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阴差阳错，我居然在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到达北京，在结束时离开北京返回德国。
坐上从机场开往城里的出租车，刚刚上路，司机就问我是从国外回来的吧。接着是一连串的问题。
“听说世妇会期间，要举行裸体游行？”
“据说有妓女代表团来参加世妇会？”
“据说同性恋代表团也要举行游行，宣扬同性恋？”
这是第一组问题。接着是第二组问题：
“听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都要在世妇会期间回来？”
“听说柴玲要回来？”
“是李淑娴也要作为代表回来吗？”
这两组问题几乎伴随了我在北京的整个一个多月。只要遇到的人知道我是刚从国外回来。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我只好一遍一遍地解释这些问题。
“裸体游行，我在国外生活了七年，还没有看到一次裸体游行。北京人不会有那么好的眼福吧。”
“妓女代表团，这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在德国，妓女正在讨论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许会有。同性恋者想游行，我想这是可能的，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努力。”
“会有一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回来参加会议，但是柴玲和李淑娴是不会回来的。”
这些消息和疑问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但是，到了八月中旬，一位在位于天安门旁边的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传达了关于世妇会期间的注意事项，并且运去了一批毯子，以便在发生裸体游行时使用。这使我相信当局至少和这些消息有关。
一缕淡淡的悲哀萦绕在心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追求、什么样的生活都首先要穿过那干巴巴的政治对抗。
二．
今年八月的北京，出奇的闷热。然而，世妇会非政府组织会议开会不久，就一连数日地下雨，气候也一下子凉爽起来。甚至不能再穿短衣裤了。一周多以后，非政府组织会议闭幕。天气也又晴朗起来，气温回升。一位研究社会学的朋友见到我说，
“你不信不行，我们老祖宗就是有道理。你看，非政府组织会议，全世界三万多妇女聚集在怀柔，阴胜阳衰，立刻下雨。会一散，立即晴天。”
然而，我在北京，除了体会到天气的这种变化，且没有上升到老祖宗的理论高度外，真的不知道世界妇女大会的任何情况。我能知道的只是每天实行交通管制。单日只允许车号尾数是单号的轿车在三环路内行驶，双日双号行驶。鸡蛋和蔬菜价格有些上涨，收废品的小贩少了，因为他们进城困难了。妓女代表团究竟来了没有，我仍然不清楚。电视和收音机象已往一样，报导的只是每天的吃吃喝喝，唱歌联欢。世妇会，似乎是一个歌舞升平的联谊大会。外国代表团每天做的就是向新闻界歌颂中国组织的如何好，大会如何成功。此外，就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向世界妇女展示中国的大好形势，每天的题目不同，从妇女地位的提高，到西藏妇女现实的美好生活。
世妇会平安顺利进行。人们所关心的裸体游行终究没有发生，柴玲也没有来。世妇会期间发生的是交通实行了管制，市容进行了整顿，国家用“安定费”把持异议的人，那些喜好对政治问题提出批评，喜好写呼吁书的老年知识分子，送到了外地，例如许良英、包遵信。把持异议的女知识分子丁子霖拘留在外地，以阻止她回北京。把年青的送进了拘留所，例如王丹。对留在北京的人加强了监视。在许良英先生被送到山东的前一天，我返德前最后一次去看他。我们调侃地说，之所以把他送到外地是因为国家怕他去年呼吁民主，今年五月呼吁宽容，世妇会期间再写呼吁信呼吁进行裸体游行。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后，安全部门就可以总结说，就是因为对许良英等人采取了有效的隔离方法，因而会议期间没有发生裸体游行等事件。
三．
这次回大陆，我再次体会了警察大国的安全措施。
回到北京通过边防检查时，那位边防警察一边盯着计算机屏幕看，一边思索，我站在柜台前足足等了将近五分钟，他才似乎下了决心给我盖上了通行的戳子。而一般人则只需要一两分钟就通过了。
