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五）〗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中文世界以外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有过很多讨论。台湾和香港的部分中国学者也参照西方的讨论对此进行过辨析和讨论。（注解1）在处于封闭的文明和社会中，知识分子一词曾经伴随那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有着它自己的语意根源。但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交流打破了以往那种封闭孤立，由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人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相似。因此，这使得应用不同语言，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就要明确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也就有了它的一般指谓。各个国家的学者、艺术家在讨论其它问题时也都有一定的，互相理解的规范。
虽然如此，由于极权国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有着自身特殊的社会结构。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自十九世纪以来所出现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的指谓，和在极权社会中被封为知识分子的那批人不能对应。于是，这就产生了本文开始时西德学者提出的问题和结论。
对生活在极权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来说，人们在习惯上更能接受苏联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哲学字典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包含由奉献自己于劳心工作的人所组成的中介社会阶层。他们包含工程师、技术员、律师、艺术家、教师、科学从业者……知识分子从未、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他们不具有独立的位置。”（注解2）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再具有独立的批判思想和精神。而进一步的问题甚至是，在极权社会中看来似乎是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意味着是独立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是否就可以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否会自恰，而不走入背谬。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上文所说的“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分析”，成了研究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在对苏联、东德等东欧“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上述问题，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不断地被西方的东欧问题专家和东欧的少数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来。因此，东欧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政治上的表现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地受到辨析，封闭的极权社会的各种特点，它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特质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探究。但是，与此相对的却是，对于同样是共产党极权国家的中国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研究”的辨析，过去却较少有人提出，而且，这种意见的提出往往立即遭到打击、冷遇甚至封锁。一些知名学者，如余英时、刘述先和林毓生等人偶然涉及这一问题时也只是很含蓄地谈到（注解3）。然而，即使如此，这一问题近年来还是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对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进行辨析，以便能更准确地描述中国─这个极权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注解4）
象作者的前四篇文章（注解5）一样，本文再次采取描述和对比的方法，从东欧的变化，从已有的西方学者对东欧问题基本上有定论的研究出发来，来提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在采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作者知道，首先面临的拒绝就是，中国和东欧的情况不一样。然而，在详尽分析中国和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在各方面的相同之前，人们至少都会承认，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学术问题是相同的，所采用的方法是有共同的标准的，即当我们在讨论当代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等价值和方法问题时，我们还是面对共同的问题，当我们在分析极权社会的社会政治问题时，还是要面对人类在伦理道德上共同的基本的准则。因此，作者认为采取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
在本文中，作者从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基本特点：封闭的社会和封闭的精神和文化出发，对比东欧的变化，描述了极权社会中的三类知识分子：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反叛者，分析了他们的学术和政治特点，并同时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和政治做出描述性的定位评价。当然这种构图式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化的，在这些形式之间甚至有相互过渡。
作者在文章的开始要特别感谢周德荣先生，感谢他无私地允许作者引用他未曾发表的关于德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书稿，感谢他对作者对他的德文文章的译文所做的详尽校对，感谢他在两位笔者近年来的研究中所给予的各种建议和帮助。
作者在此愿意再次强调，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么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作者深知，更多的工作是在本文以外。
本文结构如下：
一．不断被提出的问题：如何评价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影响
〔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德文本书评所引起的争论
〔2〕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引起的争论
〔3〕关于对金观涛刘青峰的评价的争论
二．再谈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西方东欧文学研究专家对苏联解冻文学评价的启示
〔1〕对解冻文学的文学评价
A.《解冻》及其它解冻文学作品并非杰作
B.平庸作品成功的另一原因
〔2〕毫无见解的文学评论
〔3〕虚伪肤浅的作家，单调乏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4〕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苏联作品，还为时过早
〔5〕作家的政治和社会道德
A.作家不仅仅是奴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
B.不能过高估计作家们的“反叛”
C.有追求精神的作家不仅受官方，而且受知识分子软弱的文化习气之害
三．《法兰克福汇报》王蒙书评引发的争论的实质
〔1〕《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周德荣书评的背景：柏林墙倒后德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
〔2〕极权社会和知识分子A.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B.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
〔3〕从索尔仁尼琴到周德荣：对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
四．再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封闭的社会，封闭的思想和学术─极权社会知识分子及思想学术特点
〔1〕两种不同的精神和文化：再析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2〕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绝境
〔3〕持不同政见者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4〕冲脱社会和精神封闭，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之路：生活在真实中（哈威尔语）
五．极权社会中和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1〕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2〕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反制度现象
〔3〕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极权政府的镇压策略
六．结语：从东欧的现状看中国的知识分子
〔1〕共产党不是一天就能消失的
〔2〕在共产党国家没有非共产党精英存在
〔3〕“迟到的社会”在于缺少一个能深入讨论形成政治意见的阶层
〔4〕转变中的共产党国家：不能错误地高估以前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进步”，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
〔5〕由于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很多历史都在重写
一．不断被提出的问题：
如何评价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影响
〔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德文本书评所引起的争论
〔2〕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引起的争论
〔3〕关于对金观涛刘青峰的评价的争论
七十年代中期后，笔者曾经就对于邓小平，以及大陆当代的知识分子问题和一些前辈知识分子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笔者对自四九年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后流行于大陆文学、哲学、历史等所有具有人文性质的学科，就知识分子的道德，即就大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否定性的看法，这种看法甚至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看法被斥责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侮辱。
八十年代末，笔者在访问台湾接触了台湾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后，对比共产党体制下培养出的将近两代知识分子，再次对他们的学术和道德提出否定性的评价，因而被留德的某些大陆学生和民运人士斥责为是“对十亿中国人民的诬蔑”。
九十年代初，笔者因为在对共产党培养的某些名人、知识分子的具体研究中，力图对他们的学术和道德，对大陆共产党社会的极权特点，从理论上提出较为系统具体的分析批评，而致使研究文章遭到封锁（见本节〔3〕），甚至再次被某些汉学家斥责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诬蔑”，并因此被排斥出研究项目。
然而，这些问题还是在不断地、越来越频繁、深入地被人们提出来。最近，在德国的报纸上和在海外的中文刊物上各发生了一场争论，即关于王蒙及大陆文学和近年来汉学家工作的评价的争论和关于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的争论，涉及的仍然是这些问题。
〔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德文本书评所引起的争论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的德文译本《难得糊涂》九四年在德国出版后，《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请该报的特邀撰稿人周德荣先生为此写一篇书评。副刊主编预料到文章将会在某些汉学家那里遇到强烈的反弹，因此，特地把文章安排在编辑部自己的版面中以示重视。周德荣先生的文章在九五年一月十四日《法兰克福汇报》副刊第二页上发表，题目是”举世皆浊─关于王蒙对全体中国民众的教导”。在这篇文章中他简要提出了以下看法（引号中为周德荣文章原文）：（注解7）
一．一九三四年出生，一九四八年就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王蒙的成名，包括在海外，主要是由于他的典型的经历和在政治上的影响。
王蒙批评共产党官僚主义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使他一夜成名，但也使他付出很高代价，二十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二．虽然如此，这并有对他的精神产生根本触动。他说，党犹如母亲，虽然经常不公正地殴打儿子，但是母亲还是母亲。这种模范态度使王蒙在一九八六年─八九年被任命为文化部长。
在中国出版于八七年小说《活动变人形》讲了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出于爱，而却为所爱的人造成了痛苦，痛苦只是由于贫穷。小说实际上是在教导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爱党的一切，人们不应该只是抓住党的错误不放。
三．虽然在该书德文版”封面称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那些职业上和中国打交道的、并由此当上了教授的，则说的更好：王蒙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但是”把这本书作为一本小说来读，或进一步，把王蒙称作‘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这都是一种误解。充其量，他不过是一位意识形态化了的文学的代表人物。”（见注解7）
四．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应该是张爱玲，她不仅在中国，一九四九年后遭到排斥，而且在德国，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这篇文章果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宾先生，给《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主编施尔马赫（Schirrmacher）先生写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的全文如下（笔者译）：
尊敬的施尔马赫博士先生：
来自或者有关中国的文献，贵报副刊上，一向极少见到评论，一旦有，却总是惹起我的不快。不过，迄今以来，我都还能忍受。但上述这篇评论刊出后，我实在无法忍受了。看来，评论者要么是没有读过这一小说优美的译文，要么根本没看懂。他以早已过时（八十年代初期）的材料为出发点，批评作者，并且自以为享受着德国给予的政治避难，就可以隔岸观火说风凉话。要是他读过近几年的《法兰克福汇报》话，稍许了解一点比如那场由您发起的有关知识分子之为有组织仇恨的对象的讨论，他一定会对”爱”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即象小说所表达的那样，以”爱”作为变形的出发点。这里根本谈不上教导，更说不上（以《日报》〔这里指的是柏林的〈Tageszeitung〉〕的风格）什么”举世皆浊”。评论者既不懂小说原本的题目”变形”，也不懂小说的主题”难得糊涂”。
说到头，这一派胡言到也不足为奇。只是，评论者竟然不知道，去夏以来，张爱玲以及关于张爱玲的书籍在中国到处可见。显然，您的评论家周德荣不了解，或者已经不再了解中国了。也许他在德国呆的太久了吧？
顺致问候
您的沃尔夫冈·顾宾教授博士
（签字）
编辑部没有发表顾宾教授的来信，而是将它转给了周德荣先生，委托他给该”读者”回信。周德荣先生的具体回答如下：
“《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让我就您的来信给您写几行字作答。我即言归正传：
一．关于您提到的‘享受德国的政治避难’：
今天想来，真是遗憾，我当初竟然没有在德国申请政治避难。其实，自打我一九八一年在中国大陆公开要求对白桦的电影‘苦恋’解禁以来，我早就成了共产党的‘眼中钉’了。
二．关于‘爱之为变形的出发点’：
我文章中是这样写的：‘每个人都是出于爱这样或那样做的，并且互相之间也都知道这点。’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至于‘教导’，我指的其实是粉饰现实。
三．关于张爱玲：
您说得对极了！直到去夏，在中国大陆，人们才有缘一识张爱玲的作品。您可知道，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是哪年写的？
时值今天，没有一本正统的中国文学史提到张爱玲，中文的也罢，德文的也罢，更别说给她应得的一席之地。
在德国，更是没有过一本中国文学文选曾有过一回选到过张爱玲的文章，至于她在德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和德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就免提了罢。
四．您关于我在德国生活得太久了的提示：
您知道吗，好久以来，这儿的外国人间流行着一则笑话：和再友好可亲的德国人聊天，不出三句话，就象事先约好了似的，他准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一直想，德国教授还不至于如此。这次可是彻头彻尾自欺了。凭什么不呢？说到底他们也是德国人呀。”
周德荣说”您的恼怒我很理解，毕竟，我可是在文章开头援引了您的话。那些话今天读来，可能多少会令您觉得有些难堪。
不过，您也不必把这事看得太重了。试看，在前东德、前苏联和其他前东欧华约各国─或迟或早也要在中国─，今天整个历史都必须重写。所以，您也不必将此太放在心上。”
收到周德荣先生的回信后，顾宾教授又给周德荣写了一封答复信，周德荣先生对这些问题又写了第二封稍微详尽讨论的回信。（笔者将在下文中有部分引述）
笔者的德国朋友对顾宾教授竟然写给《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主编这样一封信感到震惊，认为这简直是职业谋杀，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杜撰与无理攻击，周德荣完全可以到法院控告他诽谤。这从另一方面再次说明周德荣先生文章中触及的问题，正如他在自己正在撰写的那本关于德国九○年后文学争论的书中所说，是”几近抹脖子捅刀的文学争论”。（注解8）
〔2〕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引起的争论
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外的中文世界发生了另一场争论。
一九九四年十月底的台湾《中时周刊》刊登了即将出版的《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一书的介绍和摘录（注解9）。这篇简短的摘录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它的基本观点是：
