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您好！
昨天，九号，收到您九月一号的信。这中间可能有一个误会。我七月初完成了那篇有关中国知识界最近二十年来的几个社会问题的文章后，在七月十九号邮寄给了您。八月一号发表时，我把它转发给了谢泳等几个朋友。后来，谢泳的来信说，他刚刚到您那里去，您没有收到。谢泳并且婉转地批评我说，我发表文章应该及时给您邮寄去，您对我很关心。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因此写信给谢泳，向他解释，已经给您寄去，可能邮寄丢了，并告诉他我会立即再次邮寄一次。考虑到可能是由于信件太厚的原因，我此次分两次邮寄。但是第一封信寄出后，谢泳来信说，他可以帮助我打印一份寄给您，并且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您的信可以发到他的信箱由他转寄。由于我已经邮寄了一半，因此犹豫几天后还是把第二部分邮寄了。
关于您九月一号信中提到的问题，我会思索。尤其是关于革命一词，我会立即查询订正补充。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查阅了一些资料，但是，几乎所有的有关革命的解释都是从哥白尼日心说开始，无论是有关科学哲学还是社会问题都是如此。
关于托马斯·库恩，我对他并没有特别的推崇，只是谈在描述这个现象的时候，可以用他的理论。而对于波普，他的政治哲学对我有很多启发。但是在科学哲学上，我认为他在很多看法上很武断，后期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很多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实在论问题上，他和爱因斯坦非常接近。至于在有关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问题上，波普和库恩的学说是對立，甚至水火不相容，他的两个学生，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后来都成为他的敌人，所以我在谈到波普和库恩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措词都非常小心谨慎。
为迅速把信发出，先写这几句。昨天在网上看到，新加坡又有一例Sars病，天气转冷，望您们倍加注意身体！祝您和王老师身体健康！
维光
（发表于《民主中国》2004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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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民主中国》2003年十月号编者按：此信经许良英先生本人授权，在此摘要发表。
维光：
７月１９日来信，７月２８日收到。花了一个整天功夫看完了你二万多字的《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感到非常吃力。文中有些论点我是同意的，但有不少重要论点我不能同意。你说的问题竟如此多，如此广泛，要逐一讨论，没有两三天不可能，而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对李慎之、顾准这样的人的思想评论，首先应针对他们具体的论点，而不应该停留在抽象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结构这类空洞的议论中。你要批判极权主义，首先应理解极权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然后是一种意识形态。至于抽象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你唯一看中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结构问题，联系更是远了。同是极权主义的Ｎａｚｉ德国和Ｓｔａｌｉｎ俄国，它们的哲学思想并不一致。而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作为一个哲学流派，２０世纪初由英国人Ｓｍｕｔｚ创立，与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毫无关系。这是我大学一年级时从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的名著《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中读到的。在哲学史上，主张唯物论和一元论的哲学家很多，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是反对专制的，更不用说会与极权主义挂钩。例如古希腊原子论创立者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ｉｕｓ有具名言：“在一种民主制中受贫穷，又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１７世纪荷兰的Ｓｐｉｎｏｙａ，既是一个坚持一元论的理性论哲学家，又是一个把天赋权利、自由和民主结合起来并加以论证的政治思想家。
在你这篇论文中，把Ｐｏｐｐｅｒ和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的思想奉为经典，是不可取的。Ｐｏｐｅｒ否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Ｋｕｈｎ否认科学进步，认为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物理学与Ｇａｌｉｌｅｏ的物理学是不可比的，都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瞎说。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说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快，Ｇａｌｉｌｅｏ用落体试验否定这一论断。这不算“比”吗？至于真理是否有客观性，请你读一读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３０年与Ｔｅｇｏｒｅ的对话（《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ｐｐ２６９－２７１）；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论点是代表绝大多数科学研究者的，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明确的宣扬这一论点。记得１９８６年，我向你们强调说过：我们研究科学思想史的人，应该比各派哲学家都站得高，看得远。