在我离开北京，通过边防检查时再次遇到这种情况。那位检查我护照的警察，经过长时间的检看后竟然突然问我，“你有几本护照？”我反问说，“你们发给一个人两本护照吗？”他略一犹豫后说，“我指的是，你领过几次护照，延长过吗？”“一次，延长过一次。”“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你们不知道吗？我七月底回来的，安全部还找我谈过话。”这真是令人奇怪的问话。在我过关后，排在我后面的人说，那位警察又看了很长时间的计算机屏幕，才接着办理下一个人。
我一直拖到到达北京的第一天晚上较晚的时候才给许良英先生打电话，问他第二天是否可以去看他。因为，我知道凡是他的电话都要受到监听。果然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后，我家的电话就断了，没有任何声音，外面打来的，则总是占线的声音。这种情况还是我家装上电话后第一次。从许先生那里回到家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因为困累至极，还没来得及思索为什么会如此，就睡着了。原以为一觉醒来，电话会正常，然而并非如此。只好借邻居电话向电话局障碍台询问，电话才在十一点时恢复了正常。但是，修好后的电话却交流声音非常大，以致影响通话。此后近一个月期间，我给电话局打了六次电话，请他们检查一下我的电话，为什么这么大的交流声，但都毫无效果。他们每次检测后都说没有毛病。于是，我在和朋友的电话中经常发牢骚，“国家监听，我是‘理解’的。但是总要让我能正常使用电话吧。况且这样录音效果也不好啊。”我有时甚至调侃说，“也许国家进口的这套设备不好，还需要多咨询专业人员，更新换代。为什么不找留学生问一问，进口一套物美价廉的好设备，对谁都有利。”后来我已经不想电话能没有交流声了，但是就在世妇会召开的前一天，我家的电话“自动”地好了，没有了交流声。
据说，社会主义国家能创造很多奇迹，我家电话的变化也是一个奇迹吧。
四．
八月底，许良英先生的儿子许成钢和吕匡辉夫妇从国外回北京，因此，拖到世妇会正式会议召开（9月3日）的前两天，许良英先生还没有离开北京。
我和许成钢是清华附中同校的同学，多年的朋友，自他出国后，已经有十年没有见过面。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拖到了世妇会召开还没有返德。原以为在北京能多见几面，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世妇会使得许先生必须离开北京，因此，他们也不得不随同父母，同时被国家用安定费请离了北京。
我们只有一次见面机会。通过电话，我们约好了，9月1日下午三点我去他家，由于去年的经验，为避免万一，我请他们下楼去问从前两天就上岗，负责监视许先生的警察，能否见面。警察答复说可以。
1日下午，我在两点四十五分时到了楼下，一推楼门，一个警察，三个便衣正在那里，其中一人问我，“找几楼的？”
我说，“七楼。”
“姓什么？”
“姓许。”
“那请你先跟我们到屋里来一下。”
他们把我带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问了我的情况，然后就去打电话请示。和去年不同，去年是七个人把我带到了另一座楼的居委会，在那里等待上面的指示。在等电话的时候，闲着无事，他们就东一句、西一句的询问我。我为“消磨”时间，也就一会儿和他们侃德国的足球，一会儿又和他们侃德国一般民众的生活。他们问，德国一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我说，“要我说实话，那可要犯忌讳了。”
他们沉默，于是我接着说，
“六四前德国人对中国充满好奇，认为那是一个充满神秘和西方不同的礼义之邦。很多人学汉语，到中国旅游。但是六四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政府能使用正规军队，在首都中心，肆无忌惮的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用坦克、机枪屠杀青年学生、自己的人民。人们对中国的美好的印象立即破灭了。自此将近四五年的时间内学习汉语的德国人数量大减。到中国旅游的人也少了。说实话，这砸了很多教汉语的人的饭碗。我们在德国也要化很多时间去解释，政府和人民是不一样的，这种野蛮行为也不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所固有的。是从你们西方来的共产党的产物。算了，为了你们的职业，我们还是谈点轻松的吧。”