一．李泽厚和刘再复认为，在西方学界关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讨论影响下，中国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底警惕”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提出”反抗现代性”
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吃饭哲学。他们哀叹苏联这个革命大国连一场仗都没有打就亡党亡国，雪崩似地瓦解了，认为就是因为没有抓经济才导致失败。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角度总结苏联、东欧的经验是对的。李泽厚承认，七十年代他写《批判哲学的批判》目的是为改革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三．”哲学就是要彻底，要讲根本，讲最后的实在。经济是社会的最后实在。”离开这个本，”人格独立”、”人的尊严”等等，都是抽象的空话和大话。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批判，但是，对话强调的是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看作是根本。
四．毛泽东的失败在于他”把民族生活的中心放在文化批判、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革命”上，如果他”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去发展”，放在经济上，”就完全不同，就可能找到出路”。对话认为第一步是发展经济，第二步才是在经济发展了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等。
五．对话认为社会发展的四阶段是，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现阶段大陆共产党中央必须有权威、有权力，否则社会就会失控，就会重蹈苏联的覆辙，经济大倒退。对话坚持吃饭哲学，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对立。
对这篇”对话录”持不同意见的胡平和刘宾雁立即发表了评述文章。他们认为，对话颠倒了人的位置，认为苏联的失败不完全在于没抓经济，而很大程度在于专制，在于人们对民主人权的追求。认为对话宣传的是新权威主义，为共产党维持政权出谋划策，并为共产党压制自由作辩护。但是，胡平认为，李泽厚始终没有放弃自由民主的方向，是必须肯定的。刘宾雁认为李泽厚和刘再复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他们告别了六年前的自己。（注解10）
关于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学术和思想及其政治态度的评价，九○年在德国波鸿大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研究小组中，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一位来自大陆和李泽厚年龄相仿的教授认为：可以、而且也应该研究李泽厚和刘再复，但是，必须从学术和思想上给以准确的研究和介绍，而不应该为了学术以外的目的，做出不确切的描述。两位笔者同意这一看法，并且其后仲维光在研究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的第一篇文章中，在对各个知识分子群体首先做出定位描述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文化书院派：这一派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即已进入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以宣传中国文化为宗旨，广泛地邀请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新儒家的代表梁漱冥，冯友兰，以及海外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等人进行讲座而扩大其影响。这一派的一些主要成员在二十年前为进入共产党的特权核心曾作过不同程度的尝试，但是由于政治风向多变及其他因素，始终未获成功，反而遭受到一些挫折，在改革的新形势下，他们采取了较为稳健的形式。然而，他们所推动的文化讨论和共产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没有冲突，甚至可以说是迎合了共产党的宣传。这批人，包括李泽厚在内，思想上基本属于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院派，但在学术上还保留了一些共产党执政前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代表。”（注解11）
但是，这一看法遭到了排斥。并且那位来自大陆的中国教授和笔者因此相继被迫离开研究小组。
〔3〕关于对金观涛刘青峰的评价的争论
其实，采用对话的形式成书、宣扬类似的观点，早在九○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就使用过。那时，他们假托是八九年初的对话在香港出版了《新十日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注解11）笔者之一仲维光在九一年春系统地研究了金观涛从六十年代以来的经历及其作品，从对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式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等概念研究，从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系统分析了以金观涛为代表的极权社会所培养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和政治特点。（注解12）他认为，以金观涛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希望借改革的时机，以‘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讨论’获得共产党内某一派的支持，从而走向政治权力和获得学术特权。这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获取名利的一条捷径。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以李希凡、蓝翎，六十年代以姚文元，戚本禹，七十年代以梁效，罗思鼎（北京上海的两个写作小组，包括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和汤一介在内）为代表。”金观涛等人则”是在上述倾向的影响教育下成长的，并成为改革时期的这种倾向的代表。”（注解13）对金观涛的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行文特点，对他所引用阅读过的文献的具体分析的结果，使仲维光不得不得出结论，金观涛的作品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一种为共产党改革政治服务的宣传。
但是，这篇文章，居然在德国，由于观点的不同和妨害了某些个人的利益，最后被排除在研究成果的文集，《中国公民社会的开创者─大陆当代文化名人评传》（见注解25）之外。为此，仲维光和某位汉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付出代价，被排除出研究小组。
这位汉学教授说，关于金观涛，他不能同意对于他过于否定性的分析批评。他说：”我理解仲维光在理论上的纯粹、彻底与一致性，他以明确拒绝毛的共产主义为基本要求。而我以为，金观涛以其在内地和香港的活动，在一切专业领域的彼岸，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达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过渡阶段，对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注解14）
对这种看法，仲维光在给他的信中说：”我认为，您对金观涛的评价是一种很个人的意见，并且没有充分的事实和严格的科学分析支持。您（在电话中）说，如果我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讨论，一句话一句话地分析，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人了。这表明，您批评的角度是在科学研究之外。”
“我希望并且也不怕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是不希望在科学分析以外。如果在科学以外，成为人事分歧，那不是本书的目的，并且只会对读者产生”严重”的误导。在此，我也愿意再次重申，我研究的是问题。如果一个一个概念的分析下来，不幸得出对中国知识分子很不利的结论，既使它迫使我中途离开研究小组，打乱我们的生活和研究计划，那我也只有接受。对忠实于科学研究和他研究的问题的人来说，没有是否‘极端’的问题，只有他的研究及结论正确与否的问题。”
当然，这位教授和顾宾教授不同，他知道金观涛在专业上还是一个门外汉，所以只说他在专业的彼岸（jenseits：这个德文词还有远离，超然于的意思。），取得丰硕成果，达到很高水平。但是，对一位”知识分子”这样的赞扬：远离专业领域，达到很高水平，并且不能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过高要求，从一般人角度来看，却毋宁把它看作是一种讽刺。当然，它也使我们看到某些汉学家的”研究”兴趣是在专业领域以外，在非知识的领域中；所以，不接受”理论上的纯粹、彻底与一致性”，不接受”以明确拒绝毛的共产主义为基本要求”。
二．再谈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
西方东欧文学研究专家对苏联解冻文学评价的启示
〔1〕对解冻文学的文学评价
A.《解冻》及其它解冻文学作品并非杰作
B.平庸作品成功的另一原因
〔2〕毫无见解的文学评论
〔3〕虚伪肤浅的作家，单调乏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4〕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苏联作品，还为时过早
〔5〕作家的政治和社会道德
A.作家不仅仅是奴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
B.不能过高估计作家们的”反叛”
C.有追求精神的作家不仅受官方，而且受知识分子软弱的文化习气之害
《法兰克福汇报》为什么特邀这样一篇对德国的汉学家产生如此刺激的文章？究竟怎样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其社会，某些汉学家们的评价为什么和周德荣的评价产生了这么大的分歧，被国内”知识分子”和某些汉学家捧为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的李泽厚和刘再复为什么在学术上谈出如此的外行话，在政治上如此殷勤地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为什么对苏联等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和极权制度的崩溃如丧考妣，整个历史是否如周德荣所说的”反正都必须重写”？亦或，是不是天下本无事，根本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存在，完全是那些极端份子的耸人听闻、无事生非，哗众取宠。在此，笔者愿意再次另一个角度，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和中国的”文学解冻”，从西方的东欧问题专家对苏联当代文学的评价，对比、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
传统俄国文学和当代苏联解冻后的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和现今的持不同政见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比较苏联的解冻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比较对苏联解冻文学的评价和中国知识分子及某些汉学家对王蒙等人的评价，肯定对我们有很多启发作用。
〔1〕对解冻文学的文学评价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逐渐出现了一批解冻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六十年代初期后，在中国陆续出版了中文译本，如爱伦堡的《解冻》、《人，岁月，生活》，杜金采夫的《不只单靠面包》，西蒙诺夫的《军人不是天生的》、《生者与死者》，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等。迄今为止，如果人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时下活跃的中国作家受他们影响的痕迹。例如，如果你把《人，岁月，生活》中所有的诗歌断句摘录出来，分析比较，就会在北岛等人的作品中重新发现它们。但是对这一批解冻文学，西方的研究者却有着不同的评价。
当然，中国大陆的文学和苏联文学，既有很多类似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中国的文学和苏联不同的是：自三十年代左翼占支配地位，自四十年代末期全面封闭，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教条与封闭后，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出现松动─文学解冻现象（包括学术等领域的松动）。
这种晚来了二十多年的解冻，这种前溯到左翼文学渊源的历史，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中有很明显的反映。
A.《解冻》及其它解冻文学作品并非杰作
对这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影响巨大的小说，美国的苏联文学专家马·斯洛宁认为”尽管《解冻》并非是一篇杰作，然而它被成千上万的读者争相传阅。这是因为该作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暴力统治以后，希望有一个温暖的气候。”“小说及时的政治影响，很显然弥补了它文学上的明显缺陷。作品缺乏深度，性格雷同，结构松散，而且它的风格是新闻报导式的，具有爱伦堡的黑白截然不同的写法特征。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具有重大思想意义的小说，它仍然是这段时间的纪录，也是俄国五十年代中期经历过一段混乱时期的见证。”（注解15）
对一九五六年秋天发表的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只但靠面包》，他说，”揭露时弊的文学达到了高峰。这部小说就纯粹美学标准而言，并无很高的价值：结构松散，叙述冗赘，风格平淡。但却轰动一时，掀起了狂热的讨论，招来了数以百计的文章。”“象《解冻》一样，该作表达了人们共同的思想情绪，反映了苏联社会的整个倾向。”（注解16）
七十年代初苏联作家柯切托夫曾经对大陆的青年人产生过很大影响，据一位熟悉北岛的女诗人说，北岛的《波动》受柯切托夫的《多雪的冬天》很大的影响。然而，布朗说，”拿柯切托夫为例，他把苏维埃生活中很多适时的、思想上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串联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他的小说。他为达到或攻或守的目的，结果是生拉硬拽地把两者都凑到了一起。本书不拟讨论这种类型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文学水平很低，如果不能说是令人厌烦，至少也是十分滑稽可笑的。”（注解17）
对比七十年代末期后的大陆文学，除了以《今天》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人表明了一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疏离，对新的价值和艺术方法的追求外，其它那些与苏联的解冻文学所处情况类似.从题材上引起轰动的文学，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宗福先的《于无声处》，苏叔阳的《丹心谱》，张贤亮的《牧马人》等作品，完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物。在文学造诣上，且不说他们还不能与爱伦堡等苏联和东欧那些与他们面对相同问题的作家同日而语，就是和他们中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左派前辈作家茅盾、巴金乃至贺敬之等人，和过去的《小城春秋》、《六十年的变迁》等作品相比，从他们对文学的领悟，到驾驭语言和历史问题的能力都略输一筹。
然而，即使谈到他们处理的政治内容，和苏联作家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没有脱离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政治窠臼。他们忠党爱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和作品中，只因为美丽的极权主义社会中出了几个坏人，在某几个环节上运转不正常了，所以要换好的共产党领导人、改革派、邓小平上台，所以不能再整肃他们这些忠党爱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前述作家以及王蒙等人八十年代所有的作品的真意，这也是前文提到的李泽厚、刘再复和金观涛等人至今还在坚持的思想。他们和邓小平、黄克诚不肯反对毛泽东一样，因为邓小平黄克诚深知没有毛泽东那一套就没有他们自己现在的一切，而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也深知，他们和苏联的反叛作家不同，和帕斯捷尔纳克不同，甚至和前辈左派作家不同，没有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化，他们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参看本文第四节〔2〕、〔3〕）这种作品和解冻文学的冲动相比，不是促进了人们对被极权社会扭曲的人性的疑问与反思，而是象一只无形的大手阻止了人们对新的价值和方法的追求。
B.平庸作品成功的另一原因
斯洛宁认为，解冻后，以前的家庭生活，结婚离婚，爱情中骗诱和欢欣在苏联的小说中再也不必羞羞答答地若隐若现了，它们无所顾忌地涌现出来，几十年来受冷遇的题材和人物一下子都闯入小说和戏剧之中：私生子，不忠实的妻子和丈夫，调情的年轻女人，好色的男人，酒鬼以及赌徒等全进入了文学作品。个人问题，感情冲突，紊乱的性爱在为数众多的作品中占了上风，因此象”查妮·里沃娃把色情场面和引用列宁的话交替穿插起来的《伊琳娜》一类二流的、甚为平庸的小说获得成功，都是由于主人公的私生活受到极大的关注”（注解18）
美国东欧文学评论家莫·弗里德伯格说，”如果发生另一次自由主义的‘解冻’，《大都会》杂志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使我们预知官方控制的文学中出现哪些题材的话，那么我们所能预料的将是更多的伏特加和厌世愤俗，也许有大量的色情描写，但这种色情也不过是乱搞男女关系而已。”（注解19）
八十年代这十年的中国大陆文学也经历了这一过程。由于几十年的禁欲，完全政治化，因此色情在开始的时候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在开始的时候实际上也起到了化解意识形态化的作用。
但是，文学中的色和情的描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粗鄙、暴露的性描述可能能赢得很多读者，然而，它和文学价值是两回事。例如张贤亮的几部小说，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等运用的就是把色情场面和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尼采的语录交替穿插起来，而对于色情的描述既粗糙，又呆板做作，甚至还有教条主义。某位青年诗人在九四年初出版了一本小说，据说小说由于描述性过于暴露而立即被当局查封，但是，德国研究文学人的看了后，认为小说中关于性的描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非常单调，显示出作者语言的贫乏。
令人感兴趣的是，大陆文学的发展居然也确实如弗里德伯格当年对苏联的预测那样，近年来也是更多的酒精和厌世愤俗，以及”不过是乱搞男女关系”。《废都》的出版和走红很有代表性。为迎合市场效应，作者甚至使用了以下删去多少字这样的噱头。然而，《废都》无论就其性描写的文学技巧，还是对那些赤裸裸的性活动后面的深厚而神秘难测的内容的开掘上，都不能与几百年前的中国文学名著《肉蒲团》、《金瓶梅》相比。如果人们把这三本书中关于性描述的段落拿出来对比，会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差异。但是，不要忘记贾平凹写《废都》时，面前放的不仅有二百年前的这两本书，还有其它的描写性的文学作品。如上所述，就其对性活动深层的内容的揭示，《废都》根本不能与前述作品同日而语，而就其对社会现状的准确描述，《废都》又不能和张爱玲的作品相比。
