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马建的才气打动了鲁尔大学汉学系嗅觉敏锐、喜爱活动的马汉茂教授，他居然破天荒地从香港把马建，这个既不懂德文，也不会英文，没有任何文凭的作家请到德国大学，教那些只知道德文的学生中文。这在保守的德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马建来了，我也真的是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一般自我很强、有个性的作家总是受不了那半个位置钱的约束，而且面前还有语言那道山。然而，一年下来，马建却是既保持住了他的个性，那应该说是他的才华，也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他教学的任务。这真的是让我吃惊，并且敬佩。那一段，他的女朋友，一个漂亮纯真的英国女孩经常到德国来，他们也一同到我家来谈天说地。
马建可能永远是不安分的，总是会做出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就如他不懂任何外语，就要突然舍弃香港，只身一人来到最多只能住四年的德国；就像他八七年突然在大陆以一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受到全国性的点名批判，而同时他人却已经移居到香港。九八年秋季，马建突然对我说，这样下去不行，为了专心写出东西，要立即辞去教职，移居英国，专心写作。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一个中文作家要想靠稿费在西方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鲁尔大学的位置只是半个，并且只有四年，但是对于很多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来说是仍然是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毕竟生活还能有个基本保障。砸了饭碗，往英国跳，无异于向深渊跳。马建怎敢跳向深渊？
但是，马建就是马建，他生来是做作家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能够安于在现实中津津计算。他的感觉生来是为了感觉爱，感觉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
由于不懂外文，马建到杜塞尔道夫英国领使馆办理签证都是我陪同他去的。我自己在生活问题上就已经够荒唐不经的了，向来喜爱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但是就是在陪他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他是否真的会立即离开鲁尔大学。
九九年一月，马建对我说，他已经拿到签证，要向马汉茂辞职了，那时我才相信，这一切不是想象，而成为了现实。
马建此一去就是为了这本刚刚得奖的《红尘》，他预支了稿费，就孤注一掷地走向荒漠。
古人在论述书法时说，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我当然也看到一些后天不足给马建带来的阻碍。他不能无时无刻地随手写下好的文字，就像英国哲学家罗素那样。如果不慎重，他也会显出捉襟见肘的地方。
马建的文字天才或许在于他的感觉和感受。他是以一种文气带领他的文字。这个文气就是马建对人生的感觉和感受。马建的《拉面者》等很多作品，冷竣深刻，在他对人生，对社会平淡的、略带玩世不恭的描述中，你仔细思索，却是入木三分，令你拍案叫绝。
在我读马建的《拉面者》的时候，才突然感到，九十年代黑色幽默的代表应该是马建。马建简单带有调侃的笔法，刻画了中国八十年代后的社会，读来似乎有些荒诞，但是，你却是越想越觉得他是真实的，笑过之后，你会觉得一股冷气从脊梁升起。这个被共产党扭曲了的社会，可笑中带着无法掩藏的悲哀。那是失去人性，失去真正的感觉的悲哀。读马建的这些作品，使我感到，痞子大王王朔的作品和马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说他不可同日而语，是因为王朔作品中太多的媚俗，太多的媚社会，媚当权者。也许这是王朔很容易就能被社会，被认同那个社会的人，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是被那个社会麻痹的人，喜爱的原因。而马建的调侃却带着沉重和悲哀，带着毒刺。第一面它可能拒你以千里之外，仔细看，它又可能有一种尘世间无法容忍的恶毒。
