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纪念回应的价值和史实问题
卡尔·波普虽然死于八九年极权社会崩溃之后，但是他和上述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的冲突，在方法问题上的不同，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上的分歧，不可能因为某一历史事件而解决，而只会转换成一些新的问题呈现。因此，波普的去世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性格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对卡尔·波普也不可能有一致的评价。
七月，笔者在返回大陆的途中看到了傅大为先生在《当代》九五年七月号发表的对笔者悼念卡尔·波普一文的回应。由于直到近日笔者才返回德国，因此这篇答复拖延至今。
笔者在此感谢傅大为先生补充的关于卡尔·波普的去世的另一种反应。笔者愿意继续研究作出这些反应的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他们在价值和方法上代表了一种什么倾向，他们过去和现在对各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是什么，以汲取不同的经验和教训。但就傅大为先生“当维特根斯坦挥动他的巨棒时”一文看，笔者对傅先生对于JonathanRee的文章（或片段）译文持保留看法。然而，对傅大为先生的文章，笔者认为：
一．有必要在笔者对“波普先生的热情召唤”和傅大为先生对波普的激烈批评中，清楚地向读者表明，在多元社会中，哪些是基于价值判断而不是史实问题而产生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以避免读者在对立的判断中感到困惑。
二．涉及史实问题，笔者愿意在此做一些辨析，以更准确地理解波普，不至误导读者。
一．价值分歧
〔1〕波普及其父母是否关心社会问题：
傅大为先生对波普及其父母是否关心社会问题提出强烈的疑问。然而，这却不是由于史实而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于价值判断，即什么样的观点，怎样做才算是关心社会。因为波普及其父母关心社会问题，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论。正如波普在自传中所写，
“当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维也纳的赤贫景象就是使我忧心忡忡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几乎始终萦绕在我心底。……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一直在致力于改造这种局面，虽然他从未谈起过这些活动。他在两个为无家可归者措办收容所的委员会工作。一个是他担任会长多年的共济会分会，该会置办了一个孤儿院；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建立并管理一个庞大的机构，它收容无家可归的成人及其子女。
父亲的这个工作得到意外的赏识，老皇帝封他为弗兰西斯·约瑟夫骑士团骑士。这想必不仅使他惊讶，还给他带来一个问题。因为，虽然父亲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重这位皇帝，但他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一名激进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支持政府。
作为共济会会员，父亲甚至是被当时的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社团的成员。”（注解一，中文本，第4─5页）
他的父亲曾经化名写过一本精彩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之际就被警方查禁，并且一直被列为禁书，直到1918年。
波普的以上说法在多本波普传记中以及各种报刊报导中都有记述。这些发生在本世纪的情况，都是很容易考证的历史，我相信如果并非如此，那么，研究波普的人和波普的反对者都会早就揭示出来。大为先生如果对此有疑问，能做出否证，我想对研究波普是有益的。
至于波普关心社会问题，我想这更是不争的事实。波普可能是对社会和人文问题谈论和写作最多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谈论的问题从社会哲学、政治制度、历史、环境到人们的一般生活；从抽象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到具体的绿党、二次大战、德国和欧洲问题。他晚年的著作，《寻找更好的世界》和他生前编辑，死后出版的《活着就是解决问题》（注解五），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谈论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战争，以及对他所不能同意的各种思想问题的批评。英国和欧洲的很多重要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曾经拜访和会见过波普，甚至出席过他的讨论班和他讨论各种问题。
各类不喜欢波普的知识分子，不是因为波普不关心社会问题，而恰恰是因为他太多的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并且“过多”地以这类知识分子所不能同意的观点谈话；他对这些问题看法太明确、尖锐、直接了当，以致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就笔者来看，波普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社会哲学上，而不是在科学哲学上。在多元社会中，对一个问题必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不是一元的。人们可以批评波普过分率直、甚至主观或粗暴，但是，傅大为先生说，“从一九四六到九九四年共四十八年的岁月里，我实在不知道波普在英国关心过什么‘英国的社会问题’。”的提法，却是太不能令人信服了。
〔2〕冷战的原因：
傅大为先生在他的文章的第一节结尾，谈到英国主流电视台BBC，在对波普所作的评价中，戏剧性地提到，“波普是西方为什么进入冷战的原因之一”。对此，他说，
“在正急速下坡的英国保守党中的过气首相撒切尔（也是战争贩子）而言，‘波普每本书她都看过两遍。’在西方冷战史的右派的事业中，波普对‘东方的罪恶’的批评，正是他们最好的弹药，是里根政权指控‘邪恶的帝国’的最佳学院背书。也许，冷战终于结束后，波普的‘政治哲学’智慧究竟如何，在西方（而非‘后共产国家’中）真正的评价才开始。”
笔者没有听过BBC电视台对波普的评价的前后文，因此无从评论这一说法。然而，评价冷战和冷战的原因，却涉及根本的价值问题。价值问题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它可以调动人们的刻骨的仇恨和狂热的拥护，使人们丧失理智。笔者认为，除去民主与极权的对立，除去对极权的统治者─那些肆杀无辜的统治者，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乃至邓小平外，在民主社会讨论问题时，应该尽量回避“极端”的感情色彩。
关于冷战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类问题：1．涉及根本原因的原则问题；2．现实对策中具体问题。
冷战最根本的原因是极权社会和民主社会的对立。当代极权社会和传统的极权社会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它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是封闭的，而且是扩张的、侵略的。希特勒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由于德国受到外部的威胁，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经验历史史实。同样，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自己是唯一的真理代表者的意识形态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扩张。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注解八，第25页）事实上，这个三“化”是一切共产党的特点，大至苏联中国，小至柬埔寨丛林中的波尔布特和越南，都是如此。这是冷战最根本的原因。今天虽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倒台了，但是，台湾却在每时每刻面对着海峡对面的巨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是传统的“大陆中国”，而是极权的共产党中国。“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托”，八九年极权制度的崩溃尚未烟消云散，共产党的威胁犹在眼前，对台湾人来说“东方的罪恶”、“邪恶的帝国”，对“冷战”难道没有直接的体会吗？