在一个封闭社会中萎缩的不仅是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而且也包括男女关系，以及文学中对男女关系的描述。市场效应，甚至暂时的成功相比较来说还是容易获得的，但是要想让人们在几年之后，甚至多年以后，还能阅读，要想使出版社对这些地区的作品胃口不倒（参见第三节〔3〕），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2〕毫无见解的文学评论
美国东欧文学评论家布朗认为，在苏联发表的文艺评论的数量超过任何别的国家，”但是，在本书涉及的头一个十年里，这些文艺评论所包含的新思想、新见解按每页平均数计算，也许是世界上最少的。因为迄今为止，苏联的文艺评论还只不过刚从斯大林主义僵死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多数还没有摆脱因受压抑而缺乏灵感的、人云亦云的状况。”
“斯大林死后的十年，文艺评论家仍在沿用他在世时候就僵化了的公式。……事实上，也许一个评论家在写文章的时候，能够不向任何人屈膝而仿佛写的全是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些评论家就装成真是这个样子。”（注解20）”保守主义的评论家大段大段地、虔诚地引用十九世纪把艺术献身于社会的倡导人杜勃洛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文章，借以证明党性、人民性、真实性和联系生活等口号的正确性─这些口号已经成为经常重复的祈祷词。”
“苏联文艺评论的另一个职能是，在党的严密监督和经常干预之下，对于斯大林主义传统势力和革新势力两者之间的斗争，持既参与又批评的态度。”“摆在文艺评论家面前的人物，就是区别哪些影响是正当的，可接受的，哪些影响是有害的。苏联的评论家向来充当意识形态的检察官，他们当前的任务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新内容。”（注解21）
如果拒绝极权社会的文化，那就必然会拒绝极权社会中的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为政治和现实服务的文学批评，拒绝这样的文艺理论就需要一种新的价值、概念和方法。但是，这对于一个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即使他是自觉地想寻求新思想、新见解，也非一日之事，更何况象李泽厚、刘再复和金观涛等并没有感到这种转换知识框架的需要的人了。由于这些知识分子仍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也可以说没有从斯大林主义的框架中挣脱出来，因此，应用那种马克思主义概念，应用那种非此即彼、一分为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他们所做的理论研究必然是那些概念”标签”的重新分配而已，毫无新意。因此，对苏联文学评论的这种批评完全几乎可以用到对中国的理论研究的评述上。
〔3〕虚伪肤浅的作家，单调乏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布朗在总结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文学时说，”应该记住，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文学是为一种极端狭隘的有关人类天性、人类事务和历史进程的观念所束缚的，并且在根本上是受世界最大的独裁者的意志所统治的。在很大程度上，作家完全是为了使作品得到出版而被迫变得不是虚伪就是肤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说作为那种”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幌子的社会的和感情上强加于人的大众文学。作为读物，这种文学单调、乏味、毫无想象力，一看就知道其结局。此外创作界越来越感到集体的内疚，因为他们曾参与过有计划地隐瞒和歪曲苏联生活的现实，而且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以上，同时他们曾把斯大林时代的特点：缺乏公理，残酷无情和背叛理想的行为合理化了。”（注解22）
他又说，”不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种一目了然、简单化的框框仍然影响着写作风格，并使作品在遣词造句方面显得比较贫乏，没有感染力。一般来说，即使最好的作品，也缺乏震撼人心和唤起想象的魅力。这些作品在文体上几乎是不‘费力的’。”
“苏联文学往往缺少典故、深刻的形象和丰富的比喻，其主要原因是孤立主义持续太久。苏联文学极少深刻反映俄罗斯往昔的文化，也很少深刻反映当代各国文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作家缺乏教育和渊博的知识，所以往往喜欢把注意力局限在自己周围的环境，自己所选的时间和地点，而避免与外界联系和产生文化共鸣。而这两点恰恰是当代西方文学的特点。苏维埃制度根本就不允许作家成为有识之士。然而，即使那些自己设法受些教育的作家也由于政治上的压抑和害怕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而失去信心，不敢表现出他们精神文化深处的东西。”（注解23）
刘心武在一九八七年访问美国时曾经在《美国之音》上谈到他们这一代人。他说，由于在他们这一代的成长时期，中国大陆处于完全封闭状态，因此，他们先天缺乏很多东西。这一课可能终生也补不上了，他们这一代人可能只能起一些承前起后的作用。女作家张洁八六年在文章”我觉着恶心”中坦率承认，对于她过去的作品中动辄就是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就是伟大人物的语录那种假大空，现在她感到脸红和恶心。（注解24）然而，并没有更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封闭，对自己的缺乏教育和知识，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贫乏做深刻的反省。很少有人对封闭的极权社会造成的文化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反省。张贤亮在下海经商时说，作家不”下海”就”摸不着时代的脉搏”，而这种荒唐话能如此堂而皇之的说出，正是有其文学价值和方法基础，正是这种极权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尽管极少数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缺陷，但是，在汉学家们对张贤亮、王蒙、刘再复、金观涛等人的称赞下（注解25），更多的人却是急于装扮成文学大师，等待着诺贝尔文学奖；装扮成思想大师，要解决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这可能也是马克思主义想要解放全人类的传统和那种使命感所至。（注解26）
〔4〕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苏联作品，还为时过早
和某些汉学家对当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看法不同，美国的东欧文学专家乔吉比安认为，”苏维埃俄国的一些作家于1954─1957年期间进行的革新，还只局限于如何对待他们题材的主题和如何处理方面。他们并不试图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风格或手法上的限制。”他说”鼓励人们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苏联作品，现在还为时过早。对一些新作品所引起的异常激烈的争论，都是就其社会、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内容而展开，而还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这些作品并非没有文学价值，但是它们的超文学力量，却远远越出文学范围。在这种普遍的现象中，只有若干例外，那就是《日瓦戈医生》、具有真正抒情特征和形式上颇有独创性的希巴乔夫和马尔蒂诺夫的诗歌，若干深入刻划性格的短篇小说以及有些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注解27）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除去极少数难以涉足正统地位的青年人的作品有一些新的尝试外，占主流地位的改革文学的作家并没有意识到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他们的作品遵循了歌颂、维护，与各种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不良现象”斗争的革命传统。他们的批评也是为了维护母亲─党和祖国。他们的作品是乐观主义的，对改革和改革派人物充满了憧憬和信心。他们的作品以”正面”人物为主，正面人物可能暂时失败，但那是由于正确路线受到西方和旧的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作品中匆匆表明作者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作家还常常喜爱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学识，在作品中堆满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教、语录。大而空的说教概念，各种陈规俗套，在张贤亮等人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王蒙说，是母亲爱孩子的爱出了问题，而不是极权的私欲扼杀了人性，这清楚地表明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愿望、作为独立的人的追求还没有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显现出来。王蒙的这种占正统地位的，知识分子帮助党制造的谎言，和那些党的宣传部门制造的传统谎言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还在到处盛行。因此，正如美国研究文学的李欧梵教授在八六年底时所说，
“最近的一些语言上的尝试并不太成功：‘意识流’的技巧仅做到内心（直接或间接）独白的程度；诗的意象不是故意雕饰就是故意卖弄，反而显得缺乏深度；几篇号称为‘现代派’的作品，其语言和形式仍然是传统写实的；而大部分的写实作品在语言上所用的陈腔滥调很多，而对于内心生活的描述似乎才刚刚开始。”
“如果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有一个大危机的话，我可以大胆地说：就是一种独创性的想象力的缺乏。诗靠想象，小说也是如此，而把想象变成艺术性的虚构世界的要素仍然是语言”
“我反对的是陈腔滥调、主题先行的写实主义作品。”
“我一贯的论点是：中国不乏伟大作品的材料，要紧的是作家有没有胆识、勇气、良心和艺术才华，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视野和语言的问题。”（注解28）。
正如女作家潘婧在九一年所说，”过去，我们总是以苦难的经历是宝贵的财产来慰藉自己，后来我逐渐悲观地意识到，‘文革’以及在此之前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毁掉了整整一代人的创造力，以至既使有多如牛毛的作家艺术家之类，我们却没有能力在艺术中再现和认识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形诸于文字留给后人，我们却没能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的历史，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格医生》或是昆德拉在《玩笑》中所完成的业绩。由于我们的无能，有朝一日我们所亲眼目睹的事实将不复存在。”（注解29）
对于王蒙等人的作品，人们能说的也许只能是，过不了几年，就象《班主任》、《伤痕》、《丹心谱》一样，没有人再去读它。只有极权社会的封闭和文化垄断才会迫使或促使人们去读这样的作品。
过去十几年人们在中国看到的只是文学控制的松动，但是，作家们并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松动，在作家中，即使是纯文学的冲动，也还不多。
〔5〕作家的政治和社会道德
A．作家不仅仅是奴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
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文学”一文中美国的布朗说，”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作家描写成仅仅是些被迫违反自己意愿而遵循一套公式的奴隶，是不确切的。那时和现在一样，出现一些投机分子，他们随波逐流地接受这些公式，拿它当作在文学领域里追逐名利的代价。但更多的人还保留着大都市同胞所具有的幻想，真心诚意地服从现行的教条和与之相符的纪律，打心里相信他们所写的是基本的真理，坚信当代苏联文艺思想具有美学的优越性，”（注解30）
布朗说，”到一九七六年，苏联文学比前二十年较为深刻了，但是它只在品德问题上而不是在思想信仰问题上进行探究。善与恶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是按其对个人或社会的效果如何加以衡量的，而跟那些使世界上最富有文学创造力的人感到苦恼的那种捉摸不定、难以理解和抽象的力量毫不相干。”（注解31）
投机者，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不乏其人。他们常常是在敏感地分析党内斗争的微妙情况而决定自己在什么时候抛出什么文章，以赢得党内某些人物的欢心。押对了宝的知识分子就会立即平步青云，获得名誉地位。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在这种形势下问世的，刘宾雁先生的许多报告文学，白桦先生的一些小说也是在改革派的党总书记胡耀邦的授意下写作的。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也是这种心态。而李泽厚先生在七六年四人帮倒台前不久，和在八三年反精神污染时从美国给某些领导人写信，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及他们在这十几年来一直不断地向邓小平表示支持和献策，则更是公开的事。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不但”跟那些使世界上最富有文学创造力的人感到苦恼的那种捉摸不定、难以理解和抽象的力量毫不相干。”而且这些在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和他们的左派前辈不同，根本不了解那些作品和那种创造力。
B.不能过高估计作家们的”反叛”
美国东欧文学专家吉比安在评论苏联文学时认为，”如果我们认为上述所引的作品都是，或者大部分是那些急于否定共产党的作者、或者有意识地对苏维埃俄国的信念和基础持敌对态度的作者创作的，那就错了。……一个人可以指出自己的国家以及唯一控制这个国家的政党的许多毛病，同时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忠实的、甚至是愿意献身的公民。……一个人意识不到自己经过专门观察和多提意见的全部含义，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把作家们的‘反叛’，看作是苏联知识分子准备对他们的政府采取公开行动的明证，那么我们对其产生的意义就估计过高了。（注解32）
“苏联小说家们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向西方学习。对于俄国人民政治命运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仅用道德规劝和改革是不够的。他们不了解如果个人权力要得到承认和保护，还得有一套机构制度。……他们觉察不出，要是人权从抽象王国进入世俗生活的具体世界中的话，那么制度以及社会检验和平衡就是必不可少的。”（注解33）
但是，就是这么少的一点反叛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身上也是罕见的。反叛精神在各个时代都是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品质，但是，它在王蒙、张贤亮以及李泽厚、刘再复和金观涛等知识分子的字典中是不存在的。他们自己都一再地表明自己的服从性。尽管党─母亲有时会误会他们，但是他们对母亲还是充满了爱。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在那个极权社会中生活，不是象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感到孤独、苦恼、绝望，象被关在牢笼中自由的飞鸟，内心中充满骚动，而是如鱼得水。他们当然也有苦恼，但那是对权势、名誉、地位的馋涎和谄谀，是游离奔走于秉性、政治倾向不同的统治集团中的派系人物间时对”那种捉摸不定、难以理解”的政治形势的苦恼。
C.有追求精神的作家不仅受官方，而且受知识分子软弱的文化习气之害
上述作家和知识分子们的苦恼在那个社会自有其道理，因为正如布朗所说，”作协对听话、顺从的人的酬劳是慷慨的。声望高的作协会员享受的福利，远远高过普通公民。他们能看从来不公开放映的外国影片，有专门的服装商店，有附设高级餐厅的俱乐部，住旅馆也备受优待。更主要的是，他们凭着通常是相当可观的很高的收入，享受着十分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松散地组合在一起的作协会员，作为社会的精华，他们不但受到加深社会的和政治的团结一致的感情之鼓励，而且也被引导到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是一种权力，而不是特权。他们所处的优渥地位，使他们和当权派紧密地联接在一起，致使削弱他们对社会尖锐问题的反抗，还能使他们这些自诩为群众导师和发言人的作家和群众分隔开来。只有强烈的爱好独立思考，渴求知识和坚持努力不懈的人，才能使自己不陷入喜滋滋、飘飘然、自我陶醉而又任人摆布的境地。”（注解34）
吉比安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最大的鸿沟，就是苏联作家的集体感。……甚至最吹毛求疵的反斯大林的作家，也都具有在共同的努力中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最虔诚、最富有献身精神的观念，他们之中，只有最个人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个例外，他保留着一种普通的人性感，鄙弃那社会性的、有组织的事业。”〔注解35〕
布朗说，”斯大林逝世后创作的主要特征，就是竭力清算过去，改正过去的错误纪录，尽可能地补偿文学所犯的过失，因为在腐败不堪和异常痛苦的年代里，文学本应起到民族良心的作用。这个过程，既包括恢复公民的责任感，也包括认识到恢复文学（特别是美学）的必要性。作家懂得如果文学界不培养诚实的习惯，不扩展同心协力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更多自由的话，它就不能达到艺术上的成功。苏联文学在重新开始公正地探索人类事物方面，再次重申西方文学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主张：独特的个性；对一成不变的伦理和道德提出责问的权力；反躬自省、个人意志和爱好的可贵；承认文艺是独立于政治于社会制度之外的，它属于全人类。”对于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苏联作家，他认为”很多苏联作品不仅遭到官方当时的强行压制，而且深受顺从于压制的软弱的文化习气之害。”（注解36）
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对这一切都会深有体会。顺从于极权制度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自我和对外界新闻检查的本能，他们可以自我批判暴露，阻止甚至揭发同事朋友乃至亲友的越轨言论，而毫无道德良心不安。到六十年代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在八十年代，人们从出版物上很难听到反叛的声音，看到的只有王蒙、金观涛这样的为改善社会主义出谋划策的，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作品的原因。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垄断和汲取了极权社会内部的”营养”，而且充分利用这个社会的封闭，截获了外部的一切文化联系和资助。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不仅巩固了极权社会，而且压制了那种冲动的产生，─即”重申西方文学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主张：独特的个性；对一成不变的伦理和道德提出责问的权力；反躬自省、个人意志和爱好的可贵；承认文艺是独立于政治于社会制度之外的，它属于全人类。”─并且窒息了这一类知识分子成长。
