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的去世，引发了人们的悲伤和对他的追思。在对他的悼念中由于牵扯到如何推崇他，因而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讨论。
李慎之先生九八年到德国图宾根参加会议的时候，本来笔者已经和马汉茂教授联系好，会后邀请他到波鸿大学来讲演，其后由于他突然中风而不得不中断在德国的旅行，因而擦肩而过。但是，从去年以来，笔者有幸接触到很多许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就一些问题讨论的文章和信件。这些信件的严肃、认真、坦率使得笔者对这位究其一生可以说是浸淫在共产党文化精神中的老先生增加了很多的敬意。因为尽管他甚至参与建造了这个文化，但是，他宽和、朴实、坦率，身上仍然保持着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同时看到，时代和经历加在他身上的桎梏。虽然在他最后十几年中，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我认为，他在知识结构和精神上基本上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他的学术观点和讨论问题的方法，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因为他使用的还是共产党宣传部的方法，使用的语言、概念，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意识形态式的。
我这样说，不是为李慎之先生贴标签，而是可以通过逐句逐字地分析李慎之先生最近十年来的文章和书信，来研究他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精神究竟是怎样。我认为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李慎之先生是自己也感到的。
笔者之所以说出这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论，是因为这涉及的是知识和精神的根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牵扯到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东西方知识分子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以及最近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中的争论，涉及如何看待近代人类社会中的极权主义－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这些内容在研究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中，在研究知识对历史和人类带来的各种影响中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虽然和很多人一样，在政治上是共产党的反对者，但是，带领笔者走向这条道路的不是政治抱负、仕途意识，而更主要的是笔者无法容忍共产党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知识结构。
当代对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研究发现，第三世界，尤其是共产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的一个特点，在追求学术、艺术和真正的生活时，首先就不得不面对政治问题，或许说的更准确一些是，面对政治，及其所强加给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结构，这已经成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所关心的却不只是眼前的政治问题，而是知识和精神，也就是最根本的生活方式问题。
伴随上述特点的还有另一个外在的、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几乎比同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在知识和精神的发展上总是晚来十年，也就是西方知识分子在三十岁的状态，他们却大约在四十岁的时候到来。
在研究极权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问题的时候，一般人很容易理解共产党社会的生活方式是追求自由和人性的人无法容忍的，一般人也还容易看到那种文化、及其精神的桎梏，和对传统，及其他文化的仇恨排斥，但是对于知识结构，似乎人们感到的不多。笔者在这里，在关于李慎之先生的追悼反省中，更多地关注的就是同样在那个社会无处不在知识问题和精神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会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一下子改变，也就是它不仅涉及当代，还涉及中国几代人，甚至可以说会影响到很长一段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
共产党极权社会和中国传统的专制，乃至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他有一套伴随极权主义政治的极权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除了有一套他自己的伦理道德规范外，还有一整套为极权主义服务的知识体系，包括方法、结构。
共产党的伦理造成了很多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理直气壮”地犯罪，这就是笔者推崇李慎之先生的良知，却引起一些人的不快的原因（参见多维网五月八号），他们对笔者的很多批评想要表达的无非是，你不能说所有那些看到共产党犯罪而仍然跟着共产党的人良知有问题。
由极权主义孳生出来的知识体系，则包括它所特有的一套思维方法、知识结构，以及由此出发形成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在这种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框架下，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是合理的，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世界观”，是合理的。
这两点构成共产党对于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不仅反映在文化精神生活中，家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而且甚至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结构中。
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有各种各样持异议的、或受到压抑打击的人，一类人，例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包括吴晗、翦伯赞等共产党文人，乃至很多被打成右派和右倾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威胁了毛泽东和某些人的权力，所以受到整肃。他们不满的不是极权主义、共产党政权，而是毛泽东，甚至只是毛泽东的某些做法。这种不满现象，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些人又从拥护邓小平，到对邓小平不满，再次重复演出了这个过程。
但是，也有另外一类人，他们从根本上和极权主义社会格格不入，他们不只是反对毛泽东、邓小平，而是从根本上不能接受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这方面，前有留在大陆没走的陈寅恪、储安平，以及离开大陆的胡适等人，在后，则有在文化革命后死而复生地诞生出来的新的一些人。这些人和东欧的哈威尔等人一样，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能适应的不仅是政治及其制度，而是整个社会的空气和土壤。
在沉痛悼念李慎之先生的时候，笔者提到，“十四年前，将近七十岁的李慎之先生，因为良知，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此人们可能很容易地看到。但是，对于另一个领域，知识结构和精神的变化，可惜由于他的去世而结束，不然的话，或许在这一领域中可能展现出更多的内容。”在那篇草率成文的文字的下面的部分，笔者提到，李慎之先生的这些信件增加了笔者对这位长者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不仅是他的道德勇气，敢于抛弃一生奋斗的所谓成果，而且笔者惊异的恰恰是，这个一生“骨肉”（李慎之先生批评共产党的专制后自喻，要剔骨还肉给共产党）都是共产党的人，居然还保存了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为此笔者认为，李慎之先生对共产党的某件事情和某个人的批评和反对，或许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一般对文化和思想精神问题更感兴趣的人来说，在悼念李慎之先生的时候，少谈点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标签），多研究些问题，具体地讨论几个知识结构和精神问题，或许是更好的纪念，因此，笔者在此试图就最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中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引起更多的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
一， 关于科学和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近代科学思想的产物