历史的经验事实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人们的价值信仰，但是，八九年人民对极权制度的完全抛弃，究竟还是使世界其它地区的知识分子提问题的方式有所改变。时至今日，还对对“东方的罪恶”的批评，对对“邪恶的帝国”的指控放冷箭，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时空的倒置和价值的迷乱了。
关于冷战的原因，关于极权主义国家，我在下面谈到傅大为先生所推崇的萨哈罗夫时，还要提到。萨哈罗夫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本性有很好的论述。
至于英国电视台所说“波普是西方为什么进入冷战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笔者宁愿把这理解为是一种中性，或积极的描述。是波普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当左派知识分子还沉醉于极权主义的迷梦中，当极权社会中大多数被迫害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声音被东西方的知识界封锁的时候，当西方的政客为了自身的短浅利益而对东方绥靖时，他就清楚地认清了极权主义的本质。诚如波普所说，民主制度并不是用来与极权主义做斗争的。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民主国家常常显得十分被动，但是，正是波普，继承了自由主义传统，支持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使面临极权社会威胁和挑战的民主社会更加积极主动。因此，甚至可以说波普在八九年，或说二十世纪末期世界向民主方向转化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波普的思想在使西方自觉地接受，主动地进入和极权主义对抗、进入“冷战”问题上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3〕英国的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是否是战争贩子：
如果离开冷战的根本原因谈论冷战，冷战的双方在具体问题和事件上的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面对极权集团的民主社会领导人，有民主理念，理想主义强一些的政治家，也有极其实用主义的政客，有“鹰派”也有“鸽派”。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确实是一位强硬的领导人，但是，这位民主社会的领导人，没有违背民主社会的政治和行为准则，她受制于议会和民众，并不能象极权社会中的政府一样可以肆意而为，因此，如果撒切尔夫人可以称为战争贩子，那么罗斯福也可以称为战争贩子了，整个历史就都混乱了。然而，如果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始终企图，并且事实上在从事输出革命的古巴的独裁者卡斯特罗不能称为战争贩子，那么在谈论撒切尔夫人时也就要稍微慎重一些。
二．萨哈罗夫和极权社会
卡尔·波普先生曾经批评古巴危机时萨哈罗夫的主张。对此，傅大为先生没有在史实上做出否认，而是在感情上做出激烈的反应。
“由波普来指责萨哈罗夫？这其实也是相当奇怪的。萨哈罗夫当年在苏联所受到的压迫、写《传记》时所遭受到的困难，恐怕不是波普所能望其项背的。”
傅大为先生推崇萨哈罗夫，认为，“放眼东西方，大概几乎没有大科学家能否做到他这一步。”与此同时，他认为萨哈罗夫“为世世代代受美国剥削的古巴做点事，这是很自然的事。”
然而，傅大为先生为萨哈罗夫的这种辩护和对波普的批评，就笔者对萨哈罗夫的了解，认为，萨哈罗夫如果在天有知，也一定会不赞同。笔者愿意在此就萨哈罗夫对核武器、对极权社会、对东方的罪恶认识的变化，萨哈罗夫的思想倾向做一简单描述，以使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同倾向有一较为清晰的印象。
〔1〕萨哈罗夫关于核武器的思想变化和反省：
萨哈罗夫19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萨哈罗夫的生活环境中两种因素不断地影响着他，并且造成了他一生中的变化。
萨哈罗夫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物理教授，萨哈罗夫生活在俄国社会中一个众所周知的阶层，即科学知识分子阶层，这种环境赋予了他的生活以独特的内容和光辉。正如美国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H.E.Salisbury）在为萨哈罗夫的言论集《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所说，
“俄国的知识分子在其它社会中没有准确的对应者。他们不仅仅是大学毕业生或沉湎于智力追求的个人。例如，他们不是与蓝领阶层阶层相对的白领阶层。事实上，将俄国的知识分子区分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经济地位，而是他们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观点，是他们的献身意识：为了原则、为了改善他们同胞的命运、为了清楚社会上的邪恶、为了无私、为了在道德上必须履行的谈论真理的责任，一句话，为了真理，他们不顾在肉体上和物质上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充满了俄国宇宙神教的传统精神。他们相信人的可完善姓，相信可将牺牲置于自身的自我责任。在反对沙皇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和暴虐的斗争的那些漫长而血腥的岁月中，培养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们给予革命运动以道义上的热情和哲学上的辩护。虽然在苏联时期是那样地困难，虽然有警察、镇压、清洗、宣传和思想控制，但俄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象长生鸟的一样幸存下来。（注解：长生鸟，埃及神话中相传此鸟每五百年自行焚死，然后由灰中再生。）正是在这些诚挚的、献身的、热情可敬的、强烈坚持原则的科学家、思想家、作家和哲学家们的环境中，萨哈罗夫度过了他早年的岁月。”（注解四，序）
但是，另一方面萨哈罗夫又是生长在一个极权、封闭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他专注于核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时期。苏联严格的保密制度双重加重隔离了他与外界的接触。1948年，为了和美国人进行核武器对抗，斯大林任命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L.P.Beria）负责领导一个应急计划征集所有的研究和生产能力研究核武器。物理学家们都知道，这种能超越美国的核武器是氢弹。萨哈罗夫和塔姆参加了这项计划。萨哈罗夫当时认为，如果苏联和美国都拥有这种可怕的核武器，他们就必然去设法解决他们的分歧，而不是彼此摧毁对方和摧毁世界。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点上，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卡皮察（P.Kapitsa）和萨哈罗夫和塔姆不同，他拒绝了斯大林要他为原子弹工作的请求，结果有很多年被软禁在家中。
萨哈罗夫从杰出核武器物理学家走向关心更广泛的问题的转变是在1957年初，他受到西方物理学家的影响开始的。“在1957年初，在象阿尔伯特·施韦策（ArbertSchweitzer）和莱纳斯·泡令（LinusPauling）等那样一些人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论述的影响下，对于来自核爆炸的放射性污染问题，我开始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注解四，导言）1958年，尽管他仍然在远离莫斯科的秘密的核武器研究中心，他开始相信，对于科学的目的来说，不需要在大气层中进一步试验，进一步的试验只会帮助加剧军备竞赛，增加来自放射性尘埃的危险。他试图阻止列入计划的一系列苏联武器试验。对社会问题的思索，特别是思考他在核武器制造领域工作的社会后果，使他变得忧心忡忡。正如他后来和《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谈话中说的那样，
“我逐渐开始不仅理解到核试验的犯罪性质，而且立即理解到这个事业整体的犯罪性质。我开始从更广泛的、人类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和其它的世界性问题。”
正是这种思想，将萨哈罗夫缓慢而又稳定地带进和极权的苏联政府的冲突中。1961年9月，就一系列大规模核试验的必要性问题，他再一次向赫鲁晓夫挑战，在1962年，他强烈地抗议第三个试验系列。当然，他都失败了。他对史密斯说，
“我不能阻止某些我认为是错误而且不必要的事情，这是可怕的。我有一种对于无能为力的恐惧感。在这以后，我就是另一个人了。我同我周围的事物决裂了。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决裂。”（注解四，序）由此可以看到，萨哈罗夫对核武器问题的看法的改变是在1962年以后，并且是在受到西方物理学家的影响之后。
在此我愿意补充一点，萨哈罗夫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