上述这些美国的东欧问题专家的评论都写作于八十年代初期以前，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及现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几乎都在亦步亦趋。任何脱离历史的、对于以往的研究无知的讨论，都不会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如下文将提到的刘康的文章─注解37）。从上述对当代苏联文学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的争论是迟早要发生的。
三．《法兰克福汇报》王蒙书评引发的争论的实质
〔1〕《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周德荣书评的背景：柏林墙倒后德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
〔2〕极权社会和知识分子
A.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
B.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
〔3〕从索尔仁尼琴到周德荣：对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
〔1〕《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周德荣书评的背景：柏林墙倒后德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
顾宾教授在给施尔马赫的信中提到了施尔马赫本人在《法兰克福汇报》报上发起的那场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这场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注解38）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后不久，克里丝塔·沃尔夫，这位当年东德共产党的红人作家发表了一篇小说，《留下了什么》。（注解39）在小说出版时，九○年六月，格赖纳（Greiner）和施尔马赫分别在《时代周刊》和《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书评文章对沃尔夫提出了质疑。施尔马赫在文章中认为，过去西德给予了沃尔夫以过高的文学地位，她的很多书现在已经被忘记了。施尔马赫明确表示，他评论的着眼点不在于这本书和文学创作的艺术评价，正相反，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用来探讨沃尔夫迄今为止的创作思想，它产生的心理基础和历史背景，以及她的政治立场。他的中心议题是：”克里丝塔·沃尔夫自始至终到底有没有明白，她是生活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注解40）
关于沃尔夫在柏林墙打开前呼吁人们不要向西德逃离，重建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她过去几十年中对东德制度和共产党的维护，施尔马赫说，毫无疑问”被深厚自卑感折磨却又总想和西德一争高低的东德专制政权正是这样期望她的”，而”她自己也自始至终把拯救东德看成是党交给她的任务。”沃尔夫把人们逃离专制制度谴责为”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施尔马赫认为她这样想的原因是”她没有能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复杂系统，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放大了的、家长制的小市民家庭”，所以，”她以及其他与她同时代的东德知识分子”和东德统治阶层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家庭式的”。”政治审查”在她”并非是限制言论自由”，每本书出版前，”她自己即先于政府相应机构对己作政治审查”，假如双方意见不同，她不是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抗争，”而是象小孩子惩罚父母一样，用受委屈的沉默去惩罚对她审查的人”，”她这样作的逻辑很简单，”人在哪个家出生，不能自己选择，即使谁和自己的家断交，也不能改变他是这个家的成员这一事实”。更何况，东德是一个比西德好的”家”。一方面为了这个好家，另一方面也为了不帮敌人的忙，沃尔夫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批评过东德社会主义制度。”她既没有为东德（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工人起义辩护，也没有对（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东德强建柏林墙抗议；既没有指责苏联（一九六八年）出兵干预捷克改革，（一九七九年）出兵阿富汗，也没有抗议波兰（一九八一年）军管，总之，我们从她嘴里没有听到一句值得一提的给予中欧持不同政见者以道义支持的话”。
施尔马赫对于沃尔夫在这本书中不断地说要寻找一种”新语言”，认为她又是在和人们在玩捉迷藏，提出为什么她不去反省东德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反省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注解41）
施尔马赫的文章在德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周德荣在他给顾宾教授的第二封信中也着重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相反，过去几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确曾一再─或隐含的、或明显的；不论是在施尔马赫一九九○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格赖纳在《时代周刊》上一同挑起的文学争论中，还是直到今天还难以理清的关于东德作家或是教会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之间纠葛的讨论，或是在由费斯特（Fest）和里特尔（Ritter）计划发起的系列文章‘左派是什么’中─讨论的是我们这一世纪的中心问题：即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么多的如果不是天才，也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如法国的罗曼·罗兰、安德列·纪德、马尔罗（Andr?Malraux，法国作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部长，也曾是萨特和他的同班同学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的好友）和萨特，居然那么长的时间同情一个完全靠谎言为生的政府？或者像德国的贝歇尔（Becher）、雷恩（Renn）、布莱希特、布洛赫、赫尔姆林（Hermlin），那么无条件地追随这样的政府，而且，就是在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个靠谎言为计的政府时，依然如故？
他们都不能以自己不知道苏联或者后来的东德或者东欧华约各国内情来作借口，为自己推托同谋的责任。同样的，请允许我再一次的引用阿瑟·凯斯特勒（ArthurKoestler）的话，‘所有那些共产党员或是对共产党同情的作家、记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也不能。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至少曾有过一位朋友，他或是死于北极的劳改营，或是被当作间谍枪毙，或是毫无踪迹地消失了。’”
周德荣说，他之所以写下这篇书评是因为，
“不久前直到今天仍然搅扰我的是以下这个事实：时值今天，─我不以为，新出版的德文译本《难得糊涂》的封面介绍仅出于偶然，─人们还称王蒙是‘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好象五年前在德国根本不曾发生过革命。”
一九八九年，发生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事件，这就是周德荣文章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出现了近代最残酷的极权制度，希特勒和共产党国家。讨论涉及的问题之一确实就是能否把用坦克枪弹公开屠杀自己的人民，为了自己的统治四十年内有几千万人死于非命，无顾忌地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的共产党国家和用焚尸炉屠杀犹太人，发动世界大战的希特勒极权相比，这就是周德荣的文章的伦理和政治背景。
究竟如何评价那些为极权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为历史承担什么？这就是周德荣文章的道德和思想背景。
〔2〕极权社会和知识分子
极权国家的特点是要求社会的一切，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国家。国家不承认任何个人事物中的自主，例如经济、教育、科学研究、宗教和艺术等，甚至在那些和国家事物毫不相关的领域中，也不允许有任何个人意志存在。就严格的意义上说，极权国家排除任何自由民主的宪法的存在，人们作为个人没有”自由”选举权，参与管理权，以及其它的基本权力。国家的暴力掌握在一小部分人的权力集团手中。当国家权力，实际上准确说是一小部分掌权人的利益高於一切时，必然各种邪恶丛生。
极权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极权社会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极权社会的残酷现实的。
A．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
关于共产党极权社会是如何对待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周德荣在他的第二封给顾宾的回信中说，”接下来我就谈谈我对您在前后两封信中一再提到的对我的指责的看法：即我对”近几年《法兰克福汇报》上……那场由（施尔马赫）发起的有关知识分子之为有组织仇恨的对象的讨论‘没有什么了解，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了‘爱’的问题’。
当然，一方面，我确实知道，共产党从来─毫无例外地、从内心最深处─蔑视知识分子；在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知识分子都是有组织的仇恨的对象；正如阿瑟·凯斯特勒所说的，他们之所以被共产党容忍就好比‘第三帝国时的那些还有些用处的犹太人，他们的之所以被佩戴特殊的臂章是为了不会由此而出差错，以避免在还要用他们的时候，他们被送进毒气室’。另一方面，我却实在想不起来，过去几年中，什么时候施尔马赫曾经发动过一场‘有关知识分子之为有组织仇恨的对象的讨论’。
不，就我能忆及的，自八九年革命以来，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一场讨论。否则，那可是极其可笑的！
因为这样的一场讨论，它应该早在三十年代，在那个‘红色的十年’进行的；或者是在其后的四十年代，当人们违背那些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是高加索人的意愿，把他们强迫遣送回苏联之时；或者在五十年代，当哈里希（Harich）、延卡（Janka）、勒斯特（Loest）等人被关进东德监狱之时；或者在六十年代，当苏联的坦克碾过布拉格而布洛赫却还在学生面前为他的”希望哲学”布道的时候；或者在七十年代，当索尔仁尼琴被强迫赶出苏联，比尔曼（Biermann）被强迫剥夺了东德公民权之时─虽然他直到一九九○年初还爱着社会主义；或者在八十年代上半叶，当哈威尔被关进监狱，克里丝塔·沃尔夫却还在鼓吹和平时，就应该进行的。”
周德荣的话可谓是一针见血。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那些从事自然科学、技术、医学等技术和基础研究，以及在军事工业中工作的专家，只有那些卓越的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具”，才会有较好的处境。对于那些在政治、道德上要求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人，绝对不会获得任何机会，在那个社会，他们永远只是仇恨的对象，甚至是那些在这个社会中被赐予了优遇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在西方社会中信仰共产主义的左派的仇恨对象。
B.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
然而，对于极权社会的罪恶，某些知识分子是如何反应的呢？周德荣在前面我们引述的文中曾经提出了对那些知识分子的疑问，”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么多的如果不是天才，也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居然那么长的时间同情一个完全靠谎言为生的政府？……那么无条件地追随这样的政府，而且，就是在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个靠谎言为计的政府时侯，依然如故？”
对于触及到这些知识分子的痛处，周德荣说：
“何况，早在我之前，就已有许多有识之士，他们也不懂得这种生活的智慧，例如阿瑟·凯斯特勒。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五十多年前，在巴黎的德国作家保护协会上，他作了一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演讲。十年后、一九四九年他在其《红色的十年》一书中回顾道，尽管演讲本身‘对党或者是对苏联都没有什么直接的批评’，可当时，‘对听众中的那些共产党员来说，却不亚于向共产党宣战’。因为演说中，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准确的说是托马斯·曼的一句名言：‘一个有害的真理胜于一个有益的谎言’。
或者像那曾经倾心于革命的法国作家安德列·纪德。虽然在前言中，他再一次重申了对共产主义理念与苏维埃的热爱，而后才写下了：‘谎言，即使是那沉默的谎言，即使有时看起来可能是适当的谎言，它还是谎言，它给敌人的手中留下了过分危险的武器。而真理，尽管痛苦，却只是通向痊愈的苦痛。’但他的小书《访苏归来》（1936）刚一出版，就被自己当年的战友包括罗曼·罗兰在内，视为叛徒，而成为仇恨的靶子。
不。真理，不论是哪一种，都只会给人们带来痛苦与悲伤；而且，也往往并不如所许诺的，能疗伤治痛。再则，就是‘真理’这个词本身也洋溢着太多的说教气，听起来过于虚张声势，何况，用得也不是地方。除了全能的上帝，有谁能妄称认识真理呢！
托马斯·曼和纪德所说的‘真理’应该是指一种‘真诚’的态度，老实地对他人说出自己对他是如何作想的。不过，任何一个稍微明理的人都明白，与其说‘真诚’是在沟通，毋宁说它离间了人们。抱撼，抱撼。”
关于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极权国家内的知识分子，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说，很多人不仅是奴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封闭的极权社会，经过数代的教育培养和对不同声音的铲除，包括上述人在内，在极权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依附寄生在极权社会身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学术到精神，离开极权社会、离开封闭他们就很难为生。因此，极权社会必然携带着一批从精神上和”学术”上为他们辩护的知识分子。
对极权社会外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一部分人可能是出于信仰，出于对西方世界弊病的痛恶，而不愿意正视共产党社会的罪恶事实，而另外也有很大一部分左派，出于各种”目的”和”利益”，拒绝事实，甚至粉饰极权社会的罪恶。当然，也有一部分纯属投机的知识分子。
〔3〕从索尔仁尼琴到周德荣：对左派知识分子的质疑
击究竟为什么这些问题这么伤感情，深究其根源正如周德荣所说的，这些问题涉及的是这个世纪的在知识分子存在的中心问题。
一九六八年，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访问法国时曾经对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提出过类似的尖锐的批评，引起法国知识界的震动。对周德荣有深刻影响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Aron）在他的自传中曾记述了索尔仁尼琴对巴黎知识界的冲击。他说，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尽管他的言谈、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构成了具有其全部痛苦和天才影响的政治现实。他的信念超越了政治，因为这些信念激励着一种非同凡响的个性，因为归根结底这些信念是一种精神本质，即相信自由和无条件地崇拜真理。索尔仁尼琴之所以使人难堪，惹人发火，正是因为他击中了某些西方知识分子们的敏感点，击中了谎言。阿隆说，
“五十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拒绝倾听别人提出的问题。他们一劳永逸地判定，集中营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些集中营由于目的神圣而光彩熠熠，尽管在另一方面它还是集中营。在西方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一定程度上犯了这种错误，总想找出理由来辩解原谅或诅咒。自称左派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大错特错，由于古拉格是在被他们称为的、世界上最人道的政府的荫庇下，于是，他们就想尽一切可能，不承认有什么古拉格的存在。而且在一方面是极其紧迫的左派的团结一致和与他的共产党同志合作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索尔仁尼琴，两者之间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注解42）
阿隆说，在西方，有谁象索尔仁尼琴一样战斗呢？他认为，没有，左翼没有人，右翼也没有人如此。
东欧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和极权主义的艰苦而危险的斗争中虽然也曾面临这些西方左派的封锁和打击，但是由于语言问题，他们可以通过其它渠道使西方人了解到他们，因此，他们远远处于比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优越的地位。西方了解到的东欧绝非左派笔下的东欧。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西方就完全依靠汉学家们的一鳞半爪的充满倾向性的介绍了。
某些汉学家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它问题的看法，除了和他们的学术造诣有关外，还和他们的政治倾向有关。很多汉学家自己就是左派，马克思主义分子，西方社会中的失意者。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六八年学运的活跃分子，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崇拜者。因此他们从七十年代介绍毛泽东思想，到八十年代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介绍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西方的一般民众和知识界只能通过汉学界给出的东西了解中国。在某些汉学家的笔下，中国是一个遥远的深不可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共产党极权封闭国家，在某些汉学家笔下，”北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语言，顾城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杨炼继承了先秦传统”；李泽厚承袭了先秦哲学，刘晓波则延续了先秦的政治思想；共产党的文化部长王蒙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在某些汉学家笔下，仿佛中国没有经历过任何封闭、愚昧、专制，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社会，仿佛受苏联解冻文学一鳞半爪影响的中国作家，完全没有苏联的解冻文学所经历过的那种肤浅与幼稚阶段。
由于语言关系，虽然在西方很少有人能更详细地了解中国情况，出来和汉学家争论这些问题，但是，人们却自有别的办法报复这种偏颇。时至今日，张爱玲的作品的出版在德国的遭遇正是汉学家所造成的结果。正如周德荣在给顾宾第二封信中所说，
