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人物越近，越难做出具有更广阔视角，能够自洽地解释、说明更多现象的评价。评价李慎之先生也是如此。在评价李慎之先生的时候，笔者发现不仅笔者自己，还有很多写作者，常常以自己的经历，或自己和李慎之先生的关系，来评价李慎之先生，其结果
，这种评价很可能在一、二十年，甚至几年以后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阅读价值。因此，为了能够尽可能客观地评价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在评价以前，选择参照系，反观自己的方法，或许是尽可能地避免自己的局限和偏见的一个较好的方法。
笔者在这篇评述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文章中，将首先对过去五十年来的大陆知识界的所谓学术和思想活动作一粗略回顾，然后具体地就李慎之先生的政治文化观作一简单讨论，并且希望由此能够对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要在一篇如此短的文章中，既对历史，又对具体观点做出详尽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这些问题更为详尽的论述，笔者以后会陆续做出。
一 最近五十年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所谓学术讨论回顾
放眼更远一些的历史也许对我们评价眼前的事物有所助益。因为对比也许使我们能够发现，很可能十年，甚至不要十年，而是三五年后，我们就会重新评价刚刚过去的一切。我在“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任何过高地估计这两代知识分子都是不适当的。回顾最近五十年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所谓学术工作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关于这五十年的历史，我认为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是从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期，第二是八十年代以來。
从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期，人们今天基本上无异议地看到，除去一些翻译介绍工作，基本上毫无学术可言。例如作为历史学领域中重要成就的所谓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过是标签如何贴的问题的讨论，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讨论。至于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代表的李泽厚先生参与的美学讨论，都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就更不要提所谓武训传讨论，人性论讨论、清官问题讨论等了。所谓学术刊物，从《哲学研究》到自然辩证法等的各类杂志，都是另一类中宣部的刊物。这些所谓学术文章不仅拿到世界上，让正常社会的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也没有人再去阅读他，很多时候让人感到可笑。
第二是从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我认为这个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继续。例如，七十年代末
期、八十年代初期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被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作为重大成就反复提出，其实就学术来说，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它的政治背景，单从学术看，这个讨论甚至可以说是荒诞。再例如，某位曾经在大陆堪称著名的“知识分子”的《首脑论》一书，八十年代在大陆影响非常大，但是，这本依靠报刊和通俗读物写成的书根本进入不了学术店堂。现在，他虽然自称研究联邦制问题，但是香港大学的一位法律学教授公开评述，他最大的问题在于学养不足。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能够在那个社会走红的所谓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例如以金观涛为代表的走向未来丛书群体，以及北京文化丛书派群体中某些个人。（参看注解拙著）和此前三十年的所谓知识界的历史一样，他们同样是为了政治和社会影响，利用学术。由于他们甚至没有李泽厚等上代人的学术功力，因此在学术问题上的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张冠李戴，以及共产党社会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式的宣传手法，可以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贡献是，利用了开放，使得大一统的极权主义文化陷入混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把过去三十年来所有共产党文化中的劣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学术和学术道德的败坏愈发不可收拾。这和共产党的所带来的社会道德沦丧是相表里的。他们的“学术”在海外也早已贻笑大方。
对此，距离八十年代越远，离中国当代文化越远我们就会看得越清楚。与其让人家耻笑我们，说我们学养不足，不如自己近勇知耻，深刻反省自己，一招一式地重新认真演练。
最近二十年在大陆扎实的追求和思索，则起于谢泳、陆键东，以及在海外的王友琴等另一代，另一类知识分子。
二 李慎之先生觉醒的年代－一九八九年
七十年代末期，平反右派之后，“激进”的方励之先生、包括再后来八九年觉醒的李慎之先生都重新返回了共产党内，对共产党的改变充满希望，但是，在北京的知识界有一位李德奇先生，笔者记得当时亨普尔等西方哲学大师访问北京的时候，都是他的即席翻译。后来别人告诉笔者，他也是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资历和许良英先生类似。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前，他是当时北平的一所著名大学的英语专业学生，地下共产党员。然而在所谓右派平反后，他拒绝重新回到共产党组织。这个例子常常令笔者反复思索究竟如何评价所谓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智力和精神，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道德观。