有很长一段时期，萨哈罗夫与苏联政府具有同样的看法：认为北京是最危险的敌人；特别是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他只是重复了政府对中国的标准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离开了正道的、无法预料而且疯狂的大国。一直到1973年相当晚的时候，萨哈罗夫才坦率地收回了他早期对中国的评价，并表示，他曾经错误地评价了中苏对抗的本质。他在《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一书的导言中说，
“在发表‘备忘录’时，我对原文没有做任何改动。特别是，我没有改动对苏─中关系的论述。这是一件我现在后悔的事。虽然我没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变种持理想化的看法，但我并不认为在‘备忘录’中做出的对中国侵略苏联的危险的评价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中国的威胁不能作为证明我国军事化和缺少民主改革的正当理由。”（注解四，导言）
萨哈罗夫在文章中和对记者的谈话中，还不止一次的承认，在1968年以前，他“并未涉及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具有物质特权并与人民相隔离的特殊地位。”（注解四：中文本打印手稿，第130页）到1970年，他才更加熟悉保卫人权问题。（注解四，第30页）
由此可知，萨哈罗夫秉承了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尊重个人，尊重理性和科学精神，对自己的错误毫不掩饰，萨哈罗夫绝对不需要傅大为先生为他早期所做的事情辩护。
〔2〕萨哈罗夫和极权社会：他对“东方的罪恶”和“邪恶的帝国”的猛烈攻击
随着岁月的流逝，萨哈罗夫由对核武器等问题的关心越来越转向苏联的社会与制度的暴政和腐败问题。七十年代初期后，萨哈罗夫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苏联内部的问题上。他对傅大为先生所说的“东方的罪恶”、“邪恶的帝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对冷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一书的导言中他说，“在五十六年的过程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冲击、苦难和耻辱，经历了对数百万出色的人（既在道德方面也在智力方面出色）在肉体上的消灭，经历了数十年官方的虚伪和煽动，内部和外部的趋炎附势。现在，我们走过了恐怖时代，那个时代严刑拷打和秘密刑审威胁着每一个人，当时他们逮捕政府中大多数忠诚的雇员，仅仅是为了凑总数和创造一种恐怖、屈从的气氛。但我们现在仍生活在由那个时代所创造的精神环境中”（注解四，第33页）
他相信，没有国内的变革，就不能实现国际合作的伟大目标，一个作为世界大国的苏联正在走向没落和衰弱，因为它只要沉沦于斯大林主义恐怖制度呆板而又危险的糟粕，它的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使这个国家在竞争中生存。
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萨哈罗夫越来越看到，只有当苏联解决了国内矛盾，开始反省认识斯大林以后恐怖制度的现实，反省认识它的警察和集中营；只有当苏联走向个人自由、科学探索和公开辩论的自由，结束一党制的思想贫乏，结束单一政党路线独裁主义的强迫性，才能证明苏联在真正的关系缓和中是一个可靠伙伴。他相信，除非这些国内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防止苏联寡头独裁的政府骗人地加入一个协约，却随时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撕毁这个协约。由此很可能就导致世界的毁灭。
正是通过现实的体验和不断的思考和追求得出的这一信念，将萨哈罗夫带到了他同苏联当权者就放宽美苏贸易限制问题激烈而又公开的斗争中，使他反对紧密结合的经济与技术合作。他声称，直到或除非苏联国内的自由化有了可靠的保证，否则就不应给予苏联这些利益。
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有计划地保卫人权和理想，而不是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将不可避免地把人引向暴力、狂妄和宗派主义。我确信，只有以这种方式，使得存在有最大可能的公开揭露，西方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的本质，那时，这场斗争就将变成世界性范围的拯救全人类的运动的一部分。关于我为什么（很自然地）从世界性问题转向了保护个人，这一信念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注解四，导言，第34页）
〔3〕科学、理性和自由主义：同一共同体中的萨哈罗夫和波普
被傅大为先生热情称颂，并用来强烈质疑波普的萨哈罗夫实际上和波普是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价值和方法问题上都具有很大的同质性，而明确地与各类非理性思潮，各类左派知识分子，各类极端的族群主义者、宗教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及敌视西方民主社会者相区别。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崇尚科学、理性，他们继承和遵从了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传统。
萨哈罗夫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以对事实、理论和观点进行深刻的分析为基础，以无偏见的、无所畏惧的公开讨论和结论为前提条件。”他认为，正是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这样一种方法。
萨哈罗夫不止一次地说，“在哲学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注解四，第18、137页）关于人们称他为持不同政见者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更喜欢古老的俄语词汇‘自由思想家’（Volnomyslyashchie）。”
关于他1968年时写作的《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一书，他说，“我试图在这本书中展开论述的基本观点既不新颖，也不很原始。它基本上是以我所能得到的材料和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观点的汇集。在今天，我认为这部著作的一些地方是折衷的和做作的，而且在形式上是不完善的（‘未细致加工的’），然而，对我来说，它的基本观点是可贵的。”（注解四，第28页）
萨哈罗夫坦率承认，信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兄弟在六十年代末期，曾经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他和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注解四，导言，第27页）
对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希望他对西方提出批评，萨哈罗夫一方面表示遗憾，说由于“缺乏信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不能到其它国家去，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中也被剥夺了大部分信息”，因而要避免在国际竞争场所中做政治表态。但是，另一方面，他明确地表示，
“我们国家的历史使我们放弃了过分的‘左派观点’，所以我们对许多事情的评价与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不同。”（注解四，导言，第41页）
综上所述，当赞扬萨哈罗夫，并对波普提出质疑之时，人们应该看到在冷战问题上，在对极权的共产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看法上，在关心社会、尊重个人的基本态度上，在推崇科学的思想方法上，在对西方左派的看法上，萨哈罗夫和卡尔·波普基本上是一致的。
萨哈罗夫和波普是来自不同社会的同一类人，是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形式。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以自己的生命从事科学和科学思想研究的共同体中的两个典型。这一共同体力图清楚、明确，对社会和对个人负责的思想方式和对自由人权的价值认同，令那些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追逐时髦、媚俗的知识分子感到不舒服。
