励之虽然自己有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是,他以科学研究和科学概念为武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的批评,对大陆社会科学中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海内外学术界方励之的影响都是积极的。
许良英在学术领域中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许良英在七十年代以前曾经亲自参与了学术领域中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工作。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许良英身上的这种倾向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从事转变意识形态的工作,以科学和民主作为意识形态来软化马克思主义的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这表现在许良英关于科学史的理论研究和关于民主理论的论战中。对此,海内外学术界对许良英的评价褒贬各半。另一方面,在专门科学史研究以及翻译介绍工作中,许良英又坚持了他年轻时代所受到的严格的科学研究传统,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一些干扰。在八十年代青年一代完全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演越烈的潮流中,许良英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严肃的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之一。对此,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他都受到高度的评价。许良英和方励之的学术影响在对抗化解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并不亚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
C.政治:
许良英和方励之是八十年代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一种被极权社会泯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的再生,他们从推崇启蒙科学思想,推崇近代社会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入手,几乎是在重新走西方二百年前的路。在极权社会开放初期,虽然这种倾向在他们两人身上还很表面并且有些混乱,但是可以说在八十年代大陆,他们是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种和极权社会不妥协的新的公民社会的觉醒。他们所从事的这种努力在九十年代大陆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九九三年一月,德国,埃森

注释:

1.Raymond Boudon:《Ideologie: Geschichte und Kritik eines Begriffs》,Aus dem Franzoesischen von Monika Huebner,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Hamburg,1988.
Bernard Susser:《The Grammer of ModernIdeolgy》,LondonandNewYork,1988.
Howard Williams:《ConceptsofIdeology》,NewYork,1988.
Erwin Hoerzle:Idee und Ideologie: Eine Zeitkritik aus universalhistorischer Sicht,Bern und Muenchen,1969.
Kurt Salamun:Ideologie und Aufklaerung:Weltanschauungstheorie und Politik,Wien,1988.
2.“科学家联名发表政见史无前例─访问四十二人公开信发起人许良英”,“四十二人公开信签署者简介”,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4月号。
3.许良英:“恩师王淦昌先生对我的启迪和爱护”,《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
4.许良英:“试论感情与理智”,写于1942年4月,现存抄件。此处引自许良英先生给作者的信。
5.林因:“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北京《科学通报》,1955年5月。林因为许良英的笔名。
6.许良英:《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英文翻译本:《Science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John C. S. Hsu译,New York, M.E.Sharpe出版社,1982年。
7.林赛、马根瑙著,许良英译,《物理学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译自:R. B. Lindsay & H. Margenau:《Foundations of Physics》John Wileg & Sons Inc., New York,1936。
8.许良英:《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写于1965年,全部书稿十七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在仅存九万字草稿。
9.林因、李宝恒:“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第4期。
10.海森堡著,范岱年译:《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年。W.Heisenberg,Physik un dPhilosophie
11.转引自“五不怕的过来人─许良英”,香港《百姓》,1987年6月16日,第17页。
12.弗朗克著,许良英译:《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 Frank,《Philosophy of Science》,Englewood Cliffs, N.J.: Printice-Hall,1957。)
13.许良英、范岱年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一卷:哲学,1976年;第二卷:物理,1977年;第三卷:政治、文化、宗教,1979年。
14.周培源:“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1979年2月21日。
15.“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科学技术知识讲座》,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年。
16.许良英:“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
17.许良英、李佩珊、张钟静等著:《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18.许良英:“关於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北京《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6期。
19.许良英:“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北京《新观察》,1988年第20期。
20.许良英:“关於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
21.许良英:“争论从何而来?分歧何在?”,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6期。第62页。
22.同上,第64页。
23.见82.,《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202─203页。
24.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北京《科技日报》,1988年8月28日。
25.许良英:“关於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上海《自然杂志》,1981年2月,第4卷第2期。
26.见89.。
27.许良英:“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5期。
28.许良英、屈儆诚:“关於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摘要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全文见:许良英、方励之主编《爱因斯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
29.许良英:“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4期。
30.戴晴:“为自由正名─访许良英”,北京《新观察》,1986年第20期。
31.许良英:“驳民主缓行论”,广东蛇口《蛇口通讯报》,1989年1月9日。
……
101.吴国盛:“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