“当然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自由国度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所喜爱的这本或那本来自中国或其它国家的书翻译，只要他有这个能力。对此，根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就如同几年前某些西方的文学批评家称颂克里丝塔·沃尔夫为‘德国文学中的第一女士’一样，虽然她自己表示‘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行’；或者将沃尔夫·比尔曼说成，准确的应是想说成是‘德国的哈威尔’，虽然和哈威尔相反，直到一九九○年初他还念念不忘，‘尽管有这五支入侵干涉的军队/尽管是手足间的谋杀！─但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或者是将萨沙·安德森（SachaAnderson）与纽约流行艺术（Pop-Art）艺术家安迪·沃豪（AndyWarhol）作比，尽管他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密探。
……我想要说的是，您今天所抱怨的，即德国的出版社对出张爱玲的书没有兴趣，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正归功于许多汉学家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呢？是什么使得这些出版社对您多年来试图出版张爱玲的作品毫无兴趣？
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多年来被那些垃圾，那些自称为伤痕或改革或其它什么文学败坏的差不多了。数十年如一日，人们就用这些东西像填鸭子似的给出版社硬塞进去，以致他们如今不再有耐心和能力去分辨第一流的作品和第三流作品。
这实在是太令人伤心了。张爱玲，一位如此重要的中国女作家，在德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出版社！在这个世纪的中国，再找不到另外一位作家，能比她更好和更具艺术性地塑造、刻画了生活在那个逐渐告别传统、蹒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向现代发展的社会里的人们；她的作品中的语言、文字属于中国人笔下曾经写出过的最美的文字。
而反过来说，这恰是德国出版界的耻辱，而德国汉学家也当在此列。事态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他们难脱其咎。”
虽然夏志清教授一九六一年就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但是在德国的汉学家为什么不热衷张爱玲的作品呢，答案无非只有以下几个：或是他们太热衷于政治和时事效应了，或是他们太热衷于和大陆中国拉关系了，或是他们只是语言学者而不懂进一步的文学和美学，不了解极权社会的政治和社会，亦或他们仍然没有体会到中国语言的三昧，没有领悟到张爱玲作品中的语言造诣。
然而，对中国的一般知识界来说更不幸的是，西方这些汉学家常常被他们误认为是西方的代表，汉学家们的工作又导致了某些人在中国的声名，助长了中国的某种倾向。这一结合为铁幕中的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一道屏障，一道妨碍他们冲破封闭社会的屏障。这道屏障只是在近年才开始受到冲击，虽然如此，汉学家们还是比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反应要强烈得多，”来自或者有关中国的文献，贵报副刊上，一向极少见到评论，一旦有，却总是惹起我的不快。不过，迄今以来，我都还能忍受。但上述这篇评论刊出后，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见前述顾宾教授信）
历史虽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场景，但是，尽管人们处于的时间和空间不同，很多时候却面临相同的问题。索尔仁尼琴一九六八年向西方左派们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过了二十年之后才由周德荣等人重新向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由周德荣的书评所引起的争论实际上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下讨论的一部分，是一直封闭于世界的中国，甚至是封闭的汉学，逐渐和这个世纪所讨论关心的问题融合的一个过程。
分析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苏联是由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著名作家提出，而在中国却是由周德荣这样经历的年青人提出，对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再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
封闭的社会，封闭的思想和学术─极权社会知识分子及思想学术特点
〔1〕两种不同的精神和文化：再析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2〕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绝境
〔3〕持不同政见者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4〕冲脱社会和精神封闭，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之路：生活在真实中（哈威尔语）
〔1〕两种不同的精神和文化：再析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对极权社会的价值和文化没有根本性的反叛和批评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会同意周德荣的看法。与本文开始提到的时间相同，在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大陆留美学人刘康在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九三年十月号上提出了于周德荣完全相反的观点，辩护并且颂扬八十年代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辩护。这本杂志是由流亡在香港的大陆知识分子金观涛和刘青峰主持的。
刘康在文章中认为，”八十年代中国的继五十、六十年代美学辩论的美学热、‘主题性’辩论、‘方法论’热等等，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刘再复语），产生了一批富有创建和洞察力的中青年批评家。”认为美国的某些汉学家出于意识形态的成见和学术膈膜而对此或否定或不屑一顾，对中国大陆文学的评价过分强调了它的政治意义和对制度的批评，以一种意识形态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他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潮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重新认识从瞿秋白、鲁迅到胡风，从周扬到王若水，从朱光潜到李泽厚、刘再复，这条极为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和美学理论的传统。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运动中，各种学说、思想、流派蜂拥。不过，影响最大、对官方意识形态造成威胁和挑战最强烈的，还是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等的思想理论。他们的理论基于中国的经验，高扬人的主题，力图通过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来达到文化重建的目标，既有深沉的历史感，又有放眼人类命运的宏大胸襟。可以说，李泽厚等在八十年代，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他们的思想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注解43）
刘康的文章涉及的问题其实是：封闭社会中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和开放的社会的学术研究是否有区别，封闭社会的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及其后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和非极权社会中的文学是否有区别？封闭社会的封闭，和教条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对上述诸人究竟有没有影响？柏林墙倒塌─东欧革命后，究竟哪些问题基本上有了答案，历史又给了人们一些什么新的启示？究竟如何看待索尔仁尼琴和周德荣提出的问题？
虽然刘康等人还没有意识到，但是，进一步讨论，正如周德荣所说的，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却是本世纪知识分子就曾经面临问题，即对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共产党极权，以及对当代文明究竟如何看待等问题。
尽管知识分子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而始终没有得到一致的答案，但是东欧的革命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确凿的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失败了。在这一转变中，人们摈弃拒绝的不仅是极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而且很重要的还有极权主义的文化。极权主义的价值、方法和文化与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为经验事实同样无须争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学说，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思想基础。本世纪曾经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极权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却可以说是这一时代最后的，唯一最体系化的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法国社会学家阿隆十几年前说过，”西方人能够据理反对的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同样一个理论，既可以为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张目，同时又是攻击最有效益的经济和最自由的社会的武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对其后世的命运至少应负一部分责任吧？”（注解44）当萨特同共产党断绝了往来，但是还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逾越的哲学时，索尔仁尼琴讽刺他为西方思想大师，并回答说：”马克思主义业已声名扫地，只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在我国，没有一个认真的人，没有一个学校里的小学生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不觉得好笑。”（注解45）
这种批评确实如刘康所说，隐含了一种强烈的对极权制度的批评，因为，极权社会迫害了人，扭曲了人性，所以，任何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或艺术都必然会和极权社会及其思想产生冲突，都必然是极权社会的反对者。例如卡夫卡、加缪的作品，乃至萨特的戏剧。的确卡夫卡、加缪等人的作品中含有意识形态，含有对极权制度的痛恶和反对，但是谁也不能给他们贴上与”左派文学”、”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相对的”右派文学”、”反共文学”的标签。同样，谁也不能否认专制国家对卡夫卡的惧怕。极权主义国家之所以惧怕现代主义作品，惧怕经验主义思想，就是因为它们推崇的是个人，个人的追求，是宽容、自由和反对虚妄的教条。而刘康谈到的那些作家及其作品能在极权社会中乐此不疲，能被极权社会的统治者容忍，本身就是一个说明。
这种批评也可以说是以一种意识形态代替一种意识形态。它以自由的、宽容的、开放的意识形态代替那种教条、僵化、自以为占有真理的封闭排它的意识形态。它以对个人解放，自由意志的推崇来代替那种封闭狭隘的”历史感”，”人类命运”。虽然这种精神和思想自身并不能形成一种教条，它只是一种追求和启蒙，一种对抗虚妄的方法，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就必然构成与那种极权的意识形态的对抗。
极权社会的这种封闭文化在极权社会知识分子身上有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如上所述，刘康提到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著作，无论就其概念和方法，还是其追求的价值都和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血肉相连。（注解46）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共产党国家，是否允许一部作品，一篇文章出版，是否鼓励某个作家、刊物或丛书，都是经过复杂而又谨慎的密谋，而参与密谋的不仅可能是那些部门的党支部书记，还有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甚至最高的领导人。知识分子也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获取自己的”知识”特权，甚至打击他们的敌人。刘康提到的李泽厚、金观涛和刘再复等人他们都曾自诩自己的”学术活动”是配合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为改革派服务的。（注解47）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在共产党内某些人的授意安排下出版各类作品的。（注解48）完全意识形态化，一切为政治服务，基本上不了解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学术现状，同样是上述诸人的特点。（注解49）
〔2〕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绝境
当刘康说对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时，东欧的经验和过去几年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来到西方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他们走向了绝境。
改革派知识分子，西方称之为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Heretic）。他们的普遍特点是，他们从没有对共产党极权制度及其思想原则产生过疑问，即他们从来没有对极权主义思想持异议，同时，他们始终模范地遵守共产党社会的政治伦理。他们的”知识”活动和”批评”“讨论”，常常是在党内某些领导人的授意或暗示下进行的，他们从来没有试图背离统治者而独立思考，从来没有想过对制度和统治者灌输的思想进行检视，对极权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提出批评，更没有想到要去忍受由于对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由于持异议而带来的孤独、寂寞和贫穷。他们也会谈论自由、人道、科学、理性，但这些从来都不曾成为他们要坚持的信念和行为准则。
这方面的例子如过去东德著名作家，作协主席赫尔姆林。昂那克上台后表示，在文化领域内无禁忌，并要他这位二次大战中地下活动的老部下对党的文化工作提意见。于是赫尔姆林心领神会地矛头直指昂那克前任乌布利希时代文化部门领导人。
再例如在中国大陆时下的异议分子王若水先生，五十年代参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六十年代参与关于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以及实践问题的讨论；李泽厚六十年代参与的美学讨论，其实和戚本禹、姚文元参与的历史讨论，以及其后的评法批儒，都是在当局者的领导和授意之下。七十年代末期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八十年代中期后包括电视剧《河殇》在内的文化讨论，也是在党内领导人暗示或组织下进行，为党内斗争服务的。他们所标榜的持不同思想的争议，实际上是”御批”的，或”默许”的，而不是”独立”的。这种封闭的讨论在任何意义上都和真正的学术讨论相距很远，它充满对概念的误解和随意发挥，为实用的政治目的东拉西扯、张冠李戴。因此，在任何意义上，它都绝不意味着是在促进社会追求新的价值和观念。（注解50）
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常常以为自己找到了精神的彼岸，重新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改造社会的钥匙、帮助全人类摆脱困境的道路，并以此来批评和改善极权社会。他们努力扮演这样一种社会改革者的角色，在道德上并无任何不安。这种知识分子有不同类型，柏林大学教师路德·屈内（Kuehne）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从哲学到政治科学，甚至到艺术和建筑理论，无所不谈。他大谈要捍卫所谓按人的标准确立社会权利，反对被权力、被市场、被物异化的蔓延。他于一九八五年的自杀发展到那样一种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极限。这种极限存在于那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统治现实的批评建议的实践和那种于共产主义理想切不断的自我义务意识之间的冲突。对于那些全部思想都围绕着这种理想转的人，当他们从现实中被无情地驱逐出去时，无异于是天崩地陷。他们的全部的生活和思想都与这个政治存在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不愿做出这种判断。而这种纽带的松懈，将成为他们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疑问。
一九八九年，在大陆民运被镇压后，在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如苏晓康和今天的李泽厚刘再复戴晴乃至金观涛甘阳等人的表现无不反映了对于社会由极权向民主演化过程中的这种反动。他们一方面依靠西方的帮助逃到海外，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感到失去了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特权的屏障，从价值到方法在西方都找不到认同的基础，因此大骂西方，甚至从反传统变成拥护传统，哀叹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夜间的崩溃。
由于价值观念和开放的自由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李泽厚和金观涛等人时至今日还经常堂而皇之地谈论他们的学术就是要为共产党服务。这种封闭的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实质上和中国古代所谓”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前文所谈到的金观涛、刘青峰的《新十日谈》和李泽厚、刘再复的《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两本对话录，是很典型的两本书。他们寻找的都是修正、挽救共产党的理论，想要成为的都是思想导师。前者认为共产党的失败在于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者认为在于过多地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二者相同的是，只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极权的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事实上，至今为止，他们所从事的所谓学术工作都是这种工作。他们和屈内类似的是，无论什么学术问题都敢纵横驰骋地谈论，但是，他们和屈内不同的是，在屈内自杀后，即使在极权的共产党政权几乎在全世界都被人们唾弃之后，他们人在海外，却仍然在为成为这种角色而努力，仍然在宣扬美化极权社会的价值和观念，仍然忘不了向极权统治者示好，道德上也仍然没有任何不安。