至于傅大为先生所说，萨哈罗夫在苏联所受的压迫和困难是波普不能望其项背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完全中肯。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如果要讲真话，不苟且于环境和压力，都要面临巨大的压力。在一般正常的社会中，在大部分人顺应潮流、趋时附势，在知识界充满庸俗的互相逢迎，要想获得名誉地位则一定要依附各类圈子时，象卡尔·波普和法国社会哲学家雷蒙·阿隆那样在一生中的三分之二的时间中面临孤独寂寞，遭受左派知识分子的隔离和封锁，所承受的困难和压力并不比在极权社会下的知识分子更小。他们绝不是象傅大为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宠儿”。正如在今天的台湾，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能耐得寂寞，抛弃社会中蛊惑人心媚俗但却能获得名利的话语，并不比十年前对抗专权的政府更为容易，对抗知识界流俗的权力，并不比对抗政治上的压迫更容易。我想，今天台湾的知识分子肯定比我体会更深。
三．波普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反省
─1919年史实辩驳
傅大为先生在回应文章中唯一一处提到了史实问题，即1919年卡尔·波普所经历的事件及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反省。傅大为先生认为我的叙述“是对波普原文的相当奇怪的一种‘改写’。”他认为事实是，
“在死了几个共产党及社会党人之后，年青的波普简直不敢相信警察的暴力，也不敢相信他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他觉得该为死难者负责，因为他及其他共党轻率地迷信共产主义的绝对可行性等等。原文与‘仲文’的改写多么不同！其次，波普这种奇异之极的反省（导致他脱离共产党），我除了尊重之外，别无话说。我只能联想，当年的鲁迅，在‘看到’学生被射杀之后的反省，与波普多么的不同。刚刚才纪念过六周年天安门大屠杀的许多中国朋友读到波普的反省，又不知会说些什么？”
傅先生自己也承认，按照他的理解，这是一种“奇异之极的反省”，鉴于这种说法将会导致人们对波普的严重误解和误导，笔者感到有必要对这种由于价值的不同而导致的史实困惑做出辩驳。
笔者在纪念波普的原文中有两处谈到这一史实：
在“生平”一节中：
“他曾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轻率地接触了共产主义，但是，1919年，他看到共产党人在操纵游行时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甚至草菅人命，他就成了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
波普开始对自命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它对未来历史进程的预言，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在“政治哲学”一节中：
“在《无休止的追求》一书中，他谈到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他是如何轻率地接触了共产主义，但是，1919年，他看到在由共产党人操纵的一次游行中，他们有意使手无寸铁的青年人在警察局外被无辜地射杀，它许诺在遥远的未来地球将会成为天堂，但是在通向天堂的路上则需要流下无辜的鲜血，朝向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革命暴力。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在苏联一方面把上百万人置于饥饿至死的境地，另一方面却大肆举办庆祝游行。他看清了共产主义的和平的口号的真相，开始痛恨这种意识形态，成了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
那么，历史真实是什么呢？笔者这里将三本波普自己对这一历史的谈论呈现给读者，请读者自己判断。这三本书分别是：ThePhilosophyofKarlPopper,PartI,AutobiographyofKarlPopper,（英文单行本，UnendedQuest〔无休止的探索〕中文本，波普思想自述）（注解一），RevolutionoderReform?-HerbertMarcuseundKarlPopper:eineKonfrontation（革命还是改革？赫伯特·马库塞和卡尔·波普对辩）（注解二），OffeneGesellschaft-OffenesUniversum,einGespraechmitFranzKreuzer（开放宇宙中的开放社会，和弗兰茨·克罗伊策尔的谈话）（注解三）。
〔1〕波普所经历的究竟是什么
波普在他的《思想自传》中详细地叙述了1919年的这次事件，为求清楚，我把涉及这一事件的片段全部引述如下：
“我曾经怀疑过共产党人，主要因为我的朋友阿恩特告诉我的情况。但在1919年春，我和几个朋友被他们的宣传说服了。在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我自以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但不久我就清醒过来。那个先使我转向反共产主义，不久又使我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事件，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发生在我十七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些赤手空拳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在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枪击。他们受共产党人煽动，想帮助被拘禁在维也纳警察总局的共产党人越狱。几名年轻的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被杀害了。我对警察当局的行为很反感和感到震惊，但也对我自己很反感和感到震惊。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对这场悲剧也负有部分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强化阶级斗争，以便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它的理由是，虽然革命可能要求作些牺牲，但资本主义正在要求人们做出的牺牲超过整个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那部分理论。现在我扪心自问：这样一种计算能否得到‘科学’的支持。这整个经历，特别是这个问题，使我在感情上发生了毕生的转变。
共产主义是一种教义，它许诺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声称以知识为根据，即以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为根据。我现在仍然期望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少暴力、更多正义的世界，但我产生疑问：自己是否真正知道─我所认为的知识是否或许仅仅是自以为是。当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但是我是否真读懂了呢？我有没有批判地考察过它们，象任何人在接受一种以遥远目标证明其手段正当的信条时应当做的那样？
使我吃惊的是，我不得不承认，我非但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种复杂的理论，而且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个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中存在的不少错误。但我把这些都克制下去了。这样做，部分是由于存在一种使自己越来越深地卷进去的机制：人一旦为了一个区区小目的而牺牲了自己的理智良心，就不希望过于轻易地放弃这个目的；他想证明这种自我牺牲是合理的，为此，他使自己确信这项事业根本是正义的，这时也终于它所可能需要的一切道德或理智上的损失。每作一次这种道德或理智的牺牲，他就又陷得更深了一步。他变得随时准备用更多的花费来支持向这事业做出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资，就好象在赔本之后迫不及待地再抛出一大笔本钱那样。
我看到这种机制怎么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感到非常可怕。我还看到，它在别人，尤其在我的共产主义者朋友身上也起着作用。这一经历使我后来懂得了许多事情，要不然，我大概至今还不懂。
我未加批判地、教条主义地接受了一种危险的信条。这一反应最初使我成为怀疑论者；后来又使我一度反对一切理性主义。（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失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反应。）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识到，这种信条具有教条主义性质，带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智傲慢。为了一种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教条，或者为了一种实际上不会实现的梦想，拿别人的生命来冒险，以此为己任，还自以为有见识，这真是件可怖的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尤其糟糕，因为他知书识理。我曾经坠入这样一个陷阱，这委实令人沮丧。”（注解一，中文本，第39─40页）