任何一派哲学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但决不可拘泥于任何一个派别的框架。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４９年《对批评的回答》所说的，科学家不容许“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的体系”，也就是这意思。哲学家为构成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总是要把一个合理的论点推向极端，结果就往往是荒谬。例如Ｐｏｐｅｒ，他的证伪分析是很有价值，但当变成了“证伪主义”，否认科学理论被实验证实的可能性和真理的客观性，这就与真正的科学方法背道而驰了。这在你的论文中有多处反映。如说“一切知识都是一种推测”。你能说“我今年８３岁”，“人总是要死的”，“太阳总是从东边上山，西边下山”这样的知识是一种可能错误的推测吗？人不是生活在虚幻的推测中，而是生活在直接可以接受的现实中的！科学理论大多也如此。原子论在古希腊时纯粹是思辨性的猜测，到了Ｄａｌｔｏｎ开始成了科学理论。今天，通过纳米技术，可以直接观察和控制几个原子的排列和运动，没有理由认为原子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推测。
文中多次提到宗教问题，认为“对于宗教问题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从逻辑实证论看来，确是如此。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凡是生活在社会中并关心社会的人，都有权利说说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感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对宗教问题就有非常精辟的见解，《爱因斯坦文集》第一、三卷中有５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你虽然也一再提到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宗教感情”，但理解并不全面。你认为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宗教感情是与“敬畏和恐惧”密不可分的，可是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并不是这样看的。他１９３０年在《宗教和科学》一文中，分析宗教有三个发展阶段：（１）恐惧宗教，（２）道德宗教，（３）宇宙宗教感情。他认为，一个“真正严肃地接受因果性假说的”具有宗教感情的人，“用不着恐惧的宗教，也用不着社会的或者道德的宗教”；“一个人的伦理行为应当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以及社会联系和社会需要上；而宗教基础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死后要受罚和希望死后得赏，才来约束自己，那实在是太糟糕了。”
关于“启蒙”我不完全赞同你对Ｋａｎｔ的定义的引伸，而主张从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本意上来理解启蒙。Ｒｕｓｓｅｌｌ在１９５９年的《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一书中对启蒙运动有个简洁的说明：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对自主的智力活动的重新估价，正如按照字义所说的，其目的是要对以前受黑暗笼罩的地方传播光明。１９９７年去世的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在１９５６年的《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一书（此书是我１９８３年在Ｂｏｓｔｏｎ一家旧书店中买来的）中有这样一段隽永的话：“１８世纪最有才能的思想家所具有的智慧力量、诚挚、坦荡、勇敢，以及对真理的无私的爱，是迄今无与伦比的。他们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也是最有希望的时期。”中国要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半个世纪的极权统治的黑暗走向现代化，必须经历这样的启蒙阶段。当然，负有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启自己的蒙，这也正是我十多年来一再强调的。
你文中说，把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理解为“革命”，是从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ｅｓ开始的，不知道有何根据？２０年前，我在《２０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哥白尼革命”是双关语，因为哥白尼的著作《天体绕转》中的“绕转”的拉丁文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ｂｕｓ和“革命”是同一个词。所谓革命，原来指的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个概念（词）在Ｐｌａｔｏ和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决不是到１６世纪才有，而它首先是政治概念，以后才被引伸到科学思想领域。你文中所说的历史过程正好倒了过来！！
最后谈一谈文化传统问题。我估计你对李慎之最不满的是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可是你文中只字不提他的具体论点，只说了一句：他“还在教室外”，既不能说服人，态度也过于傲慢，只能引起人反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评价，你和李慎之一样，在近十年来都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他原来自命是“半个新儒家”，１９９９年开始醒悟。……你如果真想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应该先认真地读一读他２０００年那篇论文。由于我们以前就中国文化传统问题在信中已争论过多次，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
祝你和学文都好！！
许良英
２００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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