〔3〕持不同政见者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如房龙在《论宽容》中所说，专制造就英雄。极权社会彰显了持不同政见者的道德光彩，但是，极权社会的封闭性同时造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背谬和悲剧性。
极权社会的封闭性和完全意识形态化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特点，维持极权则必须封闭而不能开放，维持封闭则必须完全意识形态化，一切都必须为了一个所谓最高的带有神圣色彩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封闭必然要求这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完全意识形态化，如毛泽东所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知识分子的一切活动都是政治奴仆。
极权社会给予某些知识分子诗人、作家、哲学家、人文学者乃至很多自然科学家以桂冠，它的首要前提是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无论在价值还是方法上都要为共产党统治服务，绝对驯服，否则绝不会得到这些称号。因此，封闭的极权社会的诗人、作家等知识分子在实质上并不能以一般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和标准来衡量，不能和开放社会的与此相应的知识分子等价。
所以，一般来说，极权国家中的知识分子的名声，与他们的专业是否相符总是令人怀疑的。事实上，即便没有完全意识形态化，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也不可能产生能和开放地区持平的专业人员。
然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却不仅限于那些依附统治者的知识分子、投机者，它也从另一方面造成反抗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性。那些异议分子往往也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即他们追求的价值、使用的方法可能在政治上产生离心影响而受到怀疑，甚至进一步的打击和镇压。这常常使得那些持异议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艺术和学术造诣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往往也是通过政治获得诗人、作家等名声。
封闭社会为持不同政见者造成的另一个独特困境是，在封闭社会中真正具有反叛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很难发出声音，而且很难产生，他们不仅面临当局的、残酷扼杀，不得不在很少资料的情况下，自己在精神上摸索，而且面临那些投机的、依附当局的知识分子，以及杂草丛生的所谓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异教徒的压迫打击，乃至国外各种左派知识分子、教授的封锁。这从另一方面导致了持不同政见者更多的是以其意识形态，而不是学术和专业影响社会，吸引外界注意。
东德各类知识分子在柏林墙倒前后的变化和面临的窘境，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特点，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的这种背谬处境。
在八十年代，在走向灭亡的东德，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象被驱赶的羊群一样，必须向着一个方向，要么走向一个声音，要么完全沉默。在那里并不存在任何群众社团，任何报刊，人们能在那里或者从那里真正作为知识分子发出声音。任何有反叛抗议倾向知识分子都被迫移居到西德。由于职业关系，受过教育的市民几乎都是封闭的，没有任何交流的可能。激进的人被驱逐了出去，留下来的人还要在思想上”隔离检疫”。如果发现某个人的思想成熟为反对者，那么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重复发生。一旦发现越轨者的迹象，就立即或者驱逐出境，或者将其窒死在襁褓中，不让他们找到任何替代的办法。这种选择使得那些不妥协地向统治者挑战的人成为成为唐·吉诃德。这也因此造成了被放逐的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捷克和波兰的那些在国内参与共同斗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他们很难在东德的政治变化中起重要作用。然而这也同时造成了东德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利用封闭社会所形成的另一特点。
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谈论政治为题，获得了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称号。这是极权社会造成的一种独特的颠倒现象，利用政治获取专门知识的声望，使得他们的所谓”道德”资本同时成为”知识权威”。
然而，这种情况在柏林墙倒塌的前后给他们带来另一种不寻常的困难。人们再次发现，即使在他们移居西德后，在不必对每日的安全的担忧后，他们也没有安静下来补上这一课。当媒体尊称他们为诗人，这一或那一专业的思想家或专家时，许多东德知识分子自己的确也感到了不安。因为，这种标签的奉承，是不能兑现的，因而，只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由此造成的不安使得很多知识分子留恋过去的极权主义国家，但是，今天他们已经不可能公开地拥护封闭和极权，因此他们只有说，东德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是被偷换了概念。这种拥护社会主义和东德的知识分子必然会无可奈何地在两个说法上坚持：一．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人们对理想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二．东德作为主权国家是必要的，因此，他们支持柏林墙的存在。然而，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潜在的还有，东德是保护封闭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一道防护堤，否则他们就不得不在文化竞争中证明他们的能力。这就是东德那些看来似乎是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后拥护社会主义，支持东德的存在，反对柏林墙打开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文化能力，在他们背后没有了那个封闭国家的背景后，他们就必然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
知识分子是否具备研究能力，必须在公开的文化知识的竞争环境中才能真正表明。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在开放后都会面临这一问题，重新验证他的能力，尤其是对那些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分子，那些由于各种偶然的政治情况而一举成名的知识分子，这是不可避免的。
封闭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以开放社会的价值和方法标准要求，以及进入或转入开放社会时，必然会面临很多问题，这是历史留下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果他们不能正视这一”名不副实”的事实，反而留恋、坚持封闭社会的文化，这种背谬特点则会使他们只要稍微转过身去，就会清楚地显露出封闭社会刻印在他们臀部上的纹章。上述东德知识分子在转型前后表现，近年来流亡海外的各类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表现，无不说明封闭社会在知识分子中造成的这个特点。
〔4〕冲脱社会和精神封闭，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之路：生活在真实中（哈威尔语）
东德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寻求知识的知识分子肯定会走向另一条路。而哈威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打破那种封闭社会的禁锢，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桎梏的重要道路，也是唯一真正的道路。
在东德，八十年代开始，一批知识分子：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下决心走向另一条路。由大的和中央的研究机构进入小的、边缘的研究机构，由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题目转到实验性或经验性更多的题目和计划。同时由潮流性的思想转向广泛的文化习俗传统的研究。这条持不同政见之路既没有走向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那种教派的死路，也没有走入衰落，更没有走入权力和制度思想家的窘迫。相反，这一研究方向不但使他们疏远了社会主义，而且也使他们离开了那种与之相随的所谓社会主义理想。
这是一种知识的选择权，它属于那种要完全摆脱权力集团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形式。这正是哈威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柏林的哲学家沃尔夫冈·海瑟（Heise）（1925─1987）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他不仅抗拒对哈佛曼（Havemann）（东德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的政治迫害，而且在六八年对政府要求知识分子支持对捷克的干涉保持沉默，他虽然失去了官职，并被禁止发表东西，但是尚且能保持安然无恙。他由洪堡大学调到美学和艺术科学研究所，并且立刻就继续了他的社会批评。但是，这次他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解释。这种转向的必要也反映在题目的选择上，一九五八年他的主要题目是对”社会主义中异化”的研究，但是，到了一九七四年他的题目变成是”对流浪者夜曲的十个解释”（ZehnParaphrasenzuWandrersNachtlied）。
在那个封闭的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只要他有能力从封闭的精神的牢狱中看到外部开放的世界，他就会越来越感到知识的贫乏。对于那些热爱自己专业的知识分子，它比对统治制度的现实批评更具有吸引力、更丰富和更重要。这种知识的寻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肯定是：寻求确定知识的理想，走出道德上自我辩解的阴影，是最终值得相信的力量。这其实才是从事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抛弃极权社会最实际而有效的道路，哈威尔把这种抛弃”一切为政治服务”的极权社会的基础总结为一句话”生活在真实中”。
“生活在真实中”正是在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某位汉学家所说的”理论上的纯粹、彻底和一致性”的基础。在每一个专业领域中，在每一项哪怕是细微的活动中，如果追求”生活在真实中”，那么，就不会产生所谓”在过渡阶段，对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的遁辞。谎言，哪怕是最微小的谎言也是谎言，也是寻求知识的敌人。
五．极权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
持不同思想的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1〕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2〕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反制度现象
〔3〕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极权政府的镇压策略
〔1〕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在过去半个世纪，持不同政见者已经成为崩溃的和正在崩溃的共产党社会的一种特有的地方病，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副产品。因为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极权社会，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都必然会要求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的迅速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分化。而新兴的工业带来了新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新的科学技术曾经使当代极权制度变得难以动摇，但是，曾几何时，新的科学技术，如通讯传播技术、交通的发达等又使得专制封闭变得不可能。因此，正如南斯拉夫的现代持不同政见之父米洛凡·德热拉斯所说，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共产党社会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注解51）
作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自然现象，共产党社会从六十年代以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花园，在它之中长满了各种花草，既有四季不断的，也有朝生暮死的，既有土生土长的，也有生气勃勃的异国风味的花草。在他们之中包括具有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特点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持不同政见者，民族种族主义者，宗教狂热分子，文化上的离心分子，以及劳工抗议者。这一切使外部的观察者眼花缭乱。
在与官方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距离的知识分子中，在他们的持不同政见之路上，又分成不同类型。笔者认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持不同思想（意见）的知识分子教徒（Heretic），持不同政见型（Dissident），反叛型（Rebel）。这种构图式的区分当然并非绝对的，而是变化的，并且在这些形态之间甚至有互相过渡和交叉，但是以东欧的变化为例，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这种划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持不同思想（意见）的知识分子教徒：
这类知识分子不仅包括那些为党积极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党员，也包括那些自觉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或在权力和派别问题上与权力集团有分歧，而处于权力的边缘。这类知识分子的目的或为改革，或为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立场，近似于前者的─党内知识分子，如于光远、陈一谘、严家其、陈子明乃至以前的王蒙、戚本禹、姚文元等人，近似于后者的─忠于共产党的党外知识分子，如现今的李泽厚金观涛，以及苏联的麦德维杰夫。这些人弄不好也会身陷囹圄，但是他们也有机会染指权力变为”正统”的共产党人，推行他们理想的并且对他们有利的极权专制，因为他们骨子里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是共产党。在这个群体中充满了猜忌和争执，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和恐惧。
持不同政见类型：
这类知识分子一般都远离权力，并且对权力没有强烈的要求，而是或出于道德，职业道德和政治道德，或出于宗教信仰，或出于种族问题，或出于文化和知识问题，而和正统的权力和社会产生了疏离，并以抗议手段形成一种坚决的少数人的，与正统并立的精神上的小的文化群体。这类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代表是许良英和方励之，过去的魏京生则属于前二者之间。
反叛型：
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少数人由于其强烈的批评和追求精神，从知识、文化、和信仰上最后完全背离了极权社会及其制度，而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和方法规范。这类知识分子本质上和极权社会格格不入，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政治上和极权社会都始终处于一种完全对抗的状态。这类知识分子也会寻找有助于自己生存的小环境，以对抗专制制度对他们的扼杀，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也会转而问政，如以前波兰的教会和某些知识分子，如捷克的哈威尔。在中国，如七十年代末期的《今天》杂志群体和《星星画展》群体。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激烈的政治口号，但是，他们追求和建树的内容却是完全和那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对抗的文化艺术。因此，那个社会的统治者必然要把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活动提升到政治的层面。
这三类知识分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取向，从东欧转变的经验和过去中国的经验，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在极权社会中和在极权社会瓦解后的转型期中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2〕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反制度现象
在共产党国家内部，当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远离官方的路线和意识形态舞台，例如当局的文学、艺术和宗教活动之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反制度的倾向。反制度现象在共产党国家必然伴随着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行为和活动，而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又大大促进了反对制度现象和行为的增加。这些人对待官方规定的态度和行为各不相同，因此他们所造成的反制度现象及其意义也各不相同。
反制度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那些反对正统文化的地下文学和出版物的出现。例如波兰的飞行大学，以及苏联的地下出版社（Samizdat），中国七十年代流传的手抄本及其后的《今天》杂志。这为对抗官方政治文化垄断提供了另一种与之对抗的选择和空间。这种发出了声音的文化无疑是对政府一元化统治，对官方的新闻检查，对官方文化的一种挑战，并且迫使政府为了吸引群众，在官方的文化中减少政治化，以及在涉及制度的政治决策中尽量具体化。因此，这种文学在人们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与那种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不可同日而语。
反制度现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非官方的宗教活动。它们和官方的无神论直接对抗，并且常常吸引很多民族主义分子。如果说文化活动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的事情，那么宗教活动则吸引了大量持不同政见的民众，形成对共产党政权长期有力的挑战。