由这一自述可以看出，波普做出的反省完全不是“奇异之极”，而恰恰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在1971年他和马库塞的对谈辩论中，在1979年至1982年间和克罗伊策尔的谈话中，他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转变。
〔2〕波普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反省究竟是什么：尊重个人超越一切
在记录他和马库塞的对谈辩论的《革命还是改革》一书中，波普说，
“大约在1915年，十三岁的时候，我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我十七岁生日前不久，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我对可以把自由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越来越怀疑，但是，直到三十岁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有一个经历对我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发生在维也纳，我出生的城市。在一个由年轻的、没有武装的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组织的示威中发生了枪击，并杀死了一些青年工人。我对警察感到震惊和愤怒，然而也是对自己。因为，我感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原则上要对这一不幸事件共同负有责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激化尖锐阶级斗争。他们断言，越是要迅速到达社会主义，就越是要激化阶级斗争。革命虽然要牺牲，但是资本主义每天都有比全部社会主义革命所牺牲的还要多的人死去。
马克思主义这样说。但是我自己却问，是否我们确实能这样知道某些事物。我开始批评性地阅读马克思，并且发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充满邪恶的社会制度，关于所谓资本主义后期及对社会主义到来的历史必然的信仰的理由是如此少。
确实存在的是人和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在这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对我来说，公正应该存在于单独的个体间，而象人类或阶级这些概念是抽象的，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成为十分危险的。因为我们谈到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他们不会为了抽象人类的美好而牺牲具体的个人吗？他们相信，对革命越有利及由此对人类越好，对平常人就越坏。确实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对立，但是极其令人怀疑的是，激化这些对立能引导到一个更好的社会还是一个更坏的社会，例如法西斯主义社会。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开始并没有动摇我对社会主义的相信。社会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个道德上的基本要求，不仅作为公正的思想。一个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的社会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并且不能容忍。当我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对国民来说社会主义使得国家越来越笨拙，官僚化越来越严重，我就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相信。从那时起我不再相信社会主义是可以和自由相联系的。”（注解二，第9─10页）
在1979年至1982年间和克罗伊策尔的谈话中，（见《开放宇宙中的开放社会》一书）克罗伊策尔问他：
“您的世界观那时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一简短时期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您所说非常短的时间是共产主义的。那么，您是说只在一年内您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也就是反共产主义者了。这里有一个对您具有深刻影响的经历：1919年在赫尔伽瑟（Hoerlgasse）发生的流血冲突。”
波普对此回答说：“事实上是在赫尔伽瑟的冲突中相当数量的年青人被杀，这为我带来对共产党的批评性思索。当然我知道，这些年轻人的共产主义如我对共产主义的了解那样是极其不成熟的。但是那时我第一次完全清楚地看到的是，按照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它断定资本主义每天都要牺牲很多人，它比社会革命要牺牲更多的人命。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断。我认识到，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必须非常、非常珍视、谨慎地对待人的牺牲，尤其是当要求别人去牺牲，或者把他人诱导到赌博生命的境地之时。”（注解三，第9页）
个人高於一切其它群体，这就是波普的基本出发点。后期的萨哈罗夫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如此，他不再只从俄国的利益，只从所谓的“古巴的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他把苏联国家和一般苏联人的个体分开来考虑，因此，他赞成对苏联国家的贸易制裁。
〔3〕鲁迅的反省和六四问题
按照傅大为先生的看法，“波普这种奇异之极的反省（导致他脱离共党）”是：波普深切地感到自己有责任，而首先不是看清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甚至草菅人命的思想和方法，而脱离了共产党。
按照我对波普自述的理解是，流血冲突为波普带来“对共产党的批评性思索”，并从此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暴力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波普不断地对这种暴力思想的批评可参见《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章，4节，及该书关于暴力一词的索引）与此同时，他虽然没有参加和组织那次游行，但是对自己居然曾经相信这样一个错误的、危险的信条而感到“委实令人沮丧”，内疚。
由〔1〕流血事件导致〔2〕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由此导致〔3〕对自己曾经居然相信这样一种思想的反省。这是一个正常的思想变化。而傅大为先生强行不顾卡尔·波普自己的论述要打掉中间的环节〔2〕：即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当然就成为“奇异之极的反省”。
我反复阅读傅大为先生的行文，思索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结论，最后感到，我和傅大为先生的分歧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感情上。傅大为先生之所以要打掉环节〔2〕，是因为不希望看到如此的不留情对待马克思主义，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的如此反感也是因为波普终其其后一生（主要是在1936年以后公开发表的）对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及左派思想进行了不断的激烈的批评。
我反复阅读和思索了傅大为先生的行文，还是不理解为什么突然会提到当年鲁迅对学生被射杀后的反省，按照那种“奇异”的反省，难道鲁迅应该感到对死难者有责任？这未免走出了尘世所能理解的范围。
至于天安门大屠杀，我想的确值得从各方面反省。笔者并非“民运人士”，但从思想上，我认为，这个历史悲剧从很多方面提供了对共产党和左派文化（当然包括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和广场上的学生）的反省材料。面对波普的反省，我深感过去我自己的想法中仍然有一些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很多潜移默化地残留在思想深处。卡尔·波普对我的反省和解剖、否定自己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可能正是这一点，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进行的类似卡尔·波普式的反省，对马克思主义的毫无感情，对共产党和左派文化的批评，对卡尔·波普的热情召唤，令傅大为先生不快。但是，对此我只能请傅大为先生原谅。
四．两点解释：巨棒和拨火棍，反叛师门和剑桥冷遇
〔1〕当“维特根斯坦挥动巨棒时”，实际上是“当维特根斯坦挥动拨火棍时”
对于这一很渲染情绪，给不明白事情真相的读者造成误会的提法，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重新提供这一事件的真实背景。