李慎之先生的觉醒是在十年后，一九八九年。由于共产党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李慎之先生“开始”和共产党分手。其实共产党此前屠杀了多少人，李慎之先生当然是清楚的。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经过十年“开放”，当年陈寅恪、梁宗岱、刘节、乃至更远一些的储安平等的真正的持不同政治、文化和知识观的知识分子的声音，中国知识界居然仍不能够听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就是因为李泽厚等这两代共产党知识分子起了隔绝的作用。由于李泽厚、以及和李慎之先生年龄经历相仿的这两代知识分子不肯否定自己，反省自己，（事实上他们大约也没有能力做出这种反省）因而使得重新发现陈寅恪、梁宗岱和储安平等人和他们的思想学术的工作落到了对他们非常陌生的下一代，陆键东、谢泳等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不但是生长在文化荒漠之中，而且也是在黑暗中“依靠自己”寻找历史、寻找另一个知识和文化世界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导师”对我们后一代人作的只是封闭。从五十年代以來的那些所谓学术“讨论”、学术批判、那些数量不多的西方翻译著作的打棍子前言后记，都是他们写的。所以到一九八九年，尽管已经所谓“开放”十年，已经有条件在缝隙中引入真正的学术研究和知识追求，引入自由主义的精神，但是，中国的知识文化界却基本上还是完全陷于共产党的，或者共产党式的封闭的知识、文化活动。在这一点上，李慎之先生和这个所谓“时代”特征是合拍的。
然而，对比鲜明的是，到一九八九年，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中，自异于共产党极权主义文化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活动，在苏联、波兰、匈牙利到捷克都几乎成为运动。在政治上，萨哈罗夫、哈威尔等人也完全代表了另一种追求。上述各类人物的作品和对他们的介绍七十年代后中国也有陆续不断的出版。例如《古拉格群岛》等书。
总之，到八十年代，上述各类人物，及其追求和运动，例如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以及索尔仁尼琴等知识分子、艺术家的作品，中国的知识界基本上已经都能看到。换句话说，到八九年，认识到这些东欧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在精神、思想，乃至文化和知识上的独立追求，看到他们和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政权，及其文化的水火不容完全是可能的。但是，到八九年为止的李慎之先生基本上还是共产党内部的开明派。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并没有到达和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我这里指的当然不是表面上的决裂和对抗，而是精神深处的。例如，陈寅恪先生，四九年后也没有什么激烈之举，但是他的精神始终完全和共产党文化不相溶。再例如洪谦先生，他甚至尽管和胡乔木有私人之交，但他还是坦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谴责的“唯心主义”，拒绝任何进一步的屈服和昧心的写作，一直站在共产党政权和意识形态以外。
没有八九年的屠杀，我不能断言李慎之先生会如何，只能推测，他可能会继续在党内开明派方向上继续演进。
三 李慎之先生的文化政治观简单辨析
李慎之先生由于八九年的大屠杀而走向对现任政权的批评，几年后走向对这个制度的批评。然而，在大屠杀后几个月，另一个举世震惊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整个共产党集团的彻底崩溃。除此以外，在此后几年世界性的信息传播发展速度也是以前几十年，共产党铁幕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正是因此李慎之先生能够看到哈威尔的文集并为之书写介绍。同样李慎之先生也应该看到政治上戈尔巴乔夫，以及思想文化知识领域中的其他曾经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生活过的东欧知识分子的追求和思考。但是，如果把李慎之先生看作是知识分子，李慎之先生他整个九十年代的文章其实从来没有脱离“谏士”的特点。他甚至认为， “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新世纪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完成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的任务。” （李慎之先生，“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的采访，多维网2000年3月17日始连载）
与此平行的是他对邓小平的大为赞扬。无论从哪方面看，邓小平都是一位典型的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他的教条和强硬使他活着的时候和共产党所有对不同思想和不同政治倾向最强硬、最无情的镇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八九年的大屠杀由他一手制造是没有任何奇怪的。而邓小平的改革不过是为了巩固极权主义统治不得不采取的另一种方法而已，他从来不是一个要改变极权社会的政治性质的人物。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改革持积极的态度，是因为它可以导致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把这种支持变为对极权主义者邓小平的赞扬，我认为和任何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信念都是完全不相容的。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对共产党和极权主义统治的态度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李慎之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的态度。他和很多不能脱离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所谓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按照他的看法来评价“文革”，“文革”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