人生在最根本上是一个悲剧，能在喜剧中揭示出悲剧性，能在幽默中使人们感到人生、社会的悲剧性，才是深刻的。在这个意义上，被人们认为充满欢愉的莫扎特，经典的音乐评论都认为，在他的音乐中充满着悲剧。马建看穿了这个表面上物质繁荣，轻松幽默的极权社会的无人性、暴戾和没有保障的生活。他把你失去的美好的东西，把你的潜藏的卑劣，拉出来让你看，让你为自己的调侃和“京味”痞话感到羞愧。他让你不能安静。
马建生就是作家，他不是为了媚俗、媚社会而写作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为了一种纯文学而追求写作的。那些在共产党社会中受到大众、媒体，乃至所谓“文学界”、“知识界”欢迎的作家，马建不屑与之为伍，他认为那根本不是文学，当代中国不仅缺乏文学，而且缺乏真正对文学的理解。
马建受邀请到柏林，可他立即就批评那些汉学家，认为他们不懂文学。他以东欧的文学为案例，说明汉学家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介绍，大都是一堆垃圾。
读马建的黑色幽默要用力，要思索，还要反省，他让你发笑，可很多时候还让你不舒服，甚至感到芒刺在背。马建的黑色幽默拒大众、拒那个社会于千里之外，所以在尘世中马建没有王朔的地为、名声和钱财，马建的位置是在文学，不是市井，马建走去的路，是如曹雪芹一样，贫穷寂寞的路。马建能否耐得贫穷，耐得寂寞，还要看他一路走来，自己如何去写。
然而，对于马建的《九条岔路》，虽然他自己和很多玩弄花活的所谓“小说家”、“评论家”，令人眩晕地高度评价这本书，我却认为，马建在这里失去了自己的本色，自己的天才，过渡的追求所谓那些连批评者自己也不明白的“后现代”，败坏了他的真正感觉。这本书是瑕不掩瑜、瑜不掩瑕。依我看，谋害马建才能的正是为这本书写“跋”那类半吊子批评家，他周围那个没有感觉和才能的群体。马建是有才能的，他不需要那种虚张声势，他其实用自己最朴实的感觉和能力，就能写好，就能超出这类人。
关于《九条岔路》这本书，马建曾经和台湾的马森教授产生过争论。在那次讨论会上，我明确地对马建说，马森是对的，马森是行家。这个例子，使我也自省，我们这两代人，在觉悟后，在不能容忍那种没有人性的共产党社会后，我们自己身上也不同程度地染有很多那个封闭社会的特点，从知识结构，到道德框架。马建当然也不例外。我前面曾经说过，马建的文字修养不深，这其实不是他的过失。他成长于那个毁灭传统和一切其它文化的极权社会，怎么可能受到正常的教育训练。马建生错了时代和社会，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他却生来是作家。马建有才能，马森是行家。如果马建由于自大变得不在行，那就是一个更令人心碎的悲剧了。
在这个才能匮乏的时代，糟蹋才能是更令人痛心的事情。
九八年底，我正在找波兰当代作曲家格奥尔斯基的第三交响曲的唱片，由于我是偶然在电视上听到的作品片段，既不知道作曲家名字，也不知道是什么交响乐。那天碰到马建，他说送我一张他非常喜爱的唱片。我拿回家一听，发现正是我寻找的作品。由此我进一步了解了这位波兰作曲家，并且按图所骥，扫集他的唱片。后来，单只是他的第三交响乐，我就搜集到四个版本，然而最喜爱的还是马建送我的那张英国伦敦交响乐团录制的唱片。后来，马建对我说，他也听过多个版本，也是认为这个最好。
马建的命硬，九九年初春，他去了英国，夏初，邀请他到鲁尔大学来的马汉茂教授告别了红尘。他好象事先就有预感，因而不必面对鲁尔大学其后变化强加给他的命运，从容不迫地走向了自己的道路。六月为了参加马汉茂的追悼会，他又回到了鲁尔大学一次，我们在追悼会场外匆匆见了一面，因为，我当时由于突发的事件而失去记忆三天，并且当时刘宾雁、郑义等朋友住在我那里，因此，没有有更多的时间和他深谈，不知他的生活安置的怎样。此后三年我们经常有电话往来，高行健的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出来着实地和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行健获奖的批评者们过了几个回合。
他确实可以说是高行健的朋友，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他们是一个圈子的，此后一直交往联系。我对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的评价在当时是积极的。之所以如此，我认为，高行健比某些所谓候奖的中国作家“聪明”，他知道诺贝尔奖在根本的做人的立场上给什么样的作家，他知道文学的努力在什么方向上，并且真的是做到锲而不舍地去努力按照这个模式，争取这个奖。这总比那些八面玲珑，对真正的文学理解不多的作家获奖对中文世界有更积极的意义。但是无论高行健得奖前，还是得奖后，我都认为，高行健有的是“聪明”，马建有的是才能。高行健到八十年代初期，才打现代派的主意，八十年代末期，八九年才退党，可谓“后知后觉”。他的后知后觉是“聪明”的结果。马建也可谓后知后觉，但他的后知后觉是因为他先天没有受到如高行健那样稍微系统些的教育，又是七十年代末期后，才从外地，青岛到北京。此后二十年马建能迅速跻身文坛，自立于文坛，无论文字还是思想都很少显露出幼稚粗疏的痕迹，我认为这都是因为他有才能。