另一广泛存在的反制度现象是和官方计划经济竞争的第二经济活动，这种私有化经济倾向的存在同时也孕育和促进了其它方面反制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如同前述两种反制度现象一样，任何有利个人权益的发展都必然会助长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官方经济的混乱和衰败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这种反制度的经济活动来润滑，因此官方不得不容忍它。而另一方面官方由于惧怕控制不了它，又需要不断地制裁限制所谓”经济犯罪”，这就形成了共产党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的西西弗斯斗争。
反制度现象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非常不同，它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波兰，由于知识分子具有独立和批评精神传统，教会的独立，以及大量的农民处于私有状态，一直存在一种在制度之外、与制度并立并有可能代替代这种制度的选择。苏联的第二社会和捷克的平行政治则是很著名的。而过去在罗马尼亚和东德则由于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缺少批评的声音，因此明显限制了反制度行为和现象的出现。在这两个国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被限制在和广大群众隔绝的很小的一部分人中，大量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被迫移居国外。并且，在东德大量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是象苏联的麦德维杰夫一样从更左的方面批评制度，他们拥护马克思主义、反对消费主义的观点遭到了一般民众的普遍拒绝。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由于政府预先允许了与制度平行的反对空间的存在，在反制度危机出现前就消融了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在中国，直到八九年之后反制度现象才开始得到发展，这显然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分不开的。
反制度现象的发展使我们看到，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当他们关心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关心人权问题时，他们必然会逐渐变成共产党制度的一个变数，必然会逐渐走上反制度道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之所以走向反制度进程缓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政治上，陈子明类型的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如何改善共产党统治，资治之术；在文学上，如王蒙类型作家，目的是为现实政治，现实社会服务，北岛等人则是要”创造全新的语言”；在思想和文化上，李泽厚、刘再复和金观涛一类人则是要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注解52），通过改革解决西方所面临的精神和社会危机（注解53）。而且”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就积极投入过毛泽东阴谋组织的文化围剿，批判胡风。刘再复早在六十年代就是一个热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诗歌朗诵员”（注解54）。总而言之，在政治上他们始终没有摆脱对极权社会的统治者的依附（北岛除外），在学术思想上他们关心的仍然是狭隘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进程观念，及所谓的人类事物观念，所以很难发展到反极权政治和反制度。
远离人的问题、人权问题，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在过去对反极权、反制度现象的产生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且在未来的制度的转变中肯定会带来更多问题。
〔3〕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极权政府的镇压策略
各种类型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永远伴随他们的镇压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成为共产党国家的流行现象。正如一位普通的苏联公民，在痛苦地观察到伴随对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弟兄的审判而来的镇压时说，”我常常把这种弊病看作是一种孤立的暴行，但是现在我相信这种镇压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这种镇压这个政府就不可能生存下去，镇压是他的面包。”（注解55）
虽然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制度活动的痕迹和规律在共产党社会中很难找寻，但是，共产党政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应，他们对此的镇压却是有可以预见的符合规律的模式。研究过去几十年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那些共产党政策的制定者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模式用以对付各种不同的持不同政见者。这种模式的明显特点是1．和平消耗，2．有克制的宽容，3．各种政治审判，4．暴力镇压。
1．和平消耗
在力图维系政权、化解各种不安因素中，对共产党政权来说，在上述所有这些方法中和平消耗是最仁慈和政治上最有效、付出代价最少的统治方法。消费品的满足可以使民众在政治问题上消极，稳定制度。
在共产党国家实际上发挥效力的”社会契约”，是以经济上满足来换取民众对政治秩序的沉默，即是以民众的舒适来代替抽象的公民自由。这种方法在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68年捷克事件后都有效地采用过。但是从长期来看，由消费品的改善来给政治注入活力的政策在上述社会中却常常得到相反的结果。这种和平消耗政策将会失败，其原因是内部政治的软弱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宽容必定会鼓励和助长人民群众的骚动和不满，他们会迅速地超出共产党制度、法律和稳定所允许范围，而绝不会自我限制在政府的规定之内，从而导致和平消耗政策的失败。波兰从《团结工会》的产生到军管法的实施为此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
2。有克制的宽容
对于那些骨子里喜欢仁慈的家长制统治的知识分子，有克制的宽容是一个特殊的技术。过多的消费─用波兰人的话说”把香肠塞进他们的嘴里”─并不是总能牵制消耗那些有能力制造麻烦的知识分子。为了政治上的互相牵制和巧妙地消磨掉知识分子的批评能力，政府必须保证他们有一个发泄表达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必须是政府预先设定的和能够不费任何代价就能把那些孕育中的批评进行消毒的”社会空间”。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实行这种有克制的宽容中表现了很高的智慧。这可能要部分归于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一小部分中间偏左的人的作用。用比喻的说法是，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制着大多数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的笔。
南斯拉夫发展了一系列的机智的战略，尤其是在”把制度化制度化”和分散”集中制”方面，政府成功地使很多知识分子陷于所规定的被很好控制的领域中。在匈牙利，卡达尔同样成功地把经济改革从政治进程中分离出来。他成功地把政治批评导入把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争论中去。当多重的南斯拉夫的策略使得知识分子很难挣脱政府的怀抱之时，卡达尔的策略却能使匈牙利从一九五六年直到一九七七年没有再出现过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只有在响应《七七宪章》时知识分子有过一些动作，但是没有匈牙利自己的争论问题。
在东德，政府则试图不仅单独用”面包”，而且用德国知识分子政治中立的传统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来协助化解知识精英的批评。在这种政策下，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平行批评的空间。在波兰，还在实行军管法之前，知识分子，世俗的和天主教的知识分子，从传统上保持了与政府的距离，他们在公众面前，在那些明显的政治争论和工人骚动中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批评性。
在苏联和捷克，政府为了保持它对舆论的绝对垄断采取了严厉控制，全面压制稍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孤立他们，使他们批评不能影响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开始只是有一点不满的知识分子最后被赶入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列，给政府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在中国，八十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和其后的改革文学，以及金观涛的走向未来丛书派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为”改革派”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要把积累了二十年的思想危机、信仰危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避免知识分子的越轨。这在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和他的文章中都有很好的自白，而邓力群等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支持他们也是因为此，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历史上，他们也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注解56）
3．各种政治审判
这种政策的采用总是在政府感到和平的化解和消融已经失败，他们的致命弱点已经面临那些个人或群体的有影响力的挑战。被审判的既包括大量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也包括无数的一般市民、被压抑的民族主义份子或教徒，寻求移居者。
这种政治审判的工具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东欧研已经磨得相当完善，在八十年代后只是追求更加精致而已。这些审判一般是通过法律管道，例如直接的政治审判和隐含政治的所谓刑事审判；或行政管道，例如以官僚疏忽，公开的流氓行为，精神问题为名拘留；以及驱逐出境。采取什么方法取决于选择结果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以及政府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缓和之前的年代，一九六五─七二年，这种审判使得苏联和捷克等国家在国际上引人注目，为此付出了很高的政治代价。在波兰则相反，一九六八─六九年间的政治审判点燃了更大的反抗。在其后的缓和年代，一九七二─七六年，由于外部世界的密切注视，苏联和波兰等国家则以刑事审判和行政处分的政治审判形式取代了那些引人注目的政治判决。这样代价会小一些。
在七六年以后的后缓和年代，苏联和东欧的那些政策制定者们看到，要消除持不同政见者是不可能的事了，只是想办法化解他们也远远不够了。于是在卡特时代他们采取了一种不顾一切代价的，毫不约束的政治审判，如一九七七年在捷克，一九七八年在苏联，一九七九在罗马尼亚和捷克，一九八○年在苏联和一九八一年在南斯拉夫。但是这些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所以，在八十年代后，在这些国家中更多的采取的是低调的代价较小的压制策略。这些方法是：
A.以官僚方法报复：例如对于刁难那些申请移民的犹太人
B.假借刑事案件打击审判持不同政见者，例如指责他们私换外币（苏联和罗马尼亚），接受偷窃物品（波兰），小流氓行为（苏联），抵抗逮捕和殴打警察（捷克和波兰），携带毒品（苏联），同性恋（罗马尼亚），盗窃（苏联）。这些审判一是要重判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行为，二是要在公众中贬低他们的品格，减小影响。
C.强制医疗：例如以精神病患者为由拘禁，这是最”科学”的惩罚形式，它逐渐使政府对此越来越有兴趣，并且在苏联慢慢地完善化，在罗马尼亚广泛使用，在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也有很多尝试。它的使用甚至使统治者考虑，如果我们有精神病医院，还何必需要政治审判。
4．暴力镇压
如果上述所有的形式都失败了，并且政府的某些机关也不能有效地和合作以平息蔓延的动荡，所有共产党政府都会毫不犹豫使用第四种手段，即暴力镇压的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种极端的镇压手段在东欧国家形成了后斯大林时代的传统。大规模的镇压仅在五十年代就发生过四次，一九五三年在捷克和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和波兰。在六十年代，一九六二年在苏联，及一九六八年对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七十年代后，一九七○─七一年和一九七六年在波兰，一九七七年在罗马尼亚，一九八一年在南斯拉夫，一九八一─八二年在波兰，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和罗马尼亚。这些暴力镇压都是在他们感到政治审判已经不解其事的时候。
值得思索的是各种依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海外的左派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各种策略中的作用，对前两种共产党的策略，他们总是大唱赞歌。对后两种，他们也从没有接受每一次赞歌后接踵而来的镇压给他们带来的窘迫之教训，甚至在发生过八九年事件后的这几年，他们竟然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共产党了，中国已经变了。然而，残存的共产党国家无论时下、还是在未来肯定运用的还是这四种策略，以对付内部的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
六．结语：
从东欧的现状看中国的知识分子
〔1〕共产党不是一天就能消失的
〔2〕在共产党国家没有非共产党精英存在
〔3〕”迟到的社会”在于缺少一个能深入讨论形成政治意见的阶层
〔4〕转变中的共产党国家：不能错误地高估以前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进步”，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
〔5〕由于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很多历史都在重写
东欧转变的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极权社会已经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厌恶和抛弃。但是，在向民主社会的转变的东欧还为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人们还不得不面对这个极权制度所留下的遗产：”当代”极权社会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的封闭社会，它以其独裁统治，并利用愚民政策，在几代时间内有效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共产党社会的问题，已经不是更换一两个领导人的问题，而存在更深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问题。因此，今天对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特点的分析就更显得是必要的了。
从东欧的过去和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可以给我们很多历史性的教益，从东欧的现状看大陆未来所面对的问题，可以进一步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1〕共产党不是一天就能消失的
今天，在东欧，由于很多过去的共产党人在选举中又上了台，而在经济改革中存在着普遍的混乱和严重的困难。因此，一些人产生了怀旧，一些人在问，为什么现在共产党在东欧又回来了？不久前，《法兰克福汇报》就此对《欧洲评论》杂志主编保罗·伦德瓦（PaulLendvai）进行了采访（注解57）。
伦德瓦认为，事实上是人们忘记了考察共产党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走了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并没有走，那么就不存在它为什么又回来了的问题。例如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当共产党的第一套马车的当权份子不是名誉扫地被迫退出政坛，就是转到西方企业工作了的时候，许多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共产党人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了权力。西罗纳（IgnazioSilone）在他的《并非上帝的上帝》一书中说，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将在”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正统共产党人与在后共产党社会改称社会民主党的前共产党人）之间展开，因为，前共产党人清楚地了解这场斗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但是，今天的斗争实际上却不是发生在这两派共产党人之间，而完全是在”前的共产党人”之间。这就是今天东欧后共产党国家的现状。今天失去权力和获得权力的都是属于昨天的共产党特权阶层的那批人。
伦德瓦这样解答这一问题，必然使我们又回到本文开始时的问题。社会精英，知识分子问题。
〔2〕在共产党国家没有非共产党精英存在
在这些共产党国家中是否有非共产党精英存在？当记者提出这一问题时，伦德瓦明确回答：完全没有。他说，精英阶层要经过数代人才能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个政府上，而是应该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
伦德瓦谈到的这一点是很多人在东欧八九年的历史变革后的亲身体验。一位西德教授在柏林墙倒后到东德的大学工作，在与西德的朋友谈到这一经历时他说，你和大学生泛泛地谈话还看不出什么，但是，谈话一深入，你立即发现这些年轻人的教条的意识形态框架，讨论很难进行下去，看来这一代人是很难改变了。而且如前所述，非共产党精英的存在不仅依靠知识分子个人人格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而且依赖环境与时间。共产党的极权制度及各类依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存在，使得非共产党精英根本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和环境。
虽然如此，伦德瓦认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问题严重。因为东欧并不是如从外面看的那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里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才能、彼此不同精神气质，和差别很大的诚实正派。波兰的某些人昨天在圆桌会谈时是坐在共产党一边的，而今天转而拥护瓦文萨了，很多人只是改换了面具，并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面具。因此，弄清这个人昨天是不是共产党员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人昨天都曾经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有不少党外人士，是比某些专门从事党的宣传的人还要忠实的、共产党制度的奴仆，很多非党员的共产主义制度顺应者比那些和事的党员带来的损害还大。例如在苏联的东正教教会中每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国家安全部的成员。是否党员决非是判断的唯一标准。