“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专制主义”。他，以及和他在思想与经历上类似的“知识分子”认为极权统治的根源和自由的敌人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摆脱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而不是他们所协助建立的共产党及其极权主义统治。
为了更为准确地评价李慎之的历史作用，笔者在此更多地讨论一些他的文化观问题。因为的确正如许良英先生所说，最近十几年来笔者在这方面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应该说是，笔者自从六九年反叛那个社会，开始批判反省马克思主义以后，在认识论问题上，到今天为之所完成的最后的一个转变。笔者认为，或许这种文化观问题更能从知识和文化的层面说明李慎之先生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
1．
对“文化”一词辨析：
如今我们谈论文化已经绝对不是中文文字意义上文化所具有的含义了。因为人们使用文化这个词和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交流讨论的时候，实际上指的都是西文的Culture。仔细考察西文的Culture和中文的文化是有着微妙的差别的。西文的Culture是从Cultivate而来，而Cultivate则有耕作、栽培、养殖、培养、磨练的意思。它是建立在二元的基础上的，也就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上。它是向外的。但是中文的文化则是一种向内的修养，更多地具有精神的东西。同样中国传统把“知识分子”（姑且用这个词）称为“文人”，而西方称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也有这种不同。“文”人所追求的当然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不一样。这就是工匠等在中国传统上地位不高，而中国文化不可能产生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原因。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这个区别表明中国文化传统和时下人们所谈论的西方文化追求的基础和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任何不加分析地的简单对比都是蹩脚的。
2．
对多元文化的思索：
由于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得今天的人们已经彻底抛弃了十八世纪开始盛行的一元文化观。多元文化观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尽管很多西方人在心理深处还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在今天的西方如果哪一位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哪一个媒体敢于公开批评攻击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说他们不如西方文化，那么立即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并且使自己声名狼藉。
文化，实际上是不同地区的民众，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对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追求的产物。由于存在着种族、地理环境、认知取向的不同，对人和其种群所面临的问题的思索和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当然产生的文化习俗也不会一样。这告诉我们，对于人所面临的问题思索和解决，对于人生的追求不可能只有一种价值基础、一个途径，一种方法。科学史家萨顿曾经在谈到科学、艺术和宗教的区别的时候，认为这些是人的追求的不同方面。人的追求犹如攀登金字塔，科学家、艺术家和宗教家在底下看来相距很远，但是在追求的终极目标上，却是相通的，三位一体。其实何止这些具体的追求科目，不同种族、地区人的文化追求其实也是一样，文化的追求在最高峰也肯定是相通的，三位一体。笔者相信，人的追求是相通的。你可以否定在追求中产生的各种糟粕，但是不能否定伊斯兰民众、中华民族、印度人民几千年来对于生活所做出的追求，以及随之产生的文化传统。
3．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唯物史观到一元文化论
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地引述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波恩所说的一句话，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并且自己握有这种真理，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一元论会导致极权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一元论者虽然有时候也追求所谓民主，但是他对“民主”的追求隐藏着更大的危险。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共产党人，在四九年以前，乃至以后，他们都声称是追求民主，但是带来的却是罪恶。事实上这些共产党人，即使在追求民主的时候，对不同于他的思想倾向和观点也没有尊重过，并且永远没有学会尊重别人的追求。
