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内，或者说在邓小平之后，共产党肯定要倒台。这是九五年回国安全部找我谈话时我对他们所说的。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不讳言这一点，也是希望能唤起人们的注意，不要再为自己自设陷阱。
不知为什么，“好心”的同胞总是以为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希望中国大乱，因此，时常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谁能代替共产党呢？还是不要变，不要乱，共产党继续领导，慢慢改变自己好！”我不可能简单地反驳他，说服他。然而，谁愿意天下大乱呢？乱，倒霉的还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然而，我略带调侃地反问他的问题也是谁也回答不了的。“当今之世，孰能挽救共产党？”并且，“向使张良、萧何再世，诸葛复生，又能奈共产党之后的烂摊子何？！”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而每一次回大陆都是使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这一切的存在。
九六年四月，我两年第三次走过北京机场海关关口，因为，八十岁的母亲，和这个国家一样，由于多年没有注意，患了骨质疏松，稍不留意骨折卧床，跟着作牵引治疗而来的是褥疮和大小便失禁。而她在稍有恢复时，竟然在床上欠身时就再次骨折。骨折就要作牵引治疗或开刀重新钉牢。但是，牵引则压迫褥疮，使褥疮日益严重甚至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开刀，且不说年迈体弱难以承受麻醉，就是顺利开了刀也不可能在疏松的骨上重新钉牢。
我在北京的期间，几乎天天往返于月坛家和积水潭医院之间，在这一穿梭忙碌中，我不仅体会了护理风烛残年的母亲骨质疏松疾病所带来的两难，而且在家和医院，在联接它们的街道的两侧这个狭窄的范围中，感受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我的另一位“母亲”，在过去四十多年（不是一般人说的两千年）的岁月中，也患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我们，这“苦命”的一代不仅饱尝她在患病过程中对我们的变态折磨，而且要承担在医疗护理中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就象今天解体后的苏联各国那样，由于贫困等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而不得不变化，由于变化又不得不承受遗留下来的各种困难和混乱。和苏联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遗留给我们。
踏入中国，维护极权而要发展生产和经济带来各种畸形变态，使你犹如到了一个残疾人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我所写、所记的不过是官方电视和媒体上所作的极其有限的反映，不过是我个人有限经历的点滴，但是，“察微而知著”，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都会感到不寒而栗。我虽两年三次，总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北京，内心中还是震颤不止。
一座座高楼取缔了北京的四平八稳舒畅的平房，一个个酒吧、卡拉OK、大型游乐场挤走了昔日的戏院游乐场。北京已非昔日的北京，象昨日敲锣打鼓地迎接“最高指示”那样欢欣，象昔日热血沸腾地投入超英赶美大跃进那样振奋，“人们”依然“兴高采烈”地谈论改革的成就和大好形势，憧憬明日的“美好”。然而，在“雄伟”和“豪华”后面是什么呢？
在群众的反映下，四月二十日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报导了生产大型儿童游乐机的保定北方游乐设备厂产品质量“极差”。这个涉及儿童生命安全的生产游乐机的工厂“居然”没有生产许可证而能生存，这个厂的产品“居然”没有质量检验就能投入市场，而游乐场“居然”敢于安装这种没有安全带的儿童游乐机从儿童身上谋取暴利，而儿童的家长“居然”敢于让自己的子女乘坐这种游乐机。从电视上我看到他们生产的游乐机上粗制滥造的焊接工艺，锈蚀的钢管，如果说那些生产的人，开游乐场的人只为了省钱和赚钱没想到如果他们的子女也会去乘坐，那么那些乘机孩子的父母呢？电视记者说，南京玄武湖公园去年就因为游乐机问题摔死了几个儿童，并且在电视等媒体上有所报导。那么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孩子父母的注意呢？
如果死了一个德国人，德国的舆论就会大哗，如果死了一个美国儿童，美国举国上下就会震动。在这个“古老”的大国，很多类似的“游乐机”还在生产，还在使用。
公路坑坑洼洼永远没有人修理，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一丢数月无人理会。开车的人永远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然而，公路税却一直在收，并且只有增加。