谈话间，我几次问他们，怎么还没有得到答复。他们总是说快了。此时已经三点二十五了。门开了一道缝，我看到许成钢和他母亲王来棣先生在门外，他们也看见了我。原来他们等到三点多我还没到，估计到会有麻烦，先让匡辉下来看，由于我在屋里，没有看到。匡辉回到楼上，说怀疑我被拦在屋里。于是成钢和他母亲又下来看。他们问我怎么不上去，我说，“这位警察说，要等上面指示。”“那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位警察说，“你们再耐心点，我也没办法，也许很快。”我也不愿为难这几位警察，但是我已经在楼下等了将近五十分钟了，正在说着。许先生也从楼上下来。他看到此种情况，大怒。拉着我就上楼，那位警察跟在后面连连说，“希望您再耐心等待一下。”许先生说，“凭什么法律，拦阻我的客人，让他们找我来。”就这样，我们都上了楼。前后耽搁了将近一个小时。
晚上离开许先生家的时候，许先生、成钢和匡辉一直送我到了海淀镇口大街上。那几个便衣看我们走出楼门，一直不知所措地在后面看着我们。许先生说，曾经有一个他的学生，下楼后被扣留盘问了十一个小时，这位学生回到美国，安全部还不断给他打电话。弄得这位学生十分不安。
五．
安全部虽然在我离开许先生家时或其后没有扣留我谈话。但是，在我到达北京的一周后，三位安全部的工作人员邀我到一个高级饭店谈了一个小时的话。
八月初一个闷热的早晨，我短裤背心正在和在我家装修厨房厕所工人交谈，负责我居住地区的警察带着一位穿着高雅入时，漂亮的小姐上楼来找我。片警对我说，“这位是国家安全部的，她找你有事。”“请说。”那位小姐客气地说，“仲先生，您有时间吗？我们想耽误一点儿您的时间。”我说，“当然可以。”安全部的小姐说，“汽车在下面，我们到附近的一个饭店去谈吧。”我换了衣服随他们两人下楼上了他们的汽车。小姐气质文雅，让人感到亲切。但是开车的司机，从脸上的纹理中流露出的是那种典型的安全人员蛮横与僵硬，是另一个时代，也是另一个世界的表情。
在饭店的十一层的一个房间里，早有两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等待着我。其中一位大约是负责的，主谈。另一位话不多，主要记录。两个人的气质都令人感到亲切，是知识分子的气质。这是我第一次正面和安全部的人打交道。不知是安全部进步了，还是我对以前的安全部无知而脸谱化。如果从司机的气质看，应该是安全部在变化。我知道和安全部的人谈话的忌讳，所以就没有问他们的姓名。坐下来就谈。
他们先问我回国的印象，接着对我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化解和消融国外的敌对势力，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了解情况，提供帮助。他们很具体地问了我一些在德国中国学人的情况。
我对他们说，市容等一些方面的确比去年有好转。但是，总的来说社会道德、资源环境都还在败坏下去，我怀疑这个社会是否有逐渐调整自己的能力。人们对未来充满恐惧，没有一个人是在为明天而做。这样的社会怎么会好呢！社会病了，人也病了。例如老三届我的那些同代人，甚至朋友，现在表现的仍然是一种病态的亢奋，无知而自大。和文化革命初期的那种愚昧的豪情壮志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关于帮助他们，甚至提供情况，我请他们原谅，这和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是不相容的。知识分子最忌讳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愿意和他们交流思想。我怎么想，怎么做，一向都是在桌面上的，因此愿意和他们进行毫不掩饰的讨论。关于一些人的私人信息，我既不愿意打听，也不愿意谈论。
谈到政治问题，我说，我相信三年到五年内中国在政治上肯定会变化，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至于民运组织，我既不看好，也不看坏。他们的问题大家都从报刊上看到了，不看好，绝不是你们安全部工作的结果，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但是，想化解掉他们，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不说别的，但只就很多民运人士是想吃政治这碗饭来说，你们就不可能彻底消融他们。正是基于这两点：政治上肯定会变，肯定会有人热衷于政治，所以我自己对那种政治活动不很感兴趣。我愿意做别人不愿做和做不了的事情，我愿意思索五年或十年后的问题，因此，我更关心学术、思想、文化和社会道德问题，对中国来说这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他们最后问我的打算，是否想回来。我说，我当然想回来，并且希望一两年内就能回来。我为这个社会的问题思索了二十多年，这个社会需要我，我肯定要回来。