对于文化问题的涉足使得笔者看到，虽然最近二百年来思想认识的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从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前后的文化批评，变成最近几十年的对于不同文化的批评辨析，但是，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由于共产党的封闭，以及这两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封闭，仍然禁锢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五四前后引入的一元论文化观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文化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唯物史观的产物。他以为历史的发展是一元的，是决定论的。凡是和他们认为的“进步文化”不同的都是反动的，落后的。这种一元论的文化观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进步的道路，进步的目标，理所当然地要排斥其他的文化思想、其他的追求。这种革命的文化观不仅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等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而且是传统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派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例如卢卡契、葛兰西，以及当代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左派的某些人。
对于中国近百年的知识界来说，五四以后持这种思想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进行文化革命，寻求“先进”的文化，摒除旧的传统。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为此而投身运动，从事政治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绝非偶然，它是李慎之等两代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结果。李慎之先生也一语道破这点，“文革”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也就是从原则上他们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所以，李慎之先生这代知识分子虽然和其后两代知识分子不同，有中国文化修养，甚至熟悉爱因斯坦、罗素等西方思想家的作品，但是，在文化革命中，对于那么丑陋，臭不堪言的文化革命居然不仅没有憎恨，反而热泪满眶地追随，就毫不奇怪了。
对于经历了如此浩劫的文化革命的研究和反省，一个民族的知识界几乎没有作什么工作，这是令人痛心的。而面對如此的民族文化浩劫，李慎之先生还讲出“以最最最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更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传统完全背道而驰。
这还使我们看到，李慎之先生等曾经是共产党得力骨干的知识分子，虽然遭受过委屈，在委屈中反思过共产党的政治倾向，但是从来没有对自己为什么投身共产党在知识和精神层面做出过更进一步的反省。他们一直保持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唯物论知识框架，在文化革命结束二十多年后，仍然继续着这种文化革命。
走笔至此，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李慎之先生的那种一元论文化观是文化革命的思想基础，笔者为什么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要彻底反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以为自己认识到“进步文化”，因而排斥、甚至革其他一切文化的命，是这个罪恶的思想基础。
4．反传统的背谬。
A.当代极权主义和共产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非中国传统的结果。
如前所述，李慎之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和痛恨，远过于对于共产党及其文化的批评和痛恨，由于李慎之先生的这些批评是建立在专断、教条的一元论的思想基础的，因此，实际上他所做的对于共产党文化、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的比较分析，是非常值得重新推敲的。
把极权主义专制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中国文化，其结果之一是使人们误以为共产党文化是好的，而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存在，使得共产党、及其文化变了质。
然而，任何对于共产党文化的研究就会发现它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产物。这里可以借用科学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所作的一个对应表，以说明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思想方法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为了从心理上来理解马克思，我们应该运用下列的辞典：
亚威＝辩证唯物主义
救世主＝马克思
选民＝无产阶级
教会＝共产党
耶稣再临＝革命
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
左边的词汇意味着右边词汇的感情内容。正是这种夙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所熟悉的感情内容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我们对于纳粹也可以作一类似的辞典，但他们的概念比马克思的概念较多地接近于纯粹的旧约和较少地接近于基督教，他们的弥赛亚，与其说类似基督则不如说更多地类似马喀比族。”（《西方哲学史》上卷 447—448页，罗素著，何兆武 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初版。）
返回来分析今天的中国社会，例如我们使用的语言，几乎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的痕迹，例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战斗的洗礼”，“中国出了个大救星”等，在传统中国语言中，并没有这样的词句和表达。翻开现今天中国的报刊，语言学者选择任何一天、任何一版作具体研究，就可以立即发现，除了能够为这个极权主义借用的极少的传统语言外，几乎所有的语言概念，使用的方法都来自西方，都和基督教文化有着血肉联系。这种现象当然也存在于我们日常的语言和思维中。