笔者在“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中谈到，“实际上，我们所讲的‘科学’究竟指的是什么，都应该推敲，是英文的Science，还是德语中的Wissenschaft，是近代以严密科学（Exact Science）的方法和思想为基础的‘科学’（Science），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科学。这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笔者在这里之所以特别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来自西文的中文翻译，科学，一词，虽然很多时候对应于Science，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缘故，在中文中这个词的使用却基本上是按照日耳曼传统，而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德语中Wissenschaft，虽然也翻译成“科学”，但是实际上是一种知识体系，甚至一种观念体系。这种特点恰恰抹煞了近代科学的特点。
基于Science的科学继承了希腊的传统，它具有一种经验的、分析的内涵。这种科学，发展到近代，则使认识论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对自己认识能力的考察和反省使得他们打破人类对自己感官所反映的世界的盲目信任和神话。人类能做的只是运用自己的感觉和思维描述世界。科学不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的认识，而只是建立在描述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因此，科学已经不再是思辨和形而上学的体系。
自从伽利略和牛顿以来的力学，最大的特点是对于运动、力的描述，而不是思辨，近代物理学不再思辨力的本质是什么，而转而描述物体运动的现象。对于这个转变的认识论的探讨，从笛卡尔和洛克、经过休谟、康德，马赫，到维也纳学派，维特根斯坦，探讨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详细。最后发现探讨者的理性的基础和前提也是非理性的，探讨者力图客观的描述本身也带有主观性。经过这种反省检验，尽管他们在知识探索中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例如，空间、时间、物体，乃至语言，和那些没有经过这种反省的思辨哲学（例如海德格）相同，但是这一切和海德格等的哲学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些概念是“描述”工具，而不是思辨的结果。科学哲学家几乎对每个概念和语言的运用，都深知这个概念和语言使用的界限在哪里，而不敢妄称，自己代表真理。这就是波普所强调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对于宗教我们什么都不能说；维特根斯坦强调的，在不能够说的地方就应该沉默。
然而，尽管笔者在“过度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作用究竟在哪里？”一文中，明确地提到“Science”和“Wissenschaft”的不同，但是，在多维网上发表的对笔者的批评的文章中，有些作者仍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把科学继续分裂为，科学和科学态度（参见多维网五月八号），显然这仍然是把科学作为一种体系，把科学仍然在德语的Wissenschaft意义上使用。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更远地考察，就会发现，我们所谓的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与（科学）方法、态度是无法分开的，甚至这种“科学”最重要的是方法和态度，是认识论问题。例如，人们会发现，在作者前面所谈到的科学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家中，没有一个哲学家像马克思那样有一套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波普和维特根斯坦，他们提出的是批评和分析，是如何进行批评和分析的理论。建立在这种近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对社会能够做出的只是描述。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黑格尔、马克思那样声称自己发现了社会的本质，历史的规律，并由此建立起一整套的体系。
在这种两种“科学”观的对立意义上，波普说，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康德之后，背离了康德，选择了黑格尔。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世界就会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知识分子有原罪。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全面继承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建立在背离近代科学和思想的基础上的。哲学家，乃至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对认识论问题的审查和反省，就可能导致专断、教条地自认为代表真理，而这就会导致物理学家波恩所说的，“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而自己是这种真理的代表，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而这就是近代希特勒极权主义和共产党极权主义能够肆无忌惮地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思想基础。
近代两个极权主义都诞生在德国是有着深刻的认识论的根源的。正是这种独断、无反省的认识论在德国造就了知识和精神的空气，极权主义的土壤，使得德国民族和知识界能够容忍并且跟着这些极权主义分子走。
任何知识分子在谈论问题以前首先要问问自己，他使用方法的界限在哪里，哪些问题是能够谈论的，哪些问题不能谈，哪些问题的讨论只是一种思索和推测。这是科学和科学思想最根本的态度。
在对于“科学”的不同理解中，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科学”的数学，以及历史等人文“科学”，在西方是都不能称之为“Science”，“科学”的。
在对于科学和科学思想的讨论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关于理性的看法。在中文世界中，当然在西方的一些没有经过近代科学思想，认识论反思的哲学流派中，例如传统德国哲学的继承者中，很多人攻击“科学”和“理性”。在中文世界中，对理性望文生义的理解，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关于理性的认识实际上和作者前述的对于“科学”问题的论述一样，Ration和德文的Vernunft，虽然对应的都是中文的理性，但是科学的理性是，Ration。Ration是一种“描述”客观现象的手段、方法，在康德，以及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看来，这是一种人的思维的先天的框架，一种想象，一种智力或思想的存在。所以波普说，“世界不是理性的，但是科学的任务是把它理性化。社会不是理性的，但是，把它理性化是社会工程师的任务。”
建立在近代科学思想和认识论基础上的理性，是启蒙、弄清问题的重要工具，而不是要人们崇拜信仰的对象。他相信理性地讨论问题，是进行讨论、批评、澄清问题的关键。知识要想不断发展，社会要想不断有效地解决问题，纠正自己，使民众和社会不被“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愚弄，就必须来“理性”地讨论问题，弄清问题，因此，理性是启蒙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在使用这种理性讨论非理性和非理性问题的时候，正是这种理性地探索，使得人们认识到非理性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因为当人们对人的认识进行理性的反思的时候，发现人的认识的最根本的深处是非理性的。例如爱因斯坦为什么反对量子力学的解释，因为在最深处，他认为世界根本不可能是不和谐的，上帝是不可能掷骰子的。这是他的信仰，而信仰是非理性的，不可论证的。
不是科学排斥宗教，排斥“非理性”，而是科学思想及其认识论看到宗教、和一些非理性思想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就是科学哲学家波普说，对于宗教，我们什么都不能说的深刻认识论根源。因此，实际上任何从理性上论证上帝的存在不仅是对于民众的欺骗，甚至可以说，这种论述是南辕北辙，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存在的基础。上帝和宗教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不可反驳，正是因为他是建立在超越理性的，非理性的基础上的。
德国自黑格尔以来的传统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则是把“理性”绝对化为人的各种“理念”。由于他们盲目地相信人能够认识真理，占有真理，因此这种理性（理念）有一种绝对的意义。Idealism，中文或翻译成唯心主义、或翻译成理想主义，然而用这两个词来描述德国哲学，事实上都不确切，德国哲学，德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僵硬的观念主义者，理想主义精神甚至可以说非常非常缺乏。
在崇尚这种僵硬的、专断的观念的德国近代哲学中，理性在黑格尔那里的表现就是绝对理念，在马克思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实际上，在科学思想看来，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并不是Rational，不是理性的。
对于理性，Ration，的进一步澄清，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建立在近代科学认识论基础上Ration，由于是一种探讨、描述问题的方法，因此，导致唯“理性”主义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理性”基础上导致“唯”科学主义的可能性也很小。相反，在德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对“理性”的理解和看法，却从根本上倾向“唯理性（观念）”主义、“唯科学”主义，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科学”，自认为自己能够发现真理，代表真理。
二， 启蒙是什么，启蒙的对象是谁？－—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