〔3〕”迟到的社会”在于缺少一个能深入讨论形成政治意见的阶层
谈到东欧后共产党国家民主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时，伦德瓦把东欧称为”迟到的社会”。他认为，每个社会都会产生他们自己的一个形成政治意见的阶层，例如这个阶层以前在匈牙利常常由德国人或犹太人，或二者共同组成。而现在东欧各国并没有这样一个阶层有能力对关系国家发展的决定性问题进行探讨和形成意见，共产党的统治使人们失去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不能形成这一阶层。例如对二次大战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有组织的使民众愚昧的政策，使人们根本不可能了解那时发生的一切，也不可能加工思索这一历史。
当前，在东欧各国弥漫着一种混合着失望、社会忌妒和对想象中的以前社会的安全和秩序的怀恋的爆炸性的情绪。它不仅引发右翼和排外现象，而且还大大加强了源于改头换面的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前匈牙利共产党人，现在的社会主义者霍恩（GyulaHorn）向人们宣布，他的党将会在匈牙利迅速地从上至下地实现资本主义。但是，伦德瓦认为，他必须同时向人们讲清，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迅速地赚到钱，而且意味着一种新的工作道德。然而，对迟到的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却不是一件易事。
〔4〕转变中的共产党国家：不能错误地高估以前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进步”，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
这个迟到的社会在转型中的确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转变中社会最重要的进步特征是，不受人们喜爱的政治家会被选掉，而不是再用军事政变的方法，民主选举成为防止过去卷土重来的重要保障。要想真正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准备被并且接受被选举选下台，同时也必须正视自己的过去，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派别必须采取宽容和文明交往的态度，人们不可能既属于公民社会，又在自己的群体中强迫实行军营式的纪律。就此而言，今天东欧的新”社会民主党”一方面还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再返回到它们的前身共产党。
转变中的东欧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西方低估了东欧的问题。这也是知识分子参与的为我们留下的另一个遗产。过去，少数西方企业家和政治家，尽管出于与那些西方左派不同的动机，但也同样一度沦为流行的粗俗的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例如，传播东德之为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一这种荒谬的宣传。也正是这种错误的估价导致了今天人们的失望。伦德瓦指出，人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到那里已经开始实行技术现代化，但是忘了斯大林不过是一个手里拿着电话的成吉思汗，忘了尽管存在某些技术的现代化，然而，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却仍然是一个冰川。柏林墙倒后，东德几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伦德瓦特别强调，东欧的问题并不是经济振兴或经济起飞的问题，不是靠投资贷款就能解决的；而是全面改变经济结构的问题，即体制改革的问题。
以前西德的那些东德友好人士现在又为从昨天的东德共产党改建的今天的民主社会党辩护，说人们必须公正对待这个民主政党，说它代表了东德的民意。伦德瓦指出，这种做法不过表明这些人继续对自己以前的错误态度辩护。他们明知不能把妓女说成修女，但总想在妓女身上至少找出哪怕是很少一点端庄，以说明她们到底还是应该得到人们敬重的。
今天，人们对中国大陆经济成就的评价，某些”知识分子”对邓小平和共产党的辩护，都正在并且还将重复东欧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切，它同时为我们留下很多不得不面对的”遗产”。
〔5〕由于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很多历史都在重写
周德荣说，”在前东德、苏联和其它东欧共同体国家，或迟或早也要在中国，反正整个历史今天都必须重写。”的确如此，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的变化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共产党的失败。这使得很多问题不再是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而成为为一个有定案的历史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必然面临一个重写的问题。在德国在就连以前维护共产党的左派报纸也不得不承认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开始重新评价东德的知识分子。九○年在柏林的左倾的《日报》（Tageszeitung）上，该报的记者阿尔诺·维德曼（ArnoWidmann）一反《日报》过去那种怎么可以”这么简单地将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一笔勾销”的立场，而开始指责”东德的知识分子自己也是不清白的”，并且质问那些东德的知识分子，难道他们不知道”瓦尔特·乌布利希一伙人根本没有让纳粹的集中营在东德关过门吗？”（注解58）
柏林墙倒塌后，在东德，伴随着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伴随着过去国家安全部档案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公布于世。很多知识分子过去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国家安全部工作，主动监视同事，甚至丈夫、妻子。很多知识分子向共产党的高层写效忠信，提出巩固政权的建议，很多貌似倾向于持不同政见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受国家安全部指派的。有越来越多的材料向人们揭发出在柏林墙前的民主运动中，共产党安全部通过一部分知识分子，潜入这一运动，试图控制导引它。
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共产党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还涉及西方的左派。过去几十年，那些西方左派并不是不知道古拉格的存在，并不是不知道每天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残害无辜，并不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坦克曾经在各国肆意碾压，并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和专制。以萨特为例，他不仅在到处宣扬马克思主义，宣扬中国文化革命的经验，工宣队进驻学校和出版社等文化机构，而且亲自到古巴朝圣。左派们在经历了八九年之后，对过去的历史或者保持沉默、采取回避策略并且重新调整自己，或象上面提到的《日报》那样以攻为守。确实如周德荣所说，”象雷蒙·阿隆那样始终以理性批评为宗旨的学者，终其一生，不被任何极权主义时髦思想所动，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的确，阿隆生前没有如他的同学萨特那样有名，可今天，除了一些还没有从共产美梦中醒过来的，谁还提萨特呢？”（注解59）
历史的确无情，如果它不能完全破除人的虚妄教条，追逐名利倾向，它至少改变了人们提问题的方法。一九八九年的革命即使不说是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那么至少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引起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今天正在重新审视、反省过去的历史。面对八九年，很多历史都要重写。即使对于那些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和失败的左派，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他们也必须改变提问题的方式。今天任何一个稍微有感知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再象刘康那样，象李泽厚刘再复那样，甚至象某些极少数的汉学家那样，提出那种好象完全没有经历过八九年的问题。但是，它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虽然卡尔·波普提出的开放的社会，在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已经战胜了极权的封闭的社会，然而，封闭的精神却既不可能和封闭的社会一同开放，也不可能和封闭社会一同消失。各种思想问题和倾向，包括对教条和封闭的偏执，尽管时间和空间改变，永远会伴随着人的存在而存在。因此，笔者希望，对历史的这种重复的对比和分析，能够对极权社会及其知识分子的认识，对向民主社会的演变提供一些确实，而不是臆测的知识和经验，至少它可以改变某些人提问题的方式，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
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草，
十九日定稿于德国，埃森
注解：
1．《知识分子与台湾发展》，中国论坛丛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九年。
2．同上，转引自：叶启政，”谁才是知识分子”，第21页
3．刘述先：”思想文化危机还是现实危机”，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八年四月号。
逯耀东：”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论的魂”，香港《明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号。
林毓生：”共产文化下的文字障”，台北，《联合报》，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日。
4．仲维光：”北京文化丛书派─政治压力下的文化进路：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台北，《当代》一九九二年五月。
“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二”，台北，《当代》一九九三年五月。
“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三”，《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仲维光、还学文，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即出。
5．仲维光：”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从东欧的变化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上)”，德国，《莱茵通信》，第十九期，一九九一年九月。
“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从东欧的变化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下)”，德国，《莱茵通信》，第二十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不该忽视的经验：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美国，《中国之春》，第一百一十一期，一九九二年七月。
“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哲学：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台北，《中国论坛》，第三百六十一期，一九九零年十月十日。
还学文仲维光：”知识分子的劣迹：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美国，《中国之春》，第一百零六期，一九九二年二月。
6．见注解4。
7．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 Fuer Deutschland, 1995,1,14, Feuilleton
8．此处参见周德荣关于德国九○年后文学争论的书稿。
9．李泽厚、刘再复：”本末倒置的世纪─《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对话录摘要”，台北，《中国时报周刊》，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10．胡平：”评刘再复、李泽厚对话录”，美国，《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一月号。
刘宾雁：”评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美国，《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二月号。
11．金观涛、刘青峰：《新十日谈：关于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年。
12．仲维光：”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二”，台北，《当代》，一九九三年五月。
13．同注解11。
14．仲维光、还学文：《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即出。
15．《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4─5页。
16．同上，第14页。
17．同上，第106页。
18．同上，第16页。
19．同上，第157─158页。
20．同上，第98─99页。
21．同上，第102页，第100页。
22．同上，第134页。
23．同上，第136─137页。
24．张洁：”我觉着恶心”，北京，《北京晚报》，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25．《中国公民社会的开创者─大陆当代文化名人评传》，马汉茂主编，台北，正中书局，即出。
26．金观涛、刘青峰：”从历史发展看中国改革的未来”，香港《百姓》，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42─44页。
27．同注解十五，第22─23页。
28．李欧梵：”我观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问题”，《九十年代》，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号，第95页。”从两个文学会议看中国文化的反思”，《九十年代》，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号，第81页。
29．潘婧：”王亚茹─反‘渴望’”，《中国作家》，一九九一年十月。
30．同注解十五，第84页。
31．同上，第139页。
32．同上，第23页。
33．同上，第30页。
34．同上，第92─93页。
35．同上，第29页。
36．同上，第134─135页。
37．刘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兼答林培瑞、杜迈可、张隆溪教授”《二十一世纪》，香港，一九九三年十月号，总第十九期。
38．此段笔者参考注解8周德荣手稿，特此致谢。
39．Wolf,Christ： “Was bleibt”, Aufbau-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90.
40．Schirrmacher, Frank： “Dem Druck
des haerteren, strengeren Lebens standhalten”《法兰克福汇报》，1990年6月2日
41．同上。
42．Aron,Raymond： <<Erkentnis und Verantwortung-Lebenserinnerungen>>,
Muenchen Zuerich, 1985, 第396页。
43．同注解37，第119─120页，第126页。
44．同注解40，第433页。
45．同上，第432页。
46．参见注解4文章。
47．参见注解9，26。
48．参加注解9，注解12文章附录，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
王若水：”关于民主墙的一件往事”，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刘再复：°关于我北京住宅被劫事件”，台北，《联合报》，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
49．参见注解12。
50．还学文：”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与作者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一年十月号，总第七期。
刘青峰：”答还学文先生”，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一年十月号，总第七期。
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一年四月号，总第四期。
51．Sharlet, Robert： “Dissent and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urrent HistoryVol.73
(October1977)： 130.
52．同注解47。
53．参见注解26。
54．刘书林：”中国文化知识界的悲剧启示”，《北京之春》，美国，一九九五年二月号，第104页。
55.Sharlet, Robert： “dissent and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Changing Patterns since Khrushchev”, in”Prague 1968： The Aftermath,”“aspecial Issu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33 (Autumn1978)：795.
56．参见注解48。
57．”Warum wird man im Osten die Kommunisten nicht los,
Herr Lendvai? –EinInterview von Krisztina Koenen”<<Frankfurter
Allgemeine Magazin>>，1994年12月23日.
保罗·伦德瓦（Paul Lendvai），一九二九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他还在大学学习法律时，就经常给报纸撰稿。一九五二年由于政治上不可靠而被逮捕。一九五七年移居到奥地利。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八二年他任《金融时报》驻维也纳的通讯记者，一九八七年担任奥地利国际广播电台总监。与此同时，他还是《欧洲评论》杂志的主编和合作出版人。他由于《在希望和冷静之间─对东欧转变的反思》一书而获得布鲁诺─克莱斯基奖（Bruno-Kreisky-Preis）。
58．Widmann,Arno： “Unter Linden”Unfreundliche Bemerkungen zum Aufruf <FuerunserLand>, den DDR-Autoren
im November1989 lancierten, in： dieTageszeitung,7.
April 1990。转引自周德荣关于九○年后德国文学争论的手稿
5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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