德国慕尼黑的一个研究所，从九六年开始，专门召开了三次有关基督教和共产党文化关系的研讨会。并且出版了三卷本总共一千多页的研究文集。（参见注解参考文献）对共产党，及其社会的具体研究使人们看到，从组织形式、社会制度、思想方法和思想结构，到语言等都和基督教几乎完全一样，除了把上帝换成马克思、共产党，圣经换成马克思主义，超世的神换成尘世的神（这是非常致命性的变换）。所以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西方的产物，而绝非如某些知识分子所说，极权专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中国传统和中国民众。
B.李慎之等先生反传统的第一个盲点：西方传统中的残酷专制和灭绝人性面
李慎之等先生把中国当代的极权专制归咎于中国的传统。的确中国过去两千年是封建专制社会，但是在李慎之等先生的思想中，有一个盲点，那就是他们歌颂的西方，在民主社会之前，也就是最近二三百年前，同样是毫不逊色的封建专制。如果他们稍加研究还会看到，中世纪的西方对于不同思想、异教徒的迫害并不亚于中国传统，至于把异教徒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送上绞刑架，烧死，关押起来，党同伐异、十字军等宗教征伐，圣战更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他们似乎也视而不见最近一百年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用集中营、焚尸炉残杀几百万犹太人，更是西方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更不要说他们自己置身其中的，从东柏林开始往东的极权主义专制的共产党集团。今天世界上所面临的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分子，实际上也都是西方的产物，绝非东西文化对立的结果。
传统的中国式的封建专制虽然不能肯定会走向民主，但是现在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历史上的许多突发事件，例如抗日战争、西安事变等，中国社会也不一定会走向极权主义。中国走向极权主义的结果，正是五四以后，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李慎之先生等人）和政治人物奋斗的结果。而西方走向民主则是自由主义精神、经验科学等思想精神伴随民众奋斗的结果。
在此笔者还要强调的是，多年来对西方知识界和社会，对德国的观察使我突然发现，除了当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众如此痛恨外，还没有看到，包括曾犯下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恶的德国在内的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甚至西方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如此痛恨自己的传统和文化。
C.李慎之等先生反传统的第二个盲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的抗拒
“观察渗透着理论”，笔者也曾经和李慎之等先生一样，带着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文化观的眼镜批判中国传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有着依附于统治者的传统，中国民众习惯于专制。笔者在研究东欧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也曾经感叹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教会和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感叹共产党对中国传统的摧残竟然没有遇到抵抗。但是九十年代以來，特别是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使笔者认识到，中国“文人”并不缺乏独立人格传统。以陈寅恪、刘节，乃至吴宓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文人，他们虽然远离政治，但是在思想、学问和人格、情操上保持了中国文化、中国文人传统中最可贵的东西。事实上这种传统即便在投身于共产党的邓拓等人身上，也是时隐时现的。而更远一些，则有例如储安平等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追求。可以说，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甚至其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精神和人格，从来不曾泯灭。
可以毫不为过地说，当李慎之等先生们缔造专制的时候，他们在反抗专制：当李慎之先生进出韶山膜拜，歌颂邓小平改革，对资产阶级和中国文化进行各种粉碎性的批判的时候，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祭奠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传统。而如果说这种传统是李慎之先生这两代投身于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粉碎的，我认为也是不为过的。不是中国传统产生了共产党极权主义，而是来自西方的共产党极权主义，以及将它奉为圭臬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西化了中国，埋葬了中国传统中一切积极的因素，保留了能够为极权主义服务的成分；不是“中国人之接受专制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而是李慎之等投身共产党的所谓知识分子曾经被极权主义彻底异化。
如果说笔者这一代人，是由于共产党的封锁而没有看到这一切，那么李慎之先生这代人为什么一直看不到这点，我认为是很值得从知识和人格上进行探讨的。
至于和波兰等东欧社会的教会一样，中国文化传统中和当代极权主义不相容的独立文化追求，价值追求，则在最近的法轮功问题中终于再现出来。极权主义的任何残酷镇压都无法阻止法轮功的传播和蔓延，其原因就在于法轮功深处的中国文化精神，东方的人生态度。