既然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不是在Exact Science，严密科学思想方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是在近代科学，Science，思想方法基础上的发展建立的“科学”学说。那么为什么，五四以后寻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且把他作为一个和科学紧密相连的社会科学思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有偶然因素，也是一些客观上容易导致它的因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既有道德伦理精神追求的冲动，也有知识分子个人本身的智力原因。笔者在此尝试讨论其中的一个因素，也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在认识论的问题上缺乏渴望追究和反思，或者说他们最根本的追求的不是知识和精神。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点的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国人对世界最根本的构成，以及人应该如何生活和西方完全不一样有关。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思索和追问，是西方二元观思想
－ 物与我，主客体，自然和人类的对立的思维的产物。这种把自然作为研究对象，改造对象，攫取对象是西方思想一个特点。而中国的先哲对于西方的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对人自身的定位和认识是持否定态度的。究竟如何描述这两种追求，乃至如何评价这两种追求，不是笔者在这里要谈的，也非笔者能力所及。但是笔者能够说的是，多年来对认识论问题的思索使得笔者看到，轻易地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国人的自然生活观，是和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背道而驰的。
在这里，笔者要谈的是，在西方这种二元观的哲学中，探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知识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之中，大多数智力较高的思想家都必然会在认识论问题上做出追问，也就是追问，人、主观是否能够，以及是怎样认识对象、客体的。这个起源于希腊的知识传统，在近代的代表人物就是笛卡尔、洛克、休谟和康德等人。这也是笔者在此前推崇强调的哲学家康德所说，在探索之前，我们先要对我们用以探索世界的工具，对我们的认识做一审查。这就是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得以产生的原因。然而，这种二元的知识观，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陌生的。因此，对于一般人来说，在接触到西方思想之后，容易接受的“科学”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也就是在德语意义上的科学知识，Wissenschaft，而不是那种建立在对于二元问题探索研究，并因此在近代产生转折，诞生近代科学的Science上。这种科学（Science），也可以说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然而，近代启蒙思想实际上就是产生于这种近代科学思想的基础上，这种对于二元观认识论的追查探究基础上的。
启蒙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个词是等同于西语中的enlightment（英文）（参看The Chambers Dictionary等英文原文辞典），Aufklaerung（德文），那么他的意思主要是弄清楚，讲明白，也就是你要让人清楚你讲的究竟是什么，你是否在天花乱坠地胡说八道，愚昧民众，蛊惑人心。这其实是西方知识分子在面对教会和教义，面对旧的教条的知识和精神框架，在精神、思想，和知识上所做的努力。也就是对存在于人们面前的知识，学说等的重新审查。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启蒙最主要的对象、目的，其实是知识分子和知识问题。
启蒙把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方法拉到光天化日下来辨析，你的方法有那些界限，你能够谈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有答案、能够证明或否定，哪些问题则是没有答案的，你的谈论或者只是一种推测，或者更坏，是蛊惑人心、哗众取宠。如此，更不要说在知识领域中你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拉在一起胡扯了。特别推崇康德为启蒙主义哲学家的波普之所以对知识分子强调，一切人都会犯错，也正是为此。
以传统中国思想为基础的中国知识分子把西语的enlighten、 Aufklaeren翻译成中文“启蒙”，他的主要意思就成了开发民智，而几乎完全失去了启蒙在认识论问题上，克服教条和盲目自信的意义。近代中国，除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胡适、陈寅恪、洪谦（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哲学家），以及从事自然科学的吴大猷等人，（恐怕还应该有王国维），在方法论认识论问题上有着良苦用心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各种左派知识分子对于认识论问题没有过更深的反思和追求。这种现象直到如今。
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教条的反映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经过近代认识论的洗礼。那种对于人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相信，是未经探究的，盲目的。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反启蒙的。它恰恰是启蒙，也就是弄清楚、弄明白的对象。
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和近代科学思想的这种关系，就是当年爱因斯坦在看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后，认为，它对于“科学”的发展毫无价值的原因。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个对于自己使用的方法、概念进行过反思探究的人，是不会固守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中的，也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更多地关心的是“问题”—精神思想、知识“问题”，而非政治，那么它就不会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圈子。这也是人们所常说的，如果到了三十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可以说这个人没有思想能力，这句话的认识论的基础。
至于在社会实践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够作为当代极权专制为自己辩护的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专制工具 － 也就是说，这种意识形态和希特勒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一样，能够愚昧成千上万的民众，使他们丧失一般理性、人性，跟随伟大领袖和党，犯下无数罪行，则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反映了另一个侧面的启蒙问题。
对于这种能够充分为专制暴行，如文化革命，服务的“理论”体系，究竟它是前提，还是方法、结论出了问题，需要我们弄清楚，弄明白（enlighten, aufklaeren），也就是说需要我们针对这种“思想理论”做出探究，做出“启蒙”。从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启蒙”的对象。
实际上，导致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础，导致近代两个极权主义都是产生于德国的思想基础的正是这种德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专断、教条的认识论根源，这种传统的整体论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是反对弄清楚、弄明白，反对启蒙的。中国当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专横，以及“假”、“大”、“空”的各种文化、知识现象，所谓“大批判文风”，究其思想方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础，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即德国的这种思想知识传统。
当然对于马克思的一些对于社会公正等问题的“思想”，而不是社会“科学”则是另一回事，很多知识分子，包括爱因斯坦、波普对此都没有否定。
综上所述，启蒙传统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这种启蒙是在二元论基础上的知识论和认识论的不断探求，因此，从康德以来的启蒙传统使我们看到，启蒙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是思想精神问题。
最近二十多年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专断教条思想进行进一步反省探究的中国思想界，在中国的文化知识界又炒作起海德格、哈贝马斯，乃至傅科等各类非理性思潮。事实上从前述启蒙的意义，对于从黑格尔到当代的海德格最近二百年来统治德国的晦涩哲学，无论是从认识论的意义，还是从对于知识和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都是“启蒙”的对象，应该探究清楚的对象。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的著述提出的疑问是，他们谈的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是在有根据的论证，还是在云山雾罩？他们是否让人们知道，一切知识都是一种推测，都是可能错误的？