楼房里的水龙头整日滴水，电视报导说，山西和四川都有楼房建好刚刚两三年就有成了危房。据说是因为有回扣就承包给那些不合格的建筑单位，那些建筑单位就买不合格的产品。
五月一日一早，我乘二九三次快车去济南。这是一列全空调车，因此票价中包括空调费，比一般车票要贵很多。乘务组是全国的先进标兵。然而，一路上闷热异常，却没有空调，并且由于是空调车，只有个别窗户可以打开，反而不如一般列车。我问列车员，我们化了空调钱，为什么没有空调，他说，以前有乘客有意见，说开了太冷。我请求车长，现在太热了，希望能开空调，他答应了一声，但直到终点也没有打开。
在离终点济南大约一个小时的时候，在疾驰的“模范”列车上，列车员将清扫出的两大口袋的垃圾从车一端的盥洗室窗户一桶桶倒向窗外。哗！一桶带有饭菜的垃圾从车窗中被风刮了回来，弄的乘客满身都是。在河北境内有一段路，两边满是白花花的塑料袋，列车驶过，塑料袋满天飞舞。途中，我还不只看到一条河，流着象酱油一样颜色的水。这现代！这先进！……就这样侵蚀着这古老的燕赵齐鲁大地。
这是一个变态的社会，已经见怪不怪了，人们已经习惯了。人命不那么值钱了！人们居然无动于衷地说，改革吗，就要象资本主义早期那样有混乱产生。中国人首要的是吃饭问题，中国的人权是次要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是次要问题。但是，没有人细想过，在没有共产党以前，中国人，中国古老的文明文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来也不是吃饭问题。是西方的强权把中国改变了，西方的极权主义─共产党，把中国彻底改变了。
二．荒唐的社会
维护一个小团体乃至几个人的极权，怎么可能有健全的法律呢？不仅是上行下效问题，极权社会要维持就必须以自己的文化改变了人们的心理，极权社会要取得韦柏所说的合法性也必须改变一般人的法律观念。
我在北京时，电视上报导了另一件事情。实行改革后，在私人中型面包车的冲击下，国营的公共汽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为此杭州到余姚的国营的三○九路汽车不得不也进行改革。他们购进了新的公共汽车，并且改为每五分钟发车一趟，票价当然比乘私人面包车要便宜得多。这一下子方便了群众。从此无人再乘坐中巴。这本来是正常的竞争。而真正的自由竞争必然会给群众带来好处。但是事情却非这么简单地完结。中巴失去了生意，不是想办法在商业上采取其它行动竞争，而是从三月底开始一连五天聚众在路上堵截公共汽车，使公共汽车不能运行。当然这些行动都不是按照有关罢工游行法报备的。然而，更奇怪的是群众和公共汽车公司毫无办法，司法的部门和警察都不管。不是诉诸法治，而是开了四次没有结果的协调会。据说是因为中巴的收入税交余姚，而三○九路交杭州。四月一日钱江电视台记者到现场进行采访遭到了围攻，记者要警察帮助维持秩序，而警察置之不理，居然说，你们不要进去，不经我们批准，我们不管。这种纵容致使事态发展到殴打记者。直到四月五日才终于解决了这一堵车事件。但是，事后得到处罚的却只是参与殴打记者的人，而非组织堵车的人。
堵车者面对镜头甚至理直气壮地说，堵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中巴能生存下去。
真是所有的事情在那个社会都是“独特”的，接受采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董辅乃在谈论这件事时说，堵车的人要遵守社会道德，政府应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一个典型的法律问题居然就这样变为政府问题，道德问题了。
法不治政府和掌权的人，需要法的时候，要法，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了。过去毛泽东整刘少奇和邓小平时是这样，现在邓小平维持统治也是如此，社会的上层如此，那一个角落又不是这样呢？
我在电视上还看到一则报导，四川北山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多宝塔内的一尊释迦牟尼雕像的头被凿下偷走。这是一尊十分重要的国家文物，它建于一一四六年，是少有的既刻有建塔时间，造象时间，也刻有造象人姓名的作品。该塔雕像是晚期石窟代表作。案发后二十五天破案，盗者说，想偷回去卖二三百元钱。三月二十九日公开审判，盗者被判处死刑。这真是一件令人欲哭都无泪的荒唐案件，四十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就是这样被各种荒唐事件摧毁几尽的！
三．断代的知识分子
据说梁晓声是那个社会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了。然而，在那个不仅上层很会垄断，就连每一个领域的小人物都很会经营一言堂的社会中，这一次却出现了一篇指名道姓地批评梁晓声的文章。我在随手捡起的一张电视报上看到赫然醒目的题目，“梁晓声为《岁月随想》作序，读者批评其错误百出不可思议”。该报转摘了文敬志的文章“名家作序不堪卒读”。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梁晓声为电视节目主持人赵忠祥所写的序言，称该序言“文句不通，水平之低，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文敬志说，梁晓声文章的标题是“领略赵忠祥（代序）”，与全文立意和格调相比，更不堪一提的是它的用词不当、故意卖弄古文而恰恰古文基础过差，不通顺的病句随处可见。他列举了一些例子，如：
