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非真实姓氏）教授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些签名呼吁等沾染政治色彩的活动，因此，他既不是民运人士，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位十分普通，但是却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专业造诣很高的老教授。大约正是由于张教授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与未来，因此，在我回国时张教授破例约我深谈。我六月回德，七月张教授读了我带给他的一些书籍资料后，又从国内给我写了一封信。张教授的很多见解出奇的清楚，甚至和那些国外的民运人士，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久思之后，我终于在张教授的观点中，在他对阮铭、许良英和郭罗基等人的中肯评论中找到了答案。由于张教授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中离政治远，因此受政治思想影响和沾染政治现实也少一些，以致今天他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思想却仍然能保持清醒。
一．被污染的思想
张教授看了阮铭的新书《邓小平的帝国》后说，阮铭年青时曾经在清华大学当团委书记，象他这样从清华出来的人，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也正是因为阮铭长期和胡耀邦在一起，所以此书给人的感觉是仍然未能摆脱体制内的旧框架，处处以自己所参与过的一些政治活动为荣，而缺乏批判态度。全书对胡耀邦没有一句批评性的评论，而只是对赵紫阳则大事抨击，就是典型一例。其实无论胡耀邦还是赵紫阳都仍然属于党内略有一点（！！）开明色彩类型共产党人，在眼界、见识和行为上根本跳不出那个框框。相对来说，赵紫阳比胡耀邦还多少有些长远眼光和更能顶得住些。关于现在很多人谈到的赵紫阳的复出，他认为，可能性不大，也没有那个必要。将来真有大的变化，多半会是一些全新的人出来。阮铭这几年思想有很大变化，但是没想到涉及到自己，竟然还是如此缺乏反省。
关于思想变化问题，张教授知道我从认识我读研究生时期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开始（七六年）就和他争论对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的看法。他说，你和许先生有些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象许先生这样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的认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说，八十年代初许良英还抱有给中共领导人启蒙的幻想。八三年反对精神污染时，一位朋友告诉他，许先生在全所大会上发言说邓力群的作法是违背邓小平的主张的，等等。当时他大为惊奇，想不到许先生竟如此天真，把老邓看成是思想解放、自由民主的旗手。但是，许良英先生后来迅速地改变了思想。到八九年前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已有所改变。在他这样的年纪，能产上这样的变化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张教授最近碰到一位郭罗基的朋友，刚从美国回来，说在美国与郭罗基见面后，发现他仍
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张教授觉得很奇怪，郭罗基比许先生年青很多，专业是哲学，他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想一想呢？还有刘宾雁，至今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对自己曾参与过共产党，没有进行任何反省，反而对共产党的某些历史给予辩护，这怎么能让人信服。张教授说，他认识一个哲学教授，解放前就是党员，作地下工作，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七九年右派平反后，他拒绝恢复党籍，再次进入共产党。他虽然不是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和上述诸例相比，是很值得思索的。
我对张教授说，很同意他的看法。六九年插队后我开始自学哲学，本想打一个基础再看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问题，不料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开始我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断追问一些问题，结果走向认识论问题，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在一个专断教条的基础上，七○年夏天开始在思想上全面反叛马克思主义，人性上也开始觉醒。由于自身曾经经历蒙昧教条，因此到七一年在思想上进一步认识到，应该到经验主义的传统中寻求理性和启蒙思想，此后逐渐进入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由于我是从不断追问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专断教条性的，因此，我总是认为，任何稍有思想的人都必然会走向这条路。正如西方很流行的一种说法，一个人二十岁不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人没有血性，一个人如果三十岁还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个人肯定没有思想。对于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来说，应该首先如鲁迅先生所说，要时时解剖自己。
有一段时间刘宾雁很推崇哈威尔，并且为一本哈威尔论政治的书写了序言，但是我在八九年研究哈威尔的政治哲学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策略时感触很深的一点就是，“哈威尔从来不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而一直是反对者；他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那种令人厌恶的忠于党的作风。他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文学家。在共产党的暴政下，虽然他一直遭受迫害，前后共住过六年监狱，作品被禁止发表上演，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布拉格学生罢课委员会总部的一个成员说：‘如果问什么是毫无畏惧，这个人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不知道刘宾雁对此是怎样想的。
对此，张教授则说可能需要时间来等待。对一些人，可能要等待他们慢慢变化，对另一些人可能如“普郎克定理”所说，只有等他们死去。共产党化了几十年时间经营，走出来肯定也要一段时间，我们会有自己的哈威尔的。当然在人群中也有从事研究工作和从事应用工作的区别。
二．被污染的心灵