推崇康德的启蒙哲学的波普，认为这些哲学家说的是一种“黑话”，是为了混水摸鱼，他曾经特地把哈贝马斯的话翻译成简单的，非常容易懂的语言，让人们看，这些令人眩晕的语言后面有的本来很简单，有的其实什么也没有说，不过是故弄玄虚。
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绝对不只是当年针对专制，针对教会及其学说的政治性的历史运动，而是在人类社会精神生活中永远存在的一种倾向。为了社会的正常发展，不被一小群人为了个人或群体的利益蛊惑利用，永远需要探究如何清楚、明白的启蒙。启蒙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争论对抗。由于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知识问题，思想精神问题，因此，知识分子的主要对手一般来说主要是某些所谓知识分子。当然在第三世界中，在极权社会中，人们首先看到的一般总是知识分子和独裁者的政治对抗，但是这种政治对抗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思想根源、知识根源。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是否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是否是“革命取代了启蒙”？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如果不了解启蒙是什么，不知道启蒙的对象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和知识问题，那么就仍然还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妄自尊大。
对于这种讨论，我们还很容易地看到，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谈论启蒙问题，却很少涉及认识论、知识论的深入考察，很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种考察分析，也就更不要说，对于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方法、治学方法，或者说得更尖锐些，对每个人自己进行这种康德式的分析考察了。实际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来把启蒙作为口号叫嚷的最响的这些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共产党文化，党八股学术的推销者，甚至具体为这种党文化，以及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知识框架做出过非常主动积极的贡献。例如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李泽厚先生，五十、六十年代曾经积极在美学上论证五星红旗、共产党美在哪里，努力建立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美学，李慎之先生等也都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这个共产党文化思想大厦的缔造者。
一个专制政权的自觉维护宣扬者，没有进行任何反省，就谈如何对民众和社会启蒙，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这种现象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楚地看到，启蒙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八十年代以来，启蒙在某些人那里，只含有为个人需要的政治和社会功利作用，仍然远离认识论和知识论，远离精神思想的真正探索，也可以说，仍然没有任何弄清楚、搞明白，真正启蒙的含义。
在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认识论探究的启蒙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在此，上述两个问题的结论就是：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
启蒙就是要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弄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专断的、教条的；
启蒙就是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唯物史观，为什么是文化革命等极权专制的思想基础，和极权主义的文化根源。
弄清楚这些问题，人们也许就会理解是什么造成成千上万的民众，愚昧地跟着独裁者犯罪，那些虔诚的跟着共产党犯罪的左派知识分子的“道德”究竟是在哪里败坏的，知识和精神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对于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界来说，重要的不是政治上“剔肉还骨”，而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精神和思想，以及道德的自我鞭挞。
很多人很愿意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但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很重要的、正面的特点就是鲁迅先生不断强调的、对自己的解剖，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也就是对自己的内省
－ 知识的、道德的。
对于这两三代要给民众和社会进行“启蒙”的知识分子，不是民众的教育程度低造成了专制，而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最近五十年来，又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精神、知识上始终依附、寄生于极权主义政权，助纣为虐；不是民众欺骗了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欺骗了民众！
三， 告别革命：告别革命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共产党
笔者在第二个问题中说，八十年代以来，启蒙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那里，仍然只含有为他们个人需要的政治和社会功利作用，除了启蒙问题外，另一个在当今世界具有深刻思想根源的问题也被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作为口号，实用化应用的是“告别革命”。它同样不仅在思想界，而且为社会带来了混乱，是一个必须弄清楚，也可以说待启蒙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套一句实用地使用“告别革命”的李泽厚先生的话说，不能由于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政治需要”压倒启蒙。
在考察告别革命时，我们首先同样要弄明白“革命”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谈的革命实际上从西文，revolution，而来。我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在学术领域是跟体育领域一样的，你进入足球场踢足球，就要遵守统一的足球规则，虽然这个规则是西方创造的，基本上全是由西方人制定的，你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你不能随意使用中国的蹴鞠规则。在讨论社会思想问题的领域，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体育项目和规范。所以，这个“革命”也非中文“革”和“命”二字组合原来所具有的含义，这在当代中国知识领域中，很多概念的情况都是如此。如前述的“科”“学”，他对应的是Science，还是Wissenschaft，是必须弄清楚的，否则你无法体面地进入知识领域讨论问题。你在足球场上的蹴鞠表演，会让人莫名其妙。在这里我没有崇洋媚外、妄自菲薄。比赛相扑，西方人不也必须改换装束，遵守日本人的规矩吗？西方人研究气功和针灸也必须按照中国的精神规范。如今西方研究学习“气”功，“风水”，已经直接用“气”和“风水”两字的音译了。我希望有一天，西方人，至少研究中国思想文化，要用准确的中国式的表述。但是现在不幸，笔者被父辈抛到了必须比赛足球而非笔者生理上所能胜任的蹴鞠的时代。
革命一词，Revolution，在西文中来源于天文学，是旋转的意思，它之所以有革命的指谓，是因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本来人们都是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哥白尼却“使”地球旋转起来，他发现使用地球围绕太阳转描述天体运动，将会使得很多现象的描述更加简单方便。今天虽然人们已经对这个看法习以为常，但是人们其实还是能够想象到，这个思想当初对人们的精神观念所产生的震动。因此人们使用旋转这个词，来描述外界事物，以及人们的思想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货真价实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文翻译成“革命”虽然社会政治含义更多，很多时候人们忘记了他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含义，但是，应该说还是贴切的。
哥白尼的日心说可以说是天文学的革命，在科学领域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其后的量子力学的产生也可以称得上是革命。而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二十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以及接续而来的共产党的革命，乃至中国的文化革命，也都名副其实地是革命。革命就是要整体性的，彻底的变化。