“非我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名人，而是他自己一贯地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名人的社会座标上。”他认为，这里，“语意不明，谁会一贯地将自己如此定位呢？傻不傻呀？”
“在这一种很有自知之明的思想的自我教育下……”文敬志认为，这话让人不知所云，莫名其妙。
“他读书的传统个人方式是认真地读……”什么叫读书的传统个人方式？
“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句佳句，不仅丰富了他的语言表达，简直还融解在他的思维之中，形成他的一种思维方式了。或可曰之谓‘诗词性思维链’。”文敬志对此批评说：也许是排印倒错，否则不至于把“谓之曰”弄颠倒了。前言不搭后语，“名句佳句”形成“思维方式”，还有什么“诗词性思维链”，真是玄而又玄、一盆浆糊。至于，
“吾今以此为原则陪吾兄‘嫁’，不忒苛刻，亦何妨焉？”这口气是冲赵忠祥说的，不知老赵能否听得懂，反正我们感到云里雾里一样。
文敬志说，他原想把这篇文章请相识的一位北大教授过目、指教，后来朋友劝道：你别太残忍了，当心老先生看了气出病来！专业作家，还很著名，居然写出这种文字，而且正规出版社居然编辑过关，真是怪事一桩。
事实上，梁晓声不过是这个社会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并且还不能说是最坏的典型。梁晓声和我为同代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一切以政治为先的社会，或者说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梁晓声的成名不是由于他的文学、语言才能，而是因为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想法和语言既完全和那个社会合拍，又略微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政府能容忍它，是因为它对社会没有大害，甚至有所补益，民众接受它，是因为几十年极权社会的训练，民众的胃口已经没有能力消化其它的形式和内容了。供给这个社会其它的内容，说梁晓声、张承志以及金观涛、李泽厚的东西是狗屁不通，他们就会反胃。
当然，时代留给这一代人身上的这些特点是无法回避的。但是，当已经打开窗户看到外面时，应该反省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不再夜郎自大，无知而狂妄。
梁晓声这样的情况出现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非常粗陋，在电视剧和某些专题节目中，日常生活中的粗俗语言，甚至那些最令人恶心的脏字无阻拦地从演员和主持人的口中出来。事实上，这对于表达剧情和活跃气氛完全是不必要的。主持人问的问题常常是一些大而空，愚蠢无当的问题。
我曾经在偶然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到正在建地铁的工人的一副标语口号，“在天安门立功建业！”对于已经离开那个社会几年的我真的非常不习惯这种大而毫无意义，甚至隐藏着压制个人的大话了。
我曾经在电视中听彭丽媛演唱歌剧《党的女儿》，在响亮的打击乐的衬托下，她那天才的声音喊出空话连篇的口号，没有任何有血有肉的内容。写出这样作品的人灵魂如果没有问题才会让人奇怪。我曾经在电视机前，看着主持人装腔作势的表演、听着他愚蠢的问话时蓦地感到，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人肯定要变得愚蠢，失去智慧。
不久前，我曾经想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但是，这一次我却怎么也读不下去，爱伦堡意识形态式的叙述，装腔作势的语言使我受不了。我深深地反省自己，为什么青少年时代受他那么大的影响。
不久前，我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的回忆录《人与事》，那清新的语言和思想令我惊奇，他在共产党社会生活了几十年，竟然在语言和思想上没有受到污染。帕斯捷尔纳克对此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听广播，不看报纸，离群索居。
我深深地感到，共产党社会不仅在边界上封闭，而且媒体、知识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排他的封闭空间，铸成一种封闭的精神。这种无形的封闭比有形的还要厉害。谁若不使用他的语言，他的思维，谁就会受到排斥，受到群起的攻击。这种对于任何异质声音的排斥形成了最具实质性的封闭，这种封闭甚至能够延伸到国界以外。知识分子要想追求另外一种异质的语言、思想和感情就必然要忍受这种排斥甚至扼杀。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是躲避、抵抗；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反叛，是先把旧的自我打死，“自杀”，脱胎换骨、众叛亲离，这样也许才能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总是认为，最应该反省自己的是知识分子。自四九年建立的极权社会破坏知识、文化、破坏传统，不只是通过民众，更主要的是通过收编和豢养的一群知识分子，而极权社会建立自己的文化，则完全是靠一群所谓“自己”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在参与协助败坏那个社会的文化，语言。谁是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从思想、语言、伦理上一点一滴地反省。