在京期间，我和张教授谈到陈子明和王军涛在八九年民运期间的三线计划，即第一步利用学生运动，扩大事态；第二步利用知识分子影响学生，不惜制造流血事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第三步利用他们对局势的左右能力，换取进入党内权力阶层。而真实的历史进程是，到五月二十日前后，局势已经发展到共产党难以控制，前体改委的陈一谘、严家其等人，公开利用学生运动，孤注一掷地反对邓小平，想借此使他们所依附的赵紫阳重新上台。陈子明和王军涛等立即利用这一时机，陈一谘和严家其等人失去共产党主流派的信任，积极和李鹏等联系。但是为时已晚，邓小平李鹏已经决定不惜一切镇压。因此陈子明等人的目的没有达到，最后反而被捕。对此张教授说，他不知道这是否确凿，但是，他对陈子明的印象不好，最近又看了陈子明在狱中写的东西，竟然还是那种陈旧的格调和观点，有些出人意外。他说，王军涛的口碑一直不错，坐了几年牢出来，自然声望更高，他很希望王军涛、魏京生和王丹等人能继续进步，站得住，不要昙花一现。作为一种潮流和力量，总还是要有一些代表，如曼德拉这样的人，才能撑得住局面，少点折腾。
几千年来，政治和权术和肮脏分不了家，似乎搞政治就离不开手段和权谋。但是古往今来到底还是有那么几位政治人物确实是靠个人的品格、信念和道德勇气把事情办成的。所以真正有前途的还是清明的政治。在民运中有一些（或不少）人以反对泛道德主义为名，实际上是搞非道德主义，这样干最后肯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一点不讲道德，必定建立不起丝毫的公信力，又如何能成功。
三．六四深处的心理恐惧
关于对六四的总结和反思，张教授说，他看过很多文章，认为很多反思是不对头的。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在运动后期，学生运动失去冷静、失去控制，没有见好就收，还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早些收场，则当时已有的那些所谓“言论结社自由”可以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不至“失败得象现今这样惨”，等等。他认为，这里面有很多想当然的东西。事实上，对运动早就定了性，即使收场，这个性是不会改变的。到时，你收场，他不收场，必然秋后算帐，分而治之，从毕业分配等各个环节上来整这些人。这也是当时收不了场的一个原因，因为人们已经看到或早已经历过这种过程。而象戴晴这一类人，表面两边都骂，并表现出唯我最明白，实际上是最丑陋的。
关于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张教授认为是有其必然性的，是在这种体制、这种国情下，在那个阶段必然产生的结局。我们只能希望下一次能更好一些。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许多事情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包括双方领导者的水平和双方群众的水平。
我对张教授说，我同意他的看法，目前总结八九民运人往往采用的是思辨的方法，思辨方法总结出来的多半都是一些想当然的令人抓不住实质内容的臆测。思辨的方法并非完全不可取，但是由于采取这种方法的人往往仍然陷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现在的那些总结基本上没有产生多少积极意义。我认为，总结八九民运目前应该更多使用的是描述和分析（历史、心理乃至理论的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至少可以给人一些确实的东西，避免负面影响。目前我还没有时间详细研究八九民运，但是就我所了解的，之所以发展到五月底的那种局面有几条线索：
一．一些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希望扩大事态，造成更大影响，这包括三方面：
以郑义为代表想在民众和世界舆论中造成更大影响；
以陈子明为代表想造成共产党当权者不能控制的局面，有利于谋取权力；
以严家其和陈一谘为代表的党内斗争失势者，想扩大事态对主流派施加压力，甚至搞掉邓小平。
二．坚持下去是学生和群众的自然走向。
如果分析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张教授所说的，收不了场，因为四十年的政治生活经验使得人们都知道，暂时收了场也不会有好结果。这种威胁，或者说是在民众内心深处存在的巨大的心理恐惧，是共产党社会民众生活的一种典型特点，因此，甚至可以说是共产党多年造成的心理恐惧导致了八九民运后期的结果。这种心理恐惧造成了在形势坏的时候坚持下去的侥幸心理，造成了那些别有用心者在广场上传播各种谣言，费尽心机地利用学生。这也是越激烈的人越能左右广场，占据领导地位的原因。因为群众认为，这些人能站在前面顶住，代他们受过，或许能够侥幸胜利以避免平静后个人所必然面临的灾难。而思想上的原因则是学生们仍然受极权主义的教条思想的控制，对共产党仍然缺乏根本性的认识，因此才会有盲目的希望。当然还有历史和社会原因。我认为，有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在运动中以保持学生运动纯洁性为理由而始终不敢参与，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多年来造成的这种心理恐惧的结果。以一种指责掩饰一种恐惧，不会产生有意义的总结。
至于有无可能在五月中旬撤下来，我对张教授说，历史研究、历史分析和推测历史不是一回事，任何推测都有可能性，都很难说服持其它意见的人。如果要我推测的话，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我认为，首先收不了场和没有好结果是肯定的，即使暂时退下来，如果是小规模的镇压和迫害则运动还会再起来，直至大的镇压。当然大镇压的形式不一定会是六四那种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野战式的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和青年学生的镇压。至于撤下来的可能性，则只有能排除掉人们的心理恐惧，才有可能。我想，如果有一批令学生们相信，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站在学生的前面，既能带他们向前，也能代他们去受过。也就是在心理上能减轻他们的心理恐惧，在思想上能使他们看得更远，或许能提供这种可能性。而这就要求这些知识分子首先战胜自己的心理恐惧，敢于去作“黑手”，敢于去作“替罪羊”。
四．坚持下去
张教授问我未来的打算。我说，自六九年进入人文领域，七○年开始专心于理论研究和启蒙─从打基础，学习外语、物理、哲学等，到真正进入研究领域，由于生活坎坷，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现在当然还希望能继续自己的工作。张教授说这虽然不是他的专业，但是他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它的毛病主要在哪里，后来发展成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那一套，二者有怎样的本质联系。这些他也不明白。对于西方左派的影响他强调说不能低估，也不能看得太简单。据他了解，在欧洲，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不少人仍然是倾心于社会主义，现在说是人道社会主义。南朝鲜有很多闹学生运动的青年人迷恋金日成及其所谓金日成思想，这些都不能过分简单地看待。他说也许世界上真的没有完美的思想、主义，而是在不同思想、主义的互相冲撞下趋于完善的，也许真应该总结一下数千年来的文明史，归纳出几条有普遍性的行为原则和理性原则，并且得到人们普遍认同，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
谈到民运，他说，人们都说民运处于低潮，其实，凡是流亡运动多半都是这样。只要能坚持下去，保持一种局面，保存一部分力量，一旦有变，情况就会立即不一样了。因此尽管问题很多，现在还在坚持的，总应该受到尊敬，而不必求全责备。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埃森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