在科学和知识领域中的革命，是人们使用的前提、方法，乃至一整套包括心理在内的规范都产生了变化。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可能从牛顿力学中发展出来，而完全是另外一种思想规范。由此而来的所谓“普朗克定理”，也就是说只有等老年一代的物理学家死去，新的规范对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来说才再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揭示了这种精神思想革命性变化的困难。
由此可见，革命，在知识领域中是无法彻底告别和防止的，当然革命在知识领域中造成的也不是彻底破坏性的。例如，在很多地方，人们使用牛顿力学更加方便，甚至在航海的时候仍然使用地心说，描述某些现象。
在社会领域中的革命则是制度和根本的生活规范改变，由此革命肯定会导致对传统的破坏和中断，革命必然是反“传统”的。对于这种根本性变化为社会所带来的破坏性，无论列宁和毛泽东都是深刻地认识到了的。因此，毛泽东有关革命的名言说的是非常确切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样一种具有强大破坏力的革命：
第一，能够彻底防止、告别吗？
第二，革命何以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被左派知识分子奉为灵丹妙药，甚至成为法国的阿隆（R. Aron）所说的左派“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三，被李泽厚和刘再复先生突然炒作起来的，从五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争论的“告别革命”，它原来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告别的是什么？（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香港，天地有限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社会领域中的革命，看来和在知识领域中一样，是无法彻底告别、防止的。因为在人类社会中，除了共产党信奉的革命外，还有另一类“革命”。只要有“罪恶”的制度和社会，“罪恶”的统治者存在，例如希特勒，共产党极权专制，就肯定需要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制度和统治者是需要彻底告别，推翻的。
对于希特勒的彻底否定，敢于公开反对的人已经微乎其微，（在德国和欧洲等地仍然有一小部分人敢于公开反对）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却是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为他辩护。《共产主义黑皮书》所引起的有关是否能把共产党和希特勒并列的争论正是这一点的反映。尽管如此，似乎人们都不能否认的是，如果我们不希望在极权专制制度下生活，那么，就要改变，并代之以另一种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而这种改变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这尤其是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极权专制社会，因为他的制度，及其整体论的专断教条思想，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必然从根本上排斥和破坏传统及其文化，排斥近代人权自由。所以一定要改变转换，改变转换就意味着革命。然而，这种转化，由于是在另一种认识论的基础上，也就是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不一样的，非教条的多元论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近代人权自由，近代科学认识论思想的多元论基础上，所以，他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和破坏。他能够和知识领域中的革命一样，在多元论的思想基础上，发生“和平革命”、“柔性革命”。一九八九年东欧各国的革命展示了这一点，西班牙等国家也曾经经历过这种性质的革命变化。
检查这种和平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和共产党革命的思想基础的区别，人们能够看到，那种暴力革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自以为代表真理的基础上的，而柔软革命则是建立在自由宽容、科学的多元论基础上的。因此，革命虽然无法彻底告别，而告别暴力还是可能的。告别暴力，则意味着告别唯物主义，告别自以为代表真理的一元论，马克思主义，某些传统的黑格尔式的德国思想。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革命不一定肯定是以一元论，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决定论思想为基础。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一元论、整体论的思想却必然导致革命和暴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必然导致革命学说和暴力。而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左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把革命奉为神明，革命为什么会成为阿隆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绝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都是整体论（Holism，Totalism）的方法。在所谓质变量变的本体论的辩证诡辩中，他们认为整体性的质变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变化，而任何局部的修补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和这种整体论相联的西文中的Totalitarian，Totalitarianism，就是我们描述希特勒和共产党社会的极权主义者和极权主义。
这种整体论的方法谈论问题总是使用阶级、历史、资本主义、后现代、人类、男性主义，女权主义，东方、西方、文化，乃至规律、必然性、本质等抽象的大而空的概念。整体论的一元论思想，以及对于这些概念的使用，如前分析是一种没有经过近代科学思想分析，没有经过认识论的检验的思想。它是专断的、教条的。这些概念没有任何真正的、具体的内容，究竟它具体指的是什么？你无法还原成操作，证实或证伪，它只能为描述一种情绪服务。
例如，来自大陆的一位研究海德格的学者居然把两位完全对立流派的哲学家海德格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做比较的文章的题目叫做“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流”。本质是一种无法捕捉的抽象，而抽象没有深浅的问题，抽象深处的交流则完全无法捕捉，可见他根本就不理解科学哲家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最后一个命题）不理解维特根斯坦早期，就不可能理解维特根斯坦晚期，不懂得数理逻辑，就不可能理解维特根斯坦早期，所以如果试图严肃地谈论维特根斯坦，没有这些基础，最好也是沉默。
使用整体论思想方法的左派们常常是在宣泄情绪，而不是在做科学地分析。然而如此也就罢了，问题严重的是，他们把这种宣泄宣称为“科学”，进而宣称自己宣布了真理，占有了真理，这就为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混乱。正如一位诗人，如果他自己渲染一种绝望，或疯狂，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理解，甚至感觉到共鸣。但是如果他宣布，这是“科学”，是“真理”，把社会和所有的人推向于此，那么人们就立即会感到他的荒谬。再如在科学史领域中，女权主义者，尽可以来宣泄情绪，宣泄对于发现万有引力和三大定律的牛顿居然不是女性的遗憾，但是，如果把牛顿力学作为男性主义的产物，对于女性的霸权，甚至强奸，那就不仅结论荒谬，研究者可笑，而且它给社会带来的副作用也必须加以注意，加以澄清—“启蒙”。
这种整体论思想的社会产物，就是极权社会的“假”“大”“空”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社会中无所不在，它绝不只是存在于文化革命中的《金光大道》，“接班人之歌”，从每一台文艺演出，每一句歌词，每一段小说、戏剧、电影的对白你都能看到这种特点，像最近二十年来走红的张承志的作品，六·四tian安Men广场上的那些学生们至今还爱唱的“血染的风采”，都是假大空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则都渗透着革命，和革命情怀。由此人们实际上是可以体会到这种整体论和“革命”是血肉相连的。
我们说它和革命血肉相联，还由于这些大而空的概念的任何变化都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变化，因此也就都意味着所谓“革命”。可以说，如果你相信马克思的反映论，你就不会怀疑人类感觉的界限，相信你能够占有真理；如果你相信一元论，就会坚信有一条必须走的道路，相信决定论，必然规律；如果你用的是整体论的思想方法，你就会相信一个整体的变换，代之以一个更理想的模式，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一旦你感到自己找到了真理，占有了真理，那么用革命方法来实现它，就变成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套思想，在宏观上造成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实用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微观上造成家庭、人际关系的颠覆性革命，传统道德彻底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一元论史观和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使得这一切“合法化”。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革命问题的探究不仅涉及政治社会问题，而且涉及到思想和精神深处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事实上，关于革命的讨论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就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讨论和争论。一百年前的知识分子苦于对人间黑暗的痛恨，憧憬乌托邦大同世界，幻想用革命的手段一举成功。