今年六月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马建又打电话和我探讨足球。说实话，我一直为马建的生存问题担心，一直担心生活的重压是否会使他夭折。在海外坚持写作，坚持追求，不去取悦社会和知识权贵，不为三五个月的资助迎合那些一知半解的汉学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三年来，他走了下来，坚持了下来。他能和我探讨世界杯，说明他还精力充沛地活着，没有垮掉的趋势。
走出尘世，走进自己的作品《红尘》的马建，在二零零一年四月，离开德国的两年后，如约出版了《红尘》。红尘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反响。当年就在加拿大的亚太平洋地区－吉利玛图书奖评比中入围，最后擦肩而过。这个奖，被美国一位以三峡地区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家获得。然而这次，二零零二年，有意思的事，在英国旅行图书的最大奖，托马斯·寇克奖评比中，这两位年前角逐过的作家，都再次入围，而结果，这次则是马建获得了大奖。
能够实打实，面对面，在同一个题材中和西方作家的对比中获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具有在世界各地旅行，流浪生活传统的英国，在旅行文学的领域中。近二三百年来，狄更斯等英国大的文学家都涉足过这一领域，而英语的世界性，更使得英国出版界，文学界见多识广。现在，马建，一个只能讲中文的作家，只能在中文世界中生活的作家，一个先天被共产党文化改造过的作家，能够在人性，在人生的追求问题上，而不是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和改换口味，打动了英国的出版界，确实令人赞叹。
马建在《红尘》中记述了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非法流浪的经历。那时正是很多代表“新”意的作家在中国走向成名的时候，然而，对马建来说，却由于追求自由的意识的萌芽，经常被警察拘留传唤，使他在北京“处于残忍的专制和群众的监视之中”（马建，“写在《红尘》获奖之后”），于是，他只好此去了官方记者的职务，离开到处是监视的眼睛的北京，到全国流浪去了。
马建流浪了三年，走了十万公里。他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从中部到西北，又从西北到西藏。他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看被红尘覆盖的中国，也想走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之路。流浪，不是旅行，是在生活，挣扎。没钱了就要想办法干活挣钱。有时靠体力，有时靠技术，有时也要依靠一些生存“智慧”。他给农民画堂画，绑沙发，在山区倒卖纱巾和尼龙绳。白天辗转在路上，晚上有时睡在羊圈，有时在车站棚下，甚至树上。
在北部的毛乌素沙漠，他想沿着它的边沿去陕北的黄河。结果在色彩如乳房般的沙丘之间迷了路。三十公里的路，走了三天，最后连尿都没有的喝，几乎被渴死在沙漠。在人间，他在街上为人理发时曾经被人抢了包，在集市上为人算命被人打昏，曾经七次被群众告发是“特务”、“流氓”，被警察追得翻墙逃命。在这些遭遇的后边，马建看到的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迫害刚开放了一点，幸存者们匆忙地钻进了发财致富的浪潮里寻找身份失去了对精神的寻求。人们又成了物质的牺牲品，从千疮百孔的黄土地到商业化深圳，全社会都在发疯，你不疯便成了白痴。连佛教圣地，也只能见到些没了神气的寺庙，一切都失魂落魄。”（同上）
马建在《红尘》中记述了三年的流浪，然而写完他却发现，这本书描写他和专制社会的关系，多过他自己的变化。现今的中国大地，“那无耻的暴政社会，人们早都吓破了胆，失去了自我意识。因此，他们的意志大都是盲目的。被独裁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恐怖像瘟疫一样染遍每个心灵，每个村镇，哪怕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同上）对于暴政下的自然，他愤怒而又无奈地感到，它如何能像传统中国山水那样悠然洒脱，如何能像民主社会的草木那样有条不紊。
