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這篇文字當時是回答一位那個社會——共產黨大陸的文化名人的追隨者，用現在的話說，粉絲的。在那同時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中，一位八九年從使館中走出來反對中共屠殺而滯留在德國的避難者，跳出來，氣急敗壞地攻擊筆者對於黨文化的否定，是對整個中國知識界的侮辱！
他真的是說對了！就是如此，我絕對接受共產黨知識界，共產黨文化，包括海內的、海外的，各類運動中的。現在距離九六年已經時過二十三年，情況變了多少呢？
一定是變不了多少！因為還是這篇雜文的那個道理，根本的文化氣氛，沒有改變，人還是那批人。
根本的文化氣氛、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改變是規範的改變是革命性的，這在這代人中已經不可能。平行於這個規範問題的還有一個俗稱的社會科學的普朗克定理，即普朗克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
“一个新的学术真理通常不是通过努力说服反对它的人，让他们走向明白的方式取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在从开始就和这个真理一起到来成长的新一代人的信任中取得的。”
十年前，我終於明白：自從五十年前我反叛出共產黨社會，其實就不要妄想再被同代人所接受。你所追求的被社會接受——只有當這個社會及這代人逝去，那時新的規範和新文化，在新一代人的新的追求中成為理所當然。2019.7.23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俗话又有情人眼里出西施之说。这里面其实蕴涵着深刻的认识论内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标准。
他真的是說對了！就是如此，我絕對接受共產黨知識界，共產黨文化，包括海內的、海外的，各類運動中的。現在距離九六年已經時過二十三年，情況變了多少呢？
一定是變不了多少！因為還是這篇雜文的那個道理，根本的文化氣氛，沒有改變，人還是那批人。
根本的文化氣氛、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改變是規範的改變是革命性的，這在這代人中已經不可能。平行於這個規範問題的還有一個俗稱的社會科學的普朗克定理，即普朗克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
“一个新的学术真理通常不是通过努力说服反对它的人，让他们走向明白的方式取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在从开始就和这个真理一起到来成长的新一代人的信任中取得的。”
十年前，我終於明白：自從五十年前我反叛出共產黨社會，其實就不要妄想再被同代人所接受。你所追求的被社會接受——只有當這個社會及這代人逝去，那時新的規範和新文化，在新一代人的新的追求中成為理所當然。2019.7.23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俗话又有情人眼里出西施之说。这里面其实蕴涵着深刻的认识论内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标准。
六十年代初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科学哲学对认识论考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科学理论，科学共同体具有不同的心理规范。不同的规范不可化约，也就是说，不同规范具有不同的前提，是不相通的。规范的转化只有通过革命。此说一出风靡世界，尤其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对这一理论细致的讨论虽然一直在进行，然而在我插队时却真正体会了这一学说，不同的心理规范不可通约。
由于来自京城，闲时村里的老农总愿意打听北京的事情。老农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们，毛主席住的床周围糊的是什么香烟盒，而这么大国家的主席得糊多大片呢？我们都说，主席住的地方根本不糊香烟盒，那墙不用糊香烟盒。开始老农总是笑笑摇头而走。后来渐渐熟识，无话不说了，一天又问到这一问题。他们一脸不悦地指责我们说，“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后生耍我们。主席那么大的官，睡的床周围怎么能不糊香烟盒！”我们中的一位同学一下子大笑起来，说，“大爷，他们就是骗你呢！主席住的地方糊的都是外国的香烟盒，他们叫不出名来，所以不敢告诉您。一直都快糊到房顶了。”这一下子，老乡们都相信了。
这件事我终生都忘记不了。它里面真的包含有深刻的认识论内容，再进一步反省也许还有更多的道理。一件事情，说话艺术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也许要让老乡相信，你要先说，是糊很多香烟盒，但是不是一般的香烟盒。你接着再说，由于主席要用，所以这些香烟盒做出来就是为糊墙的，为了平整，没有包装过香烟。你还可以再接着说，大张不裁剪糊墙效果更好，你继而再说，材料也改进了，比纸还好。这他的就接受了，也不会或在心里，或有机会直接愤愤地说出来，就你们知道得多。
然而，我虽然明白了认识论的道理，能对一切不解一笑了之，却始终没有学会说话的艺术。我当然也知道举世皆醉而你独醒，举世皆浊而你独清的可恨之处。那么有才学的屈原，不也是如那位小姐想象的那样，憔瘁消瘦地去投江吗！只是这一二三不说清，怎么就能去投江呢！
我还必须要说的是，不认同、完全拒绝极权社会的规范，是规范问题，是思想、理论、文化问题，不是政治操作层面的民主问题。不认同、完全拒绝极权社会的规范，不意味着不民主。这种张冠李戴的调侃，就是我上面说的为了效果而东拉西扯。
你尽可以去爱王蒙、张承志，但是，若说王蒙是“全中国为数不多的，思想成熟的，真正有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良知从来都没有泯灭过”，那就风马牛不相及了。我想，如焦大所骂，那个社会除了那两只石狮子，还有什么是干净的。我曾经问一位六○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一位历史学者赵葆禹先生，“周一良如何？”这位学者出身于山西老区，父亲是烈士，家里都是革命干部，他只是说了一句话，“解放后，只有他从来没有挨过一次整，你说他怎样？”我默然无语。
你尽可以倾慕科尔，可你用科尔来贬低那位老者，就太不自重了。在这个尊重个人的西方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他自己的意义。你用不着这么谦卑地贬低自己来表达对“万户候”的景仰。在这个社会，用科尔来贬低没没无闻的工人、教师、艺术家、司机、知识分子，那受到嘲笑的只会是你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崇拜权贵。这个道理大约古今中外都一样，不然的话李义山怎么会在那著名的安定城楼诗中吟出，“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这其中还是规范的不同，有现实的、也有浪漫的，有趋炎附势的，也有安贫乐道的，有附庸风雅、跟在名人后面喝彩的，也有甘于淡泊的。你太不理解知识分子了。
回到篇头那句话，情人眼里出西施。虽然时下王公淑女都以听贝多芬为时髦，可是，他们是不会真爱贝多芬，爱他那狮子一样的性格，落魄的生活。他们爱权贵，爱名利，爱舒适的生活。……舒适的直到寂寞。男娶女嫁，道理无穷，可说到底也是一个规范问题。门当户对不过是企图保证规范的相同，但是也只是企图而已。重要的是“人性”是否相通。三字经也许应该改为，人之初，性不同，性相异，习相远。
贾府里的焦大虽是下人，不爱林妹妹，却也知道好男不与女斗。但那怜香惜玉的宝玉虽然不会和“水做的”女儿做对，他的一句话却也是足够绕梁三日、回味无穷：
挺清净的女儿家，怎么也和那些蠹蠡一样，浊气逼人。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日，德国 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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