在1946-47学年初，波普受邀到剑桥做哲学讲演，维特根斯坦也出席了这次讲演。在讲演中，波普和维特根斯坦就有没有哲学问题展开了争论。波普说，如果没有哲学问题，我就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听众中的维特根斯坦跳起来打断波普的话，“大谈特谈起疑难和哲学问题不存在。”波普拿出一张准备好的有哪些是哲学问题的单子，例如，我们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事物吗？我们是通过归纳来获得知识吗？潜在的甚或实际的无限是否存在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问题是逻辑的，数学的而不是哲学的。波普又提到道德问题和道德规则的有效性问题。“维特根斯坦当时正坐在火炉边，烦躁地摆弄着拨火棍，有时象用指挥棒一样用它来强调他的论点，他挑战地说：‘举个道德规则的例子！’”于是，波普调侃地举了个道德规则的例子，“不要用拨火棍威吓来访的讲学者。”维特根斯坦听罢大怒，扔下拨火棍，猛然冲出房间，砰地把门关上。（注解一，中文本，第170页）
波普对此说，“我实在深感抱歉。我承认，我到剑桥是希望激起维特根斯坦为没有真正哲学问题这一观点做辩护，并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论战。但是，我绝没有打算惹他生气；他看不出这是一个玩笑，我不胜惊讶。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他可能觉察出我在开玩笑，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大为恼火。不过，虽然我希望轻松愉快地讨论我的问题，但我可是诚心诚意的，也许比维特根斯坦自己更认真，因为，毕竟是他不相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
这就是当维特根斯坦挥动拨火棍时的真相。而就上述讨论的问题来说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更有道理。
〔2〕反叛师门和剑桥冷遇
傅大为先生对费耶阿本德对波普的反叛的提法表示怀疑。但是，这是一个文化传统心理问题。“反叛”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知识分子都是反叛的，即便是“反叛师门”在西方也不是贬义的。费耶阿本德也的确在哲学思想基础上反叛了波普，这表明他在哲学上是有见地的，所以，在德文报刊上使用“反叛”二字并不为过。而若要把波普的很多东西归于受到剑桥的冷遇和维特根斯坦的对抗，却不免使我想到在从师许良英先生时，他的谆谆教导，“研究科学史一定要言之有据，最忌讳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揣测”。事实上，剑桥大学早在1936年，波普得到新西兰的大学邀请的同时曾经邀请过波普，而波普为了使更多的面临迫害的知识分子得到便利，自己选择了新西兰，推荐维也纳小组的弗里茨·魏斯曼代替他到剑桥。就波普的哲学和思想倾向，英国的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气氛比欧洲大陆显然更适合他。也正是因为此，在欧洲，是英国接受了波普。而与波普相比，在欧洲大陆的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雷蒙·阿隆就没有那么多运气了。
五．波普、萨哈罗夫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教益
为了能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心平气和地和我讨论问题，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虽然精心地考虑了标题，不能笼统用“对中国知识分子”，顺序也必须要把台湾放在前面，否则会在问题以外纠缠。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再次强调，我是作为“个人”，谈论“客观问题”，当我涉及台湾问题时，不希望涉及到我是否以一个台湾以外的知识分子对台湾的思想界指手划脚这类感情问题。这当然也不表明这些问题对我个人，对大陆知识分子就不存在了，事实上也许它更严重的存在。
〔1〕波普和萨哈罗夫的思想不只是为受压迫知识分子的思想：
傅大为先生很客气地说“作为成长于中国而备受压制的知识分子，仲维光对波普的热情召唤是很可以理解，且值得尊重的。但在台湾当代的历史中，情况就不那么明显。进一步再将之放在西方极度扭曲的冷战历史中，仲维光的悼念长文就更显得问题重重了。”傅大为先生还特别强调说，“也许，冷战终于结束后，波普的‘政治哲学’智慧究竟如何，在西方（而非‘后共产国家’中）真正的评价才开始。”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波普的思想并不是象马克思主义那样是一种“为受压迫的人”反抗张目，寻求解放的学说，不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波普的哲学涉及的是个人、个人对社会和人类的关系，无论这个个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民众。
事实上，正是科学和启蒙思想、波普的思想使我不再把西方作为一个旗帜，而是作为个人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站在同一个追求的起跑线上，认真分析东方和西方每一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倾向，并使我明白人的追求是超越国界的，人的偏颇也是超越国界的。这同时使我由长期受左派思想（各种马克思主义及其它学派思想）影响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论中解脱出来，把东西方文化各种具体倾向和问题放在同一分析批评平面上。因此，知识分子对一种思想和学术的评价，包括这里说的对于波普的政治哲学的评价，是不分国界和地区的。
至于台湾，作为一个刚刚从独裁社会走出来，民主尚未成熟的社会，作为一个曾经有半个世纪被日本从政治上、经济上，乃至精神上奴役的地区，作为一个从根本上缺少具有俄国知识分子那种传统的台湾知识界，也许，“在台湾当代的历史中，情况就不那么明显”这一现象，所提示的，正是应该更谦虚、认真地思索波普提出的问题和波普的思想。
至于历史的真正情况，并不是象傅大为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冷战时期，波普的思想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到处受到欢迎。我写悼念一文的目的正是想把西方知识界和媒体的“主流”多年来排斥和打击波普、阿隆的事实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想说明即使在西方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中象波普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要忍受孤独，也需要勇气；而对波普的真正评价确实如欧洲各主要报刊所承认的那样，是近年来的事情，对波普的接受，在德国和欧洲大陆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
而作为被傅大为先生提到的我个人的受压制问题，可以说，如果不是科学思想和认识论的探究，如果不是关心一般个人的人权问题，我在中国大陆是可以并且也可能“幸运”的，而恰恰是走上了波普、萨哈罗夫这些人所走的追求的道路，才使我成为傅大为先生所说的“长于中国而备受压制的知识分子。”萨哈罗夫的情形就更说明问题，他本来是一个在极权国家享有特权的人，而思想追求和良知使他走上了这条不归的荆棘路。所以，事实的逻辑恰好和傅大为先生说的相反，不是受压制使这些知识分子热情召唤卡尔·波普，而是追求和良知的热情召唤使他们成为受压制的知识分子。当然，如果只有追求和良好的愿望，而没有把个人的权利问题放在第一位，没有理性批评精神，没有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负责精神，就还会走入各种虚妄教条之路，为社会带来灾害。
〔2〕个人与族群：
傅大为先生的回应文章使我深深感到，无论是波普的反省，还是萨哈罗夫的思想变化都很值得台湾和大陆知识分子三思。
在对卡尔·波普评价的分歧上，最重要的是对个人的尊重是第一位的，还是国家、民族乃至群体问题高於个人。正如波普所说，“象人类或阶级这些概念是抽象的，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成为十分危险的。”因为，一些人会利用这种抽象的群体概念，制造个人之间的对立，牺牲个人。例如在如何评价极权社会的问题上，如果个人高於国家，那么对古巴问题的考虑，就会考虑到被极权主义压迫的一般古巴民众，而不“只是”考虑所谓“世世代代被美国剥削的古巴”并使人陷入支持独裁统治的背谬。
再例如在到今天为止的中国大陆社会中，过去曾经用阶级把人们切割为不同的群体，从而造成人之间的猜忌斗争，使个人成为极权专制的牺牲品。现在依然是抽象的群体─国家和党，高於一切，人权仍然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时下，在台湾，族群问题也在某些政治人物炒作中、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越演越烈，这不仅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泛政治化，无辜的个人之间的对立，也影响了知识界的空气，甚至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变态心理。
