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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2在悉尼大学纪念李慎之研讨会上，右為朱學勤 |
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和许良英先生对很多问题进行过非常推心置腹的讨论，有些来往信件甚至十几页，笔者有幸接触到这些讨论，并看到这些讨论今天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笔者的这封信就是在此期间，去年年底写给许良英先生的。
十四年前，将近七十岁的的李慎之先生，因为良知，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此人们可能很容易地看到。但是，对于另一个领域，知识结构和精神的变化，可惜由于他的去世而结束，不然的话，或许在这一领域中可能展现出更多的内容。（2003.4.26）
许先生，您好！
很感谢您寄来的您和李慎之先生讨论的文章。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看法，我虽然不同意，但是看到您寄来的讨论，我却对李先生更增加了很多爱戴。他宽和，平实，谦虚，有长者之风。另外就是您和李先生，两位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却都是那么认真严肃，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逐一讨论问题。您们的观点和看法，如果我有不同意见，会和您们讨论，但是，这种最根本的做人态度是永存的，活到老学到老，最根本反省的应该是做人，做学问的态度，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代传统。您给我寄来的文章，让我了解到您们的讨论和交往，这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看了您给李慎之先生的信。我觉得您指出的问题是准确的。对于李慎之先生，我认为他多年从事政治和社会工作，在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后他的积极影响还是在政治和社会上。这点他和顾准非常类似。顾准的那本书，我本来想写一篇评述，后来在搬家的时候，读书笔记丢了，而我再也没有兴趣从新读一遍。
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
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正如我们看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汉学家的所谓论文，如果他的著述参考的都是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等普及读物，那他的论文，西方人也许感觉不到他的肤浅，对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就会一眼看出。在这一专业领域中，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也不会这么作。
至于概念的使用，例如顾准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则完全是共产党宣传部的理解，根本不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的理解。我原来构思的文章中，就是想利用顾准书中逐条研究和概念运用的偏颇，来阐述，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
再例如，您对李慎之先生指出的科学不是价值系统的问题。这也是基本的常识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讲的“科学”究竟指的是是什么，都应该推敲，是英文的Science，还是德语中的Wissenschaft，是近代以严密科学（Exact Science）的方法和思想为基础的“科学”（Science），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科学。这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这还使我想到王元化先生，他似乎和李慎之先生和顾准先生的经历类似，他“研究”黑格尔和康德，居然只能看中文翻译本，还在书中称自己对这一研究有所发展，这也是一件不患不知，而患自己不知不知的事情。因为其一，如果不懂德文，那些概念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况且，再进一步说，是懂了德文，也很难说就能把握住这些哲学家究竟说的是什么。其二，你不懂德文，如何知道研究黑格尔和康德的现状如何，究竟有哪些人研究，研究了哪些问题，在哪些问题上有哪些争论。这些都不了解如和谈有所发展。
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在社会政治上。他确实有很好的才能，但是，从早年投身革命开始，如他再给您的信中所说，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学术领域，思想领域，顾准也是如此，因此，如果评述李慎之和顾准先生看不到这点，那么只能说明中国的知识界出了问题。当然这绝对不是贬低他们，我看过李慎之先生回忆吴宓的文章，写的非常好，读罢，真的绕梁三日。所以，重要的是应该谈自己的感受，而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能谈。
我不奇怪李先生对顾准的评价。因为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感到，在政治问题之外还有更为基础的文化和知识问题。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文化和精神问题。他们在这方面，在知识领域，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问题上并没有很大变化，或者根本就没有感到有变化的必要。他们可能某些时候对某些东西不满，例如不满毛泽东、不满文化大革命等，但是对总体的文化和制度却没有自己的思索，更不要说知识结构。
顾准应该说基本上仍然在共产党的文化范围内，思想方法范围内探询，顾准走的路很像我们当年反叛共产党社会之前的思想之路，即六九年到七一年之间的思想探索，那时我们想问题的方法，提出的问题几乎和他很相像，但是，在政治书籍上看到德热拉斯的著作之後，在哲学上看到康德、休谟、罗素之後，有文学上看到海明威、赛林格、甚至可以说认真看了托尔斯泰、雨果、斯汤达等人的作品後，人性觉醒了，思想启蒙了（也就是力图弄清楚问题，弄清楚如何提问题，研究解答问题），首先从政治上从那个社会自然走出来了，然后逐渐在精神上，继而知识结构上走了出来。这几乎花费了我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种反叛和转换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如同数学物理一样的，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的能力，一个是良知问题。前者是智力问题，后者是道德问题。而且两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顾准先生仍然是在觉醒中，他研究问题的方法，提的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原来的框架，他提的问题和讨论的方法，有些个是伪问题，有些问题人家早已经讨论过，他用的资料基本上不是学术研究用的资料，因此，可以说，在学术和思想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和很多大陆其它的作品一样，它仍然只有政治和社会意义。顾准之所以能被很多人接受，也是因为他走的不很远，或者说没有走出那个范式的原因。一旦他真的走入另一个世界，那么每个想要理解他的人都需要首先改变自己的已经习以为常的，舒适的思维模式，那也就没有那么多人愿意付出努力来理解他了。
这一点，我到是觉得毛泽东看得很准，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个脱胎换骨其实就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改变，是革命。如同物理学，量子力学对于老一代人不可理解，对于另一代人，由于整个思想的前提都改变了，所以接受起来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了。毛泽东真的对后几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几代知识分子要想真正重新看到世界的真正颜色，则要重新再次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否则就永远只会带着毛泽东的眼镜，马列主义的那种建立在专断教条的认识论基础上的概念和思维来思考研究问题。
就这点来说，如果顾准先生谈的是学术，而不只是政治，那么顾准先生首要的不是革人家的命，而是革自己的思想方法的命。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在我们认识世界之前，首先要检测一下我们用的尺子，检测一下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否则量了半天都是瞎量。但是顾准先生没有感到这点，而且他先天使用的方法不幸也是从根本上有问题的方法，一种政治领先的意识形态化的方法，而不是研究问题的方法。Totalitarism，不仅是制度，还有其思想和文化基础。由此，我认为如果人们，或者说知识界能够认识到顾准的探索没有学术价值，那么才会表明中国的知识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否则就会永远原地转圈子，否定毛泽东，而拥护邓小平，明天再不得不否定邓小平，换汤不换药的历史也在进步，可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个代价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另一方面是人的环境，也就是社会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的破坏。而药的变换，就是制度，人的精神，文化，知识结构的改变。过渡时期的人物，其个人的追求是否能够对社会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恐怕最根本的地方就在这里。
此祝您和王老师身体健康！
维光
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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