九十年代中期后兴起的法轮功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重新觉醒了东方人的生活信念和精神。就笔者了解，即便是不相信、反对法轮功的人，也很少有人否定它的功法的奇特健身效果，然而它的功法中正是贯穿了几千年东方民族对于生命和生活，对于宇宙天地的理解。法轮功的兴起是一次伟大的文化复兴，虽然它不问政治，但是它对极权主义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它引起极权主义者们的恐慌和残暴镇压是毫不奇怪的。带着共产党社会意识形态眼镜的知识分子对法轮功的陌生和敌视也是不奇怪的，这不仅是百年来不断的文化革命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
所以造就极权主义的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而是这些全盘“片面西化”的知识分子，这些由于自身的原因仍然不肯彻底否定共产党及其思想框架的知识分子。李慎之等先生无论对于现实政治和文化，还是对于自己以往的历史反省所做的实在应该说是太少了！
四，李慎之先生－开明的共产党人
如前所述，李慎之先生从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过批评和反省，可以说直到去世他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作为一种假说，甚至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存在。但是，一个人，只要他没有重新审查、怀疑马克思主义那种专断、教条的认识论基础，僵硬地坚持它，坚持那种相信人们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的所谓“客观性”，那么，他就肯定永远自以为能够找到真理，代表真理，并且，无论他在政治上站在那个立场上，他都不会对别人的知识和追求表示尊重，他对知识和文化的态度和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必定格格不入。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论基础和一元论造成了“革命导师”心理和现象，但是，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分子是不需要“革命导师”的。而李慎之先生九十年代所作的一切，仍然是革命导师的角色和工作，这一切都是过时的，和时代不相符的。
综上所述，在知识和学术问题上，李慎之先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思想和方法，也没有任何新的建树，他自己也没有在这方面努力跳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和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框架，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这方面问题的存在。他所做的只是一些具有社会政治影响的宣传性的工作，而这些通俗性的工作，既没有显示出他对共产党的彻底批评，也没有显示出他和共产党系统的根本性决裂，和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比较起来，尤其显得如此。
与此相应的是，李慎之先生对他前半生的共产党经历也没有做出任何重新的，彻底的反省思索，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明确地表现出来的是，他寻求的是开明的共产党。究其根本，非常自洽地是，李慎之先生是一个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开明的共产党人。
然而，即便于此，李慎之先生也还是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具有开明派共产党人精神的李慎之先生的努力使得九十年代的大陆的讨论气氛得到很大的促进，使得自由派知识分子有可能利用它促进扩展自由思想的讨论空间，引进真正自由的思想。这如同我们“支持”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一样，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改革开放”推动真正自由民主的内容，而不是为了支持共产党。我们赞扬李慎之先生，是因为他的努力可以从侧面帮助我们推动自由主义思想的重新诞生和发展，而不是为了把他树立为我们的旗帜和“革命导师”。
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来说，重要的是陈寅恪那样的自由主义精神，那种真正导致自由主义和宽容思想的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李慎之先生虽然没有作到，但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还是有可能、有机会推动中文世界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正常的对知识的追求的。
2003-11-26 德国埃森定稿
作者附记：
本文在悉尼的讨论会上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批评：
一，北京崔卫平女士认为从修辞学的角度看，这篇文章有严重的问题，不能令人接受。
二，悉尼由冀博士认为，使用成语造成语义模糊，例如望文生义、捕风捉影、张冠李戴、登峰造极。崔卫平和由冀都认为这是大字报文风。
三，吴国光博士认为，对四九年以后的否定缺乏历史的观点，因为即使笔者所推崇的陈寅恪的工作也是四九年以后做出的。因此不能说四九年以后没有有价值的学术工作。
四，徐友渔先生则认为，不能接受对他所参与的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完全否定。
对于前两个问题，笔者回答，不能说对极权主义的断然拒绝就是大字报文风。笔者也不认为不能使用“描述性”的成语。相反笔者认为，这几个成语的描述是恰当、准确的。笔者在会上举例说，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对于现代极权主义，左派，以及德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拒绝更为强硬和激烈，这或许令人不快，但是绝对不是大字报文风。