台湾的本土意识问题，是一个象阶级意识一样、十分典型的问题。这种意识形态从政治上的本土化，蔓延到学术机构的本土化和学术上的本土化，这在国际知识界中是独一无二的。试想如果德国、英国、荷兰、丹麦，乃至日本等各自都推行政治本土化、学术机构本土化、学术本土化，人们会有什么感觉呢？为什么唯独在台湾这样做就是“合理”的呢？这不是矮化自己吗？本土意识是一种比阶级、民族、国家意识更为狭隘的自我矮化和自我封闭。
当傅大为先生谈论“世世代代被美国剥削的古巴”时，还应该考虑到，按照这种逻辑，国家、种族、乃至群体的利益高於个人，那么“世世代代（百年来）受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侵略蹂躏的中国”就有理由对曾经被日本以武力威胁而割让的台湾，以武力解放，恢复中国的主权了，对中华民族来说，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中国也有理由存在了。这正是共产党在今日大陆诉诸于民族主义、历史教育的原因所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的族群考虑有道理，那么别人的民族考虑怎么就没有道理呢？一个知识分子在考虑问题时如果能心态平和地想到此，他就会看到这种族群考虑的背谬。
犹太人经历了比台湾二二八更为悲惨的灾难，作为父母都是犹太人的波普，在经历这一灾难后，对犹太人中出于反抗的那种种族主义依然说，“种族自豪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错误的，哪怕它是被诱发的。一切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都是罪恶，犹太民族主义也不例外。”（注解一，第144页）
因此，波普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省，对共产党的抛弃，对台湾和大陆的知识分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个人高於一切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你的种族、国籍、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而感到低人一头，甚至羞于自己的种族、国籍，掩饰自己的籍贯。当个人高於一切的时候，你就既不会因为来自贫困地区而感到窘迫，也不会由于出于富裕而趾高气扬。你就会专注于讨论的问题，而不是种族、地区等其它问题。
波普的这种反省是维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健康心态，保持知识界正常的学术空气的重要保障。波普实在是应该引起台湾和大陆知识分子重视的哲学家。“情况就不那么明显”正是问题之所在，正是促使笔者写那篇悼念卡尔·波普文章，热情召唤波普的另一重要原因。
〔3〕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傅大为先生的文章再次使我深切感到卡尔·波普所不断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
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波普是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但是，这种保守不是中文意义上的保守，而是一种坚持基本原则的态度。波普坚持自由、理性、批评，坚持个人高於一切，坚持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他不断地宣称，未来是开放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可以更好的，我们是有希望的，但是，这完全要看我们将如何去做，这要求我们要极其负责地行事。他反问道，
“我们能否做一些事情阻止象在远东那样可怕的事情发生？我指的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牺牲者，伊朗霍梅尼的牺牲者，俄国在阿富汗的牺牲者，中国那些新的牺牲者。我们能够有所为阻止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发生？亦或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做什么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波普说，“对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能。我相信，我们能很有作为。当我说‘我们’，我是指知识分子，也指那些关心这些问题的一般人，尤其是指那些能阅读和写作的人。”（注解五，第246页）
波普说，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曾经参与制造过最骇人听闻的灾难。以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种理论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我们只是要由此停止那经常是以最好的意愿来煽动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由此得利的是某些个人。没有人能说，这对于我们是不可想象的。”（注解五，第247页）
波普认为知识分子非常容易感染的恶习是傲慢，固执，自以为无所不知，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虚荣心。这些都不是小的恶习，它曾经导致纳粹和共产党的残暴。这一切最严重的事件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出于胆怯、自命不凡和野心所参与从事的。（注解五，第248页）“我们想要引人注意，于是我们用一种不可理解的，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深奥难懂的、充满艺术性的语言谈论。这一切是我们从那些黑格尔式的老师那儿学来，并且和所有那些黑格尔的信徒相联系。这是一种语言污染，德语的污染。我们竞相竞争着使用这种语言。它使我们知识分子根本不能明白清楚地谈论问题，不能证明谈论的对错。它使我们超乎寻常地废话连篇并且由此浑水摸鱼。”（注解五，第248页）
大陆社会是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为了政治的需要，媒体和“知识分子”可以讲各种概念含混的“黑话”，一个毫无诗人气质，极其世故的普通知识分子，可能成为诗人和文学家；一个没有任何思想，没有读过很多书，不懂得怎样研究的人，可能成为青年思想家。这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一切靠“政治机遇”的社会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在今天正走向开放，向成熟的民主制度过渡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中非但没有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学术和道德规范，而且老一辈人，象胡适、吴大猷等人坚持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和道德规范，今天也越来越少，各类时髦的“左派”，以及非理性的语言充斥，诚如波普所说，或出于傲慢，固执，自以为无所不知和知识分子的虚荣心，或出于胆怯和野心，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竞相使用这种语言，利用媒体炒作。知识分子的鸦片已经从昨日的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变成今天的性解放（准确说是性放纵）、后现代和反对理性与科学的末日思想。台湾知识界的很多人对今日台湾社会风气的形成是有一定责任的。左派共产党人战胜专权的国民党后使大陆成为今天这样，所得到的教训很值得台湾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思索。
“回应”一文使我再次感到，卡尔·波普在德国和左派知识分子的争论，及今天德国知识界对这一段历史的反省，对台湾知识界来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对大陆知识分子则也是正在逐渐走进视野的事情。
〔4〕关于反美反帝情结：
傅大为先生在文章中所表现的非常动感情的反帝情结，在二十年前的大陆是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情绪，但是今天，几乎只有极少数大陆知识分子还保有这种情结。这是一种很值得思索的历史现象。对于台湾的部分知识分子的这种反帝情结，我认为卡尔·波普对知识分子、对德国的批评很有借鉴作用。