但是法国革命和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尤其是俄国革命后的专制和残酷，使得对于知识和良知的追求能够超过个人尘世间荣辱利益的知识分子看到革命的肮脏，对于革命的论述和评价从三十年代后，就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的中心题目。虽然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托洛斯基认为，革命被背叛了，有好的革命，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认为肮脏表明要不断革命，而薩特等人甚至借用毛泽东的不断革命，以中国的文化革命为楷模。但是有关革命的争论，却还是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告别革命，民众越来越厌恶革命。这就是法国的阿隆为什么在五三年就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着重讨论了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这三个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尊奉的标语。美国的拉斯基的《乌托邦和革命》记录的也是那一时期在知识分子中的争论。卡尔·波普在六九年和六八学运的精神导师马库斯在德国电台上的讨论，并为此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的题目仍然是《革命还是改良》。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不能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乌托邦，而使用革命，社会能够在民主地点滴纠正自己的路上逐步渐进。
到了一九八九年，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的时候，在七十年代中期后逐渐觉悟的法国知识分子中以前的一些左派，甚至毛分子，对革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反省，其中最著名的是历史学家，弗莱特（F. Furet）。
虽然告别革命已经成了这一派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提法，但是这个口号后面实际上意味着告别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告别左派。八九年东欧的软性革命，共产党集团的崩溃，更加深了弗莱特等知识分子对此的反省，到九五年，弗莱特出版了《幻想的终结》，九七年一群觉醒的以前的左派，甚至毛分子知识分子，集体出版了《共产主义黑皮书》，更为彻底地清算了左派和革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些所谓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产生了更为尖锐的争论，那就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是否可以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一些人认为，二者在罪行上等一切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另一些人，虽然承认共产党政权的罪行，但还是坚持认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在笔者看来是如何否定，如何告别的问题，而早已不是是否应该追随、拥护的问题了。
这就是告别革命这个时髦口号的来源。所以，告别革命，对于现今世界，及其知识界，当然也包括中国，就是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共产党，告别整体论的极权主义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除了在社会公正等问题上的想法外，在科学问题、知识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在启蒙问题上，完全如同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述一样，没有价值，而他的唯观念论的、独断的决定论，则是造成一切极权主义罪恶的根源。
然而令人注意的是，“告别革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没有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讨论，而且被几位在政治上很有企图心的知识分子再次变味炒作。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告别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专制，而居然是八九年所征示的、告别民众对极权主义要进行的革命。这对于严肃的思想界，不仅荒唐，而且令人厌恶。
暴力应该彻底告别，革命却无法彻底告别，一元论，历史决定论必须告别，埋葬极权专制，自由民主却无法回避。所以，告别革命，重要的是告别的是什么，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探索和讨论告诉我们，告别革命，就是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共产主义、共产党，告别这类左派；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告别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以及这种共产党文化。
四， 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转变是革命
如前所述，革命意味着根本性，甚至颠覆性的改变。关于科学革命、知识革命的讨论是在康德以来的启蒙哲学的道路上，弄清人们如何和怎样讨论问题的道路上逐渐展开的。他和近代物理，近代科学的发展密切相联。笔者在前边已经提到，二元认识观，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对立的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探索传统。这种主体对客体，人对自然的研究、进攻，是西方哲学的特点。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西方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在科学史研究中，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一直是很多人讨论的问题，美国的一位著名中国科学史家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还有一些科学史家认为，西方的科学发现，中国都有。笔者现在认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是因为中国的先哲为我们奠立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看法和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这种观念传统中，人们不需要，也不应该进攻、攫取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保护了人，而不是人保护了自然，所以人要敬天地，因此，我们不需要以自然为敌、攫取自然的科学技术。关于这样两种文化好坏优劣的“价值”讨论不是笔者在这里能够讨论的问题。
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对立的思想，在笛卡尔后，科学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对此的盲目相信，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使得人们进一步看到在我们的知识中，主客无法截然分开。现代物理学、宇宙学走向东方所谓“神秘主义”显示的也是西方二元观“描述”客观世界的极限。
虽然对于这点的认识，知识的发展可以从不同方面达到，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可以从相信世界是和谐的，麦克斯韦方程一定协变导出，但是，二十世纪初期，无论物理学还是有关认识论的哲学的发展却都主要是受到马赫强调观察和现象的哲学的影响做出的。量子力学的发展更进一步使人们看到观察对客体的影响，没有纯粹客观的描述。（以上可参见，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这种对于认识论的探究，到五十年代末期，科学哲学家汉斯在科学哲学中提出观察渗透着理论。六十年代，托马克·库恩提出科学革命问题。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的一套前提、规范，不同科学规范是不可比的。一种理论中不可能长出另一种理论来，它的变换是革命性的。
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本来在启蒙哲学道路上的对于这些认识问题的讨论是简单的、清楚明了的，但是，到了法国的非理性哲学家傅科等人那里，却重新变成“话语理论”等云山雾罩的黑话，使得讨论问题时，它再次成为澄清、启蒙的对象。
库恩的理论虽然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引起极大的争议，但是在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中却受到欢迎。本来在西方，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是不能称为“科学”（Science）的，（这其实又是一个作者前面辨析“科学”问题的说明）但是自从库恩理论出现后，历史学等也声称自己是科学。
尽管有关库恩理论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为知识框架和文化精神的变化的描述带来很多方便。他比毛泽东那种，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直观的、文学式的描述，更为具体和准确。