在会议上，为了避免造成讨论中的对立气氛，笔者应该说而没有说的是，笔者之所以在“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一文中、曾经特别提到什么是大字报文风，以及促使笔者匆匆动笔写第一篇文章“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的原因，正是因为笔者看到，开放二十多年，居然绝大多数的纪念文章仍然没有超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的框架。笔者认为，这种语言方式才是大字报文风的真正基础，这种语境才是大字报文风的语境。大字报文风并不总是打棍子，即便是歌颂、吹捧，“论述”，如果你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专断的概念，意识形态式的方法，那一样是大字报文风。笔者关于李慎之和顾准先生的前两篇文章，就是为了回应那些大字报式的纪念文章。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很多和我一样拒斥极权主义的人也都曾经遭到那些没有意识到拒绝极权主义的人的同样的指责。其次笔者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不断地提到过，笔者自己当然也必须反省、检查自己。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滥引名人语录，大话连篇，笔者十几年前也存在这个倾向。究竟什么是大字报文风的问题，其实就是究竟什么是极权主义社会文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对于吴国光先生的批评，笔者明确给与拒绝。笔者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都不能接受这种看问题的方法。
对于徐友渔先生的意见，实际上笔者在“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和思想—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一”曾经对于文化丛书派和走向未来丛书派的区别进行过具体的分析。对于文化丛书派，以及徐友渔先生的工作均做出过非常积极的评价。为避免误会，笔者修改了这篇文章的个别字句。
对于这场讨论，令笔者的遗憾是，一是没有人注意到本文的第一段提示，二是笔者文章中所提出的政治文化思想问题也没有得到讨论。撇开讨论问题，而热衷于给不同意见的人带上“大字报文风”的帽子，结果就使这场讨论情绪多于讨论，染上“大批判”的色彩。
参考作品及资料：
1．Wolfgang Wippermann， Tatalitarismustheorien:
Die Entwicklung der Diskussion von den Anfaengen bis heute, Primus Verlag, Darmstadt,
1997.
2．Karl Poppers Kritischer Rationalismus, Konzept der Gesellschaftstheorie 5,
Mohr Siebeck, Tuebingen, 1999.
3．Hans Mai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Konzepte des Diktaturvergleichs”, Bank I, 1996, Ferdinand Schoeningh, Paderborn, Muenchen, Wien, Zuerich.
4．Hans Maier／Michael Schaef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Konzepte des
Diktaturvergleichs”, Bank II, 1997,
Ferdinand Schoeningh, Paderborn, Muenchen, Wien, Zuerich.
5．Hans Mai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Konzepte des Diktaturvergleichs”, Bank III, 2003, Ferdinand Schoeningh, Paderborn, Muenchen, Wien, Zuerich.
6. 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Louis
Panne, Andrzej Pacz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Louis Margolin,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 Unterdrueckung, Verbrechen und Terror, 1999, Piper, Muenchen
Zuerich.
7. Horst
Moeller(Hg.), Der Rote Holocaust und die Deutschen: Die Debotte um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1999，Piper，Muenchen，Zuerich。
8. Francois
Furet, Das End der Illusion: Der Kommunismus in 20. Jahrhundert, Piper,
Muenchen, Zuerich.
9. Ralf
Dahrendorf, Der moderne soziale
Konflikt, dtv, 1994, Muenchen.
10．Melvin J. Lasky，Utopie und Revolution,
1989, Rowohlt, Reinbek bei Hamburg.
11．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stheorie，1971,
Studien-Bibliothek，Kiepenheuer ＆ Witsch
12. Hannah
Arendt, Ueber die Revolution, Piper, 1994, Muenchen Zuerich.
13．“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和思想—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一”，扬仁（仲维光），台北，《当代》杂志，总第七十三期，1992年5月号
14．“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二”，仲维光，台北，《当代》杂志，总第八十六期，1993年6月号。
15．“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仲维光，美国，《北京之春》，总第五十六期，1998年1月号。
16．“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美国，多维网，2003年5月3号。
17．“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美国，《民主中国》，2003年8月号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