和李泽厚这一代人不同，我们这两三代人是在被他们破坏了的文化和知识环境中成长的。他们从四九年到八十年代初期为共产党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所作的各种投机工作，在我们这几代人身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放”了，（绝非真正的开放，而是有限的开放）可以稍微多出一些书了，这些影响都显示出来，时下据说已经到了无错不成书。成名了，要无所不谈了，结果却是捉襟见肘。思想局限，理论无知，学识浅薄，这就是社会封闭，完全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几代人的特点。
不患不知，而患对自己的不知无知，说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无知的，在于他们已经失去了知觉真正知识和文化的能力。他们不但没有象哈威尔那样虔诚地反省自己，却仍然把自己装扮成大师，个别人近年来甚至没有脱去极权主义的文化就急急忙忙地想穿上中国文化的外衣重造自己的光环。
说来可笑，但是演出的却确实是皇帝的新衣，说出一二三的人，说梁晓声、李泽厚、张承志还没有入围的人，却遭到巨大的非议。其实，批评的目的无非是大家都要回到起点，重新老老实实地补课。至少不要再故弄玄虚、误人子弟。
四．荡然无存的职业道德
要遵守社会道德，这并不是一句随个人需要而能随意转变的空话。除了法治，在各个领域还有各个领域自己的道德规范，工人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司机要对乘客负责。教师对学生，知识分子对读者和社会，政治家对国家和民众都是要遵守一定的职业道德规范的。但是，在那个社会中，一切伦理都是不能是彻底自恰，都充满混乱。因为共产党把一切伦理前都加了一个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领导不够，在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一人为大，在邓小平时代则又是一切让位于党，党又必须让位于邓小平，包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极权是造成那个社会伦理道德沦丧的最根本原因。工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呢？“上”要大跃进，工人就必须把粗制滥造的产品拿来充数。教师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学生负责呢？“上”要停课闹革命，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都必须铲除，教师就必须诺诺。有那个知识分子不是在唯上是听的原则下说话呢？然而在我这次回北京期间却突然发现最有职业道德的一部分人─北京的“偷爷”。
五月中的一天，我到新街口中国书店去选书，我准备买一批书从书店一块儿邮寄回德国。书店里工作的一位熟人也热情地向我推荐各种书籍。在热烈的交谈中我给他留地址拿笔时却忘了重新把书包的拉锁拉好。也就是一分钟，转身再看另几本书，我要查对书单时突然发现书包中的笔记本没了。糟糕，一定是小偷听到我是从德国回来的，以为我有很多钱盯着我找到了下手的机会。笔记本内虽然没有钱，但是我所有的联系地址和电话一下子都丢了，这将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并且可能有一些人就此失去联系。我沮丧之极，还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小偷摸包，后悔在公众场所谈话不应该忘乎所以。这一天回家只有老老实实地等朋友来电话，重新收集电话。第一位来电话的朋友，女作家潘婧就告诉我，不要太着急，本里没有钱，也许小偷会送回来。因为，她丈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在看电影的时候丢了一个皮包，皮包里装的是电影学院导演系一些学生的作业，没有钱，小偷于是把它扔到一个显眼的地方，在电影散场后就找了回来。第二位来电话的朋友居然也有这样的经历，告诉我没有钱，本子是可能还回来的。我将信将疑，寄希望出现奇迹。到第三天上午，我已经把这件事几乎忘记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是不是仲维光，她是新街口中国书店街对面新华书店的售货员。他们在书台上捡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有我的名片。这真是一个奇迹，小偷居然从中国书店偷了，送到了对面的新华书店。我的心情豁然愉快起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偷爷”。我想，这位“偷爷”一定是经常往来于新街口书店的，于是，写了几封感谢信，放在了中国书店的各个书台上。我除了表示由衷的感谢外，还希望他和我联系，当面表示感谢。我是很想和他交个朋友的，因为，他恪守了他的职业道德。小偷的职业就是偷钱和贵重的物品，他巧妙地偷了我，没有钱就完璧归赵。这说明他不仅职业“技术好”，还不超越规范。我怎能不感谢他呢！