英国的《大主题》周刊评述他说，“马建的作品，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的令人惊讶的发现，他在字里行间中显示出一个反叛者的敏锐，那是一个只有在正在变化的那个国家中生存过的人才能描述出来的故事。他的写作如绘画一般，显示了一系列的令人难忘的镜头。他描写了一个永远在变化的风景，一个不变的苦难和挣扎，还有那一代人的迷惘。”《独立报》说，“《红尘》可称是部巨著，它具有力度的美感，令西方作家跌破眼镜。同时《红尘》的自我坦白又叫人难以忍受。在中国文革中垮掉的一代中，它是一部脱颖而出的力作。”《观察家报》说，“马建描述了美丽而又痛苦的，从中国大陆到高原西藏的旅程。这是一部非常卓越的作品 ，半是张戎式的风格，半是寓言式的叙述。文字深邃的含义远远地超越了他所讲述的故事。这是一部难得的旅行小说 . 在他描写的流浪旅途中 , 生活如落叶般随风飘散着。”“《红尘》从头至尾也是一部思想的诗篇 . 在他描写的那些纷纷落叶里面 , 清楚地呈现出了一个正在变化中的国家。”“马建最令人激动的是他把旅行和写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这正是马建固有的风格，正是我所了解的马建。它再次使我看到，真正的文学是超越国界，种族的。人们对作品的评价是相通的。
马建的中文变成英文，居然没有失去原韵，没有失去魅力，这中间当然也有马建的女朋友，Flora的功劳，这个秀气的女孩把马建的中文变成了英文，能够获奖，可见她的英文之美。这个我曾经见过几次的女孩，她确实有少有的聪慧和敏锐。
在回顾这段旅行时，马建说，“十万多公里的旅行，我惊讶中国地貌的丰富神秘，更惊讶人民被专制得麻木无知。”“在狼群中生存，你只能也披着狼皮。慢慢自己也变得粗糙和不诚实了。在没有同情心的人海中旅行，是比登雪峰还困难的探险。”
极端地把中国现代和中国传统拉在一起，现在我已经不能同意。今天的中国，是将近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片面西化的结果，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已经基本上全盘片面西化。极权主义，共产党社会，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另一个产物。但是，马建对现象的描述却是准确的。其实，这些描述用刀现今中国的知识界更为真切，“被专制得麻木无知”，“变得粗糙和不诚实”。这个既失去了中国“文人”传统，又没有近代西方独立知识分子品质，半个多世纪来被治理，被异化的知识阶层，共产党无论用大棒，还是胡萝卜，都能轻易地使他们伏贴、驯服，可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安全，咬起异议的人来，比共产党还要凶狠。甚至即便在他们出国后，咬起来还是那幺凶狠。
马建的《红尘》现在已经出版了英文、荷兰文、挪威文、意大利文版，即将出版的有法文、西班牙文等，但是，中文版却无法在他的故乡中国大陆出版。马建的反叛，马建在《红尘》中充满寓言式的描述，令马建自己不安宁，也搅扰了那些被豢养的，凶狠的知识阶层的精英们的梦！《红尘》对于中国的那些“著名”的、被豢养的作家群，知识群体，肯定是一个噩梦！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于德国埃森
附注：
中国作家马建在英国获托马斯奖。
2002年9月19日，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荣获在英国颁发的托马斯·寇克旅行图书奖。获奖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英译本《红尘》。
英国的旅行探险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托马斯图书奖也是英语界最高的旅行文学奖。马建是第一位荣获该奖的中国作家。奖金一万英磅。
马建的流浪体小说揭示了八十代大陆的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开始寻找各自的身份和精神价值。被评为是中国的克鲁雅克的“在路上”。
英国的每日邮电报介绍说：马建描写了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国家。这是一部最经典的中国文化历史。他也让人们惊讶旅行文学是可以写得如此了不起。
目前己出版了荷兰文、挪威文和意大利文。
英文书名：《RED
DUST》
图书信息：www.amazon.co.uk
获奖信息：www.thetravelbookaw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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