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收到《北京之春》三月号（二月中旬出版）已经四月下旬。对“被劫的刘再复先生”一文能被刊出，我是很感谢《北京之春》的。但是在刊登时，对文章中的刘再复引文，编辑按照正常思维做了一“字”修改，因此只好补此说明。
贵刊把刘再复引文修改为：
“并以理性的眼光认定现在中国所选择的以经济为本的改革─开放─富强之路是对的”。
但是，刘再复原文是“以学理性的眼光”，并且在和李泽厚的对话《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中多次使用“学理性”一词。寄给《北京之春》的稿子，为求发表我曾经删去了以下两段稍微尖锐的话，现在看来，这两段话还是必要的，特补上：
“刘先生说，‘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此事竟发生在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研究文明的单位，这就更严重地损害中国在国际上的文明形象和道义形象，并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不知刘先生何出此话，何出“惊讶”二字。四十年来在社科院发生的比此事严重上百倍的事情何止一件，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也是有目共睹的。
刘先生这样的‘改革者’，用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话说，‘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从八九年离开中国在海外已经生活了将近六年。但是，看过刘先生的这篇文章，留学生都说刘先生这篇文章的文风、遣词造句乃至逻辑，仍然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文章一样。不谈刘先生的行文，只就上文所引的‘学理性’一词，我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如果翻译成外文就更令洋人如入云雾之中，不怪不懂，只怪自己不了解深奥的中国文化了。至于刘先生说社科院是‘研究文明的单位’，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不知刘先生是从学科说的呢，还是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余英时和林毓生先生多次谈到大陆共产党社会的文风，其实居海外六年而毫无所变，何止文风问题。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灵魂出了问题。观刘先生私宅被劫之事，睹刘先生文章，‘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倾东海之水，怎涤此罪，断南山之涧，难召被劫之魂！”
我之所以感谢贵刊，之所以删去这两段话，是因为多年来象刘再复这样的在专业上充满外行话，在政治上向统治者献媚的文章居然在港台堂而皇之、登堂入室，而客观地从A、B、C 批评他们的文章却难以发表。
《北京之春》编辑的这一字之改，可谓歪打正著。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人们面对李泽厚、刘再复这样在共产党文化中如鱼得水成了名的文人装腔作势的“高深”语言时，却出现了一种新的“皇帝的新衣”现象。一些人已经建立了“新思维”，当看到皇帝的裸体时，否定的是自己的眼睛，他真的会很虔诚地到眼睛店，要求配能看到这种衣服的眼镜。一些人会悄悄地怀疑自己的眼睛，不断反省自己以适应新形势。而“啊呀”一声说出真话来的人则成为前者赶杀的对象，因为你的判断不但完全否定了他们的思维，而且深处还潜藏着对他们的蔑视。成为后者指责的对象，因为正当他们思索时，你居然这样匆忙“武断”地“不加分析”地下了结论，而且居然使用了那么裸露的语言，“光屁股”。但是，这一回《北京之春》的编辑却是顺手就给他遮盖了羞部，没想到那是人家衣服的“精华”。
一月中旬写完上文后，看到李泽厚和刘再复先生的《回望二十世纪》对话录摘录和胡平、刘宾雁先生的批评文章。胡平先生客气地说，“不过，李泽厚始终没有放弃自由民主的方向，这是必须肯定的。”其实，共产党的极权社会有着自己的价值和方法，它和自由民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李泽厚和刘再复先生始终没有否定共产党社会的价值和方法，究竟如何“肯定”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对于这篇对话录摘录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从对话使用的概念、讨论的语言、提问题的方法、提出的问题，两位作者好象根本没有看过当今世界的文献。真的是可以说，和二位对话作者无法进入学术领域来讨论，或者说白了，进入足球场比赛前，既不了解规则，又没有任何基本脚法知识，怎么踢呢？这又是一件“皇帝的新衣”。难怪胡平先生如此客气。相比之下，我这里又“武断”、“不加分析”，又“粗俗”地说“光屁股”了！那么有名的两位共产党文化中的名人，居然不能进入学术领域讨论？！不过，您匆忙赶杀我之前，最好先进图书馆找几本世界通行的哲学、社会学或历史学杂志，把它们和二位名人的大作对比一下，然后再动手也不迟。
与《北京之春》的主编于大海相识，还是由还学文和我以李盐、扬人为笔名试投给那时的《中国之春》一篇《知识分子的劣迹》，未料到那篇文章得到发表，亦未料到时过多年，身在海外，批评共产党及其文化的文章还是如此难以发表。
德国的科学史家赫尔曼·阿明在《量子论初期史》中谈到本世纪初面对经典物理的物理学家时说，你面前是一个大厦，你的批评稍不留心，就会被人指责为无知。现在虽然对上述诸人的批评面对的是极权的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大厦，但是毕竟好多了，毕竟身后有民主和自由的高原。在中文世界也有《北京之春》这样的杂志，能发表我这样“无知”“粗俗”的文章。因此，我确实要感谢编辑。
一“字”之改，回味无穷。穷其根本，就会发现这就是波普所说的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精神和封闭的社会、封闭的思想和文化的差异。波普穷其终生研究的就是这一问题。《北京之春》的编辑的误改，确实触到了阿克琉斯的脚踵。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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