这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到，北京城里最有职业道德的是小偷中的一些人。他们比政治家，比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教师要有职业道德。且不说作家、编辑、教师贩卖出那种卑劣的思想和伦理，单是说那些错误百出的作品能够通行，那些知识分子和教师摇唇鼓舌为自己无原则地以“知识”谋利的行为辩护，就够说明问题了。如果缺钱，少地位，不如索性去从商，从政，甚至去窃钩，窃国，作娼妓，何必再加上一个骗！作婊子还要立牌坊！
这件事也使我想到，小偷之所以还能有职业道德，因为他们不受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毋须改变自己。
极权社会是生活在谎言中的，哈威尔说，为真理而生活，如果在各个领域中都求了真，极权社会就垮台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北京城里如果不只是小偷有职业道德，那么共产党就危机了！
五．无法掩盖的问题
出国之前，我几乎不看电视电影。二十年来，我只看过很少一些电视片片段，和两个外国电影。而这次在北京，我连续看完一个拍制的十分庸俗、粗糙的三十二集电视剧，《费家有女》。然而，我发现，即便是这样一个粗制滥造、迎合市民心理的电视剧，只要稍微思索就会发现许多动摇那个社会的问题。电视剧的内容是：
三十多年前，青年老师曹北钰因为带患急病的女儿看病迟到，被自己的丈夫、当时的校长费文轩打成右派，带着儿子曹克难发配到北大荒。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亲人的背叛。曹北钰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中疯了，丧失了记忆，整日抱着一个大闹钟喃喃自语：“孩子，可不能迟到啊。”
曹克难伴着母亲长大了，他饱尝了幼小年龄不该尝到的苦难。文革中，为了挽救重病中母亲的生命，他带着女友千里迢迢向父亲求援，不料自私的费文轩根本不认他们母子。在回去的路上女友又从火车上失足落下……后来，历经苦难的曹克难终于成了南方的一个集团的总裁，他给他的集团命名为苦难集团。他进军北京，发誓一定要治好母亲的病，一定要复仇。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他终于找到了妹妹，治好了母亲的病，费文轩有了忏悔，但是曹可难的报复也遭到周围人的谴责，认为那一切是社会造成的。
这是一个庸俗的故事。《费家有女》无论就编剧还是演员的演技都做作、装腔作势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费家有女》的编剧和导演不会有意反对那个社会的当权者和制度，然而，这个故事的很多情节对民众来说却是熟悉的。几十年来每天就在人们身边不断重复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电视剧，人们只要在娱乐中稍微思索，就能看到共产党专制对人的迫害，看到它对一般人人性的扭曲。几十年过去，共产党再也无法掩盖这一切了，即使是在最庸俗的电视剧中，也无法回避这些社会问题。然而，仔细思索，人们也能看到知识分子在继续麻木人们的良知的觉醒。“在那个年代，人们都不得不如此！”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一下子抹掉了责任和人的尊严，抹掉了人格和人性。每个人都在损害别人，如果认为有理由原谅这种损害，那么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反右，人们再这样重复一次不也是有道理的吗？知识分子还在玩弄美妙的词句，“我们应该宽容”，的确，宽容是人类的美德，宽容是极权的死敌。但是，对极权和蔑视人性的宽容却只是一种对受迫害的人的亵渎，一种对不宽容的极权的放纵和鼓励。放纵是战胜不了极权社会的遗产的，放纵不能恢复我们被扭曲的人性，重新给我们尊严。
《费家有女》使我想到，即便是最庸俗的电视剧，只要不是无耻到极点的美化和阿谀逢迎，就总会捉襟见肘，让人有很多思索的地方。共产党社会已经百孔千疮，世间已经没有能掩盖它的任何方法了！但是，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提出这些问题。如果提问题的角度依旧，不能改换自己的价值和方法，那么就仍然会象反右后，文化革命后那些讨论那样在原地转圈。
在共产党之后谁来接这条破船，谁就不得不面临众多的两难问题，就象今天解体后的苏联那样。实际上所有苏联今天的困境，中国明天的难堪都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共产党造成的！
这满目荒唐，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
这满目荒唐又何时能了？它毕竟不会象人一样死了，就完了。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一九九六年八月七日于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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