谈话结束前，那位主谈的男子提醒我要遵守国家法律，多看报纸，可能的话学学《邓小平文选》三卷。我还想多说两句，但想到母亲在家中担心，就立即告辞了。
那位文雅的小姐在送我回去的路上又问了我几句别的话后，突然说，“其实你们对安全部工作的人的印象是有偏见的。”我说，“的确如此，我刚看到你时，用我们在德国常用的说话方式，首先就想说，这么漂亮的小姐，怎么做这样的工作。”
六．
这么漂亮的小姐，怎么会做这样的工作。为了国家的安全？然而，在这个国家一般民众的安全却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在我在京的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报纸和电视上就多次报导过这样的事件，例如在哈尔滨，光天化日下，几个流氓强奸一位妇女，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干涉，在河南，众目睽睽下抓住了偷钱的小偷，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作证，被偷的人也不敢承认，因而，抓小偷的人遭到小偷集团的毒打。人们说，现在是全国学习三个森，高级干部学泰森，中级干部学（王）宝森，一般民众学（孔）繁森。初听时，我一愣，稍一思索才明白。原来是高级干部在忙于争权夺利、为非作歹；中级干部在忙于贪污受贿、腐败堕落，一般民众则要任劳任怨、俯首是命。
在一个闷热的午后，我上了一辆“面的”。司机的脸色很不好，不停地用手捂着胸口。我担心出问题，问他是否病了。他说心脏不好，还有高血压。而即使如此，他每天还要开十二小时以上的车。这么炎热的天气，如此简陋的面的，我劝他要注意身体。他叹了口气说，“这年头，谁拿我们当人看待啊！”谈话间，旁边一辆警车开道，一辆高级轿车随后，风驰电掣般的超过所有的车辆，冲过红灯，疾驰而去。我愣住了，难道交通法只是管老百姓的。哪怕表面上为享有特权的人到处亮绿灯，也比这种无法无天的无视法规要好的多啊！司机说，从解放以后，就有这种规定，交通法对首长无效。如果是真的，我真要惭愧，在大陆生长了三十多年，过去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真是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这样的情况我在北京时还遇到几次，有时这样如入无人之境竟不过是公安局的一般车辆。
车开过了元大都城墙纪念遗址，看着路旁闪过的新建立的牌楼，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五十年代把东、西四等一座座有历史价值的牌楼拆除。七十年代把世界上唯一的，北京最居历史特色的内城墙拆除，这些都毁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而且居然毁于这二三十年─当别的国家正在拚命保护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时候。我们毁灭这一切的时候，眼都没眨一下，如今，我们仍然在眼都不眨地毁灭自己的资源、环境、历史、文化、道德，而那些“知识分子”也依然在振振有辞地谈论过渡时期的必然。我真想痛哭一场，我们这些民族的罪人！
过了边防检查，上飞机前，一个中国学生愤愤地说，共产党已经烂到根了。他认识的一些人，靠向银行行贿，从银行借贷出钱，再炒房地产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另一位说，他领教够了这腐败，再也不回来了！而我，还要回来，但是，心里充满了问题。
这美丽的小姐，怎么会从事这种工作？
这么大的国家怎么会这样充满腐败？
这样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怎么会这样堕落？
共产党从靠暴力镇压和奴化人们统治国家，到靠腐败消融人们的反抗维持统治，这么多的问题以后究竟怎么办？
再回大陆探亲，问题更多了？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结。”
1995年10月8日德国埃森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