如前所述，共产党国家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很重要的不同点之一，就是有着自己一整套自洽的知识和文化。任何一个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应该都会对此有深刻体会。例如，笔者回忆以往常常感到痛心，为什么六六年文化革命的时候，对于毛泽东，中央文革，那么愚昧的口号和个人崇拜，我们整整一代人都狂热地拥护，见怪不怪，不知其臭？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这几代人的眼睛和头脑都是那个社会造就的。
记得在插队的时候，一位农民问我们毛主席屋子的墙壁糊着什么牌子的香烟盒，是大前门、还是牡丹，我们如何解释说毛主席的屋子不糊烟盒，他都不信，认为我们骗他。最后我们只好说，是糊一种特别大的、特殊材料制作印刷的“烟盒”，那种“烟盒”是专门用来糊墙的。他才认为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一个在极权主义封闭社会中生长的人的情况，与此很类似。
一个极权社会造就的知识分子要进入“一般”社会，或者说正常社会，面临的变化是整体性的，或者说是颠覆性的。这个变化不仅包括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而且也表现在自然科学上。因为它确实如库恩所描述的，极权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自己的前提、假设，伦理规范、心理规范，而且涉及各种范畴、各个领域。除去前述对于科学的等问题的认识外，笔者在这里再从主要的思想和精神方面，列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1）哲学史并非共产党所说的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对立史。
在共产党社会生活的知识分子认为，在哲学上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然而在实际的哲学史上，唯物主义（Materialism）和（Idealism），只占据非常少的地位，而且对于主要哲学问题的探索，从希腊开始，尤其是近代对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及其对立的讨论哲学领域中几乎很少影响。然而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或者说整个社会，唯物还是唯心却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命题。如笔者前面对于“科学”概念所分析的一样，从这种建立在独断的“反映论”和本体论基础上的唯物和唯心论出发，大陆知识界几乎对所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理解都不仅是不准确的，甚至很多是荒谬的。
例如，一位在七十年代在大陆科学哲学界就比较权威的“教授”，居然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在国外住了很长时间后，才发现Realism，和唯物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再例如九十年代初期，香港大学教授刘述先先生曾经一再在文章中谈到，奇怪甘阳为什么居然会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并且截然对立的哲学传统的卡西尔看作是海德格思想的先驱。（刘述先，“思想危机还是现实危机？”，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八年，四月号）
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这种简单教条化的唯物唯心哲学史观的产物；二是典型的大陆知识界那种由于望文生义对概念产生的误会。这种望文生义的误解，绝大多数人是由于看中文翻译的哲学读物（如王元化先生），好一些的则是由于看英汉等外文字典中的中文。
（2）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知识和文化。
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具体表现就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新闻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一切为政治服务。笔者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共产党的政治如何邪恶，而是这种思想方法使得人们养成习惯，以为主题先行，一个想法，或者说意图、观念是否正确是最重要的。
与完全意识形态化紧密相联的就是笔者前面不断强调的整体论的思想方法。人们喜欢用所谓历史、规律、人民、自然等整体的、抽象空洞的概念。
与此相联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思想。所谓“一分为二”，毛泽东的矛盾论，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思想深入人们骨髓，因此，世界图景，社会图景，乃至家庭图景在中国民众中已经完全和中国本身的传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不一样了。（笔者对于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以前有过专门论述，在此从简。）
（3）失去敬畏、恐惧，失去神圣感情的“无神论”。
和上述思想方法相联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无神论。本来有神还是无神，有否来世，是一个无法回答证明的问题。但是僵硬专断的唯物论自认为代表真理，把世界简化成自己的二分法反映论。这种简化摧毁了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神秘感，摧毁了人们的敬畏和恐惧，也就是彻底摧毁了爱因斯坦所经常说的“宗教感情”。一个没有“宗教感情”的人，是一个没有“神圣感情”的人，一个纯粹“物质化”的动物。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所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说的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一个无所畏惧的群体社会，是可怕的。这就是大陆社会过去曾经有文化革命的疯狂，现在又有毫无道德约束的堕落的另一个原因。前者表现的现象似乎是理想主义，后者则似乎是物质主义，其实最根本的是唯物主义。尽管中文的唯物主义和物质主义不是和西文那样是一个词，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们是紧密相连的。
这个唯物主义，以及这个物质化的社会，和极权主义一样是典型的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是西方文化的另一面，而绝对不是如某些知识分子所攻击的那样是中国传统的产物。当前一些鼓吹所谓全盘西化，乃至全盘基督教化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没有宗教，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化毫不缺乏“敬畏和神圣”感情。中国文化从来不主张“纵欲”。当然，人，个人，究竟应该不应该有所限制，有所节制，以及如何节制和限制，是否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一个价值观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这个问题在此超出了笔者所讨论的范围。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界，而是整个大陆社会需要在思想，心理乃至现在使用的一整套语言、概念，彻底变化。关于语言概念问题，专门研究语言的德国文学博士吴建广先生曾经和笔者谈到，他刚刚到达德国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使用的很多语言概念和世界通用的不一样，例如最简单的人民、党，辞海中的定义都是非常有问题的。此后他就此对语言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更确证了这个看法。
对于文化革命中的大批判，假大空的极端文化现象，人们确实都有很深的体会。但是，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日常语言、概念，以及上述思想方法的使用，正是这种大批判文风、假大空文化的基础。如果把假大空文化仅仅只是缩小在文化革命的大批判文章和浩然的《金光大道》等典型化的小说和文艺创作中，那就太小看了这种文化。仔细研究，人们会发现，它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在社会各个角落是无处不在。笔者在这里随便列举几个例子。
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笔者认为是最近二十年来少有的好书。然而，就在这本书中，陆键东先生不只一次地遗憾，陈寅恪先生本可以写出文化史之类的大作品，但是最后却只留下《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误会，陆键东先生当然知道，陈寅恪先生拒绝马克思主义进入他的史学研究，但是陆键东先生居然没有看到，他的遗憾，却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遗憾。陈寅恪先生不会去写他说的那种东西，他晚年的两部著作却恰恰是超越地域和时空，传世的两部作品。在中国以外地区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文化史一类作品大都是通俗读物，虽然偶有大“家”投笔，但是更多的是通俗作家和记者问津。著名英国科学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并非是他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陆键东先生只是理解了政治上的陈寅恪，部分中国传统情操上的陈寅恪，并没有全部理解陈寅恪。
对此，笔者进一步认为，九十年代中期，陈寅恪和顾准几乎在中国的知识界同时出现。陈寅恪先生虽然使用的语言是文言文，谈论的似乎是无人问津的小人物、妓女，而顾准先生使用的似乎是现代语言，谈论的是大问题，但是，陈寅恪先生无论语言，还是治学方法，思想却是清新的，超越时代的。而顾准先生则是教条的，意识形态式的，仍然是共产党内部文化的一部分。顾准先生的文字，除了相对的社会意义外，没有任何学术、思想价值。把顾准和哈耶克相比，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更证明了笔者所说的，如果你的知识框架没有彻底变化，你看到的世界，和其他地区的人，一般知识界不一样。笔者当然对这样的提法非常理解，因为六十年代末期，笔者也是这样提出问题，认识问题的。