波普说，美国和英国牺牲了很多人使欧洲脱离了希特勒的地狱，邱吉尔和罗斯福以大西洋宪章奠定了新世界的基础。战后通过美国所带来的不仅是欧洲和北美的和平，而是世界的和平，马歇尔计划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计划。“但是，这一新的舒适环境一经创立，西方刚刚变好，知识分子就开始激烈地大声叫骂我们这个邪恶的时代、社会、文明、和环境。”波普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夸张，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和环境从来充满危险。（注解五，第249页）而对于那种对美国的咒骂，波普说，德国的中学教科书中有许多谎言，尤其是关于美国的论述，它给学生一种反美教育。这是一种可笑的谎言，波普说，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反对美国。人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使用暴力。如果德国人非要反对一种东西不可的话，他们应该对准自己的过去，而无论如何不应该反对他的恩人。人们不应该忘记，战后只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德国人才避免了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后果。德国不应该恩将仇报。（注解七）
美国的确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但是，就台湾的存在来说，从民主理念、制度到经济，更不要说政治，以及军事上的保障，受到美国的正面影响比德国还要大。和对美国英国的咒骂相比，台湾的“知识分子”应该对极权的“东方罪恶”、“邪恶的”共产党“帝国”有更切身的体会，应该对日本殖民者有更多的认识，而不应该为极权主义背书，不应该在曾经为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灾难，连日本年青一代都开始扬弃的，封闭的日本意识面前胆怯。
〔5〕受压迫知识分子的反抗和反省心态：封闭的心态还是开放的心态
上述几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都是受压迫知识分子的心态，受压迫知识分子的反抗与反省问题。受压迫知识分子的考虑是从国家、种族、群体、地域、以及某一部分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出发，还是从个人的价值出发，这导致受压迫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以波普和萨哈罗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开放的心态。他们虽然强烈地反对极权，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但是，却不赞成暴力革命，而赞成宽容、渐进。开放的心态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因而谦虚、谨慎，随时准备修正自己；开放的心态反对教条，反对把讨论的问题意识形态化；开放的心态反对族群化、国家化、集体化地处理问题；开放的心态并不自以为是先知、菁英而力图主导社会。英国的知识界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经验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态度，占据主流，所以才能有效地不断克服那种“岛国心态”，才能不断地接受象卡尔·波普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犹太裔奥地利人，和不同地区与种族的、各种层次的民众，在英国长期生活。而岛国心态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夜郎自大，和敏感的随时准备自我保护的自卑心理的混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受压迫知识分子封闭心态的反应。
一个地区，如果连出生在那里的同种族的人都要排斥，那么，对这种现象，无论有怎样的理由，知识分子都不应该绥靖，更不要说助长它。因为正如波普所说，“哪怕它是被诱发的。一切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都是罪恶”，因为它象“无产阶级革命”一样，是饮鸩止渴。克服这种封闭心态，只有充分唤醒个人意识，唤醒言之有物的理性批评，即启蒙精神。“左派思想”虽然能够作为受压迫知识分子的鸦片，但是正如今天中国大陆民众和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那样，一经醒来，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付出了无法弥补的代价。
〔6〕教条与虚妄、理性与非理性：启蒙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卡尔·波普对此都有很好的论述。我作为在封闭社会中自己摸索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知道台湾有很多知识分子对此有比我更深刻的认识。我所要在此强调的是，这些问题都涉及傅大为先生回应文章的根本性思想问题。我一如既往地尊重台湾知识分子所做的各种研究探索，希望这个已经走向开放的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能为“中文”世界做出根多的贡献。
爱因斯坦在纪念普郎克六十岁寿辰时说，在科学的圣殿中有三种人，一种人本来可能成为商人、官吏，只是由于生活中的偶然因素，才走进了科学的圣殿；另一种人是出于智力的愉快而进入科学的圣殿，第三种人则是科学殿堂中的圣者。如果有一天科学殿堂的使者出来清理科学殿堂，他会把前两种人清除出去，留下第三种人。普郎克是科学殿堂的圣者。（注解九）萨哈罗夫和波普也是科学殿堂中的圣者。我做为一个科学思想的工作者，科学的、批评的理性思想和方法，是我在生命的探索中所找到的，而不是职业，我愿意为科学殿堂奉献自己的一点追求。我并不完全同意波普的哲学观点，甚至某些论事态度，但是，我尊重卡尔·波普和萨哈罗夫的追求，思想倾向，尊重他们对社会的负责精神。
十七、十八世纪，人们在力图挣脱宗教和各种虚妄思想与政治的禁锢中，产生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灭各种偏见和虚妄，况且即便是启蒙思想，启蒙者，如果不注意，他自身的某些思想倾向和观点也会很容易地成为教条、意识形态，但是启蒙思想所带来的批评理性、经验思想成为人们和各种固有的和人为的偏见，虚妄对抗的有力方法。
今天，启蒙为我们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发达，这种发达一方面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媒体从各个方面强有力地干扰影响着人们的一般生活。“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各种以“知识”为职业的人，拥挤在社会的表面，象炒作股票一样，象小贩叫卖商品一样，象算命先生招揽主顾一样，或声色俱厉，或念念有词地兜售“知识”；当“知识”的市场上充满各类五光十色的艺术性语言，各种具有邪魔般魅力的非理性的黑话，卡尔·波普和萨哈罗夫的思想和反省，就不仅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解毒剂，而是作为今日台湾知识界，明日大陆知识界的解毒剂而再现。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德国，埃森
注解：
〔1〕英文版: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PartI, Autobiography of Karl Popper, La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1974。即单行本，Unended Quest（无休止的探索）
德文版：Ausgangspunkte,Hamburg,1979
中文版：波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月瑟译1988年。
〔2〕RevolutionoderReform?-HerbertMarcuseundKarlPopper:eineKonfrontation（革命还是改革？赫伯特·马库塞和卡尔·波普对辩）,1971,Muenchen.
〔3〕OffeneGesellschaft-OffenesUniversum,einGespraechmitFranzKreuzer.（开放宇宙中的开放社会，和弗兰茨·克罗伊策尔的谈话）Muenchen-Zuerich,1986
〔4〕萨哈罗夫，《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萨哈罗夫言论集》，刘兵译，手稿，尚未出版。英文版，A.SakharovSpeaks,Knopf,NewYork,1974。
〔5〕KarlR.Popper,AllesLebenistProblemloesen,UeberErkenntnis,GeschichteundPolitik,Muenchen-Zuerich,1994
〔6〕KarlR.Popper,AufderSuchenacheinerbessernWekt,Muenchen1991,6.Aufl.
〔7〕<<DieWelt>>,德国，1989年2月19日，21日，23日。
〔8〕汉娜·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译者林骧华，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
〔9〕《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等编译，197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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