再例如在文学上，如张承志，无论他前期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还是后来的《心灵史》，都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文化语言，情操的假大空的作品。这是他在那个社会能够如鱼得水的原因。然而，如果不是他后来的某些带有政治性的观点引起某些人不快，他的作品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界没有受到任何异议。甚至在所谓持“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中。但是对于笔者来说，张承志的作品不是他的政治观点，而是作品的语言、叙述方法，所表现的情操、语境是笔者所不能接受，甚至容忍的。
再例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
自由主义思想家，现在定居在英国的达伦道夫（R. Dahrendorf）是著名的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他认为极权主义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反传统，二是反对近代人权自由思想。笔者以前对中国传统也是持激烈的否定态度。达伦道夫的看法使得笔者从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对此进行了反思。
中国文化传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宝库，这在现今世界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个命题，那么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会如此绝对地反传统？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历史发展观深入我们的骨髓。这使得即便是想要否定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仍然是认为，只有一个价值，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发展是正确的，其余都是不对的。
科学认识论基础上的多元文化观使人们看到，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前提和规范，不同文化对于人，以及人和自然的价值观也不同。如前所述，两千年前，我们的先辈选择的人和自然的观念和希腊的先哲不同，致使中国的历史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但是在这个自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自己调节自己的机制，有肮脏，也有高洁。这在现今西方也是一样。每张牌都有它的正反面。
在西方，被攻击为现在资本主义的卫道士的科学哲学家波普也只是说，和人类历史上的各种制度相比，当代西方民主制是最好的。他的好处在于能够调整自己，逐渐纠正弊病。
爱因斯坦极为推崇印度圣雄甘地，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应该把他视之为楷模、反省自己。但是，甘地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他一直认为西方文明对于人欲的解放，对于自然的攫取可能会把人类带入绝境，那些全盘西化者的追求是飞蛾扑火。
无论爱因斯坦还是甘地，还是波普，都是在更高的意义上看人类的各种文明和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都有他的几面，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有他能够解决的问题，有他所不能解决的、乃至陷于背谬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波普强调西方，甘地强调东方，爱因斯坦则对科学所解放出来的力量和人类的控制能力怀疑、忧虑。而李慎之等比较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还在教室外，被现实政治所限制。
当你攻击中国传统时，你应该想想西方是否也有这种现象，当你批评西方的时候，则想想中国的传统怎样。这能使你心态平和地对待不同传统。
极权主义之所以反对一切传统是因为，任何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思想规范都和极权主义的文化不相容。极权主义社会是个一元的、封闭的社会。
这个一元的、封闭的社会、封闭的思想精神，不能够容忍任何其他因素的存在。这就是共产党在执政后立即对一切教会和社团进行有效的清理和控制的原因。这也是不过问政治的“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灭顶之灾的原因。因为这个法轮功告诉人们，病是现象，最根本的是做人问题，而在做人问题上，法轮功拒绝了共产党的伦理，恢复了中国固有的传统，修身养性，追求真善美。法轮功的问题再次证明了共产党社会的封闭性没有因为表面上的开放有任何改变。那些和共产党政府一样把法轮功称为“邪教”的知识分子，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知识框架”，应该像康德一样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尺子。
九十年代中期前，笔者在对极权社会的研究中很关注那种表面的社会封闭，但是，最近二十年所谓“开放”后，中国知识界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却使得笔者发现，封闭社会还有更深一层的看不见的封闭，那就是封闭的理论、封闭的思想方法、知识框架，以及由此而造成封闭的精神和文化。极权社会的所建造的封闭的文化，虽然受到一些表面开放的冲击，但是，附属于他的知识界，以及知识和文化的基础基本上没有产生变化。
从以上几个具体例子的简单分析，我们能够看到，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改变是革命，说通俗了就是应该换一副眼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带着极权主义社会给你配戴的眼镜“反对”极权主义，其结果就是从拥护毛泽东到拥护邓小平，很多的时候是自欺欺人，饮鸩止渴。
如果没有反叛和革命，从极权主义的土壤中长不出非极权主义的文化精神。
五， 结语
最近二十年的历史现象，几乎使得无论持什么观点的人都能够看到，中国在四九年后出现了知识断代，文化断代，传统断代，尤其是最近二十年，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的毁灭更为触目惊心，更为广泛。
极权主义反对以往的文化传统，反对近代人权民主的传统，在文化革命，及以前是用极左的方法，在最近二十年是用极右的方法。然而，我们每个在极权主义社会的人生活的人却都像哈威尔说的那样，既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也是极权主义的缔造者。这个文化断代是断在了李慎之先生，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尤其是李慎之先生这代人，他们曾经亲自参与甚至主导缔造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我们却完全是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长大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方法没有进行反省，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从拥护毛泽东，到批评毛泽东，再到不支持过分的暴力，那么这种变化对于知识和文化，对于自由主义精神没有根本性的意义。
过高地吹捧顾准、李慎之先生这一代人，甚至借吹捧他们来拉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传统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才开始的，而相反是断在我们这两、三代人手里的。我们努力一生也许只能到达上一代人，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点，任何使用“过大”的词语形容和赞扬我们这两代知识分子，都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只会给后世留下笑柄。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愿意再次强调，知识问题、精神问题、文化问题绝非如政治问题那么“简单”，似乎只是一个站队问题，你没有完全站在极权主义政府一边就什么都解决了，一切都正确了。恰恰不同的是，知识问题、精神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就人的心灵是否是一块白板进行过探讨，然而无论人的心灵先天是否是一块白板，笔者认为，它一旦被写上了“内容”，无论此后你如何擦拭，总还会留下痕迹，更何况你从来也没有进行过这种努力了。
直到如今，笔者每次写完文章，都要首先反复检查自己的语言、概念和方法，哪些概念没有根据，哪些只是那个社会的片面理解，哪些是妄说，假大空、昏话。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潜在地含有那种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文体、旋律，那种文化的痕迹。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极权主义统治后，笔者痛切地感到，我们这两三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框架和文化精神要想变化，确实是颠覆性的、革命的，脱胎换骨的。
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德国埃森初稿，七月八号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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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美